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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颜祸国?从年妃之死看雍正“整肃”
来源:清史所 作者:董建中 点击数:511 更新时间:2019/11/10
  清朝入主中原268 年,以孝庄辅政始,以慈禧专权终,“女主政治”的意味不可谓不浓。但两位颇具心机与才干的“太后”之间的大约200 年,清廷后宫相对安宁,女性干政绝非常态。

然而雍正帝登基不数年,力推改革,厉行肃贪,一度极得皇帝信宠的年羹尧兄妹突然相继“出事”,个中因由,未免令人遐想。到底真相如何呢?

雍正帝还在藩邸为王时,年羹尧的妹妹就成为了他的侧福晋(亲王侧妃),他做皇帝后,年氏册封为贵妃。年妃于雍正三年(1725 年)十一月死去,十二月年羹尧也被赐自尽。

《清史稿·后妃传》说:“妃薨逾月,妃兄羹尧得罪死。”语言含蓄,点到为止。


                     “精彩”解读

“我们往最好处想,她至少是自杀的;往坏处想,也许她是经世宗的示意而自尽的。”

在有些人眼里,年氏之死是年羹尧最后命运的一个变量:年羹尧的死罪不赦,是因为年妃病故他已失去了靠山。金承艺先生认为,此说不足据,年妃早也不死,迟也不死,却偏偏死在年羹尧被赐自裁前二十天,此为“怪事”也。

金承艺先生(1926~1996 年)是努尔哈赤的嫡长孙杜度后裔,有着清皇族的背景。20 世纪60年代初胡适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时,他曾是胡适的私人助理,后执教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金先生关注清朝皇族历史,特别是在雍正继位问题上有着独特见解,自成一家,是雍正矫诏篡立说的代表人物之一。金先生对年妃之死的探讨,散见于他对年羹尧、雍正帝之子弘时研究的论文,这些文章已收入《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一书。

金先生从萧奭《永宪录》中看出了另一种“年妃之死”。该书记载: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三日,“上回銮进宫,贵妃年氏以不怿留圆明园。”同一天,“年羹尧械系至京。”二十二日,“贵妃年氏薨于圆明园。诏追册为皇贵妃”。金先生引用了雍正帝给礼部的谕旨:

贵妃年氏,秉性柔嘉,持躬淑慎。朕在藩邸时,事朕克尽诚敬,在皇后前小心恭谨,驭下宽厚和平。朕即位后,贵妃于皇考、皇妣大事,皆尽心力,实能赞襄内政。妃素病弱,三年以来,朕办理机务,宵旰不遑,未及留心商榷,凡方药之事,悉付医家,以致耽延,渐至沉重,朕心甚为轸念。著封为皇贵妃,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礼臣奏,皇上五日不办事。亲王以下宗室以上五日不跳神,不还愿。俱穿素服。

那么,他从雍正这份上谕中看到了什么呢?请允许大段征引金先生的相关文字,因为实在“太精彩”了:

我们看完了上面这一段记载,该有什么感想呢?我们可以说什么“方药之事,悉付医家,以致耽延,渐至沉重”,全是骗人的胡说。年妃是“以不怿留圆明园”的。她应当是无病而突然死在圆明园的。《清世宗实录》《东华录》诸书在二十二日这一天只记“皇贵妃年氏薨”,并没有说她死在圆明园;更将上谕稍加改窜,置于十一月己酉(十五日)谕旨内,伪造年妃先期病重,给人以将死的错觉。

年妃随世宗驻跸圆明园,何以“上回銮进宫,贵妃年氏以不怿留圆明园”呢?当然是这时候年妃已经认识到事态极其严重了,她看出世宗有杀她哥哥的蓄意了,便祈恳世宗,望求能网开一面,却不能使世宗动摇。她知道灭门大祸将临,自己竟不能稍施援手,将何颜以对父兄。我们往最好处想,她至少是自杀的;往坏处想,也许她是经世宗的示意而自尽的。

年妃之归世宗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到雍正三年的时候,她与世宗已经有了十六年的夫妻关系,并且生育了三儿一女,世宗却仍忍心地逼她在忧惧中无奈死去,或她竟根本是世宗赐死的。

《永宪录》是私人著述,记录康熙帝在位最后一年即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到雍正六年(1728年)的朝野大事,主要取材于当时的邸报,外加上作者的见闻。有些内容,不见于其他载述,是雍正朝难得的史料。金先生取材于此,极有眼光。问题是,金先生看重《永宪录》而贬斥《清世宗实录》,是否能够成立?真的能从这些不同的记述中,解读出年妃之死背后的秘密吗?


