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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综述 | “水边的城市:未来视域下的环境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鄱阳湖学刊》2019年第4期 作者:刘向阳 邵岩 点击数:494 更新时间:2019/11/25

2019 年8 月23—26 日,由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心和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河北师范大学国际合作交流中心协办的“水边的城市:未来视域下的环境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滹沱河畔美丽的千年古城正定成功举办。来自俄罗斯远东国立交通大学、美国兰斯顿大学、英国斯特灵大学、印尼乌达雅纳大学、秘鲁里卡多帕尔玛大学的国际学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重点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者共70 余人出席大会。此次大会还得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贾丽英教授主持开幕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康振海先生出席开幕式,河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戴建兵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副主编徐再荣研究员和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王星光教授分别致辞。

戴建兵教授重点介绍了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工作及其业已取得的学术业绩。他指出,河北师范大学把握学术前沿,以史经世,立足现实,因应国家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战略,践行塞罕坝精神,发挥学校学科齐全的优势,整合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资源,于2010 年成立了“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心”,积极开展华北区域的环境史与环境问题,特别是华北区域的河流、水利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努力将中心建设成为引领学科发展、服务社会需求的重要平台,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研究中心自创办以来,出版了学术辑刊《环境史研究》2 辑,以及《河北水利史概要》《滹沱河史料集》《滦河史料集》《滏阳河史料集》《南运河航运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研究》《外来生物入侵中国》《河北省农村垃圾现状调研报告》等著作;与多个地方的水利水务管理部门建立了合作关系,完成保定市水利局委托的《大清河志》编纂工作;组建大运河研究团队,全面启动大运河河北段沿线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工作,着力开创大运河河北段研究的新局面与新业态,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现已对大运河河北段沿线的7 个区县进行了专项调研,形成近30 万字的调研报告,“大运河(河北段)研究丛书”第1 期3 本将于2019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即将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6 卷本《中国环境史》,力图向学界展示中心学者对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人与自然交互的历史思考。

徐再荣研究员从近现代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城市化与水的关系入手,在城市环境史的视域下,结合会议举办地正定与滹沱河的关系,高度评价了本次会议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对未来环境史的研究路径、领域和方法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与预测。

王星光教授从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撷取有关水与人类经济活动相互关系的论述,展现了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丰富的生态思想和独特的地方性知识。

在主题发言阶段,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钞晓鸿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付成双教授、俄罗斯远东国立交通大学谢尔盖(Kudriavtsev Sergey)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许清海教授、印尼乌达雅纳大学旅游学院苏纳塔(I Nyoman Sunarta)教授等结合各自研究领域,论述了当前环境史研究理论的最新成果,展现了实证个案研究的新近动态和跨学科方法的具体运用,同时指出了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克服和规避的学术误区。

钞晓鸿教授在中外学术史的背景下,基于明清地方志分析了山水景观的迷失与错位,考察了景观史的传统研究路径。他认为,近些年来,景观受到诸多新兴学科的关注与研究,其中就包括环境史。在环境史语境中,景观被视为人类与自然接触的界面,但如何深化研究还值得探讨。在实证研究中,钞教授以现存数量庞大、信息丰富的地方志为例,认为地方志具有地方性、连续性等突出特征,它们与环境本身的地域性和环境史内容的广泛性相契合,从而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然而,考虑到地方志数量庞大、错谬五花八门,如何在环境史研究的景观研究中,既充分利用明清地方志,又防范出现资料运用的差错与问题,值得特别注意。基于此,钞教授认为,传统地方志中的景观转录与记述,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景观的迷失与错位,而这背后的原因当然较多,但与地方志夸饰附会这一取向亦或称通病密切相关。因此,利用地方志资料来研究景观,不能为某些文字资料的表象所迷惑,真正的看点在于这一表象背后的本源、内涵以及文本取舍的旨趣差异。

