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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
来源:微信公众号《古小说研究》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79 更新时间:2020/7/21

程章灿: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


01书籍史是中国学者自家的园地

“书籍史亦可以简称书史,二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味上却有很大的区别。在现代大学的文献学和图书情报学领域中,早就有关于书史的教学和研究成果。可以说,在书籍史舶来以前,书史一名行之已久,至少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



  谈到“书史一名的出现,很多人都会提到陈彬龢、查猛济二人合撰的《中国书史》。此书193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入该社著名的《万有文库》丛书之中,这是我国第一部以书史命名的著作。
 尽管根据文献学者的考证,这部书实际上是抄录叶德辉《书林清话》和袁同礼相关论文拼凑成编的[1],但它确实得风气之先,表明书史一名在1930年代的中国已经得到中国学术界的认可,同时也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表明书史这一新的概念与传统的版本目录藏书之学以及近代图书馆学的关系。因为被抄袭的作者之一叶德辉,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又喜藏书、编书、刻书,可以说是清末民初著名的书史专家,按照 《中国书史》一书的逻辑,《书林清话》以及《书林馀话》就是叶德辉撰写的书史。而被抄袭的另一位作者袁同礼,则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书史一名的成立,与现代图书馆学的成立也有关系。1922年,刘国钧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系留学,加修图书馆学课程,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受聘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文学院教授,从1928年秋起,他就在金陵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图书馆系讲授图书目录之学。后来写出《校雠广义》的先师程千帆先生,就是1930年代初他在金陵大学教出的学生。

  1958年,刘国钧根据自己历年授课的讲义,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书史简编》。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被用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材。1983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郑如斯订补本。此书论及图书的社会意义,提出书籍同时具有工艺产品和文化现象这两种属性,彰显了书史研究的两种新视角,但总体来看,本书的主要特点仍是以时代为序,讲述中国图书发展的过程。事实上,在《中国书史简编》之前,刘国钧于1952年、1955年先后出版过两种书史研究的著作《可爱的中国书》《中国书的故事》[2]。《中国书史简编》就是在这两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此三书是刘国钧数十年书史研究心得积累的结晶。可以说,刘国钧既是金陵大学的中国书史研究传统的开创者,也是中国现代书史研究的奠基者。中国书史研究与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关系,也由此可见一斑。新时期以来,书史更成为图书馆学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金陵大学的书史研究传统,有两个重要的分支。一个是海外的分支。193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曾选刘国钧中国书史课程的钱存训,后来出国留学,并以研究书史的学位论文The Pre-printing Records of China :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tions and Books,于195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经过多年补充和修改,于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周宁森博士译成中文本《中国古代书史》。

  其后,此书在中国大陆也出版了多种简体版,影响更大。总体来看,钱存训的研究更加重视书籍的生产过程,尤其是物质与技术方面,包括造纸术、印刷术等因素,可以看出他立足于传统书史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学术的影响[4]。金陵大学书史研究传统的另一个分支,是在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程千帆先生1930年代初受教于刘国钧,1942年秋曾接替刘先生在金陵讲授校雠之学。早在1941年,程先生就明确提出治书之学,旧号校雠,而新的校雠学应该包括版本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藏之学[5]。他晚年与弟子徐有富合作完成的《校雠广义》,就包括版本编、校勘编、目录编、典藏编四个部分,建构了广义的校雠学体系[6]。这四个部分同样也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核心。因此,所谓广义的校雠学,既是广义的治书之学,也可以说是广义的书史研究,还可以说是核心的古典文献学。 李致忠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后来长期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是著名的版本学家和文献学家。1985年,他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书籍史》,此后又有《中国古代书籍史话》《<文苑英华>史话》《中国古籍十二讲》等多种书史著作面世[7]。他的书籍研究,仍多采取版本学、文献学的写法,这也与他的学术背景和工作经历相关。李致忠著作也使用了书籍史之名,但与西方书籍史显著不同。

