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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辉 | 恽代英与中国共产党阶级分析的兴起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307 更新时间:2019-3-27

作者简介:刘辉,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8 年第 6 期。

阶级分析是近代中国出现的最为重要的政治思维方式。在倡导和实践阶级分析的过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发挥了核心作用,其中恽代英又是极为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翻译出版了《阶级争斗》一书,为时人进行阶级分析提供了带有模式意义的思想示范,而且此后,更是与陈独秀等先驱人物相互激发,尝试了一系列阶级分析的实践,包括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学术实践,从而积极推动了这一思维模式在中国的兴起。

现代“阶级”概念最早传入中国,发生在清末时期。马君武、宋教仁、朱执信、刘师培等早期留日人士,基于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兴趣,以及对马克思学说的零星了解,初步介绍了“阶级斗争”观念。但这一观念在中国真正产生较大影响,还是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和大革命时期。此时,一批思想先驱努力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尝试以阶级观点来观察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据此制定中国的革命方略,影响极为深远。探索中国共产党阶级分析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认知近代中国思维方式变革史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共产党阶级分析兴起的过程中,恽代英是一个值得格外关注的人物。他不仅率先翻译出版了《阶级争斗》这部在中国最早系统传播阶级斗争观念以及阶级分析方法的示范性作品,还是少数较早采用阶级分析法,全面、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并将其引入学术实践的中共早期著名理论家之一。以往,学界无论是关于恽代英思想的一般研究,还是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如何传入中国,如何被中国人理解、接受以及运用等问题的研究中,虽都对恽代英在阶级分析方面的思想努力与贡献有所涉及,但都还不够具体、明确、系统和深入。因此,本文拟对此问题做一较为专门的探讨。

笔者以为,恽代英对中国共产党阶级分析兴起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他翻译出版了近代中国首部有关阶级分析的专著——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一书,为当时和此后的中共领袖进行阶级分析提供了带有模式意义的思想“示范”;其次,他受《阶级争斗》等译著思想的启迪,并与同时代陈独秀等先驱人物的有关认知相互激发,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阶级分析的独到见解并将其初步引入人文社会科学实践,直接推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阶级分析的整体兴起和最初发展。

1920年,正在筹创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特别委托恽代英,请他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考茨基为详细阐释1891年该党党纲“爱尔福特纲领”而写的著作《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译成中文。陈独秀从上海将该书1910年英文译本The Chinese Struggle(Erfurt Program),寄给身在武汉的恽代英,恽氏翻译完之后,复交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社”,19211月,它被作为“新青年丛书”的第八种出版于上海,这就是著名的《阶级争斗》一书。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指导成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其所制定的“爱尔福特纲领”,大体遵循了马、恩提出的建党原则,实际制定过程中也曾得到过恩格斯本人的支持。尽管该纲领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着自身的不足,但还是代表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整个欧洲工人运动的理论水平。考茨基这部解说著作里最有影响的部分,正在于对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合理性,它的多样形式以及有关阶级分析的具体论述方面。书中强调阶级斗争不可避免,阶级斗争的形式并不局限于暴力革命或流血手段一途,议会斗争也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等等。或许正因为这一特点,该书的英译本被直接名之为“阶级斗争”,而“爱尔福特纲领”反而成为了副标题。

 恽译《阶级争斗》一书的出版,为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送来了及时雨,直接参与推动了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它不仅在树立“阶级斗争”观念和信念方面影响了早期的中共领袖们,在具体的阶级分析的示范方面,也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启迪。中共二大之前,党的领导者一般只会按照《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有关阶级论说,来言说阶级问题,尚不会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与政党政策相联系的更为具体的阶级分析。《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特点和命运进行了简要论析,强调在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的广大“中间阶级”。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这些“中等阶级”也都难逃逐渐“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命运。这些精辟论述无疑成为后来一切阶级分析的基础,但毕竟还没有进一步展开和细化讨论。《资本论》第三卷原本设计专门有一章要讨论“阶级问题”,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只是留下800字的提纲,其中吸收亚当·斯密的观点,提出了“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大阶级说,根据其收入来源的不同(一靠劳动力、一靠资本、一靠土地所有权,也就是分别倚靠工资、利润和地租生活)来划分阶级,这不仅没能满足人们进一步了解阶级分析的愿望,似乎还提出了与《共产党宣言》以财产之有无为依据划分阶级的不同标准,从而不免给时人带来一种不知所从的困惑。

