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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 | “五四”辩证:传统的颠覆与赓续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99 更新时间:2019-9-21

作者简介:温儒敏,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文史哲》2019年第5期。


 “五四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内涵是多层面的、丰富的,因此对五四的评价和消费,也多种多样,非常复杂。一提到五四,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民主,历来很多人就用民主来定位五四。但这个民主的学生运动,起因却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侵吞,而且迅速扩大为以工运为主的政治运动,所以对五四观察的重点,有时又落在政治上面,定性为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落潮时,有过问题与主义之争,可见当初五四的先驱者对于五四性质的理解也有分歧,侧重问题者,如胡适,看重的是五四的思想革命;侧重主义者,如李大钊,强调的则是社会政治革命。立足点不同,现实需求不同,对五四的评价与消费也就有种种不同。尽管100年来对于五四众说纷纭,但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有某一种评价是主导性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回顾一下,起码有过这么几种:

第一种,20世纪4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偏于政治层面的评价。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参与和主导的革命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毛泽东把五四定位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个观点侧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合法性角度阐发五四的历史内涵与意义,统领了之后几十年对于五四的阐释。

第二种,是从思想启蒙角度为五四定性,民主和科学就被看作是五四精神的内核。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仍然有一派对五四的评价是按照毛泽东对于五四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阐释的,但这时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即以周扬和李泽厚为代表的五四”“思想解放论,以及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他们格外注重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专制争民主的思想启蒙价值,认为五四启蒙被后来的救亡所压倒,其历史任务远未能完成。因此继承五四精神,还需继续完成其未竟的启蒙任务。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兴起的这种重视思想启蒙的评价与论争,一直影响到此后二十多年的许多论争,至今我们也还未能完全摆脱这个论争的漩涡。

第三种,是对五四采取批判和否定为主的评价,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社会上涌动两股思潮,一是政治自由主义,二是文化保守主义,两派所秉承的思想资源和目标不同,但在否定五四这一点上可以说不谋而合。他们都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中国革命复杂的激进主义,而源头就追溯到五四。由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遭遇双重否定,五四评价的水准线降到了低谷。

第四种评价,出现在最近十多年。随着国内外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自由主义的、的、民粹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潮此消彼长,对五四的评价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其中文化保守主义(这里没有贬义)通过复兴国学(也包括儒学),重提文化自信,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以更积极的态度重新理解中国古代传统,形成实力强大的社会思潮。但这一思潮仍然认为是五四割裂了传统,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他们对五四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多于肯定,虽然有时也表现出某些宽容,仍然掩盖不了理论上的乏力,处理不好古代文化传统与五四后形成的新传统之关系。

回顾一百年来对于五四的多种评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受大的时代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也都有它兴起或者存在的历史理由。但总的来说,又大都是取其一端,未能兼顾一般,因此就有可能失之偏颇。就像一把瑞士军刀,你说主要是刀,他说主要是拐锥,还有人说主要是矬子,各有局部道理,可是否符合历史的辩证?如果回归学理,对待五四这样多面向的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思潮,评价还是应当兼顾一点,包容一点,辩证一点。而且因为历史距离越来越拉开,很多史料逐步发掘,也就更有条件对五四做出比较客观的、辩证的评价。

第二点思考,是五四的评价,还应当放到整个中国大历史的格局中来考察,要看到五四作为一个历史拐点的特殊性。几十年来围绕五四的评价与争论,虽然都在满足特定时代的需求,但有时现实需求也可能限制了历史观察的视野,五四崇高的价值与地位并未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与尊重。设想再过二百年,三百年,那时人们会怎样看待五四?很多过去和现在认定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到时候未必还能进入后人的历史叙述的眼界,但五四肯定还会作为重要的事件来叙写。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界碑,无论如何评价,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从此转入现代的。最近常听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这原是李鸿章在清朝同治年提出的。但他说的这个,是外敌入侵的危险已经从北方转为海上的,并非代表对社会变革的觉醒。鸦片战争之后的割地赔款,虽然有所谓抚夷派感觉到了中外强弱的悬殊,但整个清王朝包括士大夫阶层仍然是不图改革和振作,完全没有能力去反思与更生。只有到了五四,有众多国民特别是五四先驱者痛切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开始从世界的格局来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意识到中国势必要有天翻地覆的变革,这才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纵观中华三千多年历史,从未有过像五四这样感时忧国的群众性运动,这种群众运动是自觉地反强权、争平等的,具有从世界民族之林来回看中国的意识,表现出有现代特征的爱国主义思潮。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只有五四的到来才开始并形成气候五四运动的国家民族观念、世界性的自我审视的目光,以及现代式的感时忧国,都是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我们只有联系五四那个特别的时代氛围,才能理解五四的精神特征,理解那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理解像郭沫若《天狗》那样的暴躁凌厉的情绪,理解所谓五四的激进。

