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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宗教与本土信仰间的互动 ———《众神喧哗中的十字架:基督教与福建民间信仰共处 关系研究》述评
来源:《宗教学研究》2017年04期 作者:黄建兴 点击数:278 更新时间:2019/6/5
    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愈来愈呈蔓延之势,特别是在广大的基层社会。一些地处偏僻的小乡村出现了富丽堂皇的教堂,村民家居门前的十字架也在不断地增多。基督教在基层社会的广泛流播,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产生互动。一方面, 由于教义、教规、组织形式的不同,基督教与民间信仰之间多有冲突碰撞;另一方面,受民间信仰的影响,不少地区的基督教也越来越呈现出民间信仰化的趋势。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在基层社会的碰撞和融合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使其成为当今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华侨大学范正义教授新作———  《众神喧哗中的十字架:基督教与福建民间信仰共处关系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即是对于该领域的专题研究。
《众神喧哗中的十字架》一书结构明晰, 内容丰富,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对当前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研究的回顾和述评。第二至第四章从基督教与福建风水信仰、祭祖习俗、神祇信仰三个层面展开论述,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这两个社会剧烈变迁的时段。第五章以福建省泉州惠安县净峰镇及其周边地区为调查个案,分析当下基督教与民间信仰的共处关系。第六章是全书的总结。该书牢牢地将基督教与民间信仰置于区域社会背景之下,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对现状的田野考察。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些富有新意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较为准确地道出了我国基督教与民间信仰间的复杂关系,而且对当前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研究的流行理论也起到了一定的反思和补充作用,应该说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作品。
一、基督教与福建民间信仰的冲突
关于基督教与民间信仰的冲突,以往学者多从 “文化侵略论” 和 “文化冲突论” 来加以诠释。但是倘若将基督教与民间信仰放在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中考察,便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冲突有着更为深层而复杂的原因。除了文化上的差异和政治上的因素之外,范正义认为两者的冲突亦与 基层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利益秩序的破坏息息相关。作为研究民间信仰的学者,作者深知民间信 仰在我国传统社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民间信仰 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是因为它是传统社 会民众的一套价值体系和行为实践,与老百姓的 社会生活相适应。民众依据民间神明故事和风水 信仰来解释宇宙的生成、运行和社会的变迁,利 用神灵信仰和宗教仪式来凝聚族群,维系社会秩 序。有别于民间信仰,外来的基督教是一个跨血 缘、跨地缘的宗教组织,依赖上帝的“爱” 来组织和凝聚教徒。基督教传入中国之际,在带来异 质信仰文化的同时,也势必会挑战传统社会的运 行机制和内在秩序, 两者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 教案难以避免。
风水信仰是中国民众解决突发危机的重要方式之一。当村落社区发生了一些难以理解、莫名 其妙的灾难或危机时, 人们会陷入彷徨不安中, 因为这些灾难和危机超出人们的掌控范畴。风水 理论的运用,使得人们能够“将未知范畴的危机纳入已有的意义之网。而一旦未知的危机进入了 人们的已知范畴,一切失控的东西就似乎已回归 掌控,人们的恐慌与焦虑就会大大降低,就能按照惯常的方式来应对危机。” (第41 页) 危机发生后,基督教迥异于传统社会的地理景观与行为 方式,很容易被视为风水破坏者,从而遭到该地 区普通民众和士绅的一致抵制。
祭祖对于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意义,传统儒家士人将其视为纪念祖先的一种方式,而普通民众却视其为祈福禳灾的手段之一。明末清初阶段,基督教内部不同修会曾因为对中国祭祖仪式 的不同态度而引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礼仪之争。而在清末民初阶段,作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祭祖义务与祖产继承权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惯例与法 律均认为祖产继承权与祭祖义务是不可分的,祖产的继承者必须担负起祭祀祖先的义务。不过,当教民因拒绝祭祖而被剥夺财产继承权时,他们 却得到了当地基督教会的强有力支持。因为教会认为财产继承权神圣不可剥夺,鼓励基督徒在不参与祭祖的情况下仍然索要祖产。
游神巡境是传统庙会的重要形式,乡村民众通过参与游神活动来凝聚社区,寻找自我身分认 可和社会归属,并划清不同社区和村落的界线和 势力范围。当教民拒绝参加游神活动,便成为了 社区归属之外的群体,破坏了地区传统的“老规矩”。当村 民认为教民“不 交钱还来凑热闹”、“只享成不出钱”、“占全村人便宜” 时, 矛盾冲突便会发生。当然,矛盾冲突背后所凸显的,显 然不尽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主题,更多的应该是传 统社会中人际关系、利益秩序和权力分配的变化 方面的问题。
