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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珺 :从读书到出版:张元济早期阅读史及其效应
来源:微信公众号《史学研究》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64 更新时间:2020/8/10

摘要:张元济早期阅读可以分为旧学阅读和新知阅读两部分。他的旧学阅读在修身治心的层面上展开。他熟习中国传统典籍,对家族典籍和乡邦文献格外青睐,但绝不泥古。在新知阅读上,他汲汲于西学,积极接触过多种新知读物。同时,张元济深度介入新知阅读共同体的建设,成为当时京城新知阅读共同体的重要个体节点。这种融汇中西的阅读活动在其出版实践领域发生的效应表现在,张元济秉承的实用主义阅读观助力了商务印书馆“启蒙出版”的开启。而张元济的古籍阅读实践则和商务印书馆古籍辑印出版高度融合。此外,张元济从阅读活动中形成的“民族人格”思想在其一生的出版生涯中均有体现。

      作者简介:王龙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新闻传播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文化史学家达恩顿十分强调阅读在人们“想些什么”“怎么思考”“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①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通过阅读活动探究个体思想形成过程的阅读史研究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得到了具体应用。有学者关注到了傅兰雅的《治心免病法》一书对谭嗣同思想的影响。②近几年,上述阅读史研究方法日益为出版史研究者所熟悉,相关成果体现在对王云五的研究上。③有学者通过勾连王云五个人阅读史和他的出版活动,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阐发其个人阅读史的影响机制。这些研究成果为出版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路径。

      张元济的一生始终和读书、谈书、校书、访书、出书紧密联系在一起。根据上述思路,考察张元济的阅读史对理解其出版思想和出版活动,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但笔者目力所及,未见有以张元济阅读史为研究对象的专文或专著。因此,本文不揣冒昧,以张元济书信和日记等为基本史料,爬梳和厘清张元济早期阅读史④,力图较准确地回答张元济早期阅读史中“在哪里读”“读什么”“怎么读”等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张元济早期阅读史对其日后出版实践所产生的具体效应。


一、知古而不泥古:张元济的旧学阅读



      1892年,年仅25岁的张元济取得进士功名。对于科举时代的士子来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意味着要有极其深厚的旧学功底。张元济出身于浙江海盐名门望族。书香世家的文化氛围和读书传统对张元济影响极大。张元济自小就践行着“吾宗张氏,世业耕读。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的张家家训。他的童年是在广东度过的。那时候,张元济一直跟着舅舅谢榴生读书。回到海盐后,又师从于秀才查济忠和朱福诜,后者在光绪朝历任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传讲、翰林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有著作传世,可谓学问大家。浓厚的读书氛围、优越的家学条件使得张元济拥有良好的旧学阅读环境,再加上其自身的努力,张元济对中国传统经典读物十分熟悉。


      青年时代的张元济除了深入接触衡文取士所必需的旧学书目外,对其家族典籍和乡邦文献格外青睐。这是张元济旧学阅读活动的一大特点。海盐张氏历代世祖有不少遗著传家,如《入告篇》《寒坪诗抄》等。同时,张家又是藏书世家,致力于藏书、刻书事业,所藏之书历百年而未散佚。父张森玉向张元济介绍先祖遗著和家族藏书情况,并叮嘱张元济年长之后一定要阅读其九世祖的《入告篇》。此书是张元济的九世祖张惟赤(号螺浮)在顺治、康熙两朝做京官时的奏牍汇编,其内容主要是对君王的谏言和对时政的批评。张元济从广东甫一回到海盐,就将螺浮公的《入告篇》借来阅读。张元济记录下了他的读后感言:“开卷诵读,乃知吾螺浮公立朝大节,有非常人所能及者。”⑤张元济的旧学阅读活动在进京入仕后持续进行。1896年在给汪康年的一封信中,张元济表示“弟近读公羊”⑥。由此可见,京官时期的张元济继续保持着对传统典籍的关注。张元济时常在与汪康年的书信中表达希望他代购书籍的请求,这些书籍大多是西书(这一情况下详),但也有一些旧学书籍。如1897年张元济曾让汪代购《墨子闲诂》,此书是清代集《墨子》校勘大成之作。毫无疑问,张元济的旧学阅读活动始于少年时代。对中国古典文献的关注和热爱,成为其一生阅读实践的一大主题。