就在此时,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阶级争斗》一书出版了。该书明确以财产有无为基本标准,结合其他相关因素,既深入解析了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又在该书第二章“无产阶级”和第五章“阶级斗争”中,详细分析了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成分,其中各个阶层的具体特性,以及他们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等,并据此提出社会民主党对之应采取的策略问题,从而相对具体地建构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分析之早期模式。

以无产阶级为例。考茨基此书就强调“阐明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在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必要的”。他因此在书中特别分析了“佣人和仆人”“流氓无产阶级”“工资无产阶级”“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等不同阶层所处的经济地位,专门考察了其对于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在他看来,总体来说无产阶级无疑属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力军”,但也不是所有无产者都赞成社会主义。像奴仆尽管本身属于贫穷的无产者,但他们却与有产阶级联成一体,其自身虽然没有财产,但命运却很依赖主子的财产及权位,他们往往忠诚雇主,并仗势作恶。学徒在这方面,也与奴仆类似。这两个阶层整体上都不构成为社会主义运动拥护者的来源。流氓无产者(恽代英译称“下流劳动阶级”)亦同样靠不住。“他们无事可做,只有乞讨、偷盗、卖淫”,既寄生于社会,成为社会的累赘,必然堕落,又胆小怕事、毫无原则,“这种阶级,从不肯在革命运动中打冲锋。但他在社会扰乱之中,摸昏【混】水鱼,是常有的事”。虽然他们有时候也会帮同革命者,对行将灭亡的统治阶级给以最后的打击,成为革命的同路人,但一般说来,更多的时候他们还是要乘机“在革命已经发生后渔取些利益”,一有适当时机就背叛革命,“最初究常是泄露机密的人”。

至于工资无产阶级,恽译此书认为,他们不同于流氓无产阶级、仆人等阶层,其主要靠劳动维生,是无产阶级中最值得信任的部分,也是“近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根基”。他们的工作性质、劳动条件和生活状态,使其富有团结性和联合斗争的能力,当其自身的力量不断壮大、阶级意识得以自觉之后,就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力军。考茨基在书中还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无产阶级的境遇越来越成为一般人民的常态,除工资无产阶级之外,脑力劳动无产阶级——这个新的无产者阶层也发展起来了。虽然他们经常“自命不凡”,但在现实中却越来越命运不济,只能被迫出卖知识,甚至“贱卖”人格以为求生“工具”。这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堵塞了劳工阶级自身原本企图通过教育实现自我“拯救”的通道,导致其不得不去从事拯救整个阶级的阶级斗争。

《阶级争斗》一书在进行阶级分析时,还有一点值得特别一提,那就是它并不把阶级当成固定化的对象来看待,也不把各阶级视作铁板一块,而是将其放到复杂动态的变化过程中去把握其具体处境和特征,并以此为据来制定德国社会党的政略和策略。书中强调:“在一个阶级之中,常常依个人或全部分的智识、性情或地位,而或为种种分裂”,所以,“在一切战争之中,各种阶级化成为各种形式的联合,以与反对方面战”的情形便会经常发生。也正因此,该书对包括农民在内的“中间等级”,就主张可以适时适度地加以策略性的联合。

上述这些论述,对于引导中共的领袖人物进行更为细致有效的阶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中共最初的方针政策,指导和示范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开始尝试基于本国国情的阶级分析,从中寻找出发动革命的因素,大体上始于中共二大。1922年,由陈独秀等人负责起草的中共二大《宣言》,不仅对压迫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进行了阶级分析,指出了其“资产阶级掠夺无产阶级”的阶级实质,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如无产阶级、“幼稚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境况,以及他们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斗争中的态度,也做了初步分析的尝试,并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这是中共在党代会上首次采用阶级分析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虽然还是初步的,但却为以后正确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大体格局。

