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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爱平:改革开放四十年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333 更新时间:2019-9-26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确立,学术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40年间,清史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如果仔细分析起来,又可以2000年为界,大体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80年代至20世纪末

改革开放的前20,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清史研究打破坚冰,冲破壁垒,拓展领域,夯实基础,回归清史本身的阶段。

从研究对象来看,改革开放之前,在现行学科体系之下,清史被切割为两段:以鸦片战争为界,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归属于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则称为中国近代史。就前半段而言,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特别不受重视,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三千年历史当中,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尾巴。大学的中国古代史课,宋代以前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明代已然比较简单,清史则是一带而过,研究更是被打入冷宫,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后半段即1840年以后的历史极受重视,但它却是近代史,主要依据毛泽东阐述的“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过程)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主线,重视“三次高潮”(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八大事件”(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关注帝国主义侵华史。实际上是从革命史的角度研究这80年的历史,而不是从清王朝的角度研究清史。

改革开放以后,清史研究逐渐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和界限,不再以鸦片战争为断限将清史人为地一刀两断,而是把有清一代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从而使清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贯通前后的一代王朝的历史。如《清代全史》10卷本(1991),就是对有清一代近三百年历史进行全面梳理和探讨的多卷本著作。又如《清代人物传稿》20卷本(1984 2001),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传统意义上的清代人物传记,下编则是1840年以后清史人物的研究成果,二者基本囊括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的重要人物。清史研究对象的拓展和确定,堪称是一个根本的革命性变化,奠定了整个清史研究发展和兴盛的基础。

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是研究视角的变化。清前期的历史摆脱了中国古代史附庸的地位,清后期的历史则突破了革命史的叙述模式,学界开始全面地、完整地、系统地对从清朝开国到王朝覆亡的历史进行探讨,力图阐明清朝从崛起到发展、鼎盛,再到衰败和灭亡的过程,同时展现有清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

在研究方法上,清史也跟各断代史的研究一样,突破了改革开放之前那种教条主义的框架和模式,趋于实事求是,趋于客观理性。与此同时,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借鉴,并引入到清史领域的研究当中,如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等等。

与此相应,清史研究的领域也大大拓展。改革开放之前,清史研究主要着眼于经济形态、阶级关系,重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关注满族社会性质、社会形态,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清史研究的领域拓展到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制度史、宫廷史、地方史、边政史、边疆民族、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此外,对清代重要历史人物,如康熙、雍正、乾隆等历朝皇帝,洪承畴、李光地、曾国藩、慈禧等有争议的人物,对重大历史事件如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重要历史现象如康乾盛世、边疆开发等,也都有研究或争论。可以说,对有清一代历史的研究已开始进入一个全方位、多元化的新的历史时期。

与清史研究发展相辅相成的是大量文献、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文献如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在内的《四库》系列丛书,各种地方碑刻资料、契约文书等;档案如《清实录》、起居注、朱批奏折、上谕档、宫中档、海关密档,地方档案如孔府档案、四川巴县档案,以及人物档案如吴煦、盛宣怀、达赖喇嘛等。这些文献、档案的大规模整理出版,为方兴未艾的清史研究夯实了丰厚的资料基础。

二、新世纪以来(2000年迄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近20,可谓是清史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得到迅猛发展,研究视角、方法和研究领域日趋多元化的阶段。

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清代特殊的历史地位日益凸显,清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也愈益受到关注。清朝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又经历了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距离今天最近,许多问题诸如疆域、人口、民族、宗教、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都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影响到今日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今天的经济、文化建设尤具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清史研究也因此而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得到学术界和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事,就是国家大型文化工程《清史》纂修的开展。这项工程于2002年底正式启动,迄今已整整16年。海内外学术界先后有1000余名学者参与了此项工作,不仅从事清史、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大多参与其中,而且有关学科专业如财政经济、天文历法、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等专门领域的学者亦有参与。日前,新修《清史》全书106卷约计4000万字已提交送审稿,参考文献汇总、索引制定等后续工作尚在进行中。可以肯定,新修《清史》的告成,无疑是对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清史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同时也标志着清史研究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