      张元济的旧学阅读活动更多在修身治心的层面上展开。从阅读目的上看,其并未超脱士大夫文人的古典审美旨趣。他曾自我表白:“余喜蓄书,尤嗜宋刻,固重其去古未远,亦爱其制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旷神怡。”⑦值得指出的是,张元济读古、知古,但绝不泥古。张元济曾从梁启超处得到一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对此他是非常感激的。梁启超把这部书称为“思想界的一大飓风”。彼时许多士族儒流对此书的批评甚至咒骂极其激烈。“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心术可疑”“学术不端”等语纷至沓来。但是,张元济对此书并没有持和经学卫道士一样的保守立场。结合他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活动和表现,可以推知他对这部在当时语境下的一反传统经学主张的创新之论至少是接受的,甚至持欢迎态度。如是旧学阅读观,决定了张元济并不是一个保守的儒家士大夫文人。即便是伴随终身的阅读习惯和爱好,张元济也做到了“己所欲”,也不“强施予人”。戊戌政变后,罢官去职的张元济南下上海主持南洋公学。此间,他改变了学生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御批通鉴辑览》等旧书”的做法,转而“勉励学生读新书”⑧。显然,张元济是用实用主义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典籍的。在民瘼深重、列强环伺的时局下,他认识到传统典籍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节奏。为求新知,西书和新书才是主要获取渠道。从事实上看,京官时期的张元济阅读史,以求新知为目的的阅读实践更为夺目。


二、汲汲于西学:张元济的新知阅读



      上文已经谈到,虽然张元济接受的是科举制度下的古典教育,但他并非一个保守的国粹主义者。相反,张元济在危机日深的国势下,选择以一种广博的文化观拥抱西学。他说,“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⑨。张元济显然认为,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理论已经挽救不了颓唐的国势。他转而对西方新输入的先进知识文化报以极大的兴趣和期望。因此,张元济十分渴望接触各种新知读物。揆诸张元济这一时期与汪康年的往来信函,经常被提及的事项就是催促汪康年邮寄《时务报》等维新报刊和委托汪康年代为采购各种报刊。“贵报久不来,能否设法邮传,以餍阅者之望。将来需用图籍,俱拟求尊处访购。”⑩“前恳代购《东京日日新闻》暨《时事新报》,得君书,谓已函订,如已寄来,并乞附《时务报》寄下为荷。洋文图籍未知购得几种?日来想已在途,尤为企盼。”⑪“读三十二册《时务报》,知尊处代售《湘学报》。久欲购阅,苦于未由。……请代寄一分至京,从第一册起,该价乞代付,将来总缴。”⑫张元济对新知的汲汲之态,跃然纸上。根据张元济这一时期的书信,张元济接触过的新式报刊读物至少包括《时务报》《东京日日新闻》《时事新报》《东报》《知新报》《农学报》《万国公报》《湘学报》《鄂学报》《经世报》《蒙学报》《国闻报》《荟报》《刍言报》。在书籍方面,张元济的接触面亦十分广泛。他曾从梁启超处取得一本《西学书目表》。此书著录译书约300种,是当时了解西学的重量级读物。张元济购买西书的渠道还是通过汪康年进行的。维新运动期间,张元济创办通艺学堂,并主持学堂工作。他多次通过汪康年为学堂购置图籍。“托购格致等图(除天文图、百鸟图已购外,余均请代购。并图说各一册、天文图说二册、百鸟图说一册)并各种书籍,如兄事太忙。或仍托少塘一购。”⑬“单垦购各种图书,格致室无之,请于广学会及洋书坊一询。天文百鸟百兽暨光电水热各种一切图说,均系益处智书会本,谅必有之。请代购全分(惟天文图说需两分)。至各种图,如沪上无之,可否即日示悉,当托友人在外洋购之。”⑭张元济对西学接触面之广、程度之深、访求之急,可见一斑。同时,为了能更好地阅读西学读物,张元济开始学习英语。在当时鄙夷洋务的社会语境中,身为朝廷官员的张元济的这一举动绝对是一种另类先锋行为。于是,张元济被讥讽为“二毛子”式的人物。


