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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素频通》与晚清宁波商贸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杭州)2018年第10期 第145-149,154页 作者:龚缨晏 点击数:256 更新时间:2019-1-30

内容提要:台湾政治大学收藏的《尺素频通》,主要内容是清末泉州商人金叔在宁波经商期间所形成的商业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宁波不仅是当时中国南北货的交易中心,而且还是国际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也对宁波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信件还表明,清末宁波市的商业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取得市场优势,生活在宁波的泉州商人还借助电报来传递商品信息。


       自唐朝开始直到民国时期,宁波城一直屹立于宁波港边。①由于宁波港是位于中国海岸线中部的天然良港,因此,周边省份的众多商人纷纷来到宁波城进行贸易。福建因为与浙江相毗邻,所以,福建商人与宁波的关系尤为密切。《光绪鄞县志》这样写道:“鄞之商贾,聚于甬江,嘉道以来,云集辐凑。闽人最多,越人、吴人次之。”②1759年,英国商人洪仁辉(James Flint)来到宁波时,与他进行贸易的三个商人“俱系福建人,在宁波开洋行生理”。③根据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所立的《重修福建老会馆碑》,宁波城里有三座福建会馆,分别是“八闽会馆”、“老会馆”和“大会馆”。④可以说,福建人是推动宁波商贸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那么,清代福建商人在宁波城里是如何生活、经商的呢?对此,很难找到详细的记载。所幸的是,一部题为《尺素频通》的手稿,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信息。

一、《尺素频通》及其作者

      《尺素频通》是著名学者方豪于1958年或1959年“在台北某一旧书铺所购得”。方豪曾以这部抄本为主要依据,对清代福建商人的团体“郊”进行了研究,并且刊布了其中的部分信件。方豪介绍说,《尺素频通》原稿长22厘米,宽22.8厘米,“前封面一页与底封面二页均系后加,但与原封面题字,为一人笔迹。新加前后封面为洋纸。前封面与原封面左侧均题《尺素频通》四字,但前封面右侧题‘光绪二十年甲午元月仗轮局’十二字,而原封面右上角仅题‘乙未’二字。前封面正中不题字,原封面正中以隶书题‘宝□山樵’四字”,纸张上面则有“浅蓝色木板印成之格子。分上下两格,每面上下格各十五行”。⑤方豪后来将这部珍贵的抄本捐赠给台湾政治大学,但很少有人知道其所在,更谈不上利用了。2011年,台湾学者邱澎生、刘序枫、林玉茹等人在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这部《尺素频通》。2013年,台湾政治大学出版了林玉茹整理、点校的《尺素频通:晚清宁波与泉州、台湾之间的贸易文书》,同时附上了《尺素频通》原抄本的影印件。2014年,林玉茹还在大陆出版的论文集中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⑥

      《尺素频通》主要是晚清泉州商人的通信抄稿。当时的泉州商人非常活跃,他们把从事与宁波的贸易称为“宁郊生理”或“做北生理”,把从事与台湾的贸易称为“做台生理”,他们的商业组织,则称为“郊”或“行郊”,⑦“郊与明清中国盛行的会馆、公所及商帮不同,主要由操闽南语或类闽南语(潮汕语)的商人组成”。⑧在泉州的商行还在其他城市设立代理行,“一般代理人往往收取百分之二的佣金,因此常被称为‘九八行’”,代理商与在泉州的本行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代理商业绩突出,还会受到本行东家的嘉奖。为了扩大业务、提高收益,代理商除了为本行东家进行代理外,还为其他商行代理买卖。在宁波,也有一些来自泉州的代理商,“代理人必须帮东家代配船只运货到某地、收兑东家运来的货品,代处理各种帐款,协助讨债,并详尽地报告宁波市场的各项商品行情。甚至东家想要暂停做北生理或新增其他商品贸易时,代理商也仔细地剖析其利害得失,给予各种意见。”⑨其中有一家名为“新竹记”的泉州商行,也向宁波派出了一位姓金的代理商,但此人名字不详,我们姑且称其为“金叔”。

