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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07 更新时间:2019-9-21
茅海建

作者简介: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摘要: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了看起来相当“西方化”的改革建策;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改造中国社会。然读康有为的著作,感觉恰是相反,仍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梁启超亦有类似的著述。由此而试图具体说明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中学”与“西学”的成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判断其底色。

一、问题的提出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康有为作为这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向光绪皇帝提出的各类建策,看起来也是非常西方化的。这尤其表现在康的《上清帝第三书》《第四书》《第五书》《第六书》之中。但是,如果读一下康有为此期的著作,却会发现,他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不那么西方化;他最为关注并熟练操作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思想,相当大的部分属于经学与史学。这尤其表现在康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之中。传统的经、史之学,是那个时代士人们表达政治思想的方式,即康的表达方式也是相当传统的。

康有为最重要的门生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来改造中国社会,其表达方式也已西方化了;他刊行了《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显示其对西学的特别兴趣。但他也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的撰写,并有《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论语><公羊>相通论》之类著述存世。在戊戌时期,梁是康的追随者,思想上亦步亦趋。

学术界许多人称康有为、梁启超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主要证据是两条:一是“民主”,二是“进化论”。对此,笔者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以能考辨。关于“民主”思想,康有为、梁启超所谈的民主,是“大同三世说”的民主,最主要的依据来自中国传统的经典,与西方政治思想中“人民主权说”的民主,是大不相同的。关于“进化论”,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时期虽然接触到严复所译《天演论》,但其基本态度是回拒的;康有为戊戌之后接受了“进化论”,并加以自我的理解,与达尔文、赫胥黎学说有着极其明显的区别,不可混同。

在完成了以上两项考辨工作后,需要明晰的问题是: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自然存在着“中学”与“西学”两个部分;那么,两者之间孰轻孰重,其比例关系如何?“西学”的概念应如何界定,康、梁“西学”的水准又该如何判断?也就是说,需要对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做一个基本面的判断。

由此而需要下一个定义,什么是“西学”?虽然从广义上说,一切来自西方的学问都可称作西学,明末西方传教士即已将之传入,主要是天文、历算与地理知识。但若将研究对象定位于戊戌变法,就会产生逻辑性的叙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革,起始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思想变化,肇端于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的产生及其影响。据此逻辑而推导出的疑问为:戊戌变法作为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其发生的原因是否为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之影响?或者说,康有为、梁启超是否受到了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之影响,进而推动戊戌变法?“西学”的概念由此而被缩小,聚焦于因人文主义而催生、因全球扩张而成长的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

本文为此而作,集中注视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特别是“西学”的部分;试图说明,康、梁此时还不了解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思想的变化,不熟悉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对西方的历史与现实存在着许多误读和曲解,尽管康、梁两人的“西学”水准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据此而再推论,戊戌变法表象上是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内核中却缺乏必要的思想与理论的准备。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与日本明治维新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

二、宋学义理之体西学政艺之用

康有为早年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先后随简凤仪、陈鹤侨、梁健修、陈菶生、杨学华、张公辅、吕拔湖等人学习儒学,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其祖父康赞修。光绪二年(1876),入礼山草堂,随广东大儒朱次琦学习,前后大约有两年光景。康曾于同治十年(1872)、十一年参加童试,未中式;同治十二年(1874)、光绪二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先后以捐生或荫生的资格,参加广东或顺天府的乡试,皆未中式。光绪十五年底,他参加顺天府乡试后途经上海、杭州等地,回到广州。以此经历来看,他与同时代的士子并无太大的差别。

光绪二十四年(1898)底,流亡到日本的康有为在东京写自传《我史》,宣称自己很早便受到了西学影响:光绪五年(1879),他“薄游香港”,“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开始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光绪八年,他赴顺天府乡试,“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光绪九年,他“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光绪十年,他“兼为算学,涉猎西学书”。光绪十一年,“得西医书读之,以信西学之故,创试西药,如方为之”。光绪十二年,他“令张延秋(鼎华)编修告”两广总督张之洞:“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张之洞听从此策,托康与文廷式“任其事”。光绪十三年,他“作《内外篇》,兼涉西学”。光绪二十二年,他“自丙戌年(光绪十二年)编《日本变政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长女同薇译之,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写作《我史》时,为其人生的低谷,有着许多自我张扬之词,不可全信之。以上的言论,即多有不实之处。如光绪九年购买《万国公报》,此年恰恰是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因办学事务繁忙而停办《万国公报》,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由广学会复刊。又如光绪十二年张之洞托康有为、文廷式开局译西政之书,从现存张之洞、文廷式、康有为的文献来看,无其事。再如康称光绪十年开始编《日本变政记》及搜集日本书诸事,更是需要打个大的折扣。然而,在此张扬言词之下,康已经接触到“西学”,仍是不争的事实。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他的“西学”知识来源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来华传教士和京师同文馆所译之西书,主要是“声光化电”之类的著作,涉及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者仍是相当有限;广学会所办《万国公报》,对康的影响亦大。

康有为的个人著述,大约起始于光绪十一年(1885),由此至光绪十五年,可谓康早期著述阶段。现存的主要著作有《教学通议》《民功篇》《康子内外篇》《实法公理全书》等,可一一检视之。

《教学通议》《民功篇》两书,没有涉及西学的内容。

《康子内外篇》现存本有缺失,不分内外,没有可以被今人认作是“西学”的内容。前引康《我史》称该书“兼涉西学”,若是如此,“西学”将是无比宽泛的概念,引人注目的内容有康的“地顶说”,并言及亚洲、欧洲、地中海区域甚至中南美洲的地理。