正如笔者曾经指出的,二大宣言除了受到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之外,同时也受到《阶级争斗》一书的启发和影响。关于后一点,以往学界关注不够,揭示不足。在二大之前,除了《阶级争斗》一书,在阶级分析的示范方面有所贡献的,还有李达翻译、荷兰人郭泰所著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该书对资产阶级各阶层的细致划分以及对其政治态度的分析,也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该书较《阶级争斗》不仅晚出四个月,影响也不能同日而语。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回忆其早年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时,特别强调了恽代英所译《阶级争斗》一书同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和柯卡普所著《社会主义史》两书一起,曾起到过重要启蒙作用,他坦承正是通过这些书,“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并“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毛泽东、陈独秀等人后来关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思路与实践,也都不同程度受到此书影响。如毛泽东那篇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讨论各阶级对待民族革命的态度时,就明显参照和借鉴了《阶级争斗》等书中有关德国各阶级对待“社会革命”的态度分析,他本人甚且认定和感慨,“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国各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二大之后至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恽代英、邓中夏、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都试图运用阶级分析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情形,并据此探究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其中,陈独秀贡献最大,他分别对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率先进行了整体把握与创造性评析,还自觉将中国社会各阶级放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去考察其特点、地位和作用,不愧是中共阶级分析的先驱人物。此外,瞿秋白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如率先提出“官僚资产阶级”概念),彭述之、邓中夏等对无产阶级的分析,也都曾对中共党人进一步分清革命的对象和动力,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其思想同时也还存在自身不足。至于毛泽东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这方面的综合贡献,更是众所周知。

在中共早期注重阶级分析的杰出思想家里面,恽代英也是出类拔萃的一位。从1923年到1926年,他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革命及我们目前的任务——致施存统》《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五卅运动与阶级争斗》《国民革命与农民》等一系列文章和演说,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大都做过较为具体的分析,可以说走在了有关探索的前列,这当然与恽代英较早翻译过《阶级争斗》一书,先期受到过有关思想训练不无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于192512月最初发表后,恽代英特别看重和欣赏,专门请毛将其略作修改于19263月重新刊载在自己主编的《中国青年》上,使其影响得以进一步扩大,由此也可见其对阶级分析问题的格外关注。

首先,在有关无产阶级的分析方面,恽代英就称得上是中共党内首次以专题的方式,集中论证中国产业工人何以最富于革命性的思想家,而这又事关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核心问题。不过,他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却经历过一个曲折过程。起初,他与陈独秀等许多人一样,都只正视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之特点,尚未及思考其领导权,但他的可贵之处却在于并未因此认识而走向消极悲观,而是积极地提出了“为无产阶级的势力植根基”的思想主张,包括在现有条件下“促进以产业组合为基本的选举制”,“使组合发达而增其团结”;设法推动国家“发达交通与各种大工业”,让各工业部门互相依赖,从而“使工人集中,且加增其经济地位上的重要。”也就是“确立改良选举、发达产业的大方针,以为民主革命的目标”。

由于意识到无产阶级势单力薄,恽代英认定“吾人取加入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政策殊有意义”,甚至认为“若真以为非领率若干无产者军队不能革命,则未必然”。可见其在表现出灵活性的同时,也不免多少有走向偏颇的倾向。这与陈独秀早年很相似,也可以说体现了早期中共尚不成熟的某种共识。

不久,在五卅运动等的刺激下,恽代英对无产阶级革命性的认识更趋深化了。1925年和1926年间,他先后发表了《中国劳动阶级斗争第一幕》和《为什么产业无产阶级最富于革命性》等文,认识到并尝试论证了中国无产阶级何以最富于革命性的问题。他的分析从经济状况出发,结合其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就分析模式而言,带有整体关照与灵活把握相结合的自觉特征,表现出一定的典型性。