      金叔在泉州有个名叫金竹如的表侄。1897年左右,他说自己23岁,这样,他大概出生于1874年。从金竹如的信件中可以知道,他于10岁左右来到宁波,在金叔的代理商行里学做生意。金竹如的父亲喜食鸦片,他的姐姐已经出嫁,他的弟弟则游手好闲。这样,金竹如就成了全家的主要经济支柱。他本人曾从宁波回到泉州结婚,但婚姻生活并不美满。1895年春,金叔因为母亲生病而从宁波返回泉州,并让金竹如负责代理行的生意。但金竹如显然没有把商行经营好,与伙计们的矛盾也很大,商行的声誉因此受到了损害。同年农历九月,金叔从泉州返回宁波,重整商行。其实,金竹如早有离开宁波的念头。他在给表弟金子僖(可能是金叔的儿子)的信中写道,自己“在宁将近十年”,由于“身体亏虚,半生多病”,所以“柔弱无断,延误十载光阴”。⑩金叔重回宁波后,金竹如决心离开宁波。1896年春,金竹如辞去代理行的工作,返回福建,先后在厦门、泉州生活过,后来又到上海谋生。1897年,金竹如经泉州同乡介绍,来到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淡水,做过代理商,还自行创业过,但经营状况并不理想,所以他自谦说“数载守羁,寸筹莫展”。(11)

      金竹如于1896年春离开金叔在宁波的代理行之前,特地誊录了金叔自1894年开始撰写的各种通信稿,“以作为未来独立经商时之参考”。1904-1905年,在台湾淡水的金竹如“又再度誊写来淡水后及回溯一八九七年以前的家书和其他信稿”。(12)最后,金竹如将这些信件抄稿,以及委托他人代抄的《陶朱公理财要图》等资料合在一起,汇成一册,题为《尺素频通》。这样,《尺素频通》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所抄录的,主要是金叔于1894年至1896年间在宁波的代理行所写的信件。第二部分所抄录的,主要是金竹如自己于1897年至1905年在台湾淡水期间形成的信件。所有这两部分信件,主要是通过轮船信局(简称“仗轮局”或“仗局”、“轮局”)而传递的。

      《尺素频通》共收录了74件抄稿。林玉茹将这些抄稿分为七大类:商业信稿、贺年信稿、货函稿、商业讨债信稿、家书、一般信稿、杂抄(包括《陶朱公理财要图》、《十二悔偈》等)。其中商业信稿数量最多,共23封,主要是1894年至1897年间“金叔写给泉州新竹记、台南某行东、泉州陈某宗、鹿港船头行、泉州某仁兄、福州某仁兄等商业信件。其中,推测发给金叔的东家,即泉州新竹记的信稿居多,大概占一半以上。内容大多说明收发信、商业贸易营运状态以及大幅报导宁波市场的南北货行情。”(13)林玉茹还分析说:“在五十一件可以确定发生地的信稿中,高达三十九件、百分之七十七是由宁波出发,其他依序是上海五封、淡水四封、镇海二封以及厦门一封”,“收信地则在五十二封中,有三十六封是寄到泉州,占百分之六十九,其他依序是上海六封、台湾五封(其中鹿港二封)、厦门二封、宁波、镇海以及福州各一封。由此可见,这批信件主要是宁波与泉州通信的信稿”。(14)其实,镇海也是清代宁波府的属县。因此,林玉茹这样评价说:“《尺素频通》是目前唯一仅见,在一八九四——一九○五年间以宁波为中心,为泉州、台湾各港担任代理商的闽南商人所抄写的通信信稿。”(15)

二、《尺素频通》所反映的晚清宁波商业状况

      《尺素频通》为研究晚清宁波商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林玉茹主要从台湾历史的角度,对这批信件抄稿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如果从宁波历史的角度出发,则可以从这些原始资料中看到以下这些事实:

