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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汤仁泽:父亲汤志钧和我用了36年编纂《梁启超全集》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96 更新时间:2019-2-23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8年8月27日。

【编者按】2018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卷本、总字数1400余万字的《梁启超全集》正式面世。《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可以追溯到1962年,因“文革”中断,直到1982年,全集正式由汤志钧先生负责。然而编纂过程一波三折,因各种原因,数次更换合作方,一度搁浅,资金支持也是直到近年才有。但汤志钧和其子汤仁泽“孤军奋战”,坚持编录资料,用了36年时间,终于编成。汤仁泽先生感叹,刚开始编纂全集的时候,自己只是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到全集出版,他已年近七十,垂垂老矣。

《梁启超全集》由论著集、演讲集、诗文集、译文集、函札集、附录六大类组成,按撰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另有索引和附录。全集中收录不少近年新发现、披露的梁氏佚文、信件,如2012年新公开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以及汤志钧先生在日本、美国、新加坡、港澳台等地检索搜罗的海外资料,如在东京国会图书馆、明治文库发现的有关梁启超的书札、笔谈等史料。澎湃新闻专访了汤仁泽先生,请他谈谈编纂《梁启超全集》这36年来的酸甜苦辣。


一、父子二人与《梁启超全集》结缘

澎湃新闻:汤志钧先生在回忆中说,他在接手《梁启超全集》编纂工作前,从来没有研究过梁启超,这当然是谦虚之语。为何中华书局会在1982年将此重任委以汤先生?

汤仁泽:“从来没有”,应该是谦虚之语,有事实可证。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父亲就潜心研究常州今文经学和戊戌变法,1953年就在《历史教学》发表文章了。康、梁是戊戌变法的主角,当然是研究对象之一。他最初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两部专著中:一是《戊戌变法史论》,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9月出版;二是《戊戌变法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11月出版。当时对戊戌变法及康、梁等人较为深入的研究,是《戊戌变法简史》和《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两书都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前者是19608月,后者是19614月出版的。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五十年代关于《大同书》成书年代问题的讨论。19552月,李泽厚先生在《文史哲》上发表《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一文,“这篇论文是李泽厚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他当时是北京大学一名刚刚毕业的学生。”(时胜勋《李泽厚评传》,黄山书社2016年版,第20页)父亲不同意李的观点,于是在《文史哲》1957年第一期上发表《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与李商榷。李泽厚毫不示弱,同年同刊第九期上以《〈大同书〉的评价问题与写作年代——简答汤志钧先生》一文加以反驳,引经据典,词锋犀利刻薄,时而上纲上线。同时参加讨论的有张玉田先生,文为《关于〈大同书〉的写作过程及其内容发展变化的探讨》。在父亲看来,李、张两人说服力不够,他有强硬的史料依据,再次发文反驳。这次是《历史研究》1959年第八期的《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和第十一期的《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

这场激烈的讨论影响很大,此后国内外不断有新史料发现,为辩论双方提供证据,辩论还在继续。房德邻于1995年撰文《〈大同书〉起稿时间考》即是讨论的继续,他说,“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关于《大同书》成书时间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见《历史研究》1995年第三期)去年底,我还收到茅海建教授寄来的佐证材料。

专著和辩论,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与中华书局会在1982年将此重任委以父亲不无关系。19824月,中华书局论证、修订《中华书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把《梁启超集》列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823日,中华书局邀请汤志钧、金冲及、龚书铎、王庆成、曾业英、王好立、梁从诫等,就编辑整理《梁启超集》事宜进行座谈,并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人力整理,由父亲任主编。

澎湃新闻:您从何时开始参与《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当时都做了哪些事情?