  新世纪以来,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相关成果,被陆续引介到中国来。国外学者以西方书籍史的视角研究中国书籍史的成果,也有不少被译介到国内,引起学界的注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被国内同行所借鉴。系统而集中引进西方书籍史研究成果的,首推商务印书馆自2012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书史译丛。这套专题译丛包括《书史导论》《莎士比亚与书》《书籍的秩序:14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图书馆的故事》《版权的起源》等[8],从各自不同视角展现了西方的书籍史研究。此外,其他出版社对西方书籍史也有一些介绍,但规模性和系统性不及商务印书馆。严格说来,西方书籍史研究实际上包括两大类别:一类主要是以西方书籍史为研究对象,另一类主要以中国书籍史为研究对象。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与中国学者有同有异,无论同异,对于中国学者,都有他山之石的功用。总体而言,西方书籍史研究有如下四大特点:第一,强调书籍文化史研究视角,也就是强调书籍作为形塑社会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如美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9]

  第二,强调书籍史中的各种动态过程,不是将书籍看作静态之物,而是将书籍看作具有广泛社会联系的、活跃的、有生命的主体。这一动态过程包括书籍的生产、印刷、销售、流通等,各家具体的关注点不同,也就导致了方法与视角的差异。有关注印刷技术及其与书之关系者,如《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印刷书的诞生》以及《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等[10];有关注书籍与士人文化之互动者,如《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11]以及前文提到的《书史导论》。第三,重视书籍的阅读过程、方法及其意义,戴联斌在《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对书籍史与阅读史研究的关系有详细的阐发[12],实际上,阅读史早已是书籍史的一部分。何谷理《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和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二书就是十分成功的案例[13]

  第四,重视书籍商品性,重视商业出版及其背后的通俗文化。例如包筠雅的《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和贾晋珠的《谋利而印: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14],观其书名,二书之宗旨一目了然。西方书籍史研究中所展现的宏通的眼光,见微知著的视角,以及注重将书置于中心并确认其主体地位的自觉意识,都值得我们借鉴参考。
  总之,从学术史和学术传统来看,书籍史研究是一片广阔的园地,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也是一片自家的园地。不管是文献学、图书馆学、出版学以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都可以也值得在此领域投入精力、洒下汗水,也必将有可观之收获。这正是本期书籍史专栏意义之所在。



02书籍史研究的新进展

一部书籍往往拥有多种身份,不同的身份,意味着其在书籍史网络中处于不同的网格点上。从书籍史的角度来说,这就提供了不同的切入角度。例如,《思溪藏》既是一部宋刻书,又是一部佛教典籍。这意味着,它既是宋刻的代表,在宋代书籍生产尤其是版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又是佛教典籍史的重要代表。另一方面,这部典籍在中国失传已久,清末才由杨守敬购得而回流中土。从这一角度来看,它又属于域外汉籍,走过将近千年的漫长的书籍之路,可谓身世曲折。从宋版书籍、佛教典籍和海外汉籍三个角度,都可以展开书籍史的研究。王传龙《<思溪藏>刊刻事项汇考》虽然涉及了三个视角,但主要的视角集中在前两个视角,尤其是第一个视角。

