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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前沿”第十六讲 法国革命史学前沿的若干亮点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26 更新时间:2020/6/22


6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十六讲在线上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高毅教授应邀作了题为“法国革命史学前沿的若干亮点”的精彩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皖强教授担任主持,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等50余位师生聆听了讲座。

讲座伊始,高教授首先讲了讲法国大革命研究的学术地位的演变情况。他指出,法国大革命长期被公认为世界政治现代化的真正起点,这个史学课题的特殊的重要性,还导致了1885年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席的设立,和1937年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所的创建。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西方兴起了反对和否定法国革命式暴力革命的思潮,大革命史学渐受冷落,一个突出表征就是2016年巴黎一大法国革命史研究所的被撤销,这个研究机构从此被并入巴黎高师的近现代史研究所。高教授认为,这个变动实际反映的,是现代西方政治文化内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自由民主”的肆意扩张,以及欧陆源自法国大革命的“平等民主”在不恰当地被边缘化,不过后者一直没有放弃抗争。

高教授指出,由原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所代表的法国革命传统史学,基本特点是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法国大革命,认为大革命中发生的各类冲突,实质上是贵族和平民之间、各种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新生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冷战期间,这种传统史学受到了“修正派”的挑战,结果在其内部催生出一种没有放弃阶级斗争史观的大革命政治文化史学。今天的大革命史学依然是这种政治文化史学,它与传统史学最大的不同在于研究视域得到了极大拓展,以往被认为没有研究价值的各种民间文化遗存都成了珍贵的史料,研究的对象极大地多样化了,认识的角度也越来越多元。

说到当今法国革命史学的前沿,高教授集中讨论了原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末任所长、法兰西大学学术院院士皮埃尔·塞尔纳(Pierre Serna)教授的三项具体研究。首先是有关“极中派”的研究。“极中派”是塞尔纳在2005年出版的《风信鸡共和国》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大革命后期厌倦左右党派纷争、致力于稳定国家秩序的中间派。他们试图强化行政权,依靠军队、警察、宪兵等暴力机器来实行某种专制独裁。塞尔纳冠之以“极中派”这个带贬义的名称,主要是因为他反感于他们抛弃了一切意识形态,也抛弃了一切政治道德,以毫无原则、见风使舵的“风信鸡”姿态竭力抓权,并以维护秩序为由实行铁腕统治。塞尔纳发现,极中派勃兴于大革命的督政府时代,然后就在法国政坛上生生不息了,而它的每次大量涌现都是政治危机的结果,如1795年督政府成立,1799年波拿巴上台,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1815年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194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战败投降,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戴高乐复出,2017年法国大选马克龙上台,都是极中派的活跃期。塞尔纳去年出版的新书《极中派与法兰西毒药(1789-2019)》具体析述了这些史实。

高毅教授认为,塞尔纳关于“极中派”的探讨可能显示了法国革命史学的一种新动向。关于法国大革命,传统上人们强调的一直是它在推动社会现代转型方面的意义,现在人们似乎更关心它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方面的作用。而塞尔纳的研究似乎在特别展示现代法国建设的异常艰巨性。高教授指出,开启于大革命的现代法国建设工程还远未竣工,因此对于塞尔纳说的“极中派”现象,人们可能还应抱持某种“同情的理解”,因为“极中派”的首要目标,无非是要把法兰西国家立起来,而这是一切其他社会理想的实现都不能没有的前提条件。但左派在极中派体制下也不应无所作为,而应致力于发展壮大人民民主力量,以期推动“极中派”所把持的那个“中”不断趋近真正的社会公正与和谐。

高教授介绍的塞尔纳第二项研究,涉及法国革命中的“动物史”问题。动物史是西方1970年兴起的一个新史学门类,学者们的相关探讨基本都属于环境史范畴。动物史的问题也引起了塞尔纳的高度关注,最近他连续出了两本相关研究专著:《动物共和国》(2016)和《人兽平等:大革命中的动物政治史》(2017)。不过与其他动物史学者显然不同的是,塞尔纳的动物史研究本质上还是一种人类政治史,关注的主要是法国革命者的“动物观”。塞尔纳发现,由于法国革命者极其珍视平等的价值,启蒙时代瑞典生物学家林奈提出的“人兽平等”观念在大革命时代盛极一时。其一个方面的表现,就是在1750-1850这一百年里,法国人对动物性和人性之间的关联一直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常常在政治想象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塞尔纳还发现,法国革命者极重视人能不能以平等姿态对待动物这个问题,实际上把它当成了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他们认为“旧制度”之所以是罪恶的、道德沦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讲人兽平等,肆意虐待动物。1792年国民公会公共教育委员会禁止巴黎街头风行的各种动物杂耍表演,既是对旧制度之恶的一种清算,也是改善公民教育的一项举措:新时代的善治,不能继续容忍人类拿动物取乐的行为。

