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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发展的时空分异
来源:《地理研究》第38卷第1期 作者:刘盛和 王雪芹 戚 伟 点击数:163 更新时间:2019-7-2

1 引言

城镇化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这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但对于小城镇在中国城镇化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却长期存在不同的观点与争议,并且这种分歧在近期有不断激化之势。在学术上,一部分专家认为,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后期,应调整城镇化偏差,明确城市化战略;也有一部分学者提出,农民工都跑到大城市去住贫民窟已证明是一条死路,宜以县镇化承载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在实践上,随着 2014 年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正式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后,全国各地竞相兴起城市群规划热潮;另外,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于2016年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特别是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小城镇因在城乡联系与融合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再次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些学者提出村镇化是推进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就地村镇化和村镇融合,与城镇化构成双轮驱动。实际上,中国地域广袤,不同区域间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不均衡性,小城镇的人口集聚能力及对城镇化发展的作用也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亟待科学认知小城镇的人口集聚过程与时空分异规律,探索因地制宜的区域城镇化发展战略与模式。

城镇化城市化两个概念虽均源于“urbanization”,但对于如何翻译一开始就存在争议,体现了学者们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及发展模式的不同认知与学术理念,并逐渐形成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小城镇论以及协调发展论等多种学术观点。费孝通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的著名论断,并总结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三种小城镇发展模式,对相关学术研究和国家决策影响深远。随后,又陆续提出了民权模式”“孙耿模式”“晋江模式等不同小城镇发展模式,以及工业型、旅游型、农业服务型、商贸物流型等特色城镇发展类型。此外,关于小城镇人口的相关研究也较丰富,涉及小城镇人口规模、空间分布以及人口集聚力、影响因素和对策探析。例如刘玉亭等结合小城镇设置标准、国内外相关研究等,对中国小城镇的人口集聚及其合理规模做了初步探讨;张立测算了2000-2009年间人口高输出地区,小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例变化,发现小城镇在省域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总体上呈衰减趋势;李国平等进行就业岗位对小城镇人口集聚力的影响研究,得出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对常住人口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但总体来看,对中国小城镇及其在城镇化中作用的现有研究,案例调查与模式总结、主观性论断或理念性阐述偏多,而系统性的整体研究与客观性分析论证相对较为薄弱。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对小城镇的概念界定存在分歧,小城镇的认定标准与人口统计口径变化频繁,难以获得具有可比性、长时间序列的小城镇人口数据,从而导致对小城镇人口集聚态势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认识不清或不准。

为此,本文将中国人口城镇化细分为城镇人口镇化城化。基于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规范统一相关概念界定,构建1982-2015年全国、分省、分县市等多空间尺度下,城镇人口镇化水平镇化贡献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库,分析全国小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集聚人口水平的历史轨迹,揭示不同空间尺度及主体功能区下城镇人口镇化发展的时空特征,为客观认识和准确把握小城镇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态势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为定量化测度镇区人口集聚程度及其对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贡献,本文将镇区人口占其城镇总人口的比例称为城镇人口镇化水平,以下简称为镇化水平;将某一时期内某区域的镇区人口增长量占城镇总人口增长量的比例称为城镇人口镇化贡献率,以下简称为镇化贡献率。它们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TC = (TP/UP) × 100% 1

GC = (TPt- TP0)/(UPt- UP0)× 100% 2

式中:TCGC分别代表镇化水平和镇化贡献率;TPUP分别代表镇区总人口和城镇总人口;t0分别表示末期和初期。

另外,为了分析、比较镇区人口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本文将镇化水平大于或等于50%的区域,称为镇化主导型;将镇化水平小于 50%的区域,称为城化主导型。同样,为了分析、比较镇区人口集聚对城镇化发展贡献的区域差异,将镇化贡献率大于或等于50%的区域,称为镇化推动型;将镇化贡献率小于50%的区域,称为城化推动型

2.2 数据来源及精度分析

本文主要依据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2005年、2015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直接提取或间接计算出相应年份不同空间尺度的镇区常住人口及其他数据。全国及分省尺度数据基本为直接提取。分县区数据来源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直接提取 1982 年、2010 年的镇区人口数据。分别从国家统计局出版的 《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劳动力数据资料》直接提取镇区人口数据。其二,采用城镇人口减去市人口或城人口的算式,计算出1990 年、2000 年的镇区人口数据。1990 年数据来源为 《中国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分县区数据》中的第二种统计口径城镇人口和市人口。2000年的城镇人口数据来源《中国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县区数据》,2000 年的城人口数据参照周一星等发表的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重构二》。