      第一,宁波是南北货商品的交易中心。来自镇江、牛庄、青岛、胶州等北方地区的货物,主要有棉花、豆饼、生油、小麦、绿豆、乌枣、莲子、胡桃、人参等。来自浙江本地的,则有衢(巨)州的大米。来自台湾福建的,主要有糖、龙眼。而且,无论是糖还是龙眼,都分为许多种类。“以糖而言,至少可区分成青糖、白糖、水糖、白绵等类别。单以白糖而言,又可以从产地、颜色、商标、等级、大小以及新旧等面向,分成泉白、台白、鹿港总白、小台白、新城白、春庄高二档台白、鹿贡白、火车白顶尖、顶高白、拣吉、高二档小白、新小白;又有二档、三档等级之分,可以说琳琅满目,形色众多。”(16)这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商品都汇聚到宁波,然后又被销往四面八方。

      第二,宁波与台湾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海上航线。关于晚清宁波与台湾的海上联系,学术界关注很少。金叔的信稿表明,来自台湾的帆船及轮船,经常运载砂糖到宁波来销售。他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初报告说:“岁内台轮先后计运至小青万五千余篓”,(17)“开正台府复到轮船一条,装到小青五千篓,新小白三百余篓,均未开盘”,(18)“鹿、笨船少到,沪船则以轮来”。(19)此处的“台府”是指台湾府,“鹿”指鹿港,“笨”指笨港,“沪”指沪尾(淡水)。可见台湾的主要港口与宁波都有直接的往来。鹿港的一家商行曾委托金叔在宁波购置货物,金叔说“宝舟到宁,敝无不一亟力代为办理”,(20)结果这家商行一直拖欠货款,金叔为此不得不写信催讨。在《尺素频通》中,就保存着金叔向鹿港商行的两封讨债信。即使清政府因甲午战争失败而于1895年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宁波与台湾之间依然保持着直接的联系。1897年,在上海工作的金竹如,因为“无利可求”,接受了一个泉州老乡的建议,决定前往台湾工作。他从上海乘坐“北京号”轮船到达宁波后,“探悉镇海有一商船装货直透淡水”,(21)因此决定“就镇海搭淡水船直透港”,(22)以“省些转节途费”。(23)由此可知,日本占领台湾后,从镇海到台湾是有直达商船的。

      第三,宁波市场是国际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宁波是南北货物的交易中心,因此,市场行情深受中国其他地区的影响。金叔在报告宁波的早米价格时写道:“巨早糙因镇海、兰溪报涨,此地跟升2.9元。”(24)他在为泉州的东家预测糖价时认为,“此去大局,全看海南北及三阳之到额,如谷、果、南糖本高源少,台、泉雅贵不足碍也”。(25)此处的“海”应指海南岛,“三阳”则是指广东海阳、潮阳、揭阳。1897年,金叔报告说,宁波市场上砂糖销路疲软,后来有消息说,“洋商”在三阳、台南“扫采”砂糖,于是宁波“行情骤升”,“由冷转烈”。(26)当然,对宁波市场影响最大的,则是上海。所以,金叔说,“宁市半亦跟申准绳”。(27)更加重要的是,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宁波成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被迫纳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因而也就受到了国际市场的深刻影响。金叔曾报告说,由于“风传外夷、三阳一派,蔗丛丰茂”,(28)结果导致宁波的糖价下跌。金叔在同一份报告中写道:关于棉花,由于“初传印度边江失收,到夷来采。继闻东洋上海机局初成,急切待用”,所以宁波的棉花价格走高;与此相反,由于“旋闻厦门盛到洋米”,导致宁波米价“大跌”。(29)在另一份市场报告中,金叔分析说:“香港报火车糖局抬价搜罗,青、赤两色被扫一空。虽吕宋青等续有运到,尚不敷本地车局一日之需,焉能分运内地”,(30)因此,宁波的糖价将会上涨。所谓的“火车糖”,是指“由现代化糖厂所制成的糖”,(31)当时在香港生产火车糖的工厂有两个,一是太古车糖有限公司,另一家是中华火车糖局。金叔在分析棉花行情时则写道:“上海来书云,俄人欲与日本重开兵端,洋商停办。复到孟末花,积底充旺,大势看跌”,所以宁波的棉花价格也不会涨到哪里去的。此处所说的“孟末花”,即印度孟买所产的棉花。当然,宁波的棉花价格,更多的是受到日本(东洋)的影响。如果日本大量收购,则宁波的棉花价格上涨。1895年,金叔曾报告说:“棉花被东洋扫采不休。踏车涨20.6元,各庄存积搜罗罄空。”(32)第二年,他又报告说:“棉花被东洋采运不休,行情由20.2元,步涨21元。各庄存底被扫一空,现姚内虽续驳出,花身较次,价持挺不降。”(33)报告中所说的“姚”,即宁波周边的余姚。相反,如果日本停止采购,棉花的价格就会下跌。金叔写道:“棉花,东洋扫采,升20.4元,现既停手,市旋转疲。”(34)“东洋无销,上海跌价,此去必无人再驳,花势终当看软。”(35)因此,晚清的宁波,实际上已经被纳入了国际贸易体系之中。