  王传龙所谓刊刻事项,主要是指刊刻时间、刊刻地点、主持者等等。刊刻时间包括刊刻的起迄这两个时间点,就为理解整个刊刻过程提供了重要的时间座标。王传龙文所引日本京都南禅寺所藏《长阿含经》卷二十二卷首刊记,无疑是研判《思溪藏》刊刻时间的重要材料。这篇署绍兴二年四月日谨题的刊记称,捐资者王永从等人谨发诚心,捐舍家财,开镂《大藏经版》总五百五十函,永远印造流通。这段文字包含开镂、经版、函、印造、流通等有关书籍生产的专门术语,其中的开镂一词尤其值得注意。”“二字实为同义并列,皆为雕刻之义。在北宋石刻中,镌字人常自称”“开石”“开字人。例如,《挥麈录》三录卷二记九江琢玉坊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自称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15],此处即是雕镌之意。嘉祐二年(1057)龙川白云岩陈偁题名后,署刻僧应玑开石开石亦即刻石”[16]。明道二年(1033)刻《洛阳义从师幢》的洛阳刻工翟灵芝、熙宁三年(1070)刻《宁阳父母恩重经》的刻工梁玉,皆自称开字人”[17]。可见,在宋代,雕刻之义的字是相当常见的。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开雕一词仍然屡见不鲜,例如《周易集传》提要谓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谓通志堂刻《经解》时以其残缺,故未开雕云云”[18],《新五代史记》提要谓“(欧阳)修殁之后,始诏取其书,付国子监开雕,遂至今列为正史”[19],《双溪集》提要谓此本乃明万历丙申尚宝司丞王鏻得沈一贯家旧本,为校正开雕者也”[20],不胜枚举。凡此诸例,其意皆为雕刻,而非开始雕刻

  王传龙文根据《思溪藏》的卷函数量以及刻版的工作效率作出判断,论定日本学者小野玄妙将开镂《大藏经板》总五百五十函理解为开工时间,是对开镂的一种歧义误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思溪藏》刊记中出现的开镂一词,却提示我们,至迟从宋代开始,字作为一个专有术语,就已经为石刻生产和书籍生产所共用。石刻和书籍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献,彼此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关《思溪藏》刊刻事项的研究,虽然只是一个个案,却增加了我们对宋代书籍生产史的认知,为后续的书籍史研究夯实了文献基础,也为文献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思路。在追踪《思溪藏》刊刻事项的过程中,王传龙已经触及宋代刻书业的经济来源以及刻工问题,可惜限于主题,只能浅尝辄止。相关问题在丁红旗《再论南宋刻书业的利润与刻工生活》中得到更具体细致的讨论。丁红旗的研究展现了书籍经济史的视角,特色鲜明。在宋代书籍经济史方面,周生春、孔祥来《宋元图书的刻印、销售价与市场》、章宏伟《南宋书籍印造成本及其利润》已着先鞭。丁红旗从书籍刻工入手,角度是比较别致的。至少自南宋起,刻书工匠与刻碑工匠往往二任集于一身。王诗安就是梓人而兼石工的较早的例子:作为刻书工人,他刻有薛师石《瓜庐诗》行世;作为石工,他刻有《薛叔似墓志》[21]。元延祐四年(1317)刻《重修武安灵溪堰记》的万安泰,自署黄州路绣梓,曾毅公认为他就是刻书工人而兼为石工者”[22]

  明代安徽歙县仇村黄氏亦兼营刻书与刻石。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三十六《书赵松雪千文帖后》云:吾乡锓梓刻石,必归之歙仇村黄氏。黄氏之彦曰文敬,尤以此得名。予刻先茔碑及锓《贻范集》,皆文敬率其子弟为之。”[23]著名的清代吴趋穆大展局,在南京亦设有分号,刻碑并兼刻书[24]。目前为止,关于宋代刻书价格的史料虽然很少,但仍有七种可用,而关于宋代刻石的价格史料,则几无所见。既然梓人石工常一身二任,那么,丁红旗文中关于南宋刻字工价、纸张价格的研究,对于同时代刻石价格的研究,显然也有有益的参照意义。除了宋代的刻书工匠,其他时代的刻工也有必要加以关注,不仅要关注他们的姓名及里籍背景,关注他们的板刻技术及传承,还要关注他们的社会生活及经济地位。

辨伪是古典文献学中的一门专门之学,《伪书通考》《续伪书通考》等书的流行,说明传统文献学界对于辨伪的重视[25]。从书籍史的视角观察伪书,观察伪书产生的背景,分析作伪者的动机及其伪书的材料来源,进而探究其背后的学术文化史价值,是很有意义的。