如表1所示,作为本文主要数据来源的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对镇人口的统计范围与口径历经多次变化,差异较大,使用时必须慎重小心,注意数据精度与可信度。特别是在2000年以前,因普查统计口径变动过大,导致镇人口规模及增量可信度较差,故镇化贡献率可信度较差,而针对同一年份人口规模比值的镇化水平存在偏差但具有一定可信度。2000年以后的普查及抽样调查,统计口径均强化实体空间概念,比较科学,镇化水平、镇化贡献率可信度均有所改善。

具体来看:三普的城、镇统计口径均偏大,原因在于统计将辖区内全部人口纳入,包括大量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偏大,故镇化水平略微偏大。四普的镇统计口径偏小,城统计口径偏大。首先,不包括镇辖区内的农业人口。未统计镇近郊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农业人口,以及设区城市的镇人口,使得镇人口统计偏小。而县级市所辖的街道人口本为市人口,但由于部分县级市未设街道建制而设有居民委员会,故计入镇人口,两者折衷后缩小了镇人口的偏小程度。其次,对设区市仍旧保持市区总人口口径,继续偏大,但缺失未设街道建制的县级市人口,故城市人口偏差缩小。但总体上仍是镇人口统计偏小、城人口统计偏大,故镇化水平偏小。③ 五普镇统计口径略微偏小。纳入人口密度因素,强化实体空间概念,统计出的城镇人口比例基本符合2000年中国城镇化的实际状况。但未统计人口密度超过1500/km2的市辖区的镇人口,统计口径偏小,故镇化水平偏小。④ 六普统计口径与城镇实体地域基本一致,城、镇人口统计数据比较权威。综上所述,基于三普数据计算的镇化水平略微偏大,四普、五普镇化水平偏小,六普统计口径比较合理、镇化水平比较可信。2005 1%人口抽样与五普统计口径一致,2015 1%人口抽样与六普统计口径一致。

本文采用的各类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并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行政区划简册》资料,通过经纬度数据抓取、数字化等地理信息技术,对照历史地图,分别回溯对应 1982 年、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时点的分县空间数据。通过人口普查数据与行政区划空间数据匹配,构建各期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和镇人口空间数据库。研究范围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2.3 概念辨析

人口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因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人口城镇化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城化”和“镇化”两个部分。其中,人口“城化”是指人口向各类城市的城区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人口“镇化”是指人口向小城镇的镇区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

根据国务院于 2008 年批复的 《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在开展城乡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情况统计、评价城镇化水平时,应以国务院关于市镇建制的规定和中国的行政区划为基础,以民政部门确认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辖区为最小划分单元,将中国的地域划分为城镇和乡村。其中,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以及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20151%人口抽样调查均采用该规定,划分市区、镇区,并统计城镇人口、以及城 (区) 人口、镇 (区) 人口。本文也采用以上规定。

本文中的小城镇是指除县级市城关镇 (即县政府驻地) 之外的所有建制镇的镇区,包括县的城关镇。实际上,国内学术界对小城镇的界定仍未形成共识,虽然普遍认为建制镇是小城镇的主体,但对是否应包括县级市或县的城关镇、集镇存在较大分歧,可概括性地划分为宽口径、中口径和窄口径等三种观点 (表2)。宽口径认为小城镇包括国家已批准的建制镇和尚未设镇建制的相对发达的农村集镇,显然也将县级市或县城城关镇包括在内。窄口径认为小城镇是指除县级市或县的城关镇以外的建制镇,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为代表。根据原建设部 1995 年发布的 《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建制镇,…,不含县城关镇”。中口径以统计部门为代表,也是本文所采用的概念界定。比较来看,这三种小城镇的界定口径各有其依据与优势,但在分析小城镇在城镇化中的地位与贡献时,本文所采用的中口径更为科学合理。因为中国对行政建制市、镇的设置有明确和严格的标准,无论从人口构成还是规划建设等方面来看,县级市的城关镇,更类似于城区;而集镇尚未达到建制镇的设置标准,更像乡村。