如果把五四放到整个三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大格局去考察,也非常特殊。整体上说,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虽然稳固且有特色,但大一统之下的思想始终是比较禁锢的,真正称得上思想解放的时期不多,算来最多也不过四次:一是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先秦诸子,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干;二是魏晋时期,有所谓魏晋风度,也是一种思想解放;三是盛唐时期,以非常广博宽容的胸襟接纳异域文化,出现文学等领域雍容大度的盛唐气象;第四次就是五四时期,批判和颠覆传统,同时又赓续和再造传统。当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曾有过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庶几也可以看作是第五次。无论如何,五四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而这种绝无仅有思想解放,它出现的历史机遇非常罕见,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异数

五四发生在1919年前后,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的,比如国内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在国际上受到的挤压,等等。这些人们谈论比较多了,但还有一个比较偶然、可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碰到了千载难逢的一个历史空档期。当时,清朝覆灭,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崩坍,而民国刚刚成立,所谓共和的北洋政府其实半生不熟,尚未站稳脚跟,也根本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社会思想控制,这就出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空档期五四刚好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空档期五四发生在1919年,如果提前十年,清朝还没有覆灭;或者推后十年,党派斗争已经展开,这场运动恐怕都不可能发生。所谓空档现象非常有意思,以往的历史研究对此注意不够。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不能认同现在仍然有市场的所谓五四割裂传统文化的观点,那不过是一种浅薄的历史虚无主义。平常我们会听到这样一些议论,认为现在社会风气不好,人文衰落,道德滑坡,人心不古,原因就在于五四文革,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文革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去讨论,但把五四文革并列,完全是牵强附会。一个是时代转折期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个是为解决政治困局而造成的思想控制和文化混乱。怎么弄到一块?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先是来自海外,很快与国内学界某些类似观点合流,并形成一种思潮,广泛影响到社会。1988年美国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这本书试图从所谓中国式思维去分析五四领军人物如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人的激进思想,从而对五四作出评价。这本书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书中,林毓生把五四文革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是要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五四造成文化断层带来了中国的意识危机,还认为(五四时期)这种反传统主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就我们所了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而言,这种反崇拜偶像要求彻底摧毁过去一切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在其他社会的历史中,却从未出现过像中国五四时代那样的在时间上持续如此之久、历史影响如此深远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林毓生的观点得到国内学界的呼应。一时间,五四割裂传统的说法不胫而走,传播广远。不过很快也遭到反对和抵制。很多学者陆续写文章反驳林毓生,比如王元化、袁伟时、严家炎等等。虽然林毓生的论点受到批评,但还是有市场的,特别是在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些学者那里,关于五四是否割裂传统这个疑问,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在社会上,把当今道德滑坡、人文衰落的原因归咎于五四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其实,如果辩证地研究历史,会发现那种论定五四是所谓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点,也就是所谓割裂传统的观点,是浅薄的。

真实的历史是,五四既颠覆传统,同时又在赓续传统,再造传统。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五四的激进。不久前我就五四一百周年接受一家刊物的采访,也表明过这样的观点:《新青年》是激进的,五四也是激进的,它提出重新估价一切,看穿传统文化并非全是那么光辉灿烂,里头也有很多迂腐黑暗的糟粕,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竭力要铲除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封建专制主义之害,引进外国先进思潮,促成了旷古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确实是态度决绝的。当传统仍然作为一个整体在阻碍着社会进步时,要冲破铁屋子,只好采取断然的姿态,大声呐喊,甚至矫枉过正。《新青年》那一代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有怀疑,有焦虑的。所以他们要猛烈攻打,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落后性的东西批判得非常厉害,是那样不留余地。他们有意要通过这种偏激,来打破禁锢,激活思想。放到从旧垒中突破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对《新青年》那一代的偏激就可以得到理解,那是一种战略性的积极效应。那些批评五四割裂传统的人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很多五四先驱者既是旧时代的破坏者,同时又是新时代和新文化的创造者。五四那一代人在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弊病的同时,也在着手探索如何去实现传统文化的过渡与转换,最终实现新文化的建设。毫无疑问,鲁迅的确是彻底反传统的,他对传统的攻打是那样猛烈。他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诅咒中国历史上写满了吃人二字,他曾声称对于传统,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甚至主张青年多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常见有人顺手就把鲁迅这些言论拿来作为五四一代人彻底抛弃传统的例证。但这些言论只是特定语境中发出的文学性的表达,必须回到历史语境中去理解这种表达为何偏激。鲁迅自己也不否定偏激,他是有意矫枉过正,直指传统弊病的痛处,以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引起注意。不应该忘了,鲁迅一面极力反传统,一面又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的工作。大家都知道鲁迅是一位作家,但他也是一位古典文学家、一位古籍整理学者,鲁迅一生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古籍整理方面。1923年前后鲁迅在北京大学讲课基础上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垦拓之作,至今仍可称是学界的典范。其实《新青年》的先驱者中很多人也都在反传统的同时,做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工作,他们在所谓国学研究方面都有建树,甚至起到过开山的作用。胡适在五四后不久就提倡整理国故,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整理传统文化,去芜存菁;顾颉刚探究历史典籍中的错漏伪说,写《古史辨》;钱玄同的古文字研究,刘半农的音韵研究,等等,都可以说是在五四先驱者的影响下成就学问的,在现代学术史上都曾处于先导的地位。现今不少研究国学者所使用的方法、材料和框架,往往也都是从五四那一代的学术垦拓中获益,怎么能说五四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呢?反对专制,张扬个性,提倡人道主义、科学民主,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等等,都是五四那一代的功劳。五四的功劳在于探求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发展,探索如何立国立人五四非但没有造成传统文化的彻底断裂,反而在批判与扬弃中选择,促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转型,让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