  众所周知,丰坊是明代伪书造作的代表人物,其平生好作伪书,妄谬万端,至今为世诟厉”[26],但是,另一方面,丰坊也为从书籍史的角度研究明代伪书生产提供了典型的案例。王赫《伪书的诞生:明中叶文化学术氛围与丰坊的作伪》指出,丰坊遍伪群经的行为受到明中叶文化和学术氛围的直接影响从疑经、改经到丰坊的伪经,体现了宋以后中国经学史和书籍史中一种独特的改写传统,这一传统在丰坊处走向了极端和异端。这是从伪书造作的角度观察得出的结论,更多着眼的是人的因素;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书籍再生产的角度观察,也就是从书的角度,特别是从书的形式、构成的角度进行观察,或有新的发现。明代是书籍史的重要阶段。传统对明代书籍史的认识,主要是继承自清人,还是比较粗线条的。清人多认为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27],对明人的图书再生产付之以鄙夷。这种态度很容易忽略明代书籍史的生动具体的细节,俞士玲在《明代图书生产与思想争鸣:以李贽的图书刊刻为中心》中,就为我们展示了一系列这样的书史细节。明人文集中存留的大量有关书信、序跋,为我们观察明代书籍史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刻书的过程,不仅是友朋之间社交往来的过程,更是学人之间思想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书商、中介、赞助者的作用,展示得更为清楚。明代学术思想生产、传播交流的方式也随之改变,李贽对于书籍刊刻的时间(万历二十八年是乡试年)、地点(南京是江南贡院所在地)的选择,透露了他对书籍传播的刻意。论文第五节提到的遗书,与王赫文中的伪书,作为书籍的两种特殊形态,都可以作为书籍史研究的课题。

编刊尺牍选本成为一时风气,初兴于明代末年,再兴于康熙初年。这是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书籍史现象。
  
首先,这涉及书籍形式的转换问题,原来属于写本的单篇尺牍汇聚选编,通过版刻而转换为刻本书籍。其次,这一转换过程不仅涉及尺牍的篇章别裁,而且涉及撰写者、编选者与评点者之间复杂的社会交际和文化互动圈子。第三,在商业出版的大背景之下,书籍销售的商业利益与尺牍作品的文艺审美价值之间形成了张力,这种张力对于编选、营销、阅读诸事项的影响,也相当引人注目。围绕着书业同行竞争和同类出版物竞争,出现了不同的编刊策略,出现了盗版与正版之争,出现了南京、扬州、杭州三个出版中心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演出了明清书籍史上一场可以名为三城记的历史戏剧。因此,编刊尺牍选本既是书籍史研究的焦点,也是出版史研究的绝好案例。蔡燕梅和刘仁的两篇论文互涉性相当强。蔡燕梅论文题为《从<尺牍新语>编纂看明末清初尺牍选本的商业出版》,而刘仁论文题为《从匡赞分雅到鼓吹休隆:丛书与明清文化转型》。前者着眼于商业出版以及编刊策略,着眼于书的本体;后者则以《檀几丛书》和《昭代丛书》为例,着重探讨丛书编纂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政治和学术权力作用.

  前者聚焦尺牍编刊,而后者侧重丛书的编纂,表面上看,二者视角不同,论述重点也不同,但实质上,两篇论文所聚焦的时段相近,而且尺牍刊本对二文主旨的展开都至关重要。刘仁的论述能够展开,得力于丛书编辑者张潮所汇刊的、包含其与友朋之间的1500馀封信札的《尺牍偶存》《友声》。这两本尺牍汇刊犹如化石,凝固了以张潮为中心,横跨扬州、徽州、杭州等地,包括商人、文士、刻书家、编选家等的人际网络,这为刘仁剖析提供了切入口。张潮(1650—1709)一生大致与康熙(1662-1722)时代相始终。康熙三十三年(1694),寓居扬州的徽州人张潮与杭州人王晫联手编刊《檀几丛书》,并于次年完成了初集的刊刻,二集刊刻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才完成。这是一套至今仍颇具时尚感的丛书。新旧世纪之交,上海文艺出版社曾约请饶宗颐、金克木、季羡林、程千帆等23位海内外华人学者,将他们研究成果中的精粹萃编成册,出版了一套学苑英华丛书,其颇具创意的萃编方式与张潮的《檀几丛书》异曲同工[28]。刘仁有个新奇的发现:在《檀几丛书》初集与二集之间的康熙三十五年,张潮却进行了《昭代丛书》甲集的编纂与刊刻。他从康熙三十六年春张潮致王士祯书中,找到了张潮突然改弦更张的原因:拙选《檀几丛书》初集,原与武林王丹老共事,后闻侍卫中有欲进呈者,因以己意更选《昭代丛书》一部,发凡起例,与前本略有异同。对张潮来说,这确是他书籍编刊史上的重要转向,从怡悦性情的小品文字《檀几丛书》,一变而为鼓吹休隆辉煌典籍《昭代丛书》,两者的性质与意味迥然不同,而编者张潮的身份意识也焕然一新。