在国家修史工程开展的同时,学界对清史研究的视角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改革开放以来将有清一代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观察、进行研究的视角成为学界共识,新修《清史》即以九卷“通纪”提纲挈领,梳理有清一代自崛起、入关、统一、鼎盛,到中衰、自强、救亡,直至覆灭的历史。对清代历史上的一些关键节点,学者也注意从不同的视角予以探讨。如辛亥革命,以往多从革命史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清王朝自身,试图从清朝本身的角度探讨一代王朝走向没落和衰亡的缘由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与清朝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相应,学界的全球化视角也日益拓展。上世纪90年代末,学界开始把清史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系当中,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观察和研究,出现了《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代表性成果。新世纪以来,清代中国的边疆民族、与周边各国的关系以及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联系等问题,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更多的关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如“新清史”学派的出现及其争论。“新清史”本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兴起的一个清史研究的学派,其后逐渐影响到中国学界。总体而言,“新清史”提倡从满族视角看待清朝历史,重视满洲特性和民族认同,强调满族在创建清朝中国过程中的贡献,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并且重视满文档案和其他民族文字的利用。这一研究视角,对于纠正学界以往只讲满族汉化,或者某种程度上贬低满洲和清朝历史的偏向,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其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据此否认满族汉化的历史事实,否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否认清朝的中国国家认同,则是不科学的、片面的。目前,有关“新清史”的讨论仍在继续,相信通过深入的研究,清代历史的面貌会更加全面、清晰,我们对清史的认知也会更为客观、理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清史领域得到了更广程度的拓宽,诸如书籍史、阅读史、女性史、日常生活史、医疗卫生史、生态环境史、家族宗族史、民间信仰、秘密社会等以往不太关注的方面,都受到学者相当程度的重视,故宫学等新的学科概念的出现,也成为清史研究的新亮点。与此同时,清代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和重要事件,进一步得到学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如对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的研讨,有关戊戌政变袁世凯告密问题的争论,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和反思,对光绪皇帝死因的鉴定和研究等。而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如“e考据”的出现,各种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也成为促进清史研究的重要推手。

在图书资料方面,以新修《清史》工程的文献、档案整理为标志,清史研究的资料建设和文献基础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清代文献如《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稿抄本》等大型丛书对清人诗文集以及珍稀著述的发掘和整理,重要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黄遵宪、梁启超等个人全集的重新整理出版,档案资料如《清代中南海档案》《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清宫热河档案》《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等诸多珍贵档案的发掘、整理和出版,都为清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优越条件。

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清代文献档案的数字化建设。如清代档案总量约1200万件,目前已开发约700万件,其中不少档案在《清史》工程内部的“中华文史网”上得以开放利用。又如,《清实录》《东华录》《清会典》等诸多基本史料均已数字化,不仅可以阅览,还能检索下载,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清史知识的普及和全社会对清史关注度的提高。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清史的通俗读物大大增多,各种题材的清宫剧也盛行一时,虽然不免存在编造的弊端,有的甚至误导民众,但在清史知识的普及方面仍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三、问题与反思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清史研究发展迅猛,成果丰硕,可谓是自清王朝覆灭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清史研究开展以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成就最高的历史时期。完全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是清史研究开展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期。当然,其中也不免出现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有的是各断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理论指导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弱化,研究选题以及研究本身的碎片化趋向,以及一味追求新奇甚至怪异,刻意做翻案文章等。不仅如此,由于清史本身的特殊性,其研究还极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前的清史尤其是近代史研究,曾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诸如清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立场、近代史的革命叙述模式,以及教条化的倾向、以论带史的弊端等。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形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并未完全消除。不仅国内学界如此,即如海外“新清史”的出现及其争论,也不完全是研究视角的不同、学术观点的差异问题。就此而言,在清史研究中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亦因如此,在当前和今后的清史研究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要从联系、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去考察社会现象和历史问题,要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分析研究,尽可能作出客观、理性的评价,从而使我们的清史研究既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又能够发挥历史的“资治”作用,为今日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原刊《文史哲》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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