汤仁泽:我于1983年开始参与《梁启超全集》的编纂,我的参与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有两点:一、作为儿子,父亲需要你干什么,只要力所能及,没有推脱的理由;二、我是历史系本科毕业的,专业对口,学有所用。偶然性也有两点:一、自1983年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任教,时间正好在父亲接手《梁启超全集》搜集整理工作后不久;二、1996年结束了日本的留学生涯回国,成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一员,得知父亲仍在搜集整理梁氏佚文、信函等,并发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完成了大量的编辑点校工作,但参加编集的同志,或退休、或转行、或出国,身边正缺帮手。两点偶然性,无疑是两次难得的机遇,所谓“上阵父子兵”,我有义务协助父亲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一开始父亲并不看好我的“标校”能力,我以“大学毕业连个标点都不会?”来顶撞,父亲告诫我:《饮冰室合集》无标点,还有大量的人名和书名,大量的引文和典故,不注意就会出错误。直到实践中,才知道其中的学问有多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很幼稚。

记得1983年后,每逢寒暑假回上海,父亲总要开一张梁启超撰文的目录,主要是刊载在《饮冰室合集》上的文章,回校时带上《饮冰室合集》和300字的稿纸,在备课讲课之余做“编纂”。具体工作是把梁文抄写在稿纸上,添加标点和考证写作年代,回沪时交稿并接受新任务。每次回上海必须跑图书馆找资料,因为有些书报在安徽不易找到。当时参加编集的还有黄绍海、齐国华、承载、胡申生、姜俊俊、汤仁济、唐文权、吴乾兑、张晓娟、吴嘉勋、朱永祥、周中民、李国俊、王知民、姜俊民等。

我最初只知道抄写和标点,随着工作量的加大和对编纂要求的加严,才真正体会到这项工程的“浩瀚”和艰辛。我始终认为能参加编纂《梁启超全集》是机遇,很荣幸,有父亲的指点,能学到不少知识,必须努力做好这项工作。特别是父亲年老体弱时,自己更应该多担当一些。


二、《梁启超全集》的校注

澎湃新闻:在《梁启超全集》结项会上,茅海建教授特别指出了本书的“校对之精”。您和您父亲是如何完成校对工作的?

汤仁泽:编纂全集,搜集只是前期工作,后期的校对尤其重要。我们拟定的《编辑原则》中有一条:“本全集收录资料,除手稿外,如系发表在当时报刊的,录自报刊。例如《时务报》、《新民丛报》、《学报》、《政论》、《国风报》、《新小说》、《庸言》、《大中华杂志》、《学艺》、《解放》与《改造》等;如有多处刊载的,则经互校后选择较好的作为底本,有错字、漏字,则订补之,参校本的异文及校记,注于页末;如已编印成书,则录自较早的版本。”这样编纂的目的,为的是更真实更准确地反映著述的原貌,纠正错误,同时为读者提供方便。因为找寻杂志类较容易,但手稿、信函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的收藏件,就很难看到了。

校对工作很单一,很枯燥,真正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况且“坐冷板凳”的时间何止十年。除此之外,没时间陪伴家人,没时间与亲朋好友聚会,更没时间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被割舍的实在太多。当第二十集清样校订后邮出,终于歇息下来喘了口粗气,此时猛然发现一一自己已经垂垂老矣。

但当你把一件工作看作责任或使命,你会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去做,忘了枯燥和孤独。如果全身心投入,会有“乐在其中”的感觉。在比勘同一篇著述相关版本的差异时,在补苴罅漏、芟其重复、校正舛误时,会感到收获无穷。

比如《桃花扇》(《合集》)与其他版本校勘,有五十多处不同点;《德育鉴》(《合集》)与《饮冰室丛著》校勘,也有五十多处不同点;其他著述也类似。

校点《王荆公》时,选用广智书局1908年版的《王安石政治论》,除因版本较早外,还有较大优点是,书页上方的眉注,是《合集》本所没有的。我们变眉注为脚注,可以让读者阅读到原作者的点评或要点,以展现该著的全貌。

