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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精英的意义:读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98 更新时间:2019-6-8

赵刚

作者简介:赵刚 ,美国阿克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学海》2019年第1期。


我第一次知道黄兴涛教授在做清末民初以来中华民族认同的研究是在2002年初,也就是十六年以前。当时,我因美国新清史研究的刺激,正在写一篇有关清代中国观的论文,在查阅有关最新成果文献时,看到黄兴涛在《浙江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有关清末中华民族观兴起的论文。这篇文章论题之新颖,材料之扎实,讨论之深入,在我所读得众多中文和西方有关文献中可称翘楚。几乎是近十年之后,我和黄兴涛初识,才知道这是他有关清季以来中华民族观念和认同研究的一部分。他兴致盎然地说起已经收集的有关材料,不少都是见闻寡陋的我所前所未闻的。不过,他说此书还在进行中,倒让我颇感意外 。我屈指一算,如果加上《浙江社会科学》那篇文章的准备时间,已早过了十年磨一剑的常说年限。又过了几年,我在网媒上终于看到他的研究成书——《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以下简称《重塑中华》),分别由香港三联书店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海外和国内出版。承蒙他盛情,送我一本,厚厚的四百余页。虽说时下学界不少人在著作的前言后记都在讲几年磨一剑,但象黄书这样以近二十年时间完成者,似乎还不很多见。由于上述缘故,我很认真地拜读了该书,并打算做一点评介。

《重塑中华》全书共四章。第一章主要讨论中华民族观念的在清末及之前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关于清末最后二十年汉族精英如梁启超和满族知识分子的中华民族观念。此外,作者还讨论了西方传教士如郭士立等人对于汉语世界“民族”观念演进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民国建立后五族共和论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作者认为五四运动之后梁启超、孙中山对中华民族观念又有新的探索,他们的论述和讨论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完善和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因此在第二部分就有关问题给予详实的论述。第三章集中讨论了抗战前期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深化中华民族认同方面所作的努力。作者对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中华民族复兴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脉络提出了崭新的解释,认为民族复兴观念的提出和传播是抗战时代全民族在外敌入侵面前中华民族凝聚力空前强化的产物。第四章则讨论了抗战前后不同社会群体和知识阶层对中华民族的多种诠释。

清代和民国以来的中国观以及中华民族的观念,近年来正在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单篇论文讨论很多,但是,像黄著这样“追求全面收集材料,系统解决问题”(见作者“后记”语)仍然是独此一家。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可谓好评如潮。我本人虽然也在做一些有关的研究,不过,面对这样一本涉及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沉甸甸的著作,起初还是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更何况近来对该书在中华民族认同研究方面的贡献,已有不少精彩的评论,也无庸在这里重复。后来,我在该书绪论中看到他有意识地明确强调,该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中华民族观念由典型少数精英的思想到最终得到社会上广泛认同的过程。”当然,他也提及当下风靡一时的新文化史及其贡献,认为有必要注意上层精英和下层民众的互相沟通,自谦地提及自己在精英观念如何转化为民众的社会文化意识这个问题上“没有能力很好地完成”。[1]

应该说,作者的自谦却道出了本书的去向。该书确实没有如同诸多受到新文化史学研究路径影响的学者,完全转向下层的国族意识,而是重点关注、扎实严谨地探讨了中华民族观念在上层精英中的酝酿和兴起。这样的学术选择,展示了此书不同凡响之处。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黄著的确是一部传统和新潮交汇之探讨。他有关中华民族认同的讨论,可谓是当下有关学术最前沿领域探索的结晶,填补了中国学术界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空白,为纠正西方学界特别是新清史论者所造成的学术混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以上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社会中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上层精英的有关理念演变为切入点,至少在我这样的读者看来,似有与当下的西方乃至国内的学术主流唱反调的意味,至少是带有反思意义的努力,是对那种以挖掘边缘群体声音而行反历史主义之风的一种反拨。只要留意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学术主潮的变迁,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自从上世纪末,西方学术研究经历着从上层到下层,由大人物到小人物,从精英集团的政治、经济、思想到芸芸众生的吃喝拉撒睡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深刻影响了西方的族群研究。尽管族群认同研究因为全球化浪潮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冲击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其研究的中心却是边缘群体和少数族裔。就以笔者略知一二皮毛的美国学界来说,对少数族裔的认同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而对于主流族群认同的研究,无论量和质两个方面,都是相形见绌的。这股风气体现到美国的汉学研究领域,就是只重视中国的少数民族,却忽略汉族群体。在过去几十年中,尽管中国的族群研究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关注的焦点多是客家、穆斯林等少数民族。对于汉族群体本身认同的研究,除了上世纪中叶及以前对清季民初的反满民族主义的讨论外,几乎乏善可称。甚至连“中国”观念本身这样重大的问题,都是国际学界至今很少有人置喙的空白,更不用说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认同建构。不少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认同的讨论在清季民族主义之后就戛然而止,历史似乎在此终结了。