付成双教授系统梳理和回顾了目前中国学术界有关世界近现代史的定义、体系、分期、主线等理论问题,并认为已经出现了一批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吴于廑先生较早地提出了从分散走向统一的整体史观,他与齐世荣先生联合主编的6 卷本《世界史》无疑是整体史观的代表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宗绪先生主张突破阶级斗争的研究范式,从生产力角度探讨世界近现代史的演进发展;徐永璋和于兆兴教授指出,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主张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世界历史”;钱乘旦教授旗帜鲜明地倡导以现代化为主线构建近现代史的学科体系;近些年来,有部分学者尝试从文明史和全球史的角度建构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体系。付教授指出,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拓宽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问题在于生态文明时代应该如何完善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体系。付教授在结论部分指出,注入生态关怀的现代化理论能够提供一个考察世界近现代史变迁的新视角,而由它作为主线所构筑起来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既能更为准确地反映世界近现代史的全貌,也能为生态文明这一伟大理论提供历史方面的学术支持。

谢尔盖教授论述了海湾沿岸斜坡的演变。他运用工程学和现代地质学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沿海废弃物回收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考虑的环境、地质、水文和工程等多方面的因素。他认为,沿海复杂的废弃物倾倒工程应由两部分组成,既要保护海岸斜坡的景观,同时还要能经受海浪的冲击,确保生态安全和审美的统一性。

夏明方教授对美国中国学第二代杰出代表施坚雅的区域系统理论进行了生态学阐释。他指出,施坚雅以自然条件——分割大河流域的山脉即分水岭为界,而不是从行政区划出发,作为对19 世纪晚期中国九大宏观区系进行划分的标准。施坚雅明确地把他的“地区”或“区域”定义为其内部各自有别的系统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强调的是区域整体性与差异性的统一,而不是追求均质化。夏教授认为,施坚雅强调地理差异和经济差异,并不意味着把它当成完全静态的结构,而是看成一种动态的“生态过程”。夏教授最后明确指出了施坚雅区域系统模式的不足以及学界对其研究的错误取向。

许清海教授论述了华北平原古河道与社会经济发展。他指出,华北平原由黄河、海河、滦河等河流长期不断地决口改道、反复地冲淤泛滥而成,无论地表还是地下都分布着数量众多、纵横交错的古河道。当今华北平原地面古河道47730 平方千米,占平原总面积的35%;浅埋古河道96761 平方千米,相当于平原总面积的71%。古河道控制着华北平原的地貌、土壤、地下水、风沙及旱涝盐碱等灾害的分布和特征,对华北平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具体案例方面,许教授对泥河湾侯家窑遗址的研究证实,侯家窑人就生活在一个古河流截弯取直后的牛轭湖旁边。古河道的分布同样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特别是平原东部和低洼地区,如白洋淀周围居民点多分布在高地古河道上,一方面能预防洪水灾害,另一方面储存有丰富的地下淡水资源。总之,由于古河道是华北平原地下水的通道,储存着丰富的地下水,至今仍是华北平原农业生产的基础和宝地。

苏纳塔教授从工业旅游和环境的互动关系入手,讨论了印尼库塔地区旅游发展及其对水资源的影响。他特别指出,旅游住宿的迅速兴起,对当地的地下水和地表水源产生严重的压力,还引发稻谷的减产和大量垃圾的产生。他认为,政府必须考虑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协调处理水资源与旅游业的关系。

在主题发言阶段,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包小冰编辑详细介绍了由戴建兵教授主编、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心编纂的6 卷本《中国环境史》的出版过程。