      京官时期,张元济的新知阅读实践还有一重要特征,就是他深度介入新知阅读共同体建设,成为当时京城新知阅读共同体的重要个体节点。维新运动期间,大量有关西方政治制度、科学知识、社会文化的书籍涌入。阅读新知读物,成为当时开明帝制官僚和先进知识分子的时尚之举。围绕着这些新知读物,这群追逐新知的人天然地形成一个有着共同阅读旨趣的共同体。他们传递、分享、交流先进读物,成为变法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在这个阅读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张元济扮演着重要的个体节点角色。这一角色主要表现在,张元济积极参与《时务报》的代销工作。⑮经过一段时间的经验累积,张元济成为各家报纸驻京的“代销点”。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张元济说:“上海各报现在归弟经手者,有《农学》《知新》《蒙学》《译书公会》《实学》等报,此外《萃报》《求是》当亦可以归并。”⑯对于张元济来说,承担如此多的报纸代销工作显然是一沉重的担子。他自感责任重大,两次向汪康年谈及此事,希望汪能够给予妥善处理。张元济曾组织和参与过一个以“约为有用之学,盖以自强不息交相勉,冀稍挽夫苟且畏缩之风”⑰为宗旨的团体,名曰“健社”。其成员大多为讲求西学、思想开明的京官。这一团体后来发展成规模较大的西学堂。很有可能健社乃至西学堂成员的新学读物就是从张元济处取得的。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张元济曾提到,“贵报尝译《东京日日新闻》暨《时事新报》二者,友人颇欲购阅,可否即托贵馆古城先生代办两分”⑱。这里的友人,即指急盼从张元济那里取得新知读物的阅读共同体成员。在以张元济为重要个体节点的阅读共同体中,还有一位重量级的成员,即光绪。光绪自身有强烈的新知阅读欲望,经常开列书单交由总理衙门进呈。这一任务则落在了张元济身上。“当时京师书铺新书极少,张先生往往以箧中所有,并向知友乞假,凑集进呈”⑲。光绪帝所阅的《日本国志》即为张元济所呈。


三、张元济早期阅读史对出版实践的效应



      上文对张元济早期阅读史的概貌做了鸟瞰式的描画。这仅是本文的基础任务。如果阅读史研究停留在对个体阅读活动的挖掘和梳理层面,就摆脱不了兰克史学的桎梏。布洛克指出,统帅和启迪历史研究的是“理解”。⑳用这一论断观照阅读史研究,除了阅读行为本身应得到挖掘外,阅读的意义和价值同样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诚如阅读史专家戴联斌所言:“阅读行为本质上就是寻求文本意义的一个活动”㉑。如何寻找和确证阅读行为内蕴的文本意义以及文本意义对阅读者的作用过程,应是阅读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上述两位学者观点的启迪是,阅读史研究要想有新的进路,必须考察阅读行为的辐射效应。阅读史研究的任务除了考证历史上真实读者的阅读活动外,还要透过真实读者的思想形成和行为实践来窥探阅读所产生的意义。具体到张元济身上,他的一生与书相伴相随,其早期阅读实践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出版实践。基于上述思考,本文接下来的工作是缕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1.实用主义阅读观助力“启蒙出版”