上世纪末,这股风传到台湾,然后又波及大陆学术界,其风头之劲已经到了非论此不足以学术正确的程度。学术研究和选题如果不沾点街巷内的灰尘,地摊上的霉味,似乎都不算时尚。至于中国族群认同研究中最当讨论的对象——汉人群体,反而很少为人注意。当然,单篇论文和个别讨论并不是没有,但是和这个题目的重要性比起来,分量就显得格外的单薄。因此,当美国的新清史论者无视满汉文档案的众多铁证,几乎是以胡说八道的方式大谈所谓“清”和“中国”不同之时,国内不少学人更多地是随声应和,而不是去做基于证据的审视和文献的检验。似乎只要是少数边远族群研究,证据的审视和学理的批判就变得无关紧要。即使有一些批评,也没有能有效地针对其核心论题(如“清”与“中国”之关系)进行深入的驳论。如果留意一下有关讨论,时至今日,国内学界有分量的论者仍然不外乎郭成康、黄兴涛和新近钟焓发表的几篇论著。笔者以为,有关研究的匮乏,其实和国内近几十年去精英化的研究走向是分不开的。

黄兴涛在其书中的“自责”更能让人体会这股风气在国内之盛,以及他坚持写这部书的不易。不过,笔者认为,黄著的选择并非是“将错就错”,相反,它的问世,基本上填补了国际学术界因为长期的去精英化学术取向所造成该领域的重大学术空白。更重要的是,黄著的意义还在于,在一个日趋强烈的去精英化取向主导学术潮流的时代,为如何检讨和纠正这种思潮带来的流弊,如何正视精英文化和思想的意义提供了契机。这似乎是目前已有的讨论黄著的书评还很少道及的。

一谈及史学界的去精英化趋势,人们通常首先想到的是新文化史之类的舶来品。不过,对于稍微熟悉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历程的读者,去精英化其实不是一个陌生的现象。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新一代受左翼思想影响的学者,开始转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战争等问题研究时,已经开启了去精英化潮流。这股潮流到六七十年代随着对于英雄史观的批判,对农民战争和所谓农民革命的颂扬,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出文化学术阵地的喧嚣而达到顶峰。当时学界流行的口号就是把剥削阶级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相形之下,西方的新文化史则来的要晚一些。不管二者如何在背景和学理乃至其他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有两点是一致的:都曾受到左翼思潮的启发,都试图发掘和展示被压迫和被边缘化的群体在历史创造中为精英集团所遮蔽的主体性。如果用新文化史倡导者们的说法,就是再现边缘群体自己的声音。 这种转变首先出现于西方的欧美史研究中,然后波及汉学领域。再由国外传到国内,成为当今的新时尚。

史学方法论的价值不在于新旧,而在于解决历史学界遗留的问题。无论在西方和中国,边缘群体如妇女和少数族裔确实长期为人忽略,因此,没有他们的历史确实是残缺不全的。但是,这样的空白又不是想要填补就能完成的。为寻觅下层声音而只研究下层的手法在许多时候会以失败而告终。