在恽代英看来,产业无产阶级特别富于革命性的原因大体有五:第一,他们穷极,没有甚么挂念,对于革命事业特别勇敢;第二,他们是“直接”受军阀或中外资本家压迫,所以“仇人相见分外眼明,敌对的态度很明显”;第三,他们都是在一个管理机关之下,所受政治、经济的压迫是一致的,所以“容易发生同仇敌忾的观念,一致的与压迫势力相反抗”;第四,他们的工作与居处集中,传递消息也极其便利,所以“容易互相宣传煽动,亦容易互相督促约束”;第五,他们在铁路(或工厂、矿山)上做工,占交通(或生产)事业的重要地位,“因为所居地位重要,他们容易觉悟自己一种武器有一部分实力,可以与压迫阶级相抵抗”。

基于上述认识,恽氏明确指出,“产业工人确实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他能做民族革命的主要军队”;“他们的联合,是中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唯一可靠的力量”。而智识阶级、农人、游民、兵匪等人,虽然也能革命,但“比较散漫而富于机会主义色彩(不勇敢而易于妥协),若不是有产业无产阶级做他们的中心与领导人,他们永远是徘徊摇动,不能很勇敢的、很坚决的走上革命的道路”。

正确认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特点,是直接关系到确认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历史地位的首要问题,也是关系到以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性质之重要问题。在中共党内,除恽代英外,对于这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问题,最早做过分析研究的,还有彭述之、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人。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共四大才做出了“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这一论断,并在这一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不过,当时党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多还是停留在彭述之所谓“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的“天然论”层面,对于为什么中国工人阶级最富于革命性,如何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并未结合中国的国情做具体深入的探讨。毛泽东在同时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也仅是在分析“工业无产阶级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的原因时,提到了工业无产阶级“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两点。而恽代英的《为什么产业无产阶级最富于革命性》一文,则率先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获得领导权的条件和资格,可以说是当时中共党内对该问题最为集中和全面的阐释。

其次,恽代英阶级分析的范围很广,其中尤其注重研究和分析兵匪游民阶层的属性及其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并明确提出“利用”“援助”和“改变”兵匪游民,使他们“化为农人、工人”的思想,这在早期中共领导人中也是较为突出的,可以说为以后“人民军队”的建设开拓了思路。

恽代英认为,兵匪游民没有什么安定生活值得留恋,因此“比较富于革命性”。他们固然是乌合之众,却也“容易有群众的集合”能力,其力量“亦可以撼摇社会”。不过兵匪游民因太流动而不可靠,其游惰的习性还往往使其成为社会上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他可以帮助革命军破坏现存的统治势力,亦可以帮助反动的党派,破坏革命军”。所以,“革命的人,不知利用他们,他们必为反革命派所利用,而成为革命的障碍。然而只知利用他们,而不知所以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终于得不到一种归宿,结果仍会被反革命派所收买。所以在革命以前利用他们,以援助农人、工人的革命,是不可免的;然而在革命以后,用农人、工人的实力以援助他们,使他们均得归于农工之途,这亦是必要的事”。

不仅如此,恽代英还自觉将此种思想付诸实践。他由此较早提出了通过在军队中加强政治工作,既教育和改造旧军队,又培育新式军队的“人民军队”建设之切实方向。在这方面,他受到过考茨基《阶级争斗》中对于德国流氓无产者相关特性分析的启发是显然的,但他又自觉从中国实际出发加以发展。其可贵之处,是从中国的兵匪游民中,找到了可以改造利用的积极因素。

众所周知,如何对待兵匪游民等流氓无产阶级,特别是如何引导、利用他们,乃是大革命后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和难点问题。中共四大后,毛泽东就曾指出,“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同时他也分析到,“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此后,1929年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在分析党内诸多错误思想之一的“流寇思想”的来源时,则认为该思想的产生是因为“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之故,并提出通过“加紧反流氓意识”和清除“流寇思想”之教育,以及“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等措施来克服其危害,这些都不妨说是对恽代英等人前述思想的某种继承和发展。