      上文业已提及追求“有用之学”是张元济发起和参与健社的主要目的之一。他认为“泰西种种学术”可以用来“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㉒。张元济虽未对何为“有用之学”做出精确的解释和界定,但他所接触的新知读物显然是“有用之学”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张元济的阅读活动具有鲜明的“致用”色彩。但这种“致用”绝非儒家修齐治平理论的外显,而是杜威所说的实用主义。在杜威那里,知识被理解成“纯粹的社会应用”㉓。而张元济认为,西学读物包含富国强种的奥秘,所以他才会尽全力接触和传播西学。在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张元济认为无用的东西,是科举制度下的知识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帖括无用”。如果不引进全新的知识风潮,造成的后果将是“廷臣唯诺,不达时务”㉔,朝廷遍布愚昧腐朽的“非洲太古之人”㉕。在这个意义上,张元济眼中的新知阅读的宗旨和杜威实用主义几乎同调。因此,把张元济的阅读观饰以实用主义的标签,是合适的。


      京官时期的张元济虽未萌发自觉的出版意识,但这种实用主义的阅读观已经开始塑造他后来的出版思想。这一点,清晰地显示在他对当时出版物的评价之中。张元济曾多次对汪康年表达对《时务报》的赞许之情。“《时务报》读过八册。崇论宏议,以激士气,以挽颓波,他年四百兆人当共沐盛德,此举诚不朽矣。”㉖与此同时,他对孙家鼐的官书局大为不满,批评它“所刊局报,多系芜词。阁抄格言,最为可笑。洋报偶有微词,译署原文咨送,均被删削”,而改变这一陈腐态势的方法则是“新出紧要图籍,尤宜从速译印”。㉗上述一扬一抑的“媒介批评”和提出的解决之道或可被理解为张元济出版思想萌芽的表现。从中可以解读出张元济清醒地认识到高质量的书籍传播对改变国家面貌的重要作用。在张元济看来,有效用的信息出版活动,可以收到“歆动群伦”㉘的效果。


      入馆之后,这种以实用主义为指向的出版思想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在张元济眼中,出版的目的是“可以提携多数国民”㉙。换言之,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㉚。这也成为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定下的出版宗旨。从反面来看,张元济明确反对有害读物的出版。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他极力批评涉及“诲淫故技”㉛的读物,希望当局加以取缔。此外,他还两次拒绝由商务印书馆代售刊有康有为鼓吹帝制的文章的《不忍》杂志。这种对出版物质量的把控和张元济对孙家鼐的官书局的批评,是一脉相承的。很显然,作为职业出版家的张元济对应该出什么书、不应该出什么书,有着清晰明确的标准。这一标准取决于出版物对社会大众的实际利益。张元济的实用主义出版观表露无遗。至此,张元济强调“有用”的阅读观转换成强调“有用”的出版观。在这种出版观的指引下,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的知识生产活动无不以对社会、国家、文化的积极效用的追求为己任。这和张元济实用主义阅读观的思想内核是一以贯之的。


      商务印书馆第一个重大贡献莫过于编纂新式教科书。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式学校层出不穷,传统儒家开蒙读物已不能适应新的教育形势。开发和出版新式教科书成为彼时中国出版业最大的市场所在。在这一背景下,为“力求适应潮流需要,以符提倡协助教育之初衷”㉜,张元济立即组织蔡元培、蒋维乔、吴丹、高梦旦等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从事教科书的编纂。及至1925年,在张元济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共推出了“最新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制教科书”三大套现代新型教科书。


      再来看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版活动,同样凝结着张元济“以用为先”的理念。以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译著为例,该馆出版再版严译名著包括《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些西方名著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这些译著的阅读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商务印书馆类似的翻译贡献还有许多,如林纾所译《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拊掌录》、蔡元培所译《妖怪学讲义》《伦理学体系》等。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事业成为国人近距离观察和理解西方社会思潮和思想文化观点的重要窗口。通过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版活动,中国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外周世界共振。此外,科技类译作同样璀璨夺目。谢洪赉所译《几何学》、黄英所译《动物学》、杜亚泉所译《植物学》、包光镛所译《地质学》等,㉞极大促进了国人自然科学素养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版活动在中国近代文化的启蒙和实现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这些巨大社会效益的产生,显然和早年“沉湎西学”的张元济追求“有用之学”的阅读观所产生的思想效应是密不可分的。