以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为例。它在六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初,是国内真正受到政府和学界高度重视的显学,出版无数的著作、发表无数的文章。不过,透过这些雄心勃勃,试图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论著,不难发现学者们的沮丧和失望。无论它们如何强调农民战争怎样创造历史,也无论有关研究者在具体问题上持有何种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他们在一个问题上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讨论到最后,他们都无不痛心疾首地慨叹农民战争虽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是,农民阶级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更不用说以此取代精英集团。他们的行为和思考方式,无不受制于当时的精英集团思维模式 ,用当时流行的说法,就是剥削阶级,或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左右。因此,他们最终或是为统治阶级所消灭,或是蜕化变质,沦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农民战争成就的竟然是王朝更替的闹剧。这实际上是用一种含蓄委婉的方式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农民其实并没有像历史学者在研究他们之前设定的,有什么独立的思想或行为模式,相反,他们行动思考的灵感更多地来自精英群体。

西方的汉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突破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以研究明清江南妇女而知名的高彦颐为例。一直想在帝制中国晚期找到妇女自己声音的高彦颐,为解决这个问题,她甚至详尽研究了明清以来缠足的历史。众所周知,缠足一般认为是明清时代对妇女控制的机制。妇女在这个过程中是扮演着被动的角色。高强烈拒绝这种观点,认为缠足包含妇女主体性的体现。她爬梳众多文献试图发掘出妇女自己对这个问题独立于男性的声音。但是,当她完成此书时,在引言部分,也不能不承“所谓’真正的’女性的声音,根本不存在”,其低语和呢喃,需要研究者翻译后才能为后人听到。[2])这些说明,历史学家要在过去发现边缘群体自己声音的努力,在许多时候是失败的。当他们满怀信心把历史“颠倒过来”翻看时,他们看到的不是有别于精英阶层的思想,而更多的是其摹本。因此,美国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Spivak)针对刻意发掘下层声音的倾向,明确提出了下层有无声音的质疑。[3]

相形之下,倒是欧洲史学一些在新文化史方面的领军人物更愿意正视精英文化对普罗大众和边缘群体的影响。意大利著名历史学者金兹伯格 (Ginzburg) 在其名著《奶酪和蛆虫》[4]一书中,通过对一个小人物的心态和思想的研究,开新文化史研究的风气之先。他虽不满于长期以来帝王将相之类的精英人物主导历史的现状,但在发掘小人物自己声音之时,却时时注意放到与精英人物和印刷革命、宗教改革等大事件的背景下考察 (详参该书第五十六到六十二节)。 另一位对西方新文化史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苏俄历史学者阿伦·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虽然同样不满于精英阶层在传统史学中的垄断地位,试图展示下层民众的贡献。但是,他却坦率地指出,民众的思想很多实际上是对上层社会文化的模仿和抄袭。[5]很显然,金兹伯格和古列维奇对于边缘群体文化及其与精英文化的关系,有着更为客观的诠释和分析。因此,他们不是像有的汉学家那样,简单地发现边缘群体所谓自己的声音,而是从边缘和精英群体彼此复杂的关系中,去探讨前者的文化和观念存在。

同为史学家,欧洲新文化史的开拓人物何以比有些汉学家对边缘群体的声音有着更为现实和低调的理解呢?这个问题曾困惑笔者很久,偶然的一件事让我找到了回答这个问题的线索。笔者某次到图书馆查书,偶然走到欧洲史的书架。出于好奇,一架一架地浏览过去,看着那些厚薄不一的专著,突然发现西方学术界在过去一个甚至两个世纪中对他们的上层和精英,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宗教、思想、文化,特别是后三者,有了太多太详尽成熟的研究。它们为新文化史学者分析下层民众思想文化的来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背景性材料,使得学者在研究下层民众所思所想时,很容易找到其在上层社会的渊源。同时,它们也成为一种约束,面对如此丰富的成果,任何一个学者,都不敢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去自说自话地阐发所谓下层民众自己的声音,相反,倒会不知不觉地将其放到它们和精英文化的复杂脉络中去探讨其变化。