再次,恽代英还特别注重和分析农民问题。他可以说是大革命时期最重视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据周恩来记述,恽代英早年看到陶行知搞乡村工作有成效,曾写信给毛泽东,认为“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则表示当时“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可见毛当时还未顾及农村运动,对农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比恽代英要晚。大约从1924年初开始,恽代英就不断发表文章,呼吁农村运动,号召“去结交农民!去团结农民!去教育农民!而且最重要的去研究农民!”强调“这是中国革命最重要而且必要的预备!!!”他还认定,“我们要教育农民,先让农民来教育我们”,要求从事农民运动的革命者“能从农民受他们的教育,学他们的言语与思想:走到这一步,才说得上怎样引导农民做甚么事”。他甚至指出,由于“工农阶级”特别是农民乃“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因此“简直可以说,国民革命便是农民革命,农民得到了解放才算国民革命成功”。这些思想对后来中国革命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今人回顾历史时都不难强烈感受到。

关于农民,恽代英虽然也提到其中的自耕农和佃农等的阶层区别,但一般而言多整体观之,有时他也会用“农民阶级”的概念,如在1924年初所写的《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努力》一文中即用之,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径称其为“农民”或“农人”,这在当时具有代表性。前文曾提到,中共二大初步奠定了关于中国阶级分析的基本格局,但由于农民成分过于复杂,当时并没有明确使用“农民阶级”的概念,也尚未从中分化出一个“地主阶级”的概念,而是将其视作包含多种阶级成分的大社会集团,这实际上也受到马恩原典思想的影响。陈独秀19237月讨论农民问题的早期代表性专论《中国农民问题》一文,就将农民分为十等,即自己不耕作的大、中、小地主,自己耕作或兼佃农、自己耕作并兼地主或兼雇主的四种自耕农,以及佃农兼雇主、佃农、雇工三种。他认为自耕农和自耕农兼佃农,属于“小有产阶级”;自耕农兼地主或雇主的,属于“中产阶级”;佃农和佃农兼雇主的,属于“半无产阶级”;雇工则属于无产阶级。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则用了“地主阶级”一词,将地主与农民对立区分,但也仍未使用“农民阶级”的整体概念,而是将其分隶于“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概念里,他明确使用与“地主阶级”对立的“农民阶级”一词,是在1927年初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

中共正式使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概念,大致始于1925年初中共四大报告及其一系列“决议案”。与“地主阶级”相关,同时还使用“封建阶级”等概念,这后一概念又通常与“封建势力”和“封建观念或意识”等连用,从而体现出一种阶级分析逐渐泛化和过于意识形态化的特点。这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文化史值得注意的现象。

中共早期在进行阶级分析的时候,有时难免将“阶级”和“阶层”混用,并不进行十分严格的区分,如一般认为知识分子不构成独立的阶级,但还是常常爱使用“知(智)识阶级”的概念。恽代英亦是如此。他虽看到知识分子因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而导致的两面性,不时将其归为“小资产阶级”,但与同时代的中共思想家相比,恽氏有关看法总体说来要更为消极,更多地强调了知识分子的弱点,这与他本身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在五四时期养成的追求道德完美、勇于剖析自我的“自省”特点不无关系。恽代英对中国商人的一般分析也具有类似特征。认为作为阶级力量,他们在整体上都是“不可依赖”的,真正可以依赖的惟有工农阶级。但很有意思的是,恽代英却并不认为革命领袖会产生在工农阶级之中,认为他们反倒往往产生于“士、商、绅、吏”等中产之家。他强调说:“在这些人中间,每可以产出几个革命的好领袖”;从历史上看,“凡倡导革命的人,每多出于中产之家。”因为出身于中产之家,“一方比农工要多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他们的知解与想象力,都比较的发达。而一方所受生活的压迫,有时与农工不甚相远,这使他们中间气质厚重的,不能不感觉革命的必要”。由此可见,恽代英的阶级分析既切实敏锐,有时也能体现出灵活性。

但恽代英同时也指出,对于知识分子所出生的阶级,“不可以有化他们全阶级成为革命的痴想”,也“不可有迷信他们个人力量,而忘却工农群众的弊病”。革命固然需要领袖,“然而每个革命领袖最大的事业,便是去唤醒而组织农人、工人”,否则便会失去革命根本倚靠的阶级基础。恽代英对革命领袖的产生、作用以及与工农阶级关系等的论述,颇有见地,也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事实上,这些认知也未尝不是他本人在成长为革命领袖过程中的亲身经历与切实感悟。

