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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长初、鲁朝阳 | 谈民间档案文书的影印整理与深度整理
来源:公众号:写本文献学微刊 作者:宾长初、鲁朝阳 点击数:329 更新时间:2019-4-2

内容提要:民间档案文书的出版为学界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深入发掘中国传统历史文献,促进相关领域学术研究,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民间档案文书出版方面做了有益探索,推出了多种有影响力、成系列的出版品种。从已有的出版物来看,民间档案文书的常见整理形式主要有影印整理(含目录汇编类整理)、录文校注式整理、研究性整理、数据库建设等。依出版内容呈现的主要形态,我们可将其分为“影印整理(含目录汇编)”与“深度整理”两种类型。影印整理与深度整理各有其优长与不足:影印整理可较好保存民间档案文书的本真性、原始性,且整理出版推进迅速;深度整理规范字形、统一格式、辨明体例、注释疑难,方便学者使用。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民间档案文书较为可行的主要整理出版方式是,先行整理出版影印本,尽快公布资料供学者使用,其后再出释读本。学者则可根据研究侧重的不同,在其关注领域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进行加工整理,陆续推出电子版、网络版乃至数据库。

关键词:民间档案文书;整理形式;影印整理;深度整理

 

“民间文书档案是历史上的人在具体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等过程中,为了某一目的而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和记录,是历经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被文书档案的主人有意识地、一代代地累积保存、留存下来的,直至最后被社会发现的家族档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伯山教授在《民间文书档案整理的新模式》(《光明日报》2017年12月2日)一文中,对民间档案文书如是定义。这一定义是经刘伯山教授20余年徽州文书整理出版实践及理论研究思考所得。更值得注意的是,刘文中所提出的民间档案文书整理原则与整理方法,如坚持“三尊重”原则(充分尊重民间文书档案的历史形成、历史留存、发现现状)、采取“归户性整理法”、开展田野调查等,颇具参考意义。

笔者在从事出版工作中,出于自身的学术兴趣与研究方向,一直比较注意民间档案文书的整理出版,并策划了一批相关选题的图书,如《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福建民间文书》等,受到学者的欢迎与好评。结合笔者所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与在出版工作中的思考所得,我们认为,出版工作对于民间档案文书学术影响力的扩大、学术关注度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出版者将学者整理的民间档案文书化身千百,改变其物理形态上的“唯一性”局面,从而吸引到整理者之外更多研究界同仁的注意,使之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方向、研究切入点出发,共同将民间档案文书的研究推向深入。这样,学术界才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发掘出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真相与特点,为今天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而这也是出版工作之于民间档案文书整理与研究最为重要的贡献所在。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民间档案文书的整理研究已然蔚为风气,对推动民间档案文书的整理、出版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如何整理、出版民间档案文书上,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出版界,都有部分专家学者一味地强调“深度整理”而忽略影印整理方式。有鉴于此,笔者拟结合自身的出版实践,对民间档案文书的整理、出版提出一些意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民间档案文书整理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自2004年开始重点投入民间档案文书的出版工作,迄今先后出版了安徽大学刘伯山教授主持的《徽州文书》第1-6辑共60册(连带后续已纳入整理计划的资料,最终完成出版的资料成果预计超过150册)、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主持的《清水江文书》第1-3辑共33册、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主持的《福建民间文书》6册、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编的《潮汕侨批集成》第1-3辑共108册(第4辑在编校中)、上海师范大学方广锠教授主持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出版50册(第51-60册在编校中)、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俞江教授主持的《徽州合同文书汇编》11册、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系列丛刊第一辑《十里店文书》2册,暨南大学历史系周正庆等主编《闽东家族文书》5卷10册,收藏家易福平主编《万篆楼藏契》,等等。在上述系列出版品种之前,在2001年我社出版的101册之巨的《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也收录有一定数量的民间档案文书。近年续新开发在编的民间档案文书系列如《赣南文书》《闽北文书》《土默特文书》《南岭民间契约文书》等,不久将陆续向学界推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民间档案文书系列,已经成为本社一个特色出版品类,在出版界及学术界均已经积累起一定的影响力。

这些出版品种向学界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学者的文献资料获取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如《徽州文书》第1-6辑60册,自2004年至今,以平均每两年出版一辑10册的进度,累计影印公布的徽州文书数量已近4万幅图版,其中包括刘伯山教授捐赠给安徽大学的徽州文书、私人收藏徽州文书、祁门县博物馆藏徽州文书,等等,其内容涉及契约、遗嘱、诉讼案卷、票据、官文书、告示、会书、信函、收借条、记事簿、日记、账单账册、收租簿、黄册、鱼鳞册、货单、礼单、礼书、乡音杂字、风水册、命书、婚书,等等,几乎包含了徽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间交往及习俗、信仰的各个方面。这种连续性的原始研究资料的大量公布,为徽州文书的研究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资料依据,有利于为徽学研究的繁荣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