当然,五四突然兴起,又很快落潮,它所设定的任务没有来得及完成。之后半个多世纪时间,中国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又连续发生战乱,后来还经过文革的祸害,整个国家伤痕累累,传统文化的承续乃至整个文化生态也屡遭破坏。现今虽然经济发展,社会物质条件大为改善,但精神道德方面出现很多问题,拜金主义与庸俗科学主义盛行,人文精神失落,究其根源,与近百年来整个中国社会转型所产生的诸多矛盾是密切相关的。现今社会已经显出对科学与物质文明崇奉逾度的弊果,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于是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这些话是鲁迅100年前说的,现在也不无证实。这样的情势下,人们不约而同会想到传统文化,希望重新从古代精神遗存中获取有益的资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不能笼统地夸大传统的断裂,并把这笔账算到五四头上。当今思想趋向多元,如何看待五四,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五四在批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到底取得怎样的效果?损失了什么?增值了什么?又有哪些沉淀下来,甚至形成新的思维与行事方式,成为新传统?都应当认真讨论。但前提是要尊重历史,不能搞虚无主义,不能笼统地否定与贬斥五四。那种认为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断裂的观点,是肤浅的。

最后,第四点思考,回应一下咱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那就是关于五四与儒学的关系问题。论定五四割裂传统的人,根据之一,就是所谓五四批孔反儒,打倒孔家店。这种说法在以前很盛行。但历史的真相是什么?五四的确是反孔的。而一个巴掌拍不响,反孔,起因就是民国初年的尊孔,为帝制复辟而掀起的尊孔复古潮流。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曾经推动孔教运动,直到1915年民国起草第一部宪法时,康有为的信徒还竭力要求在宪法上规定民国以儒家为国教,引起激烈争论。虽然后来妥协,宪法写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而不是作为国家的宗教。新文化运动的起因有多方面,但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以及尊孔复古思潮,是一种诱发剂——连康有为这样维新运动中的激进人物都拥护帝制,并把孔教奉为国教,这怎能不引起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忧思?正如陈独秀所说: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之所以要批孔,其针对性是很明确的。尊孔的思潮是与民权、平等的思想相悖的,是开历史的倒车。李大钊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陈独秀也强调说: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五四先驱者抨击孔子,内核是要否定礼教,否定三纲五伦,要打破把人区分为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摧毁忠、孝、节等封建伦理道德,张扬民主和人的解放思想。

但是,他们对于孔子及其学说也不是势不两立,一锅端掉,彻底否定。陈独秀就这样声明: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李大钊也明确表态: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仅此而言,也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说不上是全盘反传统。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使传统文化中断,即使是儒学,也没有中断。如果说有中断,那断掉的只是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至于是否存在打倒孔家店的过激口号问题,严家炎等多位学者曾经作过考证,证明《新青年》根本没有谁提出过打倒孔家店口号,那是后来对五四污名化的夸大,以讹传讹,在社会上几乎当作历史常识来传播,更加强化了一般人对于五四割裂传统的印象。

如果拉开历史距离,心平气和来讨论,说五四全盘反传统,这个结论也不能成立。事实上,传统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拿儒学来说,不是也一直在变吗?儒学本身也有僵化的不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部分,这在晚清尤其显得突出。康有为鼓捣今文学派,相信孔子是神,希望把儒家建成宗教。这乌托邦想法本身也就包含有对儒家另一派的不满,另外也意识到随着社会变革,儒学也必须变革。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先驱者批判礼教,抨击孔子学说中那些不适合社会前进的部分,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对于儒学不是灾难,不是割裂,相反,是转机。五四过去100周年了。今年的纪念,最值得提出,也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借重建文化自信”“复兴儒学之名来拒绝现代文明。希望我们学界无论是作传统文化研究的,还是从事现代文化研究的,都能好好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在五四评价上所走过的路,辩证史观,正本清源,赓续五四宝贵的遗产,推进当代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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