3 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

3.1 镇人口总规模及镇化水平的历史演变

如表3所示,在1982-2015年期间,中国小城镇的数量、总人口规模总体均呈快速扩张之势,农村人口快速向小城镇集中;同时,城镇人口的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小城镇已成为人口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不过,小城镇的平均人口仍较小,提升较慢,总规模扩张主要依靠外延式数量扩张,质量有待提升。


具体来看:(1) 中国小城镇的数量和镇区人口总规模分别由1982年的2523个、4740万人,增加至2015年时的20154个、32212万人,分别增长了7倍和6倍,镇区人口总体呈现较强集聚态势。不过,1984年的建制镇设置标准调整,对小城镇数量与规模增长也具有较大影响。

2) 中国镇区总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例,即城镇人口镇化水平,呈持续提升态势,表明小城镇对人口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性在持续提高。总体上来看,镇化水平由1982年的 29.6%提高至 2015 年的 41.8%,增加了 12.2 个百分点。分阶段来看,2000 年以前镇化水平均接近30%,说明小城镇对城镇化的推进作用已经比较显著。其中,1990年的镇化水平略低于 1982 年,可能由于 1982 年统计口径偏大、1990 年统计口径偏小的双向偏差所致。2000年以后,镇化水平超过30%并不断增高,进一步体现小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增强趋势。

3) 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较小,提升较为缓慢。特别是在1982-1990年期间,由于小城镇数量的急剧扩张,其平均人口规模大幅缩减,从1.88万人减小至0.71万人。虽然之后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也有所扩展,但总体较慢,至2015年已增长至1.60万人,仍未恢复至1982年时的水平。

3.2 不同时期镇化贡献率的历史演变

4计算出1982-2015年期间不同时期中国小城镇的人口集聚规模及其镇化贡献率。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数量众多的小城镇平均每年约增加900~10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总规模增量的一半左右,且其贡献率呈稳中提升之势。


具体来看:

1) 镇人口规模年均增长量及镇化贡献率这两个指标,由于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范围与统计口径差异比较大,导致1982-1990年期间的计算结果大幅偏低,不能反

映实际情况;而在其他时期,数据可信度尚可,基本可用。

2) 在1990-2015年这25年期间,中国小城镇平均每年增长954万人,镇化贡献率高达50.3%,是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目的地与载体。

31990-2015年间,小城镇人口集聚规模及镇化贡献率总体呈持续提升态势。这两个指标的最大值均出现在最近的 2010-2015 年期间,分别高达 1117 万人/年和 55.1%。镇人口规模年均增长量的最小值出现于 1990-2000 年期间,为 824 万人/年。镇化贡献率的最小值出现在2000-2005年期间,仅为46.0%,远小于其他时期的50%左右。这说明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小城镇的发展态势与重要性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与提升。

4 中国城镇人口“镇化”的时空分异

4.1 省级尺度的时空分异

4.1.1 镇化水平的时空分异 如图 1,绘制 1982-2015 年分省镇化水平的柱状分布图。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城镇人口镇化水平及变化态势的省级差异非常显著。


1) 镇化主导型 (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例大于或等于 50%) 省份的个数持续增长,大多为属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传统农业大省和人口净流出大省。1982年为0个,全部为城化主导型;19903个,包括云南、海南和广西;20003个,包括西藏、云南和江西;2005年增加至7个,包括江西、安徽、广西、贵州、甘肃、四川和西藏;2010年增加至8个,包括江西、云南、西藏、湖南、广西、河北、贵州和安徽;而到2015年,已达10个省份,包括江西、云南、河北、西藏、河南、贵州、湖南、广西、安徽和四川,大多为属于中西部地区的传统农业大省和人口净流出大省,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大城市数量较小,小城镇是区域人口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地。

2) 大多数省份的镇化水平呈总体增长态势。相较于1982年、1990年,2000年后多数省份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例明显上升,其中,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新疆、湖北等地区的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例呈现持续上升的状态,这些区域人口城镇化对镇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

3) 镇化水平相对偏低的省份多为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部分甚至呈现镇化水平持续递减态势。截至2015年,除河北和广西之外,其他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例均低于50%,以城人口主导人口城镇化,其中,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和广东最低,均低于25%。此外,1982-2010年,广东、天津、浙江等省份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例呈明显的持续下降状态。