在小组讨论环节,中外学者基于未来导向的环境史研究,紧紧围绕会议主题,就以下十个议题展开了讨论。

(一)环境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英国斯特灵大学的玛利亚·索菲亚·斯泰恩(Maria Sophia Steyn)教授探讨了20 世纪南非政府对水资源的控制和管理,梳理了中央政府对水资源管理的历史发展过程、水资源立法的变迁、水资源公共管理规定和水污染治理等问题。斯泰恩教授认为:在南非国民党时代,政府供给导向型的水资源管理有利于工业、采矿业和白人;有色人种在水资源的消费过程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解决种族隔离时代水资源使用的不平等性,导致非洲国民大会统治时期政府水资源管理的激进变革,其变化的核心是执行需求导向型的水资源管制制度。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冬虎研究员认为,京津冀地区的环境史研究问题,得到历史地理、地方史、专门史相关学科的积极推动,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经历一个继续成长的过程。其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史料发掘与野外调查的不足,官方历史文献侧重粮食、木柴、木炭、煤炭等物资供应的记载,而对城乡居民的经济生活及其与区域环境的关系却语焉不详,等等。这些疑难问题,需要通过环境考古、野外调查以及遍览文集、碑刻、方志、笔记等方式予以补充完善。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滕海键教授提出和尝试构建“东北区域环境史”,并就其中相关问题进行探论。滕教授指出,首先必须明确东北区域环境史的时空框架和历史分期,综合环境变迁与人类历史演变,初步将东北区域环境史划分为七个阶段。在横向方面,东北区域的环境史研究体系依照环境史的四个维度进行构建,特别是考虑到东北区域环境史的特别之处,需要着重研究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经济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总体目标上,东北区域的环境史研究应以“尽全时空”为目标,在生态语境中以环境史范式开展专题研究,同时尝试思考宏观上的研究体系与理论建构,并主动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环境史学研究成果,推进跨学科研究,做好环境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吕娟研究员探讨了京杭运河之城市节点及水利工程体系。她指出,1700 余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从北到南,由于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等条件的差异,船只在航行时需要克服地形高差,水源水量短缺,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天然河流阻隔,以及洪水冲击和工程的管理等诸多世界性难题。为此,中国古人运用高超的智慧,创建了以梯级船闸工程体系、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清口水利枢纽工程、节水澳闸和调节水柜、防洪工程体系为代表的一整套管理体系,解决了这些难题,保障了大运河的长久通畅,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金标博士探讨了满语文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关系。金博士认为,满语的档案、史书和文学笔记浩如烟海,这些史料的翻译、整理和解读,可以作为中国环境史,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域环境史研究的有益补充。此外,他认为对满语词汇本身的研究,亦可以反映中国东北地域环境史的一个侧面。

(二)美国史上的人、水与环境史研究

美国兰斯顿大学(Langston University)的尼克·蒂默曼(Nick Timmerman)博士分析了弗林特河(The Flint River)流域内工业城市的兴衰问题。蒂默曼博士将河流视为城市的特色景观,认为景观的人为性对于特殊的时空而言具备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他通过追溯弗林特河流域从早期印第安人建立木材厂到1908 年通用汽车公司在此建立的历史,展示了历史时期河流、城市与人类的互相塑造,最后指出河流对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但同时要防止资源的滥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高国荣研究员探讨了“水土保持在美国的起源”。他认为,20 世纪30 年代以后,水土保持成为美国的国家政策,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进步主义时期。19 世纪末,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土地滥用导致的水土流失,已经引起人们的忧虑。人们希望通过科学推进农业现代化。在土壤调查和土壤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土壤侵蚀问题开始受到农业部关注,出台了一些临时性救济措施,新政后这些临时性政策完善为系统性的联邦行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贾珺副教授探讨了军事环境史在美国的兴起及其史学意义。他指出,军事环境史是对军事与环境间互动关系历史的研究,运用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军事史与新军事史研究,力求更完整和深入的军事史书写。他认为,军事环境史在美国的兴起经历了酝酿期(20 世纪70 年代到21 世纪初)、形成期(21 世纪最初10 年)和确立期(2009 年以来),形成了二战、冷战和美国内战研究的三大热点。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考舸在军事环境史的理论体系下,以美国内战期间维克斯堡战役初期的运河行动为例,分析了北军将领格兰特决定在密西西比河上挖掘运河以躲避炮火,便利人员及物资运输,同时缩短战争进程的目的及其最终结果,创新性地认为维克斯堡战役是美国内战的重要转折点。

(三)历史时期的城市与水

秘鲁里卡多帕尔玛大学的麦克斯·费尔南德斯和奥利维拉·门多萨探讨了利马(Lima)中心城市卫生的历史,认为供水与污水排放作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与城市公共卫生密不可分。历史上利马的市政当局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政策解决城市卫生和污水排放问题,这些政策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城市的现代化和转型过程中不断强化,成为城市卫生和公共美德改进的重要手段。