我们还要在综合考订的基础上纠错。如《论孟子》,据梁氏手稿辑入。如《合集·文集》之三十七《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中“黄脸人打下去”,查1921111日—8日刊载的该文,为“黑脸人”。如《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反对讲学习穷反对读书著书的理由”,读不明白,查原载《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二号该文,是“反对讲学。习斋反对读书著书的理由”。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每夜辄登卧鸱尾间”不能为“每夜辄登卧鸱、尾间”等。(“鸱尾间”指屋顶搭建的小间)

但也并非发刊越早越准确,如《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原载《新民丛报》,后收入《合集》,校对前者,发现缺脱、舛错文字有十多处。

此外,纠错后还要详作注释。如南唐建立者李昪,写成“李昇”。“讟”常误作“读言”。外文人名据《辞海》校对,特别是生卒年月不同,作出注释。纪年有误,年号与年代不符,也一一修正。

有时为识别一字需翻阅大量书籍,如杨度字“晢”还是“皙”?上海版《梁启超年谱长编》、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和89版《辞海》作“晢”,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99年版《辞海》作“皙”,还参阅了刘晴波《杨度集》,确定为“皙”。

还有如“间”“闲”,繁体字同为“閒”,不易分辨,很多书上把“间诂”印成“闲诂”,错。

完成如此“浩瀚”的工程,仅靠父子两人之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有幸结识了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出版中心的编辑们,共同编校,共同商榷,有时为一字一句争论半天,面红耳赤的,就这样度过了难忘的“校对”六年。比这更早的,还有出版社孟超副社长和王汝丰教授亲自来沪研究出版事宜;谭徐锋编辑多次来沪提运全集稿件,每次重达数十公斤,把他累得够呛。领导的重视和谭编辑的认真负责,都是为了避免我们父子数十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有半点损失。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出版中心的编辑年轻敬业,能力超群,为全集的出版付出太多,在此谨向李红、王琬莹、吕鹏军、谭徐锋、吴冰华、符爱霞、罗晶、李文、许微微、王鑫、曹磊、丁桃荣等编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澎湃新闻:校注《梁启超全集》,什么地方最难?

汤仁泽:最难点是考证确切的写作年代。

《饮冰室合集》目录中,篇名后注明“清光绪几年”。《饮冰室全集》只有篇名无年月,偶尔一二篇有甲子纪年,如《三十自述》后注“壬寅”,不便阅读。即便《饮冰室合集》有写作年分,也要仔细考证是否正确。如《市民的群众运动之意义与价值—对于双十节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所感》,另有副标题为“十一年双十节在天津青年会讲演”,我们选自《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三辑,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此文刊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标题改为《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副标题为“双十节在天津青年会讲演”,省去了“十一年”。在目录中,虽未标明写作年代,但前后文章皆标明“民国十年”,读者决不会当作“民国十一年”。再查“民国十年双十节”,梁启超在天津学界全体庆祝会议上作《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的报告,不可能同时在天津青年会作“感言”,说明《饮冰室合集》记载有误。

再者整理编辑梁启超的信札也较困难。

其一,梁氏手迹,行、草兼并,又没有标点,有些字句必须反复识辨、甄别、推敲后,才能读通读懂。其二,部分书信没写明日期,考证年代难度较大。其三,数量大。梁启超的书信,除《梁启超年谱长编》外,还有许多散见于各处,如北京、上海等主要图书馆和私人均有收藏。至今除了给孩儿们等家书外,另有《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新发现的书信。


三、梁启超散佚文稿的搜集

澎湃新闻:30余年的时间里,在搜集梁启超散佚文稿过程中,汤志钧先生和您做了哪些工作?