《实理公法全书》被视为“西学”精神光芒放射的著作。该书讨论并“制定”了多重关系的“公法”与“比例”,分为“总论人类门”“夫妇门”“父母子女门”“师弟门”“君臣门”“长幼门”“朋友门”“礼仪门”“刑罚门”“教事门”“治事门”。康有为在“君臣门”“治事门”中制定的“公法”,尤其让人振奋,规定了“议院”“民主”(民选的统治者,即“总统”之意,与君主相对立)和官员“公举”。然而,究其“实理”,并非来源于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而是出自于“几何公理”。

由此,康有为将“几何公理”作为“实理”,凡出自“几何公理”者,作为“公法”,是最高层级,称为“最精”;他又将不合乎“几何公理”而出自“人立之法”者,作为“比例”,称之“无益人道”,甚至称为“灭绝人道”。

三、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及桂林讲学内容的中、西学比例关系

上引康有为致朱一新的信称:万木草堂的教学,“以身心义理为先,待其将成学,然后许其读西书也”。康的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呢?

现存康有为资料中,有康所著《长兴学记》,有康的门生万木草堂听课笔记4种,有康在桂林讲学时所著《桂学答问》,皆是其思想成熟期之作,由此可知康的教学内容。

《长兴学记》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初期讲学内容的汇编,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正是他与朱一新思想交锋之际。据陈千秋《跋记》,此书是应众弟子的要求而作。该书的主要内容,康说道:

“天下道术至众,以孔子为折衷;孔子言论至多,以《论语》为可尊;《论语》之义理至广,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至该。今举四言为纲,分注条目,以示入德焉。志于道:一曰格物,二曰厉节,三曰辨惑,四曰慎独。据于德:一曰主静出倪,二曰养心不动,三曰变化气质,四曰检摄威仪。依于仁:一曰敦行孝弟,二曰宗尚任恤,三曰广宣教惠,四曰同体饥溺。游于艺:一曰义理之学,二四经世之学,三曰考据之学,四曰词章之学。”

除了以上“纲”、“目”的细解外,康还讲授了“六艺之学”“科举之学”“讲学”“说经”“读书”“习礼”“论文”“日课”“四耻”等内容。从以上“纲”、“目”及其他讲授题目来看,康致朱一新信中称其教学“以身心义理为先”,使门生“必有宋学义理之体”,并非虚词。细读《长兴学记》,康在“讲学”(汉、宋学)一节中提到“今与二三子通汉、宋之故,而一归于孔子”;在“说经”(古、今经)一节中显现“孔子改制说”与“新学伪经说”,宣布“余有《孔子改制考》”,“余有《新学伪经考》”;在“读书”一节中提到中国传统的经、史诸书;由此可见,“康学”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没有论“西学”,也没有谈“西书”。

四、梁启超的说法:中学西学”“折中孔子

若要观察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和桂林讲学的实际效果,最直接的方法,是看看其门生。梁启超(1873-1929)是康门大弟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之前,他对康亦步亦趋,思想是一致的。

康有为写完《桂学答问》后,“尚虑学者疑其繁博,属门人梁启超抽绎其条,以为新学知道之助。”即让梁启超依此做出一个简本来。梁由此而作《学要十五则》。

《学要十五则》仿效《桂学答问》,以传授“孔子改制说”“新学伪经说”为目的,梁启超制定出一个三年的读书计划:

“一月可通《春秋》,半载可通礼学,度天下便易之事,无有过于此者矣。”以上诸学,皆缺一不可。骤视似其繁难,然理学专求切己受用,无事贪多,则未尝繁也。经学专求大义,删除琐碎,一月半载已通,何繁之有?史学大半在证经,亦经学也。其余者,则缓求之耳。子学通其流派,知其宗旨,专读先秦诸家,亦不过数书耳。西学所举数种,为书不过二十本,亦未为多也。遵此行之,不出三年,即当卒业,已可卓然成为通儒学者。

五、结论

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是中学,严格地说来是一种特殊的中学,即“康学”——“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和“大同三世说”;西学不仅不占主导,且康、梁当时对西学有着众多的误读与曲解,特别是在“议会”“公法”等关键概念上。笔者所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在研究时采用了质疑的态度。这是一种逆向思维,包含着“理应如此”之类的假设;这也不是对康、梁特别苛刻,而是研究目标之需要——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西方化政治改革,康、梁作为这次改革最重要的推动者,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即他们的理论基础,至关重要。康、梁提出的众多改革方案和具体建策,看起来是西方化的,但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只有形似而得不到精神力量的足够支撑,是不可能采之有道、行之有效的。也就是说,在康、梁的中学(“康学”)底色的思想基础上,或可开出西方化政治改革之花,但因先天之不足,无法结出改革成功之果。也因为如此,我对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尤其是西学的部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获得稳妥可靠的研究结论。如果再以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两人思想作比较,梁的西学水准高于康,阅读西书的数量也多于康。戊戌之后,两人也因此在思想上渐行渐远,各行各途。

康有为、梁启超的西学知识之所以未能达到足以指导大国政治改革的高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们因偶然的机会而走进政治舞台的中心,以极其有限的西学知识,提出了貌似西方化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建策,而他们原本要走的道路是“创制立教”。其二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思想资料,也就是说,不懂外国语、没有出过国的康、梁,他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登堂入室,接触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的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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