相形之下,西方和中国的学术界对于中国的上层和精英文化,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又有多少在质与量两个方面与之匹敌的积累呢?远的不提,就拿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基本的农村租佃关系来说,除了五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几部著作,几乎是乏善可称。因此,他们也无法解释农民思想观念中的许多现象。因此,如前所述,他们虽不得不承认精英文化对下层民众的主导作用,但是,除了抱怨农民素质过低,缺乏自主性之外,他们始终无法解释农民何以对地方乡绅及文化怀抱普遍的尊重。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当研究者认真梳理清季民初以来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进一步扩张时,人们才发现,这个时期乡村经济的衰退和凋敝的罪魁祸首,与其说是地主的高额地租,不如说是国家及其地方代理人的横征暴敛。乡绅群体在许多场合,扮演国家暴力抵制者的角色。理解这一点,再看不少地方农民和其他民间社会中对乡绅的赞美和歌颂,显然不是什么自主性缺乏的问题,而是另有缘由。精英阶层研究之不足同样限制西方汉学界对于妇女史的理解。一个明显的实例是高彦颐的《闺塾师》,这部书以明清之际柳如是等名妓的讨论终结,但却留下一个问题,名妓群体何以随着柳如是的死而消失呢?[6]高著显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探讨名妓的同时,该书忽略了男性消费群体的变化。众所周知,名妓的存在有赖于男性消费群体,没有后者,前者迟早会衰落。这个问题,如果将其与王汎森教授有关清初江南男性士人为反省明亡而倡导的“不入城”等几个带“不”的苦行自修运动联系起来观察,就能迎刃而解。[7]既然男人们连城都不进了,也就没有情色消费可言,名妓群体也自然无法维护自己的存在。

除了精英研究匮乏外,阻止新文化史学者无法客观理解和探讨下层民众的思想心态观念更主要的障碍,还在于其所谓边缘群体主体性(agency)的理论设定。不错,下层和边缘群体的声音确属史学重要而又长期为人忽略的一个领域。但是,脱离和上层社会的关系,单就下层而论下层,本身就是一种似新而实旧、脱离历史语境、甚至是反历史思考的现代中心观。这种理路本身,实际上是假定前现代时代的民众和我们这个时代一样,有着强烈自我意识和个性追求乃至维权意识。这种问题设定在没有充分的史料证实之前,只能是缺乏依据的玄想。带着这样没有验证的臆断进入历史研究,其结果在许多时候只能是无功而返。因此,当学者抱怨下层人士缺乏主体性或没有自己的声音时,不是他们找不到,而是他们的出发点就错了。理由很简单,妇女从“没有”到“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意识,也是一个历史过程。高彦颐在其妇女史论著中,曾反复批判五四以来妇女史话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可是,当她热情发掘明清妇女在缠足问题上的声音时,她未曾想到,自己和她尖锐批评的五四那代人一样,同样陷入了对中国妇女史反历史理解的死胡同。很显然,要想理解和展示下层民众有无及如何建构自己的主体性,仅孤立地研究它们自身的思想观念,是无济于事的,还需要正视和面对精英文化的影响。

这种反历史主义态度不仅存在于有关妇女史的研究,还存在于中西两方有关中国国家认同和下层民众国家意识的研究之中。以前面提到的美国新清史为例。 新清史学者之所以固执地强调所谓中国和清朝的区分,是因为他们武断地认定中国、中华都是儒家文化的观念,儒家是汉族精英的文化价值观念,既然中华、中国观念就是汉族的同义词,在他们看来,那把清朝等同于中华,实际上就是等同于汉文化,这就否定了清朝多民族的特质,遮蔽了非汉少数民族在清朝历史中的主导作用。把汉族等同于中国的观念确实存在,特别是在清季反满民族主义者章太炎、刘师培、钱玄同等人那里。但是,这只是有关中国、中华的一种非主流理解。除此之外,至少从清代开始,满汉精英对于中国有新的解释,以此来指涉清朝多民族国家。早在十七世纪的尼布楚条约的满、拉丁、俄文本中,都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以中国代指清朝。[8]可惜,新清史学者不了解清代满、汉精英阶层对中国概念的重新解释,面对那些与自己观点对立的种种证据,就故作不知了。

至于国内的民众国家意识讨论,迄今为止,最流行的观点还是上世纪初梁启超提出的中国人“只知朝廷,不知国家”的名论及其诸多变种。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中国学术界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有过不少讨论和分析,就此作出不同的解释。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将其归结为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冷漠等消极性因素。笔者自己也曾是这种诠释的信奉者。后来,有机会看了一点西方历史,才发现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更存于现代民族主义起源地之一的法国。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体并没有清晰的国家认同和爱国意识。当日法国知识界对于法国普罗大众,特别是农民群体及其所谓劣根性,有着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精英惊人类似的批评和指责。 农民在他们眼中,都是一群目光短浅、缺乏爱国心、有待改造的群盲。[9]这种论点细究起来,可谓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反历史主义观点。它认定农民天然应该有国家意识爱国精神。其实,下层民众的国家意识,同国家意识民族认同一样,都是特定历史阶段和环境的产物。如果分析一下新文化史论者不屑的精英集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当日经济环境等因素,就会发现民众之国家意识匮乏,责任者另有其主。