      第四,在甬商人利用电报来传递市场信息。由于宁波的市场行情深受国内外其他城市的影响,因此,对于在宁波的商人来说,快速、准确地获得其他城市的市场信息,就成了商业经营的关键。而晚清,最快捷的通讯方式就是电报。宁波是中国较早开通电话的城市。1882年,宁波城里就设立了电报局。(36)《尺素频通》中多次提到,生活在宁波的泉州代理商借助电报来传递市场信息。1894年,大量的砂糖从台湾运到宁波,而且“复传言尚有两轮装出,在即可到。至买者惊虚,莫敢再接。”于是,在宁波的代理商将此商情通过电报告知台湾,这样,台湾商船不再把糖运到宁波。此外,台湾的砂糖本来一路上扬,“上斗青高抬至4.56元。后接宁电旋跌4.12元”。(37)1895年,宁波“糖市疲败日久”,来自泉州的销路很差。在宁波的泉州商人将宁波的市场行情以电报的形式公布出来,结果商人们知道泉州的砂糖价格反而高于宁波,于是争相购买,市场行情因此“由疲转俏”。(38)1896年底,在新糖刚刚上市之际,为了使泉州本地的商行能够了解宁波的行情,在宁波的泉州商人“爰集同人公奉电音”,要求泉州方面“切遏”糖价。(39)当然,外地的市场行情通过电报传递到宁波之后,也会影响宁波的行情。1895年,金叔报告说,宁波的棉花价格本来呈下跌趋势,“贱卸无主”,但“昨突接申电云,洋人加价定额”,结果“昨今以来,一日三升,令人无从把握。”(40)所以,金叔这样感叹说:“此刻中外一家,电音敏捷,寰宇之内,顷刻可达。铁路、轮船往来转瞬,起本苟非平贱,实难与并争道驰也。”(41)

      第五,宁波的商业竞争十分激烈。晚清的宁波,商品辐辏,商人云集,商业竞争也十分激烈。这种竞争,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例如不同产地同类商品之间的价格竞争。就砂糖而言,在《尺素频通》中经常可以看到,用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香港“火车糖”对闽台传统砂糖的冲击。金叔这样报告说:“十余年来,泉、台白糖,均患火车制压”。(42)他还比较详细地分析说:“火车白近来仿照泉白颜色,成本较轻,加以运遍内地,可销单免捐,水客间有暗利,毋论远近,均趋此色,泉白销路顿减不少。”(43)即使是同一产地的同一商品,也存在着激烈的价格竞争。1894年,金叔向泉州的东家报告说:台湾所产青糖在宁波本来就销路不畅,此时泉州峰尾的一条船运来“数百件”台湾笨港的青糖,并以很低的价格出售,致使青糖价格“骤跌太速,则轮船小青无敢问津矣”。(44)1895年,金叔报告说,正当龙眼在宁波几乎亏本销售时,又有“讨海船”(渔船)运到200多箱龙眼,而且“急欲售清”,(45)致使龙眼价格进一步下滑。当然,最为激烈的,是宁波城里各类商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的主要表现,就是各个商行暗中杀价。在《尺素频通》中,就有“糖行暗卸”、(46)“行存暗卸”之类的文字。(47)特别是实力不强的小货行,往往闻风抛售,最终引发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金叔就曾抱怨说:“糖行存货,先手脱卸,船头小货跟而求售,以故如风吹枯,一败涂地。”(48)金叔还报告过由于各个商行争相杀价而导致的糖价混乱情况:“现下存底稍松,落去全看销纳阔窄,方有把握。惜人心不齐,动辄乱斩,仝号之糖,行情一出,任扳不起。故有货同号异,行情高低,底差三、四者不等。时如长合顺仍2.65元,长合成、建兴、珍利2.23元,余皆2元以内至1.65元。”(49)为了在商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宁波的一些商人还结成同盟。1895年,金叔报告说,宁波“铺户四家合股”购入了市面上的龙眼,其他商家只得“争出问津。远近水客亦欲出采”。(50)这四家铺户显然获得了充沛的利润。