塞尔纳通过研究雅各宾派博物学家贝尔纳丹关于建立巴黎动物园的申请报告,进一步揭示了法国革命动物观的深刻内涵。他指出,贝尔纳丹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巴黎动物园的设立对新生法兰西共和国的重要性。首先是外交方面,贝尔纳丹认为法国需要用高品质动物园来彰显革命法国的社会和谐、国家善治,尤其要显示共和制法国比君主制英国“优越”。其次是有利于公民教育:贝尔纳丹认为动物可分为共和动物贵族动物两类,前者是有经济效益的家禽家畜,食素而温和;后者是没有经济效益的虎豹熊罴,食肉而凶悍。他认为应该通过驯化把贵族动物改造为共和动物,让食肉动物吃素,让有共和美德的狗与猛兽生活在一起,通过交叉影响来驯化猛兽。设立动物园可以创造共和化的动物,从而对参观的公众起到公民教育的功能,塞尔纳认为这种想法可能也反映了“九月屠杀”后的一种希望减少公众暴力倾向的舆论诉求。贝尔纳丹的第三个理由是认为动物园可以推动家畜品种的改良,这种改良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还能推动动物的全球交流和动物的“世界共和国”的形成。在贝尔纳丹看来,动物的国度就是大自然,而大自然是没有疆界的,动物的全球交流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世界共和国。这种观点其实是法国革命者特有的国际主义、世界主义浪漫情怀的一种折射。高毅教授评论说,塞尔纳的法国革命动物史的研究,从一个鲜为人知的新角度,凸显了法国革命者政治心态的一些固有特点。

塞尔纳的第三项前沿研究,是用十八世纪全球史的视角重新考察法国大革命。率先用全球史眼光观察法国革命的是美国的罗伯特·帕尔默和法国的雅克·葛德硕,他们在1955年提出大西洋革命说,把法国大革命看作同时代大西洋民主革命浪潮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当时曾为左翼法国革命史学所拒斥,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史的推展,它的学术价值有了显著提升。塞尔纳曾专门组织团队研讨相关的问题,其成果于2009年以《姊妹共和国:督政府和大西洋革命》为名出版。他个人关于这个课题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首先,他不同意源自葛德硕的大西洋革命始于英国1688光荣革命的定见,认为克伦威尔英国的共和主义思潮才是真正源头,因为这股思潮深刻影响过法国的许多启蒙思想家。其次,塞尔纳不同意全球史只是资本主义经济扩张、世界市场建构的历史这种流行观点,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空间竞争。他强调,全球史应该从人类解放的角度来理解,而美国革命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它通过托马斯·潘恩“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战地”这句名言,宣示了全球史就是一部人类解放的斗争史。他还认为法国大革命其实是大西洋地区众多革命中的最后一个,因而并非“革命之母”,而且它采取的暴力方式也是从美国革命学来的,因为大西洋革命的历史让法国革命者看到,只有像美国人那样打赢“独立战争”,革命才能成功。塞尔纳由此还提出了一个命题:一切革命都是“独立战争”。

高教授则认为,美国革命虽然还有很多有待发掘的历史内涵,但它要取代法国革命的“革命之母”地位,似乎还有点难:因为法国革命之所以能产生全球性影响,除了它的暴烈形式之外,还有它特有的那种崇尚平等的民主精神,而这种民主精神是美国革命根本无法企及的。

之后,高教授又介绍了一下自己在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新进展。2016年法国顶级史学刊物《法国革命史年鉴》发表了高教授的文章《法国启蒙和大革命的中国渊源》,该文考察了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个三词箴言和中国文化的深刻关联。高教授认为,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理念的确立,是法国启蒙运动最主要的成就,而这一成就的获得和启蒙时代中国文化的西传有至深的关联,只是西方的主流学界对此一直视而不见。人们都承认在法国启蒙时代,伏尔泰是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者,而魁奈也是对大革命实际影响最大的平等主义思想家之一,他们分别为自由、平等理念的确立做过关键性的奠基工作,但人们却好像忘了这两人也曾是当时法国最大的“中国迷”。事实上他们在工作中从来没有脱离对中国文化的参照。至于“博爱”这个观念,虽然基督教一直就有,但因其宗教色彩太浓,法国启蒙哲人始终不敢直接使用。但他们又都自觉不自觉地感觉到,只讲自由、平等而不讲博爱不合适,甚至很危险,于是就到没有受到基督教神学污染的域外文化中搜寻替代物,结果发现中国文化中类似观念比比皆是。于是他们就大肆宣传儒家伦理思想,渐渐地就把“博爱”这个基督教词汇“洗白”了,使之得以在大革命顺利流行,然后就有了三词箴言的确立。

2018年高毅教授在中国社科院的英文学刊《世界史研究》上发表的《法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一文,探讨了带有中国文化烙印的法国革命文化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反馈。该文的亮点是对法国革命文化对中共革命影响的梳理,主要涉及陈独秀的“崇法”情结,中共第一代领袖人物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历练,毛泽东本人对法国近代史和拿破仑近乎痴迷的关注,以及当代中法两国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的特殊亲和关系。高教授指出,从全球史视角研究法国大革命是当今国际法国革命史学的主潮,而把中国文化和中国革命同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考察,也是最值得中国学者关注的课题,希望这个课题能够引起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的兴趣。

讲座最后,同学们就有关心态史在革命史中的应用、全球史研究视角等问题向高毅教授请教,讲座的尾声充满热烈的学术交流气氛。

                                                                                                                (井艺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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