众所周知,所谓民众的国家意识,其实就是他们有对远远超出自己直接的生活圈外世界的理解、责任感和忠诚。这种意识的产生,有赖于他们对自身之外世界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没有丰富的直接(旅行)或间接经验(书本或教育)是不可能形成的。而这两项都是十九世纪中或二十世纪初中国或法国民众所不具备的。这一是当时低效的交通条件所致,二是精英集团知识垄断的结果。首先,无论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化正在进行中的法国,还是二十世纪初工业化还只是一小部分精英梦想的中国,交通条件仍然极为恶劣,旅游费用昂贵,除了精英阶层外,多数民众除了自己世代生活的村镇乡间,就笔者个人生活非常有限的观感,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许多僻远甚至不太僻远的乡村,走回县城都是村里可以议论很长时间的大新闻。在这样的环境中,乡民们除了自身经验和地方教堂(法国)和乡里儒士(中国)传授的知识,其实并没有条件想象超乎他们生活圈外的空间,更不可能想象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以及自身与其的相互关联。其次,在帝制社会里,地图和地理知识常常是精英阶层甚至是国家垄断的产物。以明清两朝的地图为例,笔者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供皇帝朝廷使用的地图都非常的精致详细,但是,读者对象地位越低,制作地图就越简陋不堪。以如此艰难的交通环境,再加上模糊地理志,民众的国家观念停留于非常朦胧的程度,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吗。因此,就民众国家意识和认同的建构来说,无论在法国还是民国初年的中国,都是在精英集团的主导下透过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展开并完成的。不了解国家精英阶层的操作,实很难解释民众国家意识的建构和发展。因此,要讨论二十世纪的中国国家认同,首要的步骤不是普罗民众的国家观念,而是精英集团是如何制造和建构国族认同和想象的。 就此而言,黄兴涛的论著虽然表面上似有违于时尚的趣味,确是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国家认同历史进程的正途。

不过,黄著的中心虽然是上层精英的国家认同,但是,它的讨论方法却完全摆脱了传统学术框架的束缚。首先,它不同于已有论著,把注意力拘囿于清末民初几个大家如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而是把更多注意力放到那些迄今为人忽略的知名或不知名的精英人物身上。袁世凯即是一例。 袁世凯在近代历史中素以反派人物而为人熟悉,近年来虽有持平之论,但还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理解和影响。黄兴涛在书中以大量为人忽略的史料指出,袁世凯有关中华民族的理解和认知,其实和当日精英主流并无二致,他的不少政治举措,对民初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发展有着不当否认的正面意义。该书不仅论及汉族精英,还把视线投向少数民族精英的中国观念。其所讨论的清季及二三十年代满族、蒙古族上层的中华民族观,就笔者有限的识见,一直是学术界涉及不到的领域,也是西方新清史至今讳莫如深、没有讨论的重要问题。

除了少数民族精英外,从清季到抗战前后,许多学者也就中华民族观念及国家认同有过深入的讨论。它们的理论成果后来因种种原因为人忽略了。一个例证是罗梦册。 在民国时代的国家认同的研究中,罗梦册的《中国论》是一部有关当日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论著,代表三四十年代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最新探讨。但是,这部书在后来几乎完全为人遗忘了。黄著就罗梦珊的理论作了细致分析和探讨,展示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所达到新的理论高度。类似这样发潜德之幽光的精彩讨论,在黄著中还有许多。通过这些事例,黄著提醒我们,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历史,固然是精英扮演主导角色,但是,它绝不是我们经常碰到的那几位精英的独奏曲,而是一支更为庞大恢弘的精英群体在长达五十年艰辛岁月中前仆后继接力不断的交响乐。