反过来,从教民方面来看,他们卷入与村民的冲突,往往不是文化差异使然,村落和宗族之间有限生存资源的竞争才是 “罪魁祸首”。在这些冲突中,“十字架” 真的被民众当成是众神当中一位特别有威力的外来神祇。一些原来位处边缘的民众,利用   “十字架” 的力量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并企图重构乡土社会秩序。一些在中国长期传教的、有经验的 传教士对此有清楚的认识。 “莆田卫理公会传教士蒲鲁士   (William N.Brewster) 描述了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一个新入教者以拒绝摊派而遭到士绅的迫害为由, 向传教士寻求帮助。蒲鲁士说: ‘如果是一个新来的传教士, 他会很冒失去找地方官申冤,但最终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充当了这个新教民手中的工具。如果是一个有经验的传教士,在采取行动之前会先做一个细致的调查, 而调查之后,他往往会发现,所谓的迫害,只是当地经年累月的家族械斗的一个插曲而已’。”(第174页) 但是即便如此, 一些传教士还是甘愿被利用,对于他们而言,发展信徒及扩大教会的势力范围才是最为首要的。
总之,基督教的传入,激化了各阶层民众之间的竞争,乡土社会的权力与利益角逐出现复杂图景。(第173 页) 像作者这样, 回归到具体的区域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对研究对象做到细致入微的考察,才能真正找出基督教与中国民间信仰的冲突之由。
二、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
早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它便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民间信仰化的过程。在基层社会,面对文化程度较低的民间信众, 传教士们大多采取“权宜之计”,靠宣传神迹来吸引信徒。传教士聂伯多  (PierreCunevari) 在福建泉州、延平一带传教时,“用洗礼及圣水治疾, 成效昭著, 信徒日增”。① 福建福清叶向高的曾孙生病了, 在百般医治都不见效的情况下, 他向传教士艾儒略求助。“儒略为之诵弥撒毕,持天主圣像入病者室, 其疾遂愈。此子之母感此灵验,乃尽毁偶像而受 洗礼”。② 这样的例子太多, 以至于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毫不犹豫地指出:“传教士的驱魔法力、圣水、圣牌、圣像、念珠等产生的奇迹,成为下层民众皈依天主教的主要动力。”③  应该说, 传教士有时也使用自己所掌握的西方医疗技术和药物为 民众治病。但是,在中国民众的眼中,这些西方 医疗术与药物,连同圣水、圣像等,都被看成是   “天主” 的显应。很显然, 中国大部分民间信众只是将天主视为另一个法力高深的 “菩萨”。
从明末到现代,三百多年过去了,民众受洗入教的缘由却依然如出一辙。通过对福建惠安净 峰镇的调查, 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不少生动的个案。当地不少民众在家庭遇到不顺,经求神拜佛 请阿姑 (巫婆) 无效后,阿姑往往会建议他们改信基督教。 (第211 页)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基督徒在基督教失效之后又会求助于民间信仰 的仪式甚至是回归民间信仰的阵营。一位基督徒 的子孙生病,被认为是阴间的父母亡魂作祟,只 好花钱做功德仪式。还有一些基督徒在遇到病灾 等不顺事件时,会请牧师为其帮忙驱鬼。更有甚 者,一位吴姓的基督徒在从阿姑口中得知自己去 世的父母不是在天堂享福而是在阴间受苦,决然回归到民间信仰阵营当中去。 (第221-222 页)对于这些基督教民间信仰化的现象,作者认为基 督教其实只是民众在传统信仰失效后的一个替代 品。而导致基层民众信仰基督教最为主要的原因 是他们的功利心态。
基督教民间信仰化现象极为普遍, 陈支平、李少明、高师宁、李华伟、唐晓峰、陈晓峰、陈 晓毅、梁家麟等学者在不同地区的调查均有发现。如何看待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 孔汉思指出: “基督徒在中国已陷入两难困境, 不是基督教责难民间宗教因而始终保持外来宗教的地位,就是它容纳民间宗教因而受到失去本身特性的威胁。”④  孔汉思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随着基督教民间信仰化的持续加剧,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在某一天, 基督会在中国失去其“普世性” 的特 质,消融在中国民间信仰的汪洋大海之中?针对这个问题,作者做了辩证的分析。一方面,基督  教民间信仰化的趋势并不会完全消融其特性。基督教在民间信仰化的同时依旧保持了其明显的普  世性特征及强烈的排他性。这一特征也导致基督  教与民间信仰始终处于紧张之中,两大信仰相处时的纠纷与冲突,时隐时现, 但未能根除。(第220页) 另一方面,基督教民间信仰化是基督教中国化、地域化进程的重要表征,亦是基督教扎根中国乡土社会的必经过程。中国的基督有别于西方基督教,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如同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关系。作者指出:“如果我们需要的是像中国化了的佛教那样的基督教,那么,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了……基督教要真正成为中国人的宗教,恐怕也要走佛教走过的那条路。”(第248页)
三、协调与适应