与国民革命时期的其他中共领导人相比,恽代英是少有的较早几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层都做了较为详细分析的理论家,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他全面考察中国社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依靠力量、同盟者、革命任务以及革命对象等基本问题,都做了系统研究,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和有贡献的,尽管他的有关分析未必都十分正确和有创见。

对于早期中共来说,初兴的阶级分析是为阶级斗争或动员阶级斗争服务的,所以其本身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性”,这一点,实有别于那些反对或疏远阶级斗争的党外人士。在恽代英身上,此一思想特点可以说得到集中体现。国民革命时期,他与陈独秀、邓中夏、萧楚女等一道,站在了与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展开关于阶级斗争合理性问题论战的前沿阵地,是这一论战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换言之,他把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仅运用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还自觉运用到维护“阶级斗争合理论”的思想论战之中。

关于这一问题论争的具体内容,学界多有论述。这里,笔者只想重点关注其中有关阶级分析的内涵:一是恽氏在论战中始终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客观性、历史性;二是恽氏特别指出观察问题和进行思想讨论时,也就是从事阶级分析时,其本身所持“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尽管他当时还没有明确使用“阶级立场”这个词。

在恽代英看来,“阶级的存在是一件事实”,“如果我们已承认有阶级——地主、贫农、资本家、工人,那末阶级间不免就要发生冲突,因为他们的利害是冲突的……有人说阶级争斗是人们提倡起来的,以为是马克思发明出来的,实则阶级斗争是几千年来的事实,马克思不过将他说明罢了。”与此同时,针对国家主义派攻击中共搞阶级斗争会影响和破坏其反帝的民族国家斗争、减弱或抵消其革命战斗力的看法,恽代英则以阶级分析的观点给予反驳,认为有的阶级如工农阶级在根本上不会受此影响,有的阶级像“大商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本来便怕革命,更不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发生同仇敌忾的心理,他们本没有战斗力,如何会因阶级争斗而减少或抵消甚么战斗力呢”。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为自己的利益,反助外国资本主义为虐,对本国无产阶级倒戈相向”。恽代英认定:“被压迫阶级愈觉悟,愈有组织,则斗争愈剧烈”。国民革命就是“要各阶级能够觉悟”,就是“要各阶级为自身的利益团结组织起来奋斗”的。

在论战中,恽代英毫不掩饰其自觉的无产阶级立场。他公开表示,“认定了革命的主力是无产阶级,便令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阶级争斗,失了部分士商阶级的同情,我们亦决不懊悔。”也正因此,他抨击国家主义派“一方面要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之利用,帮着反对妨害他们发展的外国资本主义,一方又想使无产阶级眼光注意到对外,因而自甘忍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努力于谋自己阶级利益的争斗”,这种行为,正表明其“不自觉的”代表或“有意代表”的,乃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出于阶级斗争的现实需要,恽代英还热心对当时的政治事件和政治派别进行即时的阶级分析,这也构成早期共产党人进行阶级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1925-1926年间,对于五卅运动和国民党、国民革命等,恽代英都曾较早做过一些阶级分析的尝试,并写过《五卅运动与阶级斗争》《国民党与阶级争斗》《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等文论,他还是较早明确系统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主张的思想家。1924年底,他得出“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这一著名论断,论据之一就是认定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存在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制约性因素。而这一论断,后来又被毛泽东发展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从而影响更为深广。