作为国内较早开展观念史研究的学者,黄兴涛认为,二十世纪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不是单纯地对中国观念重新诠释或中华民族观念的建构和传播,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思想和知识的建构过程。它和当时对其他一系列相关观念(如汉奸,中华民族复兴、民族英雄等)的建构或重新诠释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黄著不仅详实地讨论了中华民族观念本身的建构和发展,而且把这些观念生成以及对中华民族认同的贡献,予以深入讨论。它对中华民族复兴这一观点的论述就体现了这一点。书中认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观点早在二十年代就为当日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和国家主义者王光祈作了初步的阐发。三十年代后,国民党政府热衷于这个概念,强调中华民族的复兴。黄著特别重视抗战的爆发对于这个观念传播的推动作用。由于抗战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热情,这个观念遂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和目标。按照黄著的分析,“一方面,现代‘中华民族 ’概念构成‘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思维逻辑前提和逐渐自觉整合的主体,体现了一种以自由、平等和独立为价值依托的现代性特征;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又成为现代 ‘中华民族 ’概念社会化实践的重要表现和具体而典型的话语形态,并代表着其主体认知与行动的综合目标。”[10]黄著的这类分析不仅让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具体地展示了抗战这样的宏大历史事件是如何影响中国人的国家认同的。

黄著研究的取向虽然更多的是思想史和观念史的范围,但是,它并没有像那些以传统方法为基础的论著,就观念而观念进行分析,而是汲取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论。例如,黄著不仅致力于中华民族这个理念的阐发,而且关注这个观念是通过什么渠道,逐步成为全民的共识。进入二十世纪,随着现代教育在中国的建立和普及,中小学教育成为国族认同建构的重要渠道。从民国初期,政府也致力透过教育途径,特别是各类教科书强化国民的中华民族认同感。黄著注意到这个趋势,在书中就多次论及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出版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密切互动。

进入新世纪,精英研究在为国际学术界冷落多年之后,又一次受到人们的重视。印度的庶民研究者态度的改变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过去二十年西方新文化史和下层研究中,印度学者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们主办的《庶民研究》就是国际学术界有关研究的重镇。随着下层研究流弊日益明显,印度学者感到有纠偏的必要,开始反思一味强调下层研究所带来的问题,认为精英研究也是理解下层民众的关键。1999年出版的《庶民研究》第十卷的前言清楚地反映出这种走向。它说:“我们已经拓展了批评的焦点,以便把精英的文本和实践包括进来…… 不论是精英的实践,国家政策、专业学科、文学文本、档案资料,还是语言,都将包含在庶民性的效用之内。”[11]相对于印度,中国的下层研究兴起较晚,目前仍处于上升时期。但是,类似的问题也日渐明显,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抱怨碎片化枝节化的倾向。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学者打捞种种下层民众思想碎片的同时,很少从他们与精英文化的复杂互动角度去考量其演变发展。随着下层研究的进一步展开,重新认识精英文化和实践,以及它对于下层文化的价值,就将是题中应有之义。就此而言,黄兴涛的中华民族认同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国际汉学界一个重要空白,更为在下层研究展开后重新寻找历史研究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平衡,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1]见黄兴涛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第4页、8页。

[2] 高彦颐著、 苗延威译:《缠足:盛极而衰的演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3]详参斯皮瓦克(Spivak)著: “ 边缘者真有自己的声音吗?”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原文见威廉姆斯和克里斯曼(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主编:《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研究读本》(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年版,第66-111页。

[4]金兹伯格 (Ginzburg):《奶酪和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 年版。

[5] 详参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著:《中世纪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Middle Ages)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年版, 第50-64页。

[6] 详参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七章,也就是该书最后一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 详参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第七章《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和消极行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 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满、拉丁、以及俄文本中“中国”一词的分析,详细拙文《新清史可以这样无视史学规范吗?》,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13日第2版。

[9] 详参詹姆斯·赖宁(James R. Lehning,):《农民与法国:十九世纪法国农村的文化联系》(Peasant and French: Cultural Contact in Rural France During the Nineteenth),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年版。

[10] 见黄兴涛:《重塑中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6页。

[11] Guatam Ghadra, Hyan Prakash, and Susie Tharu 主编,《庶民研究:南亚社会和历史的书写》( Subaltern studies: 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第十卷,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年版, 前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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