      第六,泉州商人与宁波商人联手进行商业竞争。在宁波的泉州商人,以共同的地域、语言、文化为纽带,组成了自己的团体“郊”。这些泉州商人无疑相互帮助、相互关照,但是,在商业利益面前,在宁波的泉州商人也会和宁波本地商人结盟。1895年,金叔报告说,为了垄断宁波的龙眼市场,使龙眼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予、大新、晋和三家合做,明约极多,售至四千箱为限,不能再售。”(51)此处的“予”即“余”,是金叔的自称。大新是宁波的一家糖行,经理叫陈秉厚,20世纪初资本为5千元。(52)晋和也是宁波的一家糖行,应当位于江东,因为《申报》有过这样的报道:“上月二十二日,甬东司道头庆和号不戒于火,忽兆焚如。霎时烈焰飞扬,遂成不可收拾之势。当经各水龙驰至,汲水狂喷。越时始熄,然数椽巨屋已成瓦砾之场,幸四围俱系高垣,左右邻得免殃及。闻有晋和糖行司账伙某甲因惊成疾,竟致身亡,殊可悯也。”(53)清末,宁波还有一家糖行,名叫“豫大”,经理是余绍庭,资本2.4万元。1896年,金叔比较详细地讲述了联合其他商行与豫大进行竞争的过程。当时,运载新产水糖的“诸船未到”,豫大商行计划将自己的存货低价售出,“意欲待诸船到日,藉作扳谈,贱煞采存”。金叔不无得意地写道:“敝揣其狡计,特邀大新落船看样开盘”,豫大商行“意动出留”,将“通郊计八百余桶”全部售给了金叔他们。金叔因此预测:“后船再到,看无跌面矣。”(54)也就是说,等新产水糖运入宁波后,豫大已经不可能通过压低价格来进行竞争了。

