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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现代时刻 ——概念史视野下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研究》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298 更新时间:2019-6-8

孙江

作者简介:孙 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教授。

文章来源:《学海》2019年第1期,本文注释从略。

摘要:黄兴涛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涉及中国现代国家最核心的概念,出版后引起了甚大反响。如果说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理论阐明了中华民族作为“自在实体”的古代历史的话,黄兴涛的著作则揭示了中华民族作为“自觉实体”的近代历史。本文围绕该书“中华民族”概念,从概念史角度分别考察了中华民族概念的标准化、大众化、政治化过程,指出1902年、1912年和1932年是“中华民族”成为自觉实体的现代时刻,而这一现代时刻直到《重塑中华》的出版才第一次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关键词:民族,中华民族,概念史,历史性基础概念


问题所在

有关民族的历史叙事,一枝两叶,有“本源说”和“建构说”之分,前者追寻民族的源与流,后者强调民族与现代国家相伴相生。其实,本源说中的“民族”概念并非一成不变,经历了不断的创新(invention);建构说中的“民族”生成于特定的情境,其型式不断为后世所演示(enactment)。就此而言,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述,堪称两种民族叙事的结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的理论。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费孝通认为:“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是指不同族群在历史进程中的互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是指互动所造就的“多元一体”的特质。

就在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的前后,国外学界的民族叙事发生了转向。基于对民族自我同一性所带来的不可预期结果的省思,论者的关心由作为上位概念的民族(nation)转至包含于民族之内的作为下位概念的族群(ethnic groups)。1990年代美国学界曾讨论何谓Chineseness,日本学界出现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趋向。备受国内学界关注的“新清史”,可以置于这一学术脉络中来把捉。所谓“新清史”是从“满洲性”(族群性)角度研究清代历史的方法,在美国除了“捍卫汉化”的何炳棣(Ping-ti Ho)与强调“族群性”的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之间发生过争论外,这一研究波澜不惊,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是,当“新清史”漂洋过海传到中国后,却触发了中国学界持续迄今的争论。2010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代认同与国家政治”国际研讨会上,“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欧立德(Mark Elliot)对此表示十分不解,他甚至说,在何炳棣和拉斯基二者之间,自己的立场更倾向于何炳棣。另一个“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濮德培(Peter C. Perdue)则说,他的清史研究是1980年代在北京留学期间跟中国老师学的。何以中美两国学界对“新清史”会出现如此不对称的理解?反求诸己,这与中国学者在“中华民族”问题上的研究取向有关。国内学者历来将中华民族视为自明的概念,对其“自在”一面更为关注,而对其“自觉”一面则较为轻视。

鉴于“民族”概念的复杂性,费孝通在上述演讲中,并没有对“一些根本概念作冗长的说明”。费孝通首先确认“民族”与“疆域”“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在此前提下,他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将二者合二为一,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有如“雪球”之成型:“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对于中华民族由自在进而达到自觉的过程,费孝通要言不繁地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继费孝通之后,国内不少学者从民族学、历史学等角度展开有关“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的研究,并发表了众多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论述翔实且多有创见者,当首推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以下简称《重塑中华》)。黄兴涛自2001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形成的历史考察》一文以来,如一名探矿者,历时十六载,孜孜不倦地挖掘有关“中华民族”作为自觉存在的历史资料,其间的辛劳不难想见。也正因为如此,《重塑中华》在关于中国现代民族问题研究上拓展了一方崭新的天地,成为今后任何相关研究都必须参考的重要专著。

《重塑中华》一书副题为“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观念史”与“概念史”理念和方法完全不同,观念史研究的是不变的常数,概念史中的概念可由不同词语来表征。然而,在中国学界,论者对二者一般不做区分,有些名为观念史的研究亦可视为概念史研究。在笔者看来,《重塑中华》展示的“中华民族”的观念史,就是一部凝聚了近代经验的概念史。“中华民族”这一类概念,就是德国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在《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所说的“历史性基础概念”,它们既可以被视为构成历史运动的要素,也可以被视为历史运动的指标。关于“历史性基础概念”,科塞雷克提出了四个衡量标准: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时间化(Verzeitlichung)、意识形态化(Ideologisierbarkeit)和政治化(Politisierung)。笔者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的中国近代概念研究,借鉴科塞雷克的“四化”标准,提出了研究中国历史性基础概念的四个现象学尺度:标准化(standardization)、通俗化/大众化(popularization)、政治化(politicization) 和衍生化(derivatization)。按照这一尺度,“中华民族”概念是从“民族”概念衍生而来,原本是“民族”的下位概念,但在中国语境中是比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更为关键的历史性基础概念。如果从概念史角度通观《重塑中华》的话,笔者认为该书恰好展示了“中华民族”概念的标准化、大众化和政治化的过程,为中国概念史研究提供了一本可资效法的范本。