2.古籍阅读实践与古籍传承出版的融合


      前文已经谈及张元济对中国传统典籍和家乡文献的热爱。读古书,已经成为张元济生命历程中的生活方式。所以,他才会自我表白“我是书丛老蠹鱼”㉟。即使在繁忙的馆务之余,张元济依然保持着阅读古籍的习惯。主持馆务后,张元济对古籍的态度超越了传统士大夫文人的审美情趣。他开始从保存民族文化的高度审视古籍出版。用张元济自己的话说,他要“为古书续命”。“保存国粹”“以饷学者”成为张元济决心大规模介入古籍搜求、辑印与出版工作的目的。值得强调的是,在商务印书馆辑印出版古籍的过程中,张元济的身份是双重的。具体地说,他既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出版经理人、策划人,又是以文献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和版本学家的身份参与到古籍的搜求、编辑、整理的过程中。前者是职业身份,后者是学者身份。而后者身份的形成基于作为传统读书人的张元济在古典文献方面数十年如一日的阅读研究。


      面对大量珍贵古籍在战乱中毁损散佚的局面,张元济慨叹道:“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㊱对此张元济深感责任重大。所以,对于古籍保存他才会说“抱残守缺,责在吾辈”㊲。这是出于一位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这样,找书、读书、编书几乎是张元济的本能行为。为得善本,在与时人交往的过程中张元济时常嘱咐他人为商务印书馆代购古书。如他在一封给丁文江的信中说:“先生行踪所至,如遇有志书为敝馆所无者,务祈代购。不能购,则托人代抄,虽费多金不惜也。”㊳再以张元济1916年的日记为例,检阅之,托人购书的记录俯拾皆是。“孙星如介绍元本《圣朝混一方舆胜览》六册,索价一百廿元。还一百元。沅叔代购明抄《文苑英华》,二百四十元。又吴印臣刻《宋元刊本词》,卅元。”(二月十四日)㊴“托伯恒买《学海类编》四百元《墨海金壶》五百元《学津讨原》三百元。如三部同购,可加二三百元。”(三月二十一日)㊵“为旧书部买入《资治通鉴》《佩文》《书画谱》《段说文》《许说文》《隶辨》又一种,共八十二元。”(三月廿二日)㊶张元济曾多次不顾路途遥远艰难而外出访书。1928年,张元济远渡重洋,赴日访书。“访日期间,在一个多月时间里,除星期日外,每天都聚精会神、如饥似渴地选阅国内罕传的宋元旧椠,晚上整理笔记,往往直至午夜,毫无倦容。”㊷“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觏,辄影存之。”㊸这句精准描述正是张元济上述辛勤访书、问书、求书、选书的生动写照。同时,张元济身体力行,事无巨细地参与古籍的整理和编辑过程中。以张元济1925年的与馆中编辑丁英桂的通信为例,关于古籍的编校记录,同样俯拾皆是。“《元秘史》清样亦阅过。”㊹“《乐府新声》校记阅过,稍有改动,并原稿送还。”㊺“《宋史》一卷阅过送还。”㊻“《洛阳伽蓝记》毛样已阅。”㊼由此可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古籍过程中,张元济的上述两种身份是高度融合的。对古籍孜孜不倦的追寻,既是出于读书人张元济对传统文献的阅读热忱,又是出版家张元济领导下的商务印书馆对传承民族文化高度负责的体现。也就是说,作为读书人的张元济在古籍方面长期的阅读实践和作为出版人的张元济的出版实践是高度统一的。正是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另一大历史贡献—辑印《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古籍。


