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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教授讲座:人类原初社群及其当代遗存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298 更新时间:2018-12-16

   2018122日下午,清史研究所四十周年系列讲座之“人类原初社群及其当代遗存”于学生活动中心东厅举行。此次讲座由王明珂教授主讲。王明珂教授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游牧社会与族群现象,曾长期在青藏高原东缘从事结合史学与人类学的羌、藏族田野考察。杨念群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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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伊始,王明珂教授与同学们分享了他在田野考察时发现的奇特现象,即几乎所有封闭孤立的羌族村寨中,或多或少都有若干女人被怀疑为对丈夫或家族不利的“毒药猫”。王明珂教授向我们解释,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社会中的集体恐惧、猜疑与暴力。随后,又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人性中的暴力根源究竟为何?是否源于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经验?若如此,则这种经验又如何传递至今?带着这一系列疑问,王明珂教授回顾了与此相关的弗洛伊德及芮内·哈吉德的宗教起源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宗教(特别是一神教)源于人类史前社会中的弑父事件。芮内·吉哈德则修正了前者的原始弑父事件之说,他认为原初谋杀事件是真实存在的,但并非单一事件,而是世界各地都曾发生。吉哈德强调的并非让人又敬又恨的“父亲”,而是在模仿欲望(mimetic desire)下相互忌恨的“弟兄”。他认为弟兄间的敌意,以及集体施暴于代罪羔羊来消弭潜在冲突,才是许多宗教及其仪式的源起:如其所言,弗洛伊德之宗教起源学说,需要其代罪羔羊理论来补足始能完备。王明珂教授认为,“毒药猫”实即芮内·吉哈德的“代罪羔羊”。弗洛伊德及芮内·吉哈德理论中的“人类史前社会”当指新石器时代,而真正巨大的改变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因定居及农业生产,使得人口与聚落增加,人群间的敌意与冲突增强,制度化暴力及防御性城墙亦随之出现。但是,在当今高度发展的社会自然无法寻求与之相似的考察样本,王明珂教授遂引领我们将注意力转回到了相对“原始”的羌族村寨。

据王明珂教授在松潘县小姓沟埃溪村的羌族村寨调查发现,此一地区的社会具有如下特点:1、各家各寨平等自主;2、拥有山神信仰、地盘家神信仰,不轻易搬迁;3、房子要盖在有地盘神的老地基上;4、重地盘界限,也尊重周遭邻人的地盘界限。在这种社会之下,人们不但需要共同保护资源,也需要共同区分与争夺资源。因而邻人是亲人,而近亲也是近邻、近邻又是近敌,在这种内忧外患压力下,人们需要以相对弱小的“毒药猫”来凝聚村寨人群认同。王明珂教授将这种社会称为“山神社会”。与此相反的是,川南凉山彝族强调阶级与种姓;无山神信仰,无地盘家神信仰;常搬迁,房子爱盖在新地基上,构筑简单;不注重他族地盘界线;以对外开荒殖民来解决生存资源问题;有丰富的家支英雄、战争与迁徙记忆;血缘认同重于空间人群认同,王明珂教授将这种社会称为“英雄祖先社会”。

王明珂教授认为,羌族“山神社会”可能是人类新石器时代十分普遍的一种人类社会结群,即“原初社群”,而彝族“英雄祖先社会”则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原初社群各据地盘,也尊重邻人的地盘,近亲也是近邻、近敌,最重要的是,不是通过对外拓殖,而是以对内共同保护、分配、竞争来解决生存资源匮乏问题。那么人类何时以及如何离开这样的原初社群而演化至复杂社会的呢?王明珂教授指出,彝族的例子显示,血缘谱系记忆(家族史)及相关的亲族认同,可能是让一小人群相信自己能得到远方亲族的奥援而无惧于向外拓殖的关键。人类以婚姻关系建立各群体间的结盟,以“血缘”作为族群认同及族群边界的标记。“血缘”也在群体内区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以及区分各层级之贵贱人群。同时,“血缘”与“空间”人群认同分离;邻人是邻人,亲戚是亲戚。综上,王明珂教授推测,人类社会由强调“空间认同”至“血缘认同”可能存在着演化关系。