标准化

所谓中国历史性基础概念的“标准化”,是指那些构成概念的术语无论是“古已有之”,还是舶自海外,都有一个不断被阐释和再阐释、逐渐走向标准化的过程。在《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第7卷,编者将Nation(民族)与Volk(人民)、Nationalismus(民族主义)、Masse(大众)等放在一起考察。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在为该辞条写的导言中指出,这一安排是出于相关概念在语义上和结构上具有共同点。这组概念虽然受到时代的影响,但与时代的变化并非同步,其中有些概念甚至长久地保持着原来的意义,有些则词语本身依旧,但意义今非昔比。如“德意志”(Deutschland), “deutsch”  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在公元786年才出现;1080年第一次作为形容词,指人和地理,如德国人(deutsche leute)、德国土地(deutsche Landen)等;1220年,开始作为名词使用,有“Die Deutschen”,指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人们所熟知的作为集合单数名词的Deutschland是16世纪的发明,17世纪与“祖国”(patria/Vaterland)一词连用,从而有了“deutsches Vaterland”;即便如此,“Deutschland”并不是历史性基础概念,只有在经过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之后,它才逐渐成为历史性基础概念。其时,德国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将“人民”(Volk)视为可以期待的未来概念(Erfahrungsstiftungsbegriff),从中创造了指称现代民族和国家的“Deutschland”。不消说,德国的历史经验不能简单地对应于中国的场域,但是,“Deutschland”语义的现代性转变提示我们,应该留意“中华民族”在成为自觉的实体的符号过程中所发生的语义变化。

从构词角度看,“中华民族”由“中华”和“民族”两个部分构成,《重塑中华》第一章涉及作为自觉符号“中华民族”的诞生过程。作者指出,“中国”一语可以上推到远古,“中华”一语大约出现在魏晋时期,其后,“中华”的语义逐渐拥有了“中国”、中原文化和汉族、文明族群等内涵。“中国”、“中华”不仅为中原的汉人所认同,也为北魏、辽、金、元、清等北方非汉族群所认同。缘此作者强调,中国现代国家是“旧邦新造”,“其中清王朝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绝不应被史家忽略”。构成“中华民族”另一极的“民族”一语,虽然见诸中国古籍,但语义含混。作者分别从词源和语义两个方面考察了“民族”的现代履历。简言之,作为现代概念的“民族”,最早见于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34年出版的《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一书。郭氏写道:“盖皇上帝符玺证据耶稣之教训为天之谕,言言实实,略无粉饰,故申谕中外诸民族悔罪,伏奉耶稣救世者之教也”。这段话所对应的是实在的或想象的血缘共同体,而非政治共同体,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含义与来自日本的“和制汉语”不无关系。作者以1896年日本人古城贞吉刊载在《时务报》上的《土耳其论》一文为例,认为该文中的“民族”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也是政治共同体。按照笔者的理解,文中有“近今世纪间,倡自主之论,不胜枚举,而国民亦欲助成之”,这似乎说明“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含义是为另一个“和制汉语”“国民”所表征的。可见,“中华民族”凝聚了历史与当下双重经验,对这一概念既要放在过去的历史经验——涉及中国、中华以及相对应的诸概念——中来理解,更要置于19世纪以降的历史脉络中来理解。这样,就很自然地触及到“民族”、“种族”、“国民”、“少数民族(族群)”等现代概念丛。