汤仁泽:父亲长期以来不间断地收集、整理近代文献资料,对梁氏的佚文散札积累丰厚,特别是档案抄件、佚诗佚文及他写给亲人朋友的大量书信。还利用赴台湾、香港、澳门、及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讲学、学术交流的机会,在各图书馆检索书藏,搜集散落在港台澳及国外的部分诗词、文稿、信札等资料。如19915月至6月,父亲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之邀,参加“汉学研究之回顾和前瞻国际学术讨论会”,协同整理丘菽园家属所藏康有为、梁启超等函札和其他藏件,经父亲鉴核并注释,收入全集。

《〈乘桴新获〉中的梁启超佚札辑存》是父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访日期间搜集整理的梁启超佚文散札,有些藏件未曾露布,十分珍贵。《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书》、《致大隈重信书》、《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致山本梅崖书》以及《致犬养毅书》中的一部分,是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写的,对“保皇派”的“勤王”活动有参考价值。

珍贵信札长期积累而成,有些从未披露。如“致段祺瑞书”五通、“致张国淦书”七通、“致陈汉第书”十一通,原件藏上海图书馆。“致李盛铎、陈炽书”十通,原件藏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致龙济光书”一通,原件藏天津历史博物馆。

全集收录了手稿、部分残稿和未刊稿,在阶段性成果《饮冰室遗珍》中披露了一部分。如《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又名《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第七章,手稿残,《合集·文集》之十五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内有“旧学派关于法之观念”一章,乃是续文。《偿债计画意见书》,《合集·文集》之二十一题名《偿还国债意见书》,前段部分被删除,现将此补入。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湖南时务学堂札记》选自《湖南时务学堂遗编》,是学生的读书心得和先生(教习)的批语,由于论述用词“激进”,遭到守旧派的猛烈攻击,学堂被迫停办。后经戊戌政变能存于世,实属不易,梁启超五十岁生日时,熊希龄将此《遗编》“为先生寿”。梁启超在序言中说:“迄今将三十年,诸劄册散佚殆尽,秉三顾拳拳守此卷,几于秦燔后壁中《尚书》矣。……呜呼!此固吾国教育界一有价值之史料。”《梁启超年谱长编》等摘录有限,我们则收录齐全。

澎湃新闻:全集的编纂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资助的,您父子二人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汤仁泽:2014年下半年,在历史所领导黄仁伟、王健的关心和支持下,《梁启超全集》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取得成功,时年父亲已经90岁,我们终于走出了没有资助的困境。

此前虽然没有资助,但没有懈怠,只是面对现实问题还是会有无奈和尴尬。比如说2005年,我们曾为获取赞助赴天津与企业家商谈,结果没有成功。又比如寄往出版社的校样,仅某一集常常需要往返几个来回,出版社都用快递传递,既快又省事。我开始是利用邮费低廉的普通邮件邮寄的,能省一半的钱,但速度太慢不说,还要收件人携带身份证去邮局领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红编辑对我说,一定要寄快件,邮费先垫付,再由出版社报销。后来有了资助,也不用再提报销的事了,但还是很感激李红编辑。

其实需花费之处还真不少。众所周知,索取材料需要资金,公立图书馆也不例外,但是力争收集齐全,该花的还是要花,购买书刊也一样。早先编辑时,文稿是从各类旧报刊中辑录,用手抄后标点即可。后来发现手抄稿难免出错,校勘也不便。于是,出版社要求稿件一律改用原稿复印件,为此我又重新往返各大图书馆寻找资料,校勘再标点,还要注明发表时间及资料来源,耗时费力还花复印费,而且复印量巨大。

除了资金短缺,我们要克服的困难举不胜举。书房内摆满了各类书籍、报刊和资料,几无插足之地。两张办公桌上的文稿堆积一尺多高,电脑前也不例外,只有挪动几堆,才能勉强操作。无奈之下,只好向外扩张。卧室内的一台退休多年的缝纫机,闲着浪费资源,不如充当书桌。自占据后,书籍和材料也动迁而至,卧室面目全非,宛如书房第二。妻子的埋怨和斥责声与日俱增:“谁家的卧室会是这样!”我只是装作没听见,埋头校对。自20121225日正式校稿起,不知不觉间,已在这台缝纫机上度过了六个春秋。