2017年1月7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即“CNKI”)在北京主办的中国图书学术影响力评价专家研讨会上,发布了由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研制的《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2016版)。《徽州文书》名列“中国高被引图书各学科(图书档案学)TOP3名单(1949—2009年高被引图书)”。而在此之前,《徽州文书》还曾在国家图书馆2010年6月中文图书借阅排行榜中名列第8位。由此即可看出,《徽州文书》的持续出版,徽学研究资料的大量公布,无疑在拓展、深化徽学研究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张应强教授主持的《清水江文书》1-3辑33册,累计影印公布清水江文书约1.4万幅图版。该批文书以清代以来清水江流域的山林契约为主,也涉及族谱、诉讼词稿、山场清册、账簿、官府文告、书信、宗教科仪书、唱本、誊抄碑文等,其内容能够反映清水江流域社会历史变迁、经济发展形态、民俗、司法等诸多方面的运行实况,是当地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性资料,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在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出版方面,张应强教授主持的该项目,对吸引更多学者关注清水江文书功不可没,也为后续的清水江文书整理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和范例。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编的《潮汕侨批集成》,已出版第1-3辑共108册,合计正在编校中的第4辑完成之后,可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收集整理的超过12万余幅潮汕侨批文献图版全部影印推向学界。侨批是海外华人邮回祖籍所在地的信件加汇款单据,具有汇款单和信件合一的独特文献特征。侨批在空间上连接着侨胞的祖籍地与侨居地,在时间上最大批量地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直至80年代,而这一时段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转型期。以潮汕侨批为代表的侨批文献,因其特殊的形成空间与形成时间,在华侨华人史、移民史、金融史、邮政史、外交史,以至对外经济贸易史、中国近代史等研究领域中均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史料价值。以侨批资料为基础或重要参考的研究,正成为许多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的努力方向。此外,借助于2007年和2012年推出《潮汕侨批集成》第1、2辑的助益,以潮汕侨批为主体、联合福建侨批等的“侨批档案”于2013年顺利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民间档案文书的整理出版对于区域社会、地方文化的学术研究促进作用,也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新近在编的包括闽东、闽北、赣南、河北、云南、广西等地的民间档案文书,最终将超过10万幅图版。随着这批成果的陆续公布,相信它们不仅能够更加丰富我国民间档案文书的地域类型,更能进一步提供研究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大量珍贵资料。


二、民间档案文书的常见整理形式

民间档案文书因主要形成于民间、传承流转于民间、保存于民间,并且其中的大部已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变迁而消失,保存至今的仅是全部民间档案文书中极少的部分。对民间档案文书进行合于现代学术需要的整理,既有保存历史文化遗存的意义,更有推进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作用。前辈学者们对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福建民间文书的开创性整理研究,为我们今天的民间档案文书研究奠定了基础。截至当下,对民间档案文书进行的整理与研究,出版界与学界都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的成果,并且出版了大量著作。就笔者的观察和思考,我们大致将目前学界所熟知的民间档案文书整理成果依其出版成果体现的形式,分作如下几种类型:

1.影印整理(附目录汇编类整理)

民间档案文书的影印整理,近若干年来所见成果除本社所出诸种外,其他诸如孔府档案、贵州清水江文书、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首都博物馆藏清代契约文书、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契约文书、保定房契档案、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内蒙古土默特金氏蒙古家族契约文书、(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绍兴县馆藏契约档案、上海道契,等等,所在多有,不下数十种。诸多出版成果体现着民间档案文书的整理出版工作正在加速进行,整理规模也越来越为扩大。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已经点校整理出版的南部县衙门档案,后来也以影印形式作了重新出版。

就出版而论,与影印整理成果配合最为密切的,实为民间档案文书的目录汇编式整理。民间档案文书的影印,惯例要配备根据其内容整理拟定的题名目录,而题名目录的整理又是民间档案文书整理的起始,只有在对民间档案文书内容进行拟目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展开民间档案文书的影印、释录、校注、研究。相关民间档案文书目录汇编成果,为我们了解文书档案内容、存藏,按图索骥获得研究线索提供着巨大的帮助,如黄山书社于2000年出版的王钰欣等编《徽州文书类目》,时至今日仍是我们研究徽州文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但随着研究的扩展,单纯的目录汇编整理会越来越无法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之前或受制于人力、物力、印刷成本等客观因素,海量的民间档案文书只能编制目录而无法全部公布其内容。但单纯的目录汇编整理,在目前已经不能满足学界的需要,学术研究更为迫切需要的是民间档案文书的资料性内容,而非仅仅是题名目录,我们认为,民间档案文书的影印式整理将继续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整理成果的主要呈现形态。