按理,作为用来表征现代中国人的符号,“中华民族”并不是唯一的选项,比较而言,似乎“中国民族”更为合适。以中国的历史经验看,“中国”比“中华”更为常用。作者在《重塑中华》一书中指出,“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发明者其实均为梁启超,在梁启超那里,二者语义一致。1902年,梁启超首次使用“中华民族”,其语义虽然还难以与汉人、华夏等以中原为本位的话语相区隔,但是在梁于1905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中华民族”一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显然,此时的梁启超已然注意到,中华民族中汉与非汉是相对的,中华民族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性特征。稍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一文中进一步推演道:“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一文化之族名”。杨度注意到,满人早已同化于中华民族之内。当然,同一时期也不乏排除非汉的论点,如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1907年)一文中试图寻找汉文化的本真性,但其影响似乎并不如后来的思想史书写者们所想象得那么大。以往我们受线性的辛亥革命史观的影响,习惯于把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等同于排满汉主义,这似乎并不能反映革命派内部大多数人的思想,更无法涵盖中华民国诞生后涌动于思想界的与此相反的潮流。如孙中山在兴中会和同盟会的纲领中均张扬了排满民族主义,在卸任临时大总统前甚至还参谒了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但是,孙中山所主张的不是种族上的民族主义,而是政治上的以平等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说:“北方既协,携手归来,虏廷震惧,莫知所为,奉兹大柄,还我国人,五大民族,一体无猜”。

另外,从清初到清末,满人统治者及其知识人的族群融合诉求却是不争的事实。《重塑中华》关于满人的中国认同一节振聋发聩,有力地回击了“新清史”的片面主张;另一方面,还通过《申报》舆论中的族群融合诉求,展示了辛亥革命史观所遮掩的历史真相。可以说,正因为存在诸如满人的中国认同和汉人对满人的认同,“中华民族”的内涵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在经历了从帝国到共和的转变后,“中华民族”很自然地成为容纳整个中国疆域中居民的符号装置。

大众化

在《历史性基础概念》中,科塞雷克用“民主化”来描述伴随近代知识的普及,以往由特权等级垄断的知识如何越过等级界限而为一般大众所拥有。中国虽然没有如德国、日本的封建等级制度,但在新知识由特定的知识精英或机构生产后,也有一个逐渐为社会消费的通俗化或大众化过程。《重塑中国》使用了两个尺度来观察这一过程:政治的尺度和言论的尺度。

武昌起义爆发后,1911年12月在沙俄支持下,哲布尊丹巴等成立“大蒙古帝国”,企图分裂国家。然而,在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就受到了东西蒙古地区王公的反对。他们发表声明:“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作者认为,这应该是政治文告中第一次由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做出的共同决议。正如前文所说,不能过度夸大排满民族主义,轻视清帝国内部业已存在的族群融合,更不能忽视民国肇建后知识精英基于“五族共和”、“六族共和”以及“民族化合”等理念而进行的努力。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曾经回顾说:“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则?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要之,异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结果惟革命,同族间政治不平等,其结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就族群融合而言,从北京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更替,并没有改变族群融合指向。

在民国成立后的二十年间,“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逐渐由精英向民众、从政治向社会普及开来。精英的言论和政治的推进,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概念的大众化?作为知识从精英通向民众的直接渠道,不同时代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为我们思考概念的“大众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日本学者曾言:“教科书塑造了日本人。”同样,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实行新式教育后,教科书也塑造了现代中国人。由清朝到民国,中国经历了从帝国迈向共和的巨变,中国人也从臣民变成了国民。1912年12月2日,《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历史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事迹,明于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变迁、邦国之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历史教育要为民族、社会以及国家、政体服务,从教科书的关于民族修辞的变化无疑能够窥见“中华民族”意义。

《重塑中华》提及民国初年潘武《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和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关于“中华民族”的表述,作者特别指出,“中华民族”并非单指汉人,还包括其他族群。确实,傅运森在“编辑大意”中明确指出:“本书编辑之要旨,在使儿童知国家文化之悠久,民族之繁多,以养成尊重国粹,亲和各族之观念,植中华民国国民之基”(第二条)。“民国肇建,合五大族为一家,故本书尤注重于国土之统一,种族之调和,而于五大族之豪杰,择其最有关系者,一律编入本书,以资儿童观感,务使此书为民国五大族共同适用之书”(第三条)。作者还注意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教科书中“民族英雄”的范围有所扩大,成吉思汗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之列。