      上文业已提及,关注乡邦文献是张元济旧学阅读的一大特色,这一点也影响了商务印书馆古籍出版的文化气质。旧年对桑梓文献的独特兴趣,使得张元济入馆后,不仅关注经典古籍的传承,还十分注意地方特色文献的搜集与出版,特别是其家乡海宁先人的遗著。他说:“寒家先世手泽经兵燹后存者亦复寥寥,弟年来锐意搜求,什不获一,追维祖德,感喟无穷。”㊽“此真千秋恨事矣。”㊾在这种情感的感召下,张元济非常注意对海盐以及其他地方文献的找寻。在得知丁文江游历贵州后,张元济嘱其“搜集贵州县志”㊿。他对同是嘉兴籍的同年王甲荣说“友人见告秀水高等小学藏书楼有海盐人王文禄所辑《海盐文献》一部,计二十卷,乞代查。如能借出一阅最妙,否则托人代抄一分,乞估抄资,又托。”[51]民国之初,他收集到的全国方志,有2600多种。通过张元济对其乡邦文献数十年如一日的访求,商务印书馆相继辑印了《涉园题咏》《涉园丛刻》《槜李文系姓氏总目》《横浦文集》等海盐地方文献。其中,《横浦文集》经常被张元济作为礼物馈赠友人,足见他对其重视、珍爱程度。


3.源自阅读的“民族人格”注入出版实践


      张元济思想中的“民族人格”理论广受学者尊崇。有学者探究其“民族人格”理论的形成时,认为儒学传统精义与其家学渊源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为大。[52]进一步考察,张元济是从中国传统典籍,特别是儒家经典中汲取了对民族的热爱和对国家的忠诚的。“考文献而爱旧邦”,张元济的这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提示这种爱国思想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他对中国传统典籍的阅读。当张元济熟读了诸多儒家经典时,他认为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名言”。[53]由此可见儒家典籍在张元济爱国思想形成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张元济从家乡海宁文献阅读中也获得了对民族的体认和关怀。上文提到,青年时期的张元济阅读了其先祖的《入告篇》。这一阅读行为使他“益晓然于致君泽民之道”[54]。虽然这一读后感有些许封建色彩,但仍可视为张元济“民族人格”思想的早期萌芽。


      张元济身体力行着这种“民族人格”。上海被日军攻占后,深陷贫困的张元济宁可卖字鬻文,也不肯为日军当局站台;1948年,在中研院第一次院士开幕式上,他痛斥国民党弊政,呼吁和平;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献计献策。在张元济漫长的出版生涯中,同样无处不体现着他的“民族人格”。张元济出版生涯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开创新式教科书出版之风气。后人尊其为“中国现代教科书之父”[55]。在解释其投身这一事业的原因时,张元济说“可尽我国民义务”[56]。在辑印出版古籍、保存民族文化领域,张元济“做出了万古不磨的弘功伟绩”,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化寄托人”。[57]为开启明智、沟通中西文化,张元济积极传播新学。有学者认为这始终是“以热爱祖国和革新社会作为自己的出发点”[58]。一句话,作为出版巨擘,张元济把源自自身阅读的“民族人格”全方位地注入他一生的出版实践中去。


      在出版领域,生发于阅读活动的“民族人格”最典型的体现莫过于张元济在1937年5月出版的《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有感于当时少数附逆落水的汉奸,张元济从其熟读的《左传》《史记》《战国策》中选取了若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故事,编著成书,以此激励民众奋起抗日,保全国土。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上海各报,时借是书发言警众”[59]。在该书中,张元济强调,书本上有不少的豪杰可以做模范。他所选取的人物,皆来自“人人必读的书本里”[60]。在这里,不难看出张元济是现身说法,以自身阅读体悟,来说明传统典籍对民众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巨大作用。此书出版时,商务印书馆曾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这一则广告语清晰无误地呈现了张元济的阅读活动与成书之间的关系。“作者校阅《百衲本二十四史》,最近校《史记》时,深感于古代英雄人格之高尚,足以激扬民族之精神,因就列传及《左传》《国策》中选取十数人,均舍生取义,复仇雪耻之辈,堪为今日国民模范,并将原文译成白话,分排上下层,对照读之,明白浅显,尤为感动,今欲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此为非常时期不可不读之书。”[61]