至此,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随之而来,即近日世界中是否还有“原初社群”的“当代遗存”呢?王明珂教授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原初社群一直存在于世界各地,即使只是理想,同姓村便是其中一种形式。人类一直希望(也想象)居于同一地方的人都是血亲或“同胞”;累世聚族而居、同炊共食。原初社群中人们的恐惧、猜疑、与因此集体施暴于边缘群体或个人,也一直存在于各类型人类社会。王明珂教授生动地举例, 我们在电视剧中或现实生活中,往往见有一大家庭中各房兄弟不和,乃至于让此大家庭濒于解体,但最终他们“发现”是一个小媳妇在中间搬弄是非,于是他们共同责骂此小媳妇,而让家门兄弟们重归于好,更加团结。这样的情节,事实上便是典型的“代罪羔羊”或“毒药猫”(如这小媳妇因此更常对外说长道短)现象。

在当今社会,更为典型的例证便是民族国家。王明珂教授指出,近代民族国家虽地广人众,但仍是将血缘与空间人群结合的我族想象。民族国家的理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许多学者认为是源于欧洲的18世纪产物,这样的说法大致符合历史事实与当代现实,然而却忽略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背后更深远的人类社会本质——“原初社群”。1806法国打败普鲁士并拿下柏林,此政治震荡激起德意志各邦国的民族主义。此时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Gichte)发表一系列文章阐述德意志民族之真谛:其中最著名的一篇便是《论德意志民族》(Address to the German Nation)。费希特提及的两种“民族”边界,内部边界所凝聚的人群实为族群(相信彼此有共同起源或祖源的人群),而在外部边界“聚居在一起”的则为空间人群。以这两种边界来定义“民族”,可以说,显然他心目中的“民族”实为一种原初社群。甚至原初社群认同中的“纯净主义”都十分露骨地表现在该文中:他认为一民族不应该吸收或融合任何不同血统传承及语言的其它民族。如此蕴含原初社群概念的民族观,也表现在19世纪至于20世纪上半叶,德国知识界及政界对“生存空间”的讨论。如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之《政治地理学》,将民族国家作为一有其必要生存空间的生物体。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欧洲各个殖民主义帝国之全球空间资源争夺,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与民族生存空间概念等等,都助长此一趋势。更明显且残忍的事例是,19031911,德国在西南非洲对本地赫勒娄族(Herero)与纳马族(Nama)的族群灭绝行动。

将民族与其所居空间二者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观念也表现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德国知识界之(民族社群)之概念上——它不只是指一“民族”,而更指的是“居住在一起的民族”,因此也是将空间社群与族群合而为一。由德意志帝国到纳粹德国时期,民族社群概念又经常与政治口号“血与土”相结合。学者们一般的看法是,“血与土”此口号,强调民族血缘群体与其土地间的密切结合;以定居且工作于土地上的农人代表德国民族,也藉此排除与此土地缺乏联系的犹太人。由原初社群概念来看,“血与土”代表的正是“居住在同一土地的人们皆为民族同胞”。也因如此,它与前面提及的“生存空间”概念,二者相互支援,互为表里。

王明珂教授最后总结道,在当今世界,“原初社群”的理想仍然存在,且不可避免地潜藏着危机。我们总是通过建构与想象共同的祖先,想象与对付内部或身边的敌人,打击与施暴于“毒药猫”与“代罪羔羊”等种种手段来实现内部的“团结”。但真正可怕的是,谁是下一个“毒药猫”或“身边的敌人”?我们进而应该真正加以反思的是:如何保证当今社会的多元并存及相互尊重?

   王明珂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同时也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此次讲座由刘后滨、魏坚、刘贤等老师及200余名校内外学生共同参加,清风学社的同学则为活动的举行提供了热情周到的服务,讲座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文:王科杰;图:杨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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