根据作者的提示,笔者检索了百余种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关于“中华民族”、“中国民族”的表述,由此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撇开语义上的差异,直到1931年为止,尚难断定是“中华民族”还是“中国民族”在历史教科书中占优势。如赵玉森在《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历史》(1914年)中写道:“中国民族,本自帕米尔高原,循昆仑山脉而东迤,经数千百年之递衍,因结而为四百余兆之伟大团体。”似乎直到1920年代,“中华民族”才开始增多起来。如吕思勉《新学制高等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24年)说:“这一期是我中华民族,从极浅演之群,进而至于建立一个大国的时代。”李岳瑞原编、印水心增订《评注国史读本》(1926年)写道:“通古斯,东胡之转音也。其族为蒙古利亚人种之一,秦汉之肃慎,晋之鲜卑,北朝之魏,宋之辽金,及清。皆属此族。至清末,始完全融入中土,变为中华民族之成分云。”为什么在同一时期教科书里会出现“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混用的情形?应该说,这与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没有刻意追求统一有关。如1923年《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使用“中华民族”,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9年)的《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和《普通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则使用“中国民族”。然而,1932年以后,尽管有的教科书编者还使用“中国民族”字样,出现在《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等课纲里的,几乎均为“中华民族”。就此似乎可以断定,“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语义基本相同,前者成为中国人的普遍自称,当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更倾向于从概念史而不是观念史角度来诠释“中华民族”,概念可用词语丛来表征,指称中国疆域内全体居民的既可以是“中华民族”,也可以是“中国民族”,或者其他。历史教科书面向大众,教科书传播的知识是经过国家教育部审定的官方知识(official knowledge);教科书所张扬的精神也与官方意识形态并行不悖。因此,“中华民族”概念的大众化,自然也是与政治化同步展开的。

政治化

在科塞雷克所说的历史性基础概念中,“政治化”是指使用者按照自身的意图对概念加以运用,从而在概念所积淀的过去的经验之外,还内含着对未来的期待。作为中国近代历史性基础概念的“中华民族”,并不完全是诠释历史的工具,它同时还承载着改变现状、面向未来的政治意义。唯其如此,政治化在国家面临存亡危机的时刻才会更加凸显出来。《重塑中华》第三章第二、三节和第四章,涉及的主要就是中华民族概念的政治化问题。

如所周知,作为继承清帝国版图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国在维持领土完整、行使主权和整合国民等“匀质化”诉求上,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民族国家“有限性”(limited)的掣肘。1931年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导致的东北沦陷,使这种“有限性”更为凸现。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的沦陷,反而激发了对民族国家“匀质化”的强烈诉求。不是吗?正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华民族”成了凝聚国内各党派、各族群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最大公约数。

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西迁——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心移动——使“边疆”急速中心化,面对西南、西北等“异域”,国民政府和许多学者关心少数族群的状况,谋求缩小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还努力如何动员少数民族进行全面抗战。《重塑中华》以两个案例说明,在全面抗战时期,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对建立“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参与。1938年4月,蒙古族代表巴文峻、达密琳多尔济等,藏族代表贡觉仲尼、罗桑坚赞、阿汪坚赞、格桑泽仁、黄正清等和新疆代表尧乐博士、麦斯武德、艾沙等,组成“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团”,奔赴前线劳军。同时,他们还发布了一封以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为宗旨的《告全国同胞书》。同年6-7月间,爱国藏人青攘呼图克图等组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奔赴重庆和抗战前线慰劳抗日将士,还发表了鼓舞民族士气的《康藏民众代表慰劳前线将士书》。在这种态势下,曾经试图分离国家的新疆维吾尔人穆罕默德·伊敏放弃分离主义主张,离开阿富汗归附重庆国民政府。而促成此事的就是新疆代表艾沙。