                      三问异说

雍正帝短暂离开圆明园主要是为了祭陵及祭天,是在各处奔波,因此有病在身的年妃留圆明园很正常。

第一,《永宪录》所记载的“贵妃年氏以不怿留圆明园”,这不见于《清世宗实录》,也未见于他书,的确难能可贵。但不见于实录,是因为实录是以皇帝为中心,不记载一个贵妃留圆明园这样的细事,再正常不过。

那为什么年氏留圆明园呢?要知道,皇帝的重大行动定是预先安排的,据《雍正朝起居注册》及实录,十一月初三日,雍正帝自圆明园进西直门由神武门回宫。接下来他做了什么呢?初四日见大学士、九卿,初六日乾清门听政,初七日御懋勤殿见大臣。因为十三日是康熙帝去世三周年祀典,又加之十二月初十日孝庄文皇后(雍正帝曾祖母)安奉地宫,因此要到清陵致祭。雍正帝于初八日这天出发,直到十四日回宫。

次日,雍正帝专门就年妃事下谕旨,这说明他正式得到了关于年妃身体状况的奏报。而这时又近冬至,十七日雍正帝亲自阅视祈天所用的祝版,十八日即冬至当日到天坛祭天,回宫,接着又回到圆明园。从以上日程可知,雍正帝短暂离开圆明园主要是为了祭陵及祭天,是在各处奔波。因此有病在身的年妃留圆明园很正常。

第二,实录为何只记“薨”,而不记是在圆明园?

《清世宗实录》中所记薨逝者的例子不少。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上闻怡亲王病笃幸王邸,比至,王已薨逝”。这里提到了允祥的“王邸”,这是薨逝记述中唯一写到地点的。而其他事例,如雍正二年十二月二阿哥允礽,五年闰三月圣祖荣妃,十二年十一月大阿哥允禔等薨逝,都未写地点,因此实录不记年妃之死的地点,无足为怪。

第三,实录窜改雍正帝的上谕了吗?即将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上谕,偷置于十五日了吗?

下面是《清世宗实录》记载的十五日谕礼部内容:贵妃年氏,秉性柔嘉,持躬淑慎⋯⋯凡方药之事,悉付医家,以致耽延日久,目今渐次沉重,朕心深为轸念。贵妃著封为皇贵妃,倘事出,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

《雍正朝起居注册》中的这道上谕,也是系于十五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倘事出”三字,说明这时年妃还活着。二十二日丙辰,实录又有一条:“皇贵妃年氏薨。上命辍朝五日。”

文件俱在,金先生所说的“伪造年妃先期病重,给人以将死的错觉”不能成立。

细心比较可知,《永宪录》所载的谕旨,是合并了十五日上谕与二十二日赐恤上谕,然文字有不同,区别之一,在于“倘事出”几个字不见了,可见《永宪录》作者没有见到单独的十五日上谕,故他才说“贵妃年氏薨于圆明园。诏追册为皇贵妃”。从十五日上谕可知,当天已封年氏为皇贵妃了,而不是二十二日死时追封的。《星源集庆》是记载皇室本支世系的档案,也是先写“晋封皇贵妃”,后再写她薨逝。


                     “事出”有因

雍正帝亲笔添加“倘事出”,若此字眼果真含有“杀气”,乾隆时期修雍正实录又何必保留呢?