2.录文校注式整理

录文校注式整理,也是目前民间档案文书整理成果较受学者关注的方式,它通过学者的录文校注,为研究者使用民间档案文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列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预计出版200册以上的《清水江文书集成考释》,贵州民族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安尊华、潘志成校译《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丛书·土地契约文书校译》,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王宗勋著《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温州市图书馆《温州历史文献集刊》编辑部编的《清代民国温州地区契约文书辑选》,等等,相关成果也有数十种之多。这些成果,或纯为录文辅以校注,或采用图文对照方式,公布了数量巨大的民间档案文书,对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富研究价值的基础史料。这种整理方式,因其易于使用,资料内容密集度高,而普遍受到学者的欢迎。

3.研究性整理成果(见于著作、论文中等的民间档案文书整理成果)

在以资料出版为主体的影印与录文整理之外,相关专著与论文中的民间档案文书整理成果也为数众多,数量难以统计。这些为数众多的著作、论文,是民间档案文书研究的具体展开,无论其研究所依据的资料是已向学界进行公布,亦或暂未公布(仅个别学者能够见到并使用)的民间档案文书,其在著作与论文中,多数情况下仍会涉及对资料进行相应的学术整理与判断。这也是民间档案文书整理研究中,极为值得关注的一种类型。如能将相关著作与论文中的整理进行收集汇编,也将对民间档案文书的整体研究有莫大的助益。

4.民间文书数据库建设

民间档案文书资料十分丰富,要整合、管理与应用这些海量资料,利用新技术建设数据库将是一项必然的选择。如贵州凯里学院所建设的清水江文书数据库,安徽黄山学院对所藏徽州文书进行的数据库整理,即是民间文书数据库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先例。此外,据我们所知,中山大学图书馆也在进行对所藏民间档案文书的数据库建设、整理与加工等方面工作,凭借其丰厚的馆藏及先进的信息资讯技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和相关技术经验。这些实践先例和技术经验,无疑值得提请致力于民间档案文书数字化建设的相关研究者多加注意。


三、从出版者的角度看民间档案文书的影印整理与深度整理

从出版者的视角观察,依出版内容呈现的主要形态,我们可以将上述常见整理形式简单分为“影印整理(含目录汇编)”与“深度整理”两种类型。将目录汇编归入影印整理,是因为从目前绝大多数的出版成果所呈现的结果上看,目录汇编是与影印出版相伴不可分离的,所有影印整理都附有一一对应的文书题名目录,无论是整理者的整理环节,还是进入出版后的编辑加工环节,整理图片用于影印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文书进行拟目、对次序进行编排的过程。“深度整理”最通常的理解,是指“录文校注式整理”。但笔者以为,研究性整理成果与可深度检索的数据库成果也应归属为“深度整理”,因其所进行的整理不仅较单纯的影印显得深入,部分可全文深度检索的数据库更是在整理难度上会超过录文校注式整理,并且能将录文校注整理与影印整理进行更有利、更实质性的结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种对整理方式所进行的简单的两分法,并不能涵盖民间档案文书整理的全部形式,而只是出于表述便利的需要,在概念上作一大致的区分。从出版者的角度观察,我们认为这两种类型的整理各有其优长与不足。

1.对影印整理方式(含目录汇编)的分析

从图书出版的专业角度出发,影印整理的优势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影印整理成果能够较好地保存民间档案文书的本真性、原始性,整理中的人为失误少。民间档案文书大量形成、留存于民间基层社会中,既有相沿成习的格式,也有因地因时而调整的特殊情况,影印整理的方式,采取对档案文书原件进行扫描或拍照后出版,对档案文书本身内容不做改动,同时进行图像呈现,较好地保持了其原有形态,研究者在使用文书中,不会因为录文格式、录文用字、整理失误,以及录文整理、字形规范、排版版面限制等原因,造成对文书内容的误读,并且也避免了在录文整理中难以避免的因识读与录入而造成的错讹。

其二,是影印整理进度快、成果推出迅速,有利于学者第一时间掌握新材料。在民间档案文书的整理进度方面,影印整理优势极为明显。以笔者主持的相关影印出版工作为例,8开本10册约6000幅图版的民间档案文书,整理者交稿后,编辑出版的时间周期大体可以控制在10个月左右。这相比于动辄三五年,甚至近10年及10年以上的录文式校注整理,学术资料公布在时间上的优势不言自明。学术研究起步于学术资料,随着学者群体人数的增多,对于学术资料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并且当下学术研究关注的重心有向传统民间基层社会下移的趋向,受此影响,数量巨大的民间档案文书一方面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势必成为学术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重要突破口,因而加快民间档案文书的整理并予以公布,是促进学术研究繁荣的客观需要。就此而言,加快民间档案文书影印整理,加速其公布,使学者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新材料,在民间档案文书整理者以及出版者都是义不容辞的职责。