在抗战时期,围绕如何界定“中华民族”,知识精英进行了艰苦的摸索。1939年1月,受傅斯年的激励,顾颉刚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强调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是单数集合体。而年轻的费孝通及其老师吴文藻则认为,过分强调单数集合,容易忽略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如本文开头所述,围绕“民族”有“本源说”和“建构说”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二者的意见不同实际上是由于所使用的历史学/民族学的尺度和政治学的尺度之不同所致。1988年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融会了这两种研究方法,其出发点可以追溯到近半个世纪前“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曾试图将“中华国族”一语写入宪法,注意:是“中华国族”,而不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中国民族”之外,值得深思。黄兴涛认为,1931年后“中华国族”的用例逐渐增多。1936年在国民政府公布的“五五宪草”中,首次出现了“中华国族”字样。“中华国族”继袭了孙中山民族主义即国族主义的思想,因此,“中华国族”写入宪法,反映了孙科“个人的偏爱”。作者还进而指出,将“中华国族”写入“五五宪草”,还吸收了陈长蘅等留美专家的意见: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1940年3月30日,“中华国族”提案在国民参政会上遭到陶孟和、章士钊等人的反对,后者以为可用“中华民国”代替“中华国族”。对此,孙科不以为然,他认为:“国族之构成,以民族为单位;而国家之构成,则以个人为单位”。在放弃传统中国以文化/文明来区分族群之后,正在建设中的民族国家面临如何使传统与现代接轨之问题。“中华”可译作英文Chinese,“民族”对应Nation,而“国族”是Nation-State,在笔者看来,“中华国族”(Chinese Nation-State)更能表征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国家和民族的经验。然而,“中华国族”非但没有写入宪法,反而还引发了各种不同意见。更有甚者,归附国民政府并成为国大代表的伊敏借机挑起政治争端,遭到历史学家黎东方的严厉批判。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伴随《义勇军进行曲》深入人心。随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公文书中的“中华民族”一语,业已成为不可替代的现代符号。

以上是笔者从概念史的角度对《重塑中华》一书所做的概观,从中可以看到,黄兴涛通过翔实的史料考辨,揭示了“中华民族”由“自在”而“自觉”的近代历程。作为描述中国疆域内所有居民的“标准化”符号,“中华民族”诞生于1902年,在创始人梁启超那里,“中华民族”还带有汉文化中心的烙印,当中华民国肇建后,这一印记很快脱落,“五族共和”“六族共和”等隐喻昭示了“中华民族”已然成为承载中国国民的政治装置。在“中华民族”概念通过政府推动、知识精英的倡言和历史教科书的书写逐渐“大众化”的过程中,还存在“中国民族”“中华国族”等表述,如果说“中华民族”语义的现代性转化发生在1912年以后的话,那么,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从1932年起“中华民族”概念急速“大众化”,成为获得全体中国人认可的最大公约数。“中华民族”是作为政治概念被创出的,其“大众化”的终点似乎也是“政治化”的归宿。

在笔者所设定的中国近代历史性基础概念里,“中华民族”概念属于“衍生化”特点,所谓“衍生化”是指原为从“民族”、“种族”等上位概念中衍生出来的下位概念,但在中国语境中后来居上,成为思考“民族”、“种族”等中国化的等标准。一如前文所引科塞雷克的话,历史性基础概念可以成为观察历史进程的指标,以“中华民族”概念为指标反观中国近代历史中的民族、种族概念,我们能够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呢?首先,民族、种族等术语尽管在中国古籍中都能找到词源,但作为现代概念毫无疑问都是舶来品,这些舶来概念成为中国历史性基础概念的过程就是不断注入近代经验的过程,套用一句老话是“中国化”。恰如关于民族概念的界定存在多种标准一样,即使人们能简单地将民族的构成分类为“本源说”或“建构说”,没有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可以被复制的,换言之,包括中国化的经验在内,每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践都有助于深化关于民族概念的思考。

其次,从“中华民族”概念的政治化过程可知,民族概念即便可以从历史的经验和实在的生活世界中找到其所以然的理由,历史学方法与民族学(或曰人类学、社会学)方法的研究都带有目的论的价值预设特征,导出的结论不免向相对主义倾斜。回顾现代民族国家的经历,不管是否为“自在的”还是“自觉地”,有关民族的诠释无一例外最终归之于政治判断。政治赋予了民族不可分割的自我同一性,如欲切割这种同一性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对立和冲突。

2017年夏秋,《重塑中华》先后在香港和北京出版,笔者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拿到了繁简版著作,同年 10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边缘即中心:中国历史及其结构”学术研讨会上,还专门为该书举办了一场专题讨论,本文即是以这次研讨会的发言为底本撰写而成的。此番再次阅读《重塑中华》,可以断言,1902年、1912年和1932年是“中华民族”成为自觉实体的关键的现代时刻,而这一现代时刻直到《重塑中华》的出版,才第一次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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