复旦大学安介生教授探讨了历史时期杭州都市景观体系的形成与变迁。他指出,一个区域的景观形成过程与学者们的认知过程,都是客观事实的直观反映,需要进行全面而客观的总结与梳理。基于此,安教授在界定历史时期杭州地理范围的基础上,回顾了杭州历史上的政治演变、经济发展、城市文化等与景观变迁有着直接而密切关联的诸多因素,最后重新认识与总结了杭州地区都市景观体系的变迁过程。安教授认为,就都城景观体系构建而言,历史时期杭州地区的建设过程还是有不少可以供后人借鉴之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志英教授探讨了近代北京的城市水环境问题。李教授指出,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古老的城市遇到了新的挑战。工业化使得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古老城市的市政设施不堪重负。李教授系统总结了北京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增长给城市给排水造成的压力及政府的应对措施,认为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原本丰富的水资源不堪重负,又不断被污染,人类和水环境的矛盾加剧,进而威胁了人类的生存。为此,官民上下都作了很多探索,也取得一定成效,但并不能制止水环境的恶化,龙须沟之类的污水沟治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实现的。所以,认识问题、改进问题是一个层次,真正完满地解决问题又是另一个层次。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文涛副研究员探讨了古都北京的水脉与文脉。他认为,北京城市发展与其区域内及周边河湖水系所提供的水环境密不可分,水利开发在其城市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北京水资源开发中的一些重大水利工程不仅造就了古都北京独有的空间格局,彰显了水脉与文脉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为解决当今城市水源的困境提供了历史经验。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万金红高级工程师通过对水利与古代北京城市营造,新中国水利建设与北京城市发展,以及新时期水治理与城市治理问题的分析,探讨了水利对北京城市治理的影响,以期为破解首都城市治理中的水问题提供历史资鉴。

(四)河流与水系变迁

印尼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赖传富(Gai Subagya Suhardja)教授认为,印尼的芝塔龙河对城市和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过去的发展道路造成河流的污染,印尼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大力治理芝塔龙河,为国家和城市的未来营造美好的环境。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裕童博士对明清时期黄河下游沿线城市迁移进行了初步探索。张博士认为,受黄河水患影响,明清时期下游沿线城市大多数都经历了治所迁移的过程。从时空分布上看,明初城市治所迁移集中于黄河河南段,中后期集中于黄河南直隶段,与明代黄河水患的时空分布吻合。清代的城市迁移数量少,时空分布无明显特征,反映出经历了明代的迁移与河防营建,城市选址已经相对合理。“避黄”是黄河下游沿线城市迁移的主要考量。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高福美副研究员分析了河道运输与清代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他认为,京津冀区域内水网众多,境内通航干支流,如海河、运河及滦河三大水系以及众多小型的湖泊水淀,为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发展及区域商品流通提供了运输网络。相互连通的水系是明清以来京津冀地区商品流通规模扩大,从以行政制约为主的物资调配转化为自发性市场网络的重要因素,也是区域地缘关系的重要内容。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李云鹏高级工程师研究了黄淮海流域接壤区河湖水系水环境的变迁。他认为,由于历史时期黄河下游频繁变迁泛滥,黄河下游与淮河、海河流域并没有稳定、明确的流域界限。千百年来,这个区域在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剧变。他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分析了几个典型历史时期区域河湖水系格局及湖泊数量、积水面积等指标,试图复原区域水环境变迁的大体脉络并总结其演变的动因。

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海副教授探讨了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水边城市的兴废。他认为,辽西走廊是中原农耕文化区、东北渔猎文化区、北方草原文化区的交互带。燕秦汉时期,华夏族势力大举进入走廊地域,郡县制背景下的城市社会发展迅速,城市建设体现出以水资源为依托、内外交通为导向的特点。从城市分布与水的相互关系看,当时的城市建设在国家战略和边疆建设等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五)运河与区域经济发展