改革开放之后,基督教在中国迅猛发展。有学者甚至预计到2030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面对“来势汹汹” 的基督教,国人难免会感到惶恐不安。有学者认为 “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也有学者主张放宽对民间信仰的限制来抵御基督教的“入侵”。但是作者却提出不同的主张。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福建惠安净峰镇的个案显示,当地民间信仰的全面 “复兴”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第233 页)尽管如此,我们却大可不必将外来的基督教视为 “洪水猛兽”,因为中国基督教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 中国基督徒虽然信教,但是他们还是保持着国人身份与族群认同,积极参与宗族或村落的集体事务。虽然基督教与民间信仰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但是两者在区域社会还是可以和谐共处。在净峰镇 “信主的” 与 “信佛的”当然也有很多矛盾,但是他们却有很多灵活的调节之道。若在家庭内部出现矛盾,便按传统以“出嫁随夫” 的潜规则来处理;若在宗族内部,便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基督徒也可以有条件地使用祖厝。基于自己的经验,作者还建议基督徒与民间信众交往时,双方不能过分强调宗教资本,而是应该多利用社会资本。比如当一个家庭娶了一位信教的媳妇,如果这个媳妇处处强调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和宗教行为,那么很容易会引发矛盾,但是她如果努力地去扮演一个妻子、儿媳和母亲的角色,那么家庭成员便能和睦相处。诸如此类遵循传统、入乡随俗及理性灵活的协调方式无疑会大大缓解基督教与民间信仰的矛盾和冲突,基督教与民间信仰还是可以和谐相处。作者同时还强调,基督教在解构乡土社会的同时,却也为乡土秩序重构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基督教教会组织形式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网络,在乡土社会中构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网络。(第224 页) 教会内部基督徒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犹如一个和睦大家庭。只要加以适当的引导,基督教教会也会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比如慈善和教育。如同佛教,基督教的传入及其所带来的教义思想和组织方式也为中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丰富了中国多元一体的社会格局。 “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互动, 是基督教中国化非常生动的案例,基督教中国化除了理论上的探索、神学上的建设,现实生活中广大信徒的信仰实践,更需我们留意与珍视。”⑤  作者这些基于民间实践而提炼的见解对于我们缓解地区宗教冲突,构建和谐多元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这也使得这本新作在具有学术价值的同时也不失其应用价值。
当然,该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其一, 作者在著作中一直强调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特征。民间信众改信基督教是因为功利性,基督教的民 间信仰化也是因为功利性。功利性仿佛成了中国 民间信仰的特质。但是世上哪个宗教没有功利性 的特征呢?西方基督教在早期发展阶段不也是靠 宣传圣迹来传道? 除了民间信众功利性的心理, 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应该还有更为深层而复杂的 原因,因时因地而异。其二,民间信仰在现代社 会的组织功能虽然有所弱化,不能与过去的同日 而语,但是它并非就沦为个人的私事。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  “复兴”, 是因为它在民众的自我身份认可、地区和国家传统文化保存及 政治经济建设当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功用。民间 信仰在现代社会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 在城市、城镇和传统乡土社会都有不同的表现和功用,作者却没能具体分析比较,但是这对于讨论 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基督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却是 非常关键的。其三,基督教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教 派,在现代社会,基督教与民间信仰一样,也呈 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的特征,它们对待民间信仰态 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作者却也多只是笼统分析。不过, 尽管存在着上述的缺憾, 《众神喧哗中的十字架》仍然是研究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的一 部力作,贡献良多,值得推荐。

注释:
①② [法]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北京: 中华书局,1995 年, 第207、 137页。
③[法] 雅克· 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 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4-88页。
④ [加] 秦家懿、 [瑞] 孔汉思著, 吴华译: 《中国宗教与基督教》,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2页。
⑤ 张雪松:《基督教与民间信仰的互动》, 《中国民族报》,201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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