四、结语



      张元济是西学东渐大背景下典型知识分子的代表。个人的选择和时代的影响共同造就了他早年横跨中西的阅读实践。阅读形塑思想,思想创造实践。台湾有学者将张元济的文化观描述为一种“调适取向”的文化观,“既非‘国粹派’或‘欧化派’,亦非‘中体西用派’,其对于中西文化确能宏观而涵容,对不同立场之见解亦具多元之尊重”[62]。这种生发于阅读实践的混融文化气质投射到了张元济的出版实践中。张元济“在积极传播新学的同时,重视流通古籍,一生努力沟通中西文化”[63]。从张元济阅读史到出版实践,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影响链条。概而言之,张元济融汇中西的阅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商务印书馆开创新知、引进西学和保全国粹、传播古籍两种看似对立的文化功绩。商务印书馆引领风气、中西合璧的文化气质,和张元济的阅读实践是相互呼应的。


      达恩顿主张阅读史研究的核心是“流变不已的读者群如何建构不断变化的文本的意义”[64]。阅读是一种信息输入行为,经过复杂的人内传播过程,总会以各种方式输出传播。阅读的意义和效果终将外显为个体的行为活动。因此,除了根据历史上真实读者记录下的阅读感受、体悟、思考外,考察真实读者各种行为实践亦是窥探阅读所产生的意义的一扇窗口。“腹有诗书气自华”即暗含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可以将真实读者的实践史和其阅读活动联系起来,建立一条从阅读到实践的解释通路,以此来丰富阅读史研究的可能性。作为个案研究,本文对张元济阅读史和出版实践所建立的联系也许是粗疏的,但深度挖掘和呈现出版人的阅读史,阐明从阅读到出版实践的作用机制,应该是拓宽未来出版史研究内涵的一个可行路径。



注释:

① 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M].吕健忠,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

② 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50.

③ 相关成果包括《试论王云五“百科全书式”的读书观及其实践》《出版家王云五的读书生涯》《王云五的读书观》《王云五怎样读书》等文。

④ 本文将张元济早期阅读史界定为张元济1901年加入商务印书馆之前的阅读活动,主要考察张元济入仕之前、担任京官和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三个阶段的阅读活动。

⑤㉟ 张荣华.张元济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2,106.

⑥⑨⑩⑪⑫⑬⑭⑯⑱㉔㉖㉗㉘[56]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96,169,171,172,181,173,174,190,170,225,170,225,175,196.

⑦ 陈江.张元济论出版工作—张先生书海拾贝[C]//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出版大家张元济—张元济研究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242.

⑧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3.

⑮ 孙慧敏.翰林从商—张元济的资源与实践(1892-1926)[J].思与言,2005(9):15-52.

⑰㉒ 张元济.张元济诗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69,110-113.

⑲㊷ 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4,92.

⑳ 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M].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1.

㉑ 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35.

㉓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188.

㉕ 张人凤.戊戌变法与张元济[C]//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出版大家张元济—张元济研究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554.

㉙㉛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61,467.

㉚㉞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7.

㉜ 董丽敏.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1902-1932)[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35.

㉝ 邹振环.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55.

㊱㊾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九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14.

㊲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八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2.

㊳㊹㊺㊻㊼㊽㊿[51]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68,71,73,74,223,5,225.

㊴㊵㊶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六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55,175,176.

㊸ 赵守俨.《百衲本二十四史》和《校史随笔》的学术贡献[C]//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出版大家张元济—张元济研究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59.

[52] 柳和城.张元济的思想及其渊源初探[C]//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出版大家张元济—张元济研究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413.

[53][60]张元济.中华民族的人格[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2.

[54] 张荣华.张元济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2.

[55] 吴小鸥,褚兴敏.张元济与现代教科书发展[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5).

[57] 周汝昌.中华文化托斯人[C]//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出版大家张元济—张元济研究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443.

[58][63]刘光裕.论张元济的编辑活动—兼谈在文化史上的影响[C]//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出版大家张元济—张元济研究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106,105.

[59] 柳和城.两代学人一对挚友—记张元济与胡适交往始末[C]//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出版大家张元济—张元济研究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219

[61] 牟小东.读蔡元培与张元济往来书札[C]//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出版大家张元济—张元济研究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242.

[62] 刘怡伶.近代变局下的另类选择—张元济的文化思考与实践[J].中极学刊,2001(12).

[64]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9.



文章原刊《现代出版》 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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