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雍正帝这道上谕的原件,可以知道,这是雍正帝口述旨意,然后大臣上呈拟稿,其中就有“著封为皇贵妃”字样,再经皇帝亲笔改动,包括添加了“倘事出”三字。

“倘事出”究竟何意?金先生特别关注了“倘事出”:世宗手谕中,指年妃身体素弱,病势沉重;诏旨最后更说:“倘事出,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多么可怕的“倘事出”三个字,但皇上已经给她划出道儿来啦,年妃天胆,敢不照着走吗?于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年妃遂以“薨于圆明园”闻。

不知金先生是否真的看到了档案原件,他并没有指出“倘事出”这三个字是雍正帝亲手所加的,否则他会从中看出更多的精彩故事——雍正帝的“紧逼情势”跃然纸上。

“倘事出”,也就是人还没有死,皇帝已经安排后事了。它是金先生所说的雍正帝在逼年妃死吗?我们看看《清世宗实录》中雍正帝预先安排他人后事的其他例子。

一个是在康熙朝就被废的太子允礽,即文中的二阿哥:

雍正二年十月壬午。王大臣等奏二阿哥病势甚笃。得旨:前看守之王大臣奏闻二阿哥病症,朕即下旨与王大臣于太医院择良医调治。昨者少愈,二阿哥披诚陈奏,感激朕恩,殊为可悯。今日医云病复变重,朕欲往看,恐二阿哥执为臣之礼,俟有事后,朕再往奠。前二阿哥福金事,既照亲王福金办理,若二阿哥有事,亦应照亲王之例办理。

一个是大臣马武:

雍正四年十二月丙寅。上命皇四子弘历、庄亲王允禄视马武疾。谕曰:⋯⋯马武事我皇考五十余年,朝夕侍奉,不离左右。⋯⋯朕幼龄时,伊抱扶服事,备极小心,其情事宛然如昨。⋯⋯是以朕闻其病势沉重,悲伤垂涕,不能自已,屡次降旨欲亲身前往看视,诸大臣合辞劝阻,至再至三,不得遂朕之愿,朕尚望其痊可。倘伊病果不起,著照伯爵赐与恤典,赏银一千两,并给与世袭阿达哈哈番(清朝爵位名——编者按),以示朕优眷老臣之至意。

通常情况下,皇帝在接到臣子的遗疏、遗折或是关于臣子去世的正式奏报后,才下旨赐恤。从上面的例子看,皇帝让人提前准备臣子后事,都是提高了赐恤规格,恰恰表明皇帝的异常关心,这种例子在整个雍正朝都不多见——哪里是金先生所说的“皇上已经给她划出道儿来啦”,要逼她死呢?!

再说,雍正帝亲笔添加“倘事出”,且此上谕的满文版也有“倘事出”,若此字眼果真含有金先生眼中的“杀气”,乾隆时期修雍正实录又何必保留呢?删去是极容易的事(对于上谕等的删除或细微改动的做法,在清代确实存在)。没有删,倒说明了当时人根本就没有金先生那么多心思。


                      无须自尽?

很难想象,雍正帝一方面令年氏自尽,一面还讨好似的册封她为皇贵妃,同时会如此喜欢她亲生的孩子。

雍正帝与年妃之间,感情到底如何呢?

谈雍正帝的夫妻感情,没有直接材料可以凭借。不过,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些端倪。雍正帝共有十子四女,年氏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生了第四女,五十九年生福宜,六十年生福惠,雍正元年(1723 年)生福沛,依出生先后排序,以上分别是雍正帝的第七、八、九子。

可以肯定,在康熙末、雍正初那些年里,年妃最为得宠——因非出自年妃的雍正帝第五、第六子是康熙五十年出生的,而第十子直到雍正十一年才出生。

这还可以从她的孩子特别是福惠身上看得出,这一点金先生也是承认的:

福惠生于康熙六十年,从后来高宗谕旨中有“朕弟八阿哥,素为皇考钟爱”语,可知福惠幼时必为世宗最喜爱的皇子。他在雍正六年(1728 年)殇逝,年仅八岁,世宗很痛悼,《世宗实录》上载,特命“照亲王例殡葬”。

很难想象,雍正帝一方面令年氏自尽,一面还讨好似的册封她为皇贵妃,照皇贵妃仪安葬,同时会如此喜欢她亲生的孩子,死后还追封为“怀亲王”。顺便说一句,年妃四年之中连举三子,这肯定会对她的身体带来不利影响。

再者,若依金先生所说,年妃被逼自尽,这表明雍正帝肯定不喜欢她了。但是,雍正帝死后入葬清西陵的泰陵,地宫中有他的皇后,再有就是年妃。尽管这是乾隆初年入葬的,不清楚是雍正帝自己还是乾隆帝的安排,但至少说明,时人认为她是受雍正帝宠爱的,因为清代的皇贵妃,不必然能与皇帝同穴安葬。

最后,也可能是“年妃之死”疑案中最关键的问题:她到底有没有为年羹尧之事向雍正帝求情?