恽代英还是中国最早自觉从学术发展和建立现代学科体系角度,来探索贯彻阶级分析方法的思想先驱之一。他至少在政治学和历史学这两个领域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关于政治学,他从体系角度进行探索的努力更为自觉。19269月,他作为加入国民党的中共政治教官编写了《政治学概论》的讲义,作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讲义丛刊第五种”印行。该讲义包括“政治,国家”“国体”“政体”“人民的权利”“党”等五讲内容,初步建构了一个以唯物史观中的阶级分析为最突出特色的政治学体系。他在“编辑大意”中公开表示:“此系初次试验之作。作者明知自己的研究与学识是不够做这一件事的,只因现有各种政治学书籍,非理论太过陈腐,即与本党政治学说丝毫不生关系,殊不合本党同志研究政治之用,故于授课之时,冒险为此试验。”恽代英明确以阶级分析法来阐发对政治学本质的理解,他强调:“政治学是什么?自有历史(有阶级制度)以来,政治总是统治阶级(压迫阶级)之治术(治理被压迫阶级之术)”,“到没有阶级的时代(自由社会),政治则成为全民治理自己事务之术——所谓全民政治”。他同时强调“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机关,都是适合于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关于政体的解释,恽代英也贯彻了阶级分析法,如关于君主立宪制,他的说明就是:“君主立宪,即君主国而有国会宪法,实际乃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妥协,以共同统治其他阶级之方法。君主立宪国有封建势力较强者如日本,有资产阶级势力较强者如英国”等等。相应地,民主立宪和苏维埃立宪,则分别被其解释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专政——他称之为“独裁统治”。此种解说过于简单是显然的,但由此却可窥见其政治学建构的旨趣所在。

19238月瞿秋白著《国法学与劳农政府》到1929年邓初民较为成熟的专著《政治科学概论》出版,恽代英的《政治学概论》实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容忽视的早期成果。

在历史研究方面,恽代英也有探索。他于1926年撰写完成《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一书,当年曾内部印行,于次年3月由广州国光书店公开出版。其中关于“鸦片战争”和“五卅运动”等部分,都明显使用了阶级分析方法。比如关于“鸦片战争”,他就指出,“鸦片之役,并不是全英国人民要对中国宣战,所以并不是全英国人即是中国的敌人,即英国议员亦几乎半数不是我们的敌人;与我们为敌者只英国的资本家,及代表资产阶级的国会议员而已”。这种今人耳熟能详的分析法,尽管其运用得出的具体结论未必都靠得住,在当时却是很新鲜的。该书第七讲专谈“五卅运动”,当年这一部分还曾被单独印行。恽代英既是五卅运动的参与者、领导者和见证者,也可以说是此一运动最早的历史研究者。书中有关内容十分丰富,也体现了其阶级分析的自觉努力。在该书中,恽代英不仅对各阶级在五卅运动中不同程度的“革命性”及其表现进行了分析,还指出该运动在“增进民众力量”的同时,还“过早的促成了阶级之分化”,导致了运动中各阶级统一战线的迅速破灭,所以他又强调说:“阶级分化,是五卅运动一个最大的影响”。

关于五卅运动,除恽代英外,邓中夏、陈独秀和瞿秋白等许多中共早期领袖,都曾做过阶级分析,尤其是陈独秀和瞿秋白,他们所分析的历史事件还包括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更多事件,且水平还要略高一筹。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包含此类分析的革命史之自觉撰写和不断总结,来论证自身革命的合法性,进行有效的革命动员,堪称当时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诸如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类今人耳熟能详、仍然坚持的看法,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已经被陈独秀、瞿秋白和恽代英等中共领袖所阐发和论证。今天,当我们清理阶级分析的早期历史的时候,中共关于辛亥革命、五卅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阶级分析的形成与发展,理当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对此还基本上是忽略的。

以上,笔者对恽代英早期的阶级分析及其影响,做了勾勒和讨论。应当指出,他的分析虽多有创见和贡献,但同时也存在诸多不成熟之处,不乏僵硬化、绝对化和简单化的论断。不少时候,他过于强调了中国各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斗争之一面,不适当地轻视了特定时期中国各阶级共同的利益之所在,尤其是彼此共同的民族利益之另面。其有时强调民主联合战线,也常是出于政治策略的临时考虑,不论是讨论现实问题,还是分析历史事件,多是如此,这在阶级分析的草创时期,是很自然的,也受到过共产国际的某些不良影响。

毫无疑问,阶级分析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政治思维方式,特别是从事现代阶级斗争的革命武器,属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的一种国际现象。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它又逐渐成为新兴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在引入阶级分析,使之成为中国一种自觉的政治思维方式乃至学术思维方式方面,中共早期的思想领袖们曾经起到过最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恽代英在这当中,又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先驱人物之一。他的贡献和局限,都应该被加以关注,值得予以深入的探讨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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