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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女性史研究”座谈会纪要
来源:公众号: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54 更新时间:2018-12-13

2018年1015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我与女性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华盛顿大学历史系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教授、成功大学历史学院刘静贞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志生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出席了座谈会。学者们分享了自己从事女性史、性别史研究的心得体会,并对当下女性史、性别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座谈会现场

 

伊沛霞教授首先讲述了自己进行女性史研究的经历。她求学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正是女权运动浪潮席卷美国之时。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女性史研究开始进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伊沛霞教授的研究兴趣转向家庭史,并将目光聚焦于宋代。她意识到,在宋代的墓志铭和《名公书判清明集》等材料中,蕴含了大量关于女性和家庭的信息。《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是伊沛霞教授这一阶段研究的成果,她认为,在对婚姻的观察中,不能仅仅将女性视为牺牲品和受害者,而要注意到女性自己的能动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学界开始对“女性史”的研究范畴进行反思,学者们认为,不应过于强调女性的特殊性,而应将性别作为研究路径,来观察历史中社会的各个方面。与此同时,柏文莉等学者继续进行中国古代史范畴内的女性史、性别史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伊沛霞教授发言

 

刘静贞教授从她自身研究的经验出发,省思《当“历史”遇到“性别”》的可能性。她在博士阶段对北宋皇帝的研究,虽然写到太后,也关心具体的人如何面对已被政治社会制度规范好的角色,但性别尚未进入视野。后来尝试在士大夫笔下寻找女性,却发现,在历史资料中找到的女性身影,其实映照着士大夫的社会秩序性别理念这一来,“女性”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成为研究的取径。刘静贞教授认为,文本解读是女性史研究的重要理路。无论是王昭君和孟姜女的故事传讲,或是《列女传》的书写,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境,寄托着时人特殊的情感。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是书写者的选择。她期望在历史研究中加入性别分析,可以更有效地了解过去的人在其所处的时空中,是如何解决生命、生活问题的。

刘静贞教授认为,以往对于宋代历史格局的认识中,男性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画面,但在“一人独裁”“士大夫官僚”等任何一个历史侧面,都有女性的参与。由于历史知识具有被建构性,面对被建构的过去,我们既要追究“性别”作为分类概念曾经如何形塑了女性的面貌,影响了历史的书写;更要思考这种曾经“男女有别”的过去,今日应该如何去看待。研究者面对性别在历史中呈现的差异性时,在证明不平等和个体能动性的基础上,可以着力去探寻差异形成的动因,也该关心个人在礼法、情性间的挣扎与选择。刘静贞教授借用“因陀罗网上的宝珠”指出,女性史研究常呈现多中心交错的分析叙事,如同宝珠彼此折射出多重的映像,女性人物背后既牵涉着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理念规范,也缀接着近距离的具体人物和人际关系。

刘静贞教授(左)与李志生教授(右)

 

李志生教授讲到,中国大陆女性史研究的起步,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学界理论的影响。上世纪末,在郑必俊教授等学者的倡导下,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成立,女性史及各学科的女性研究逐步发展起来。李志生教授提出了在研究妇女日常生活史中遇到的两个问题。一是“女性史”和“性别史”的研究范畴如何把握,在做妇女问题的梳理时,可否同时研究男性。二是如何平衡上层的历史与庶民的历史,通常日常生活史的目光关注庶民,那么应如何处理虢国夫人之类的上层社会女性?

李志生教授与佟新教授(右)

 

邓小南教授讲到,学界对于“女性史”和“性别史”的概念问题经历了反思,在对女性进行研究之后,人们发现,脱离男性无法观察女性,故开始产生“社会性别史”的提法。但是随后又有人提出,将两性并列考察,背离了女性史研究开展时的初衷,应该更加关注那些曾经被忽视了的女性。刘静贞教授认为,性别概念的引入十分重要,它让人们反思,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到底在何处,反思社会中人们相处的方式,而女性主义在这方面的思考,并不是停滞不进的。

邓小南教授(中)发言

 

在提问阶段,有人谈到,有些人存在一种偏见,认为从事女性研究的都是女性学者。对此刘静贞教授认为,在研究中,学者自身的性别身份问题并非重点,关键在于学者能否很好地把握所研究的问题。佟新教授认为,费孝通教授在概括中国社会特点时,“男女有别”是重要的一项。对分工体系的认识与其说是歧视,不如说是一种“偏颇的知识”。在目前学术界整体的观念里,女人没有被视为真正的学者,而仿佛是学术领域的闯入者。随后,在场学者和听众还针对宋代女性在图像中的描绘、当下娱乐市场中的女性意识等话题进行了讨论。

 

撰稿人:车佳敏

编辑:陈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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