印尼乌达雅纳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苏第阿塔(I Nyoman Sudiarta)探讨了苏巴克(Subak)作为巴厘塔巴南谏义里区尼阿姆布村(Marketing Strategy of Nyambu Village in Kediri Distric,Tabanan Regency,Bali)旅游业的营销策略。他认为,苏巴克作为当地传统的水田灌溉组织形式,起源于11 世纪。当今政府将其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用于发展印尼乡村经济,增加政府和村民收入,但同时针对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加强对苏巴克的保护也是经济发展中应当考虑的题中之义。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云兰研究员探讨了民国时期南运河下游治理。她认为,虽然漕运废弛,但南运河下游依然是华北水运的重要通道。民国时期,南运河下游水量时大时小,危及城乡公共安全和沿岸乡民的日常生计。为此,民国政府一直计划对南运河下游进行疏浚治理,但由于战乱和经费拮据等原因,直到1936 年才进行彻底疏浚。总体来说,民国时期运河的管理与疏浚治理不及前朝,治标不治本,折射了中国治水思想和实践正在由传统走向现代。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方万鹏博士从水力磨坊探讨了20 世纪以来中西学界水能利用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分野。他分析指出,水能作为一种重要能源,是人类利用自然力的一个重要进步,而水力机械则是水能利用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外历史上都扮演过重要的经济角色。然而受中西方历史经验差异的影响,学界切入研究的路径明显不同。西方学者以18、19 世纪的工业革命历史经验为参照,认为水力机械在机器工业时代到来之前起到了过渡作用,由此赋予水力机械在前工业化和早期工业化中的经济角色和历史意义。中国学者或者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学者审视水力机械则受到中国长期处于农业主体性社会历史经验的影响,多关注水力机械的谷物加工能力,而将其定义为农业机械,忽视了其非谷物用途的一面,进而对其历史面相的关注、对历史发展脉络的解读有意无意中便有所偏差。因此,应该参照彼此镜像,搁置历史经验的价值判断立场,丰富研究的切入路径,或可更为准确地刻画出历史原貌。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志刚副研究员从运河、资源、物产和战争的关系视角,对日伪“大陆运河计划”进行了述略。他认为,19 世纪60 年代以来京津冀地区的内河航运,形成以天津码头为集散中心,并向华北腹地辐射的内河运输新格局。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期间,日伪华北政府制订了“大陆运河计划”,试图提升京津冀的内河航运能力。该计划实施期间,日本人对当时京津冀区域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状况进行了大量调查,有助于我们认识战争状态下运河与人的关系以及航运技术的帝国主义属性。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侯林副教授探讨了近代以来南运河航运与沧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认为,沧州作为南运河沿岸重要的城市节点,繁忙的漕运带来了当地的繁荣,但随着津浦铁路的开通,沧州社会经济对南运河航运的依赖性逐渐降低。由于航运较陆路运输具有成本低、载重大的优势,南运河航运依然是沧州对外商品贸易的主要交通方式。

(六)水环境问题及其治理

山西大学特聘教授孟伟探讨了太行山水利灌溉工程历史遗产保护与利用。他以抗战时期彰河引水渠为例,指出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以及地方政府和民众,在漳河上游所进行的“引水灌溉”是一个较为突出的历史水利工程。伴随着时代变迁,结合当下的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红色文物保护与农业遗产保护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当今太行山水利灌溉工程的遗产保护与利用异常紧迫,同时这也是构建和塑造太行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陈祥副研究员探讨了日本的水污染治理与地方城市产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他认为,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给日本各地造成严重的污染,其中又以水污染情况最为严重。日本的地方城市既要顾及地方社会产业发展,又要直面区域民众对污染治理的诉求,最终政府通过水质立法管理走出了一条地方城市的产业与环境“再生”之路,这些经验教训能够为今天中国审视地方经济发展与污染治理提供借鉴。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赵九洲副教授探讨了德占时期青岛城区的供水革命。他认为,青岛地区虽濒临大海,却极度缺水。德国人占据青岛后,积极推进自来水建设,发起了一场革命性的供水方式变革。他们先后开辟了海泊河、李村河两大水源地,不断扩大供水量,并大力扩展自来水管网,极大改善了青岛的供水条件和城市卫生状况。但德据时期的供水革命却并不彻底,自来水工程的兴建也打上了深刻的殖民主义烙印。

清华大学历史系李韶星博士探讨了20 世纪70年代初美国联邦政府治理工业废水污染的努力。他认为,美国工业废水直接排放问题突出,为此尼克松政府于1970 年出台了《垃圾法》,并建立起排放许可证制度。联邦政府以《垃圾法》作为制裁违法排污企业的重要武器,在短时期内迫使大量企业作出改变,减少工业废水的排放。然而由于执法者对《垃圾法》的不当使用,使得这项法律潜在的弊端被暴露出来,从而为1972 年新的治理水污染法律的出台创造了条件。