从事学术研究,必须有点奉献精神。1983年父亲东渡日本访问讲学,回国后出版《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其中就有大量珍贵的史料。不仅如此,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搜集到的资料,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收藏后赠阅的函札、佚文等,父亲都毫无保留地拿出来编入全集,为读者提供方便,我没有理由不坚持做下去。编纂工作在短期内是显露不出成果的,何况是像梁启超巨匠式的全集。单位每年要考核,我拿不出成果,当然晋升就没份了,还会冤枉你没干活。你只有不计个人得失,埋头去做,成果迟早会出现。

杨国强曾对我说:“这项工作总要有人去做的。”周武说:“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不懂梁启超很难深入,而读懂梁启超,又以更全面地搜集和解读梁启超个人论著为前提。”戴鞍钢期待我写一篇详尽的编纂过程。同仁们是理解的,也在鼓励我。不久前,读胡跃生校注《梁启超家书校注本·跋》,他说:“6年浸淫于梁氏文字,派生出一个时常挥之不去的问题:何以许多三四流的学人都有精美全集出版,洋洋大观雄霸图书馆排排书架,而《梁启超全集》迟至近年才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得以重启?校注梁氏家书使我能理解天量的工作量,非数年可就、数人可成,但阅读梁启超却又使我耿耿于全集迟迟不见面市。”说得很有道理。

澎湃新闻:全集现分为论著集、演讲集、诗文集、译文集、函札集、附录六大类,总字数约1400万字,是否已囊括了梁启超所有的著述?

汤仁泽:梁启超“文名满天下”,留下一千数百万字的论著,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历史、法律、宗教、新闻、教育、音韵等学科,甚至各类自然科学。我们的目的是要整理、编纂出一部翔实、全面的《梁启超全集》。《梁启超全集》由论著集、演讲集、诗文集、译文集、函札集、附录等六大类组成,分为二十集,总字数一千四百万左右。各集按撰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各篇注明资料来源(包括刊名、期别或版本信息)。每集大约为六、七十万字。

我们尽量并尽力搜集整理梁启超的著述,但难免会有遗漏,也没有“囊括了梁启超所有的著述”,正如茅海建教授所说,全集是收不全的,关键是校对。

《饮冰室合集·专集》目录中,列有《残稿存目》,有目无文,达二三十篇之多。“残稿”是梁启超著述的组成部分,《饮冰室合集》自19364月出版至今,长达八十年似无人问津。我们已将部分“残稿”找到,并编入全集,如《国家主义之发达》、《偿债计画意见书》、《国民常识学会章程》、《黄梨洲》等,但仍有部分残稿或未刊稿需要整理,因有些过于残缺或污损严重,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函件、佚文等被民间收藏,不时被披露或出现在拍卖市场,我们仍在关注和搜集中。全集出版后,一定会有反馈消息,我们期待学者或读者的增补意见,筹划下一步的改进计划,使全集更全。


四、梁启超的爱国情

澎湃新闻:在几十年的全集编纂过程中,您对梁启超最直观的认识是什么?

汤仁泽:对梁启超的最直观认识,是他赤诚的爱国情。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文化有着诸多关系和影响,除了有时代造就的因素外,更有他自身的人格魅力,在他的言行中,无不表现出特殊的家国情怀,梁启超爱国救国,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强国梦”。

李任夫是梁启超的学生,于1926年就读北师大,梁的授课对他兴趣和启发很大。有一回他和同学楚中元登门请教,楚中元提问:“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对此有何解释?”梁回答说:“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见吴其昌:《梁启超传》百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231页。)

梁启超年轻时,有血有泪有志气,他坚信中国不亡,他要尽自己所能去救国。

1898年夏季的某一天,他与同人约曰:“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意此意者皆同志。”这年梁启超25岁,“舍身救国”的志愿也非此时才有,却早已成为“第一义”了。(狄记:《任公先生事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