金先生说:“她看出世宗有杀她哥哥的蓄意了,便祈恳世宗,望求能网开一面,却不能使世宗动摇。她知道灭门大祸将临,自己竟不能稍施援手,将何颜以对父兄。”故最后自尽,或被迫自尽。

与此截然不同的说法是,年妃于雍正二年时回家省亲,见到年羹尧的种种僭越与狂妄,她揣度雍正帝心理,状告年羹尧,大义灭亲。清朝太妃省亲或在亲生皇子的府第居住是有的,但当朝皇帝的后妃绝无可能省亲。试想,若省亲期间与他人有染,那怀的是“龙种”还是“跳蚤”?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年妃省亲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亲亲相隐”,告发兄长不是大义灭亲,而是忤逆不道,倒是为尊长求情,乃人之常理。但这事放在年妃身上,就有干预朝政之嫌,雍正朝还未见到后妃们敢有此类举动,故求情的说法,不能轻易相信。

退一步讲,年妃将死,罔顾其他,径向雍正帝求情,那么,是如金先生所说的求宽赦他哥哥一个人呢,还是整个年家呢?据清人笔记,年羹尧父年遐龄受累连坐,是大臣朱轼求情,使雍正帝改变主意。不论此事真与伪,已经退休的年遐龄最终只是罢黜了爵位,而时任工部侍郎的年羹尧兄长年希尧被免职,不过不出一个月(雍正四年正月),他就出任内务府总管,年家并没有“灭门”。

清史名家冯尔康先生的看法恰是,虽然年羹尧被赐死,或许年妃多少起到了一点保护他娘家的作用,当然这不会很大。真如是,年妃不必“无颜以对父兄”,而是父兄包括年羹尧都要感激她才是。另据学者研究,皇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也曾求情,望能不杀年羹尧,虽然没有结果,但没有看到雍正帝由此对弘历的打击、报复。

总之,年妃就算求情了,即便是被雍正帝拒绝,也不必自尽。


                     “杀气”背后

一切缘于人们心中先有了雍正帝“狠毒无情”的形象,然后用年羹尧之死,用年妃之死再去证明这个形象罢了。

金先生笔下的年妃之死,让人感觉到了力透纸背的“杀气”,其实这“杀气”其来有自——用金先生的话说就是“狠毒无情”的雍正帝:

像世宗这样狠毒无情的人,他诛杀年羹尧的计划,早已成竹在胸了,岂会因为年妃去世于前,年羹尧失去了靠门的缘故,死罪才会遭致不赦的?持这种想法的人,其主张正是倒果为因的肤浅之论。事实上,说年妃之死是世宗对年羹尧整肃政策下的另一个牺牲品,倒是真的。

他甚至将福惠的死因也归咎于雍正帝:

其实福惠的死,世宗才应是内心感到歉疚的人⋯⋯世宗狠心地夺走了爱子母亲的生命,当时福惠只是个五岁的幼儿,失去了慈母的呵护与抚爱,三年以后的他的夭殇,世宗岂不应负更大的责任?

雍正帝与年羹尧君臣的恩怨变化,学者们已多有研究,雍正帝决意除去年羹尧,不会因为年妃之死而改变。年妃去世于前,年羹尧失去了靠门才死罪不赦的说法,固然不对,而金先生认为年妃之死是雍正帝整肃年羹尧的牺牲品,又走向了另一极端,虽极富新意,惜鲜有证据,不能成立。

金先生深受胡适治学理念的影响,但具体到年妃之死的探讨,可谓“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一切都缘于作者心中先有了雍正帝“狠毒无情”的形象,然后用年羹尧之死,用年妃之死甚至雍正帝自己孩子之死再去“证明”这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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