其三,影印出版对某些学科有特殊意义,比如语言文字研究。影印整理方式保留了民间档案文书中的大量俗写字、异形字,为研究中国文字在不同地区的变体书写方面的特点与规则等,可以提供大量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简略言之,我们认为,影印整理方式能够相对较好地保存民间档案文书本身的固有内容和形式,避免了整理过程中人为造成的差错,其整理出版进度有明显优势。并且其不存在对于异体字、俗写字、别字的取舍方面的选择困难,对文书本身的书法、钤印、花押等方面的重要内容有直观的展示,加之其刊布出版的进度,实际上能够较好地满足推动学术发展对于新材料及时有效刊布的需求。因此,影印整理方式应当成为民间档案文书整理最为主要的出版方式。

但毋庸讳言的是,由于民间档案文书以手写与俗写为主,并且存在一些特殊的记数符号及具有地域特色的表达、用语等,如在整理中缺失相应的范本式的录文以及注解等,部分民间档案文书的内容在跨学科(社会史、经济史等之外的其他学科)研究者使用时势必存在一定的难度,因而在扩大、拓展民间档案文书的研究使用范围和深度上,纯粹的影印整理确有其不足之处,需要辅以其他的整理方式来进行弥补与完善。

2.对深度整理方式的分析

民间档案文书的深度整理一直深受学者关注,这其中既有其于学术便利方面的考虑,也有在学术成果判定方面的考量,深度整理方式有其显而易见的优势。

从出版专业的角度而论,“深度整理”的呈现方式,无疑在学术规范上更能够趋于规整。整理者通过标点、校注、考证、研究等,对文书不易识读的内容进行规范化的加工,规范其字形、统一规整其格式、辨明其常例与变例、注释其疑难,等等,为研究者的使用提供了明显的便利,尤其为跨学科研究者解决了其阅读与理解方面的大部分的困难。这在吸引新晋学术力量、吸引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兴趣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但该种整理方式的不足也十分明显,最为集中地体现于相关成果的推出进度过慢,成果推出滞后,甚至造成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的学术资料垄断,这种情形实际上不利于形成共同学术关注与研究合力,因而值得从事民间档案文书整理者做两面分析,权衡利弊以作取舍。

与深度整理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学者群体内部,对深度整理的操作原则如整理成果是“原文照录”还是“规范整理”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原文照录”主张对民间文书的分行、用字等概依原件为准分散对照,异体字、俗写字、名款布局等参照原件一一对应无讹。“规范整理”即按照出版业相关法规,统一异体字、俗写字等,标点、分行、名款等亦要求做到应有的规范。从出版成果的质量考评与学者的使用便利而论,“规范整理”在将来应成为学者对民间档案文书进行深度整理的首选,需要出版者加强与学者在整理过程中的沟通和交流、引导。

我们相信,随着出版工作者和广大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有更多优秀的深度整理出版成果涌现出来,为学界所利用,这对推动研究发展、促进学术繁荣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以影印整理为基础推进深度整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民间档案文书出版,以影印整理出版为基础,目前已逐步推进深度整理成果的出版,如华中科技大学俞江教授主持的《徽州合同文书汇编》深度整理文本已在编校之中,新近开发的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以及列入2019年出版计划的后续民间文书出版品种也将采用深度整理模式(录文校注并辅以图版影印)。

结合笔者学术研究的体会与出版工作经验,我们认为,民间档案文书的出版应以影印整理公布资料为基础,逐步推进深度整理。影印整理在推动资料公布、保持文献本身特征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大量公布珍贵的研究资料,可以迅速地建立研究者与民间档案文书之间更为直接的联系,推动民间档案文书加速公布带动学术繁荣,聚集更多的研究者对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予以学术关注。以影印资料公布为起点,吸引更多学者从事对民间档案文书的深度整理加工,从而对已公布的民间档案文书进行更为深度的开发。

从出版工作的角度来看,纸质版民间档案文书出版的理想状态是把影印和释读结合起来,但由于录文整理释读难度大,耗时长,因此,我们认为目前较长一段时间内,较为可行的主要整理出版方式,仍然应当是先行整理出版影印本,尽快公布资料供学者使用,其后再出释读本,以便利跨学科研究者的使用。待积累到一定的资料数量后,由学者根据研究侧重的不同而有所选择地加工整理,陆续推出电子版、网络版乃至数据库。这种层递式的整理出版方式,将打破文书收藏、整理、公布在人员、精力、技术、学科侧重等方面的客观局限,也会有利于推进成果向更规范、更严谨、更便于学术使用的方向发展。


文章来源:《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9年第1期。

作者:宾长初、鲁朝阳

编排:钱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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