梁启超避难居日本时,念念不忘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吾尝有一不惭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故吾常以为天如不死此四万万人者,终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若此四万万人而应堕永劫者,则吾先化为异域之灰尘,固其宜也。……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亦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数年以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梁启超“以逋亡之身,日夕槁饿,而作此壮语”。(梁启超:《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56页。)

梁启超有过一次亲赴前线“从戎”、舍身为国效力的经历。那是护国之役,他是发动者之一。一介书生冒风险赴前线救国,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是,“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且全国国命所托,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梁启超:《致梁思顺》(1916228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注:《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8-139页。)护国运动有“万险万难”,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梁启超由沪秘密赴港,因无护照,只能偷渡海防后入桂。乘夜色冒暴雨,“竟于无意中而游如斯胜境。”此间“为播越颠沛中扶病疾书”《国民浅训》,在序言中道:“于役邕桂,取道越南。时谍骑四布,自匿于山中旬日,更图间道潜赴。同行七人皆星散,各自觅路进取,余孑身寄一牧庄,相伴者惟他邦佣保。……中间复婴热病,委顿二日,几濒于死。”(梁启超:《国民浅训·序》,《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页。)真是惊恐万状,命悬一线。

1920年初梁启超欧游归国,潜心学术,两年后出版《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把“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能看出他爱国救国观念有了进一步提升。

文中谈及十多种感受,有“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循着这条大路,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决非难事”。他认为这样做还不够,“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国家便算白设了。”他说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2212月版,第67-68页)

有家国情怀的作者,才能写出国人喜闻乐见的文章来。丁文江说:“梁先生生平以著作报国,实有四十年之历史。”“先生四十年之中,脑中固绝未忘一‘国’字。”(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8月版,第1204页。)官场上不顺利的梁启超毅然隐离政治,回归自己钟爱的文化教育领域。自1920年至1927年,梁启超完成的著述有《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佛学史稿》、《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研究重点是先秦诸子、中国历史学、哲学、文学等。比起担任几天总长或总裁来,梁启超的著书立说、执教育人的作用及意义要深远得多,其价值和生命力也长久得多。

梁思礼在回忆父亲时说:“我出生时父亲已51岁,虽然他非常爱我,但我没有机会能像我的大兄姐们那样亲身从父亲那里获得直接教导。……有人曾问我:‘你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回答:‘爱国!’‘爱国’也是我们全体兄弟姐妹们所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我们九人中有七人在海外学习,个个学业优秀,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留在国外,个个都学成归国,报效祖国。”(梁思礼:《梁启超家书·前言》,见林洙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梁启超曾说:“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早年在时务学堂“课诸生,既授之以经史大义,厚其中学之根柢,养成其爱国之热心”,这份情感也深深地影响了下一代。

梁启超精心培养子女,“假期内督课群童,每晚辄聚讲读书,声出金石,群童乐不可支。”在“致孩子们书”中,不乏梁启超告诫子女认真读书、学成报效祖国的话语,可谓情深意长,但没有鼓励孩子读名校,去升官发财,也没有强迫孩子去学所谓的“热门专业”。如1927829日信中,梁启超叮嘱女儿思庄学成后早日归国,“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此时思庄正在国外攻读生物学,一年预科读完,升二年级,梁启超非常高兴,因为此前“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世界书局1959年版,第745-746页。)梁启超养育了九个子女,人人成才,又各有所长,被誉为:“一门三院士,满庭皆俊秀。”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比起众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人学士来,梁启超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是显而易见、出类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是“多血多泪之人”。正是对祖国的挚爱和救国的使命感,正是大爱和责任的完美结合,令他精力旺盛、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虽然求索之路千辛万苦,失败过一次又一次,但阻止不了他一生的追求、探索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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