(七)区域的地方性知识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赵珍教授探讨了清代北京城的西山水资源利用。赵教授认为,北京城自建城以来,缺水就一直是困扰其发展的难题。清代以后,随着对水资源需求的日益增长,寻找水源、扩充水量、加大供给成为头等大事。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赵教授从水资源状况与民众利用关系入手,从以昆明湖为中心的西山人工水系构造,水系运行与自然和人的关联,以及供水系统的维护修浚与管控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最后认为:清廷为达到济漕、灌稻、营造西山皇家园林、供应宫廷需求和供应内城用水等目的而建造人工水系,也正是由于清廷有明确地利用泉源的意向和实践,故当水系输水量减弱、供水渠道遭到截流或毁坏等问题出现时,清廷又不得不竭力进行整治。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建平教授研究了近20 年来保定水资源利用与管理。徐教授认为,保定是河北中部一个十分重要的城市,位于大清河中游,境内有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淀,被誉为“华北之肾”,对维护华北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多年来保定水资源供需矛盾比较突出,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脆弱,环境保护压力大。基于此,徐教授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总结了保定水资源的存量状况,分析了它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关系,论述了近20 年来保定在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方面采取的措施,指出这些基础性问题对于保定乃至雄安新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波研究员立足山西会馆,认为正定是明清时期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在利用大量碑刻资料的情况下,杨研究员勾勒了明清时期正定商业发展轨迹及在正定活动的山西商人的情况,论述了这一群体具有典型的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吴乾博士论述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灾害救治工作。吴博士认为,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出现了多次严重的自然灾害。为此,解放区党和政府首先将救灾工作作为施政的重要内容,加强救灾的组织体系建设,充分调动政府、社会和个人的积极性,全民动员,采取多种措施赈济灾民,以解灾民燃眉之急。这些措施不仅帮助解放区渡过了困难,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灾害救治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刘鹏从社会史的角度展开长时段微观小区域的研究,以洪井乡的水池为例,结合山西黎城现存水池样貌、位置以及历史文献,对清代以降太行山乡村饮用水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论述了在干旱少雨的太行山乡村民众的蓄水求生机制。

(八)环境认知与环保行为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文涛教授对南朝时期建康水灾记录进行了再认识。王教授认为,重京畿、轻外地、灾害记录严重失衡,是中国古代灾害记录的突出现象。南朝都城建康的水灾记录43次,南朝的全部水灾共计81 次。出现这样的结果,与政治、社会和史学记录的方式密不可分。王教授最后认为,越是人口集中、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灾害记录也越多;同时要认识到人类的社会活动与灾害的发生关系密切复杂,不能简单地认为灾害记录多的地区或朝代,气候和环境就恶劣,即使建康在南朝时的灾害记录居全国之冠,我们不应当也不能据此得出建康的气候和环境是南朝最差的结论。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编辑部主任谷更有教授探讨了中国中古时期环保意识的形成。谷教授认为,公元3—9 世纪,即东汉末到唐中叶的这段时期,最大的环境问题是因植被遭到破坏,在夏州一带形成毛乌素沙漠,黄河泛滥的频率与强度日呈上升趋势。此时的环保意识已由过去朴素的“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感性特征,开始转向为由士大夫倡导、国家法律强制推进的理性特征。

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张同乐教授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环境保护思想体系的形成。张教授认为,1978 年12 月31 日,中国第一次以党中央的名义对环境保护工作作出指示,明确提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自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环境保护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共产党人环境保护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党的十八大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党和国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人民出版社翟金明编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明清地方志、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借助《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 一书中关于渔业制度、环境保护、渔业生产等相关论述,探讨了南海开发过程中制度建设、官民互动和组织活动,以及国家政策如海禁、税收等对民间进行的南海开发的影响。

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赵如画探讨了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环境保护运动。他认为,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西部大开发和工业化、城市化引发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引起美国政府以及环保人士的广泛关注。进步主义运动时期西奥多·罗斯福政府展开了美国历史上一次较早的环境保护运动,为以后的环境保护运动奠定了基础。