4) 各省镇化水平与其城镇化水平呈现较显著的负相关特征。如图 2 所示,进一步探讨省级尺度城镇人口镇化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特征。横坐标表示城镇化水平,纵坐标表示城镇人口镇化水平,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年份,对各年散点进行一次线性拟合,1982- 2010年,所有拟合曲线的斜率均呈现负值,而且斜率的绝对值越来越大,曲线向右上方不断抬升。不难发现,1982-2010年,各省份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城镇化水平与城镇人口镇化水平呈现负相关特征,也就是说城镇化水平越高、城镇人口镇化水平往往越低,或者城镇化水平偏低的地方往往镇化水平较高,而且这种负向关系是越来越明显的。


4.1.2 镇化贡献率的时空分异 如图 3,绘制分省镇化贡献率柱状分布图,考虑到历次人口普查时期镇区人口统计口径存在差异,而 2005 1%人口抽样调查与 2000 年人口普查、20151%人口抽样调查与2010年人口普查的镇区人口统计口径分别一致,故只计算2000-2005年和2010-2015年两个时段的镇化贡献率。不难发现,2005年以来,中国省级尺度的镇化贡献率同样存在显著的分异特征。


1) 镇人口贡献率从部分负向贡献作用转为全部正向推动作用。2000-2005年,中国全部省份的城镇人口全部呈现正增长,多数省份的镇人口呈现正增长,而广东、上海、北京、海南、浙江和天津的镇人口呈现负增长,导致这些省份镇人口增量占城镇人口增量的比例为负值,镇人口贡献率呈现负向推动作用,这些地区多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城镇人口增长全部来源于城人口,城人口补偿了镇人口负增长的部分。而 2010-2015 年,所有省份的城镇人口和镇人口均呈现增长,因而镇人口贡献率全部呈现正值,对城镇人口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2) 以镇人口增长为主导驱动力的省份呈现增多趋势。2000-2005年,吉林、甘肃、贵州、重庆、江西、四川、广西、青海、安徽、湖北、辽宁、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南的镇人口增量占比超过50%,也就是说这15个省份的城镇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镇人口。而2010-2015年,镇化贡献率超过50%的包括吉林、河南、江西、江苏、青海、河北、甘肃、贵州、安徽、山西、山东、四川、广西、内蒙古、湖南、新疆、宁夏和福建,增长至18个,这些地区城镇人口增长主要得益于镇人口的增长。其中,吉林的镇化贡献率一直超过100%,也就是说吉林的城人口增长为负值,镇人口增长对城镇人口增长具有绝对的推动作用。

4.1.3 分省时空分异总体特征 综合各省镇化水平和镇化贡献率两个指标的组合关系 (表5),可以发现:

1) 同时具有镇化主导和镇化推动两个特征的省份,或者具有其中一个特征的省份,数量都呈现增长。对比2000-2005年和2010-2015年两个时期,“镇化主导型+镇化推动型”的省份从8个增长至10个,新增了河北、河南和湖南,减少了甘肃,这些城镇化对镇人口具有绝对依赖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和近西部地区,基本都是人口净流出大省;“城化主导型+镇化推动型”的省份从 9 个增加至 10 个,“镇化主导型+城化推动型”的省份从只有西藏1个新增到西藏和云南2个。

2) 同时具有城化主导和城化推动两个特征的省份始终占据多数,但数量有所下降。2000-2005年,“城化主导型+城化推动型”的省份15个,2010-2015年下降至11个,减少的省份包括云南、宁夏和新疆等西部省份,也包括江苏、福建等沿海省份,这些省份转化为镇化主导型或镇化推动型,但是并没有转化为兼具“镇化主导型+镇化推动型”的组合关系。


4.2 县市尺度的时空分异

由于仅有普查年份能够提供相对详尽的分县市数据,本文只分析1982年、1990年、2000 年和 2010 年的镇化空间格局的时空分异特征。此外,由于历次人口普查的镇人口统计口径存在显著差异,镇人口增量及城镇人口增量数据可信度均比较低,故在县市尺度层面舍弃镇化贡献率这一指标,只采用镇化水平来分析时空差异。

1982-2010 年县市尺度的时空格局如图 4-7所示,相应的统计指标见表6。图中参考方创琳等研究成果,以城市群范围作为参考反映城镇密集区,其中长三角地区按照最新规划更新边界。总的来看,具有以下时空分异特征:其一,镇化主导型县市,无论从数量还是国土面积占比来看,始终占据主体优势地位。其二,镇化主导型县市的数量和国土面积呈稳中略缩的态势。其三,城化主导型县市的数量和国土面积呈不断扩张之势,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群地区,呈集聚扩张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