      第七,台湾割让对宁波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4月,战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宁波市场有何影响呢?由于史料缺乏,尚无学者对此进行过讨论。而《尺素频通》则为我们保存了重要的原始资料。1895年5月底,日本侵略军在台湾强行登陆,台湾民众奋起抵抗。这样,在宁波,台湾所产青糖“两月未见到船,栈货节次销出,积底渐薄”,价格上涨。农历八月初,“台、鹿失守”的消息传到宁波,于是,“买客出采”、“趸户窥伺”,糖价坚挺。(55)宁波的糖商甚至“共哗台湾失守,新糖绝粒,将来轧缺,不知涨至胡底”,结果“买客互相落手蓄存”,导致糖价“日升夜涨”。(56)九月初三,金叔报告说:“旬日来,糖市甚见玲珑。先是报台南北开仗,人民逃散。旋又有禁装夷轮之信,买客闻无轮船赶装,年内无新青可到,互相落手蓄存。糖行积底销出将空,各欲谋扫客货”。(57)十月二十四日,金叔甚至这样说:宁波糖市本来很差,白绵“粒无消出”,青糖“更少问津”,“幸台来信谓,日人横行,民心不安,各业生理不敢重新经营。东渡复回,年内按无新糖可到,人心稍壮,否则不知争卸胡底。”(58)1896年农历一月,金叔在信中说:“月初以来,糖市恃定,惟青糖虽未再加,市仍活泼。盖买者知全台不宁,人民迁游,蔗丛蹧跶,年内看无新青可到来。”(59)由此可见,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宁波市场立场作出了反应。从中也可看出,宁波与台湾之间的经贸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林玉茹介绍说,《尺素频通》其实“是抄稿,而非信件原件,抄写者不但未明白写出收发信人和日期,而且部分信中也隐去人名、商号名及货物名”,“加以其中又有帮他人代写的书信”,(60)因此,这批信稿的原作者、收信者、抄写者、写作时间、写作地点、信件之间相互关系等,都很难确定。林玉茹不仅对抄稿上的文字进行了辨识,而且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并且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林玉如还对大量的商业专门用语进行了解释,例如“七三银,即‘剑银’,又称剑钱,以银铸成,重九钱”,“随船,指船上所载之货物”,“大北,指福建、台湾往华北的贸易。小北往华中则为小北”,“通,售卖之意”,“成元,指涨跌近一元之谱”等等,(61)从而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不过,如果仔细阅读林玉茹整理的《尺素频通》,也可发现几处讹误,可谓百密一疏。例如书中说:“金竹如是泉州人,最迟于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六年之间,一直在宁波表叔的商行工作”。(62)其实,这里的“一八九四年”,应为“一八八四年”年之误。金叔在1895年的一封信中写道:“巨糙2.8元,无现货,因久禁出口,行不多蓄。近求道宪,经蒙许允,昨禀批出,便可装船。”此处的“巨糙”,即指衢(简写作“巨”)州所产糙米。对于“道宪”,林玉如注曰:“上海道宪,应是一八九五年任上海道台的黄祖络。”(63)其实,此处的“道宪”应指在宁绍道台。金叔在另一封信中提到:“道宪以镇江等处米船少到,防不接,禁不准装运出口。”(64)此处的“道宪”,也是指宁绍道台。考诸史籍,1895年的宁绍道台是江苏仪征人吴引孙,(65)也是晚清著名藏书家。他在扬州所建的测海楼,“是晚清东南地区颇负盛名的藏书楼,时人甚至将其与宁波范氏天一阁、虞山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并称‘四大家’”。(66)

      《尺素频通》真实而生动地表明,清朝晚期东亚海上贸易网络分布广泛,错综复杂,而要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贸易网络,还需要结合其他区域的各类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更加认真的研究。



①龚缨晏、杨跃赟:《从千年府城到多核争辉——宁波城市发展轨迹》,《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②《光绪鄞县志》卷二,第6页,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

③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

④章国庆:《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页。

⑤方豪:《光绪甲午等年仗轮局信稿所见之台湾行郊》,《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71年第24期。

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韩国仁荷大学韩国学研究所:《海洋·港口城市·腹地:19世纪以来的东亚交通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68页。

⑦林玉茹:《商业网络与委托贸易制度的形成——十九世纪末鹿港泉郊商人与中国内地的帆船贸易》,《新史学》2007年第2期。

⑧林玉茹:《通讯与贸易——十九世纪末台湾和宁波郊商人的讯息传递》,《台大历史学报》2016年第58期。

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4)(55)(56)(57)(58)(59)(60)(61)(62)(63)(64)林玉茹:《尺素频通:晚清宁波与泉州、台湾之间的贸易文书》,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69~270、197、11、13、8、26、22、36、44、51、161、171、173、249、66、45、143、157、131、77、147、37、102、128、122、132、36、88、132、82、132、153、127、45、112、101、132、131、76、96、96、122、137、60、75、69、121、4、34~77、11、138、154页。

(36)《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辛编“交通”,第11161~11162页。

(52)木村增大郎:《支那の砂糖贸易》,东京糖业研究会1914年版,第301页。

(53)《甬江火警》,《申报》,1904年1月17日,第2版。

(65)清华大学图书馆等:《清代缙绅录集成》,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57册,第327页。

(66)潘建国:《晚清扬州吴引孙测海楼及所藏通俗小说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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