(九)水争、水权与利益博弈

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慧芝教授对20 世纪以来滹沱河与石家庄城市发展进行了反思。张教授认为,清季晋冀铁路勘测起点原为柳林堡,在此建设即可实现水路和路陆的贯通,但因经费不足南移12 公里后与滹沱河水运分离。日伪时期曾开凿石津运河,后改为石津灌区。新中国初期在防洪减灾、蓄水发电等方针的指引下,上游建成岗南、黄壁庄水库,多重因素的作用导致1978 年滹沱河水断流。交通优势的丧失使得石家庄城市发展先天不足,当今适度恢复滹沱河水运、重构河运文化、深化以石家庄为中心的流域“点—轴”经济带建设,有利于实现新时代的美丽复兴。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诚副研究员对道光十二年(1832)保定府属新安县并入安州这一因河堤而起的并县争议进行了辨析,梳理行政命令背后的地方诉求,发现水环境对白洋淀湖泊群周边两座县城的重要影响。他指出,以河堤为中心的争论,本质上是各县的利益博弈,在争夺“尔疆我界”的畛域观念下,是多方利益较量直至平衡的过程。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向阳副教授探讨了20 世纪初洛杉矶—欧文斯河谷的分水之争。他认为,西部早期水争是农业灌溉引发的水资源分配问题,洛杉矶—欧文斯河谷的水争则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引发的城市与郊区的水资源分配之争。洛杉矶作为西部阳光带的典型城市,成就斐然,但水资源供给一直是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洛杉矶—欧文斯河谷的水争改变了两地传统的水资源分配机制,对洛杉矶城市发展和欧文斯河谷的生态状况与原住民都有着巨大影响

河北师范大学邵岩讲师以安平县滹沱河北堤修筑纠纷为例,研究了滹沱河“水害纠纷”问题。邵老师认为,1928—1933 年以八县堤工联合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与河南岸的安平县之间因为利害关系不同,围绕安平县境内由子村、杨庄等地滹沱河大堤的修筑连年爆发扒堤械斗、武装强堵等激烈斗争。这既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组织勃兴,通过政府“让渡”权力、填补修河治水制度运行的空白,也折射出在缺乏统一协调指挥,以维护局部利益为基础的组织模式下进行水灾治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以邻为壑”的“水害纠纷”的现实。

(十)环境史的区域与实证研究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关亚新研究员探讨了清代东北果园的设置与变迁。关研究员认为,为改变辽西战后荒凉的景况,清政府采取多种土地利用形式,利用山地设立果园即为其中之一。辽西果园为封禁之地,但至清代中期,随着清廷对东北封禁政策的时驰时禁,辽西果园亦被私占和私垦。清代末期,为解东北地方政府财政窘急,清政府决定以丈放土地来增加财政收入,辽西果园亦在清丈之列。清代辽西果园的变迁历程即是这里生态环境变迁的一个缩影。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玉尚教授考察了1582 年的风暴潮与江南历史。李教授认为,1582 年中国沿海地区发生风暴潮的区域,仅为淮、扬、苏、松四府。从中国历代潮灾记录来看,这次风暴潮所造成的破坏都不算是严重的,但由此所造成的李家洪被冲毁,海潮接着冲毁老鹳嘴,黄浦潮流大大增强,带来咸潮、泥沙和激流,导致饮用水源的变咸、水灾的加剧和浜泾小圩的形成,却给人们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不便和痛苦。但强势的潮流抑制了血吸虫病的流行,直到1850 年之后,由于河流淤塞,一些地区逐渐脱离感潮区,血吸虫病才开始大规模流行,并在民国年间和1950 年代达到顶峰。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刘宇宁工程师考察了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时期巴黎城的人水互动关系,对政府改善城市水环境和水边的城市规划有着较大的参考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安大伟博士探讨了清代黑龙江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安博士认为,清代是黑龙江地区开发、建设的重要时期。清朝官方设置官庄旗地开发土地资源,垄断珍稀动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并用于饮食、医药、进贡、贸易、婚嫁、祭祀、救灾、制作物品等多个方面,这些对研究清代东北环境史和黑龙江地方史均具有一定价值。

三、结语

在总结评论阶段,孙冬虎研究员就目前环境史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理论总结。此外,马克斯·费尔南德斯教授、玛丽亚·索菲亚·斯泰恩教授和刘向阳副教授紧扣会议主题,结合个人专长,在中外环境史研究的比较视域下,综论目前英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史研究面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未来可能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这些都有利于中国环境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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