  书中所谓侍卫中有欲进呈者一事至今无法考实,限于传闻而已。仅仅是一条莫须有的传闻,就轻易改变了张潮的书籍编纂计划,这既证实了刘仁的结论:书籍不仅是文化的被塑造物,而且是其构建力量,也证明了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史上确实存在王汎森所谓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29]。饶有趣味的是,康熙三十七年冬孔尚任寄来《出山异数记》,以个人视角记述其面圣的经历,张潮建议将其改名为《幸鲁承恩私记》,强调承恩的一面,这是张潮自觉贯彻《昭代丛书》鼓吹休隆编辑策略的典型表现。鉴于上述事实,也许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在康熙三十四年至康熙三十五年之间,无论是中央的政策层面,还是地方的文化层面,究竟还发生了什么政治事件,以致于影响了张潮的抉择?在古代中国书籍史上,历代皆有官修之书,这些代表帝王旨意和王朝意志的官书,也可以称为帝王之书。围绕这些官书帝王之书,展开了一部特殊的书籍史。宋初的四大书,明初的《永乐大典》,乾隆时编撰的《四库全书》,清代武英殿所刻的清六通,等等,都是官书。官书局,以及与编刻官书相关的其他机构设置、制度运营,都与官书书籍史密切相关。武英殿所刻清六通,究竟刊于何时,谁参与,谁主持,具体过程如何,在韩李良《清武英殿本清六通刊竣时间新考》中有详细的讨论。这是武英殿刻书史的一个片断,也是清代朝廷刻书的案例之一。

  传统文献学对于藏书与藏书家的关注,往往聚集在书的聚散以及书与人之间的因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视角与书籍史殊途同归。藏书家都是爱书之人,但各自的爱书方式又有不同,有的珍藏秘不示人,有的想方设法化身千百分享同好。近代著名藏书家徐乃昌影刻明崇祯赵氏小宛堂本《玉台新咏》,意在与同道分享。这部影刻写刻精良,版风雅致,是近现代影刻古籍的代表作,由于过于逼真,以致徐乃昌板片流出之后,有人故意挖去翻刻痕迹之后刷印,并成功地冒充明本,欺世牟利。南江涛《徐乃昌影刻<玉台新咏> 考》不仅详细考索了徐乃昌影刻《玉台新咏》的过程,而且探讨其动机与目的,指出徐氏影刻此书的用途,主要是作为礼品书。读完这篇论文,我对书籍的物质性有了更多层面的认识。在抄本时代,每个抄本之间肯定有不同,这是容易理解的。在刻本时代,同一底版的不同刻本之间,由于用纸、用墨、压印用力、装订用线等物质因素的影响,也会产生各本之间的个体差异。此其一。

  即使同一版次并且纸墨印装完全相同的印本,在流传过程中,也可能因为流传过程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序跋题识,并拥有各自的物质特征。此其二。
  同一版本书籍的这种物质性差异细节,如果不是目验手核,如果未受版本学或藏书学的相关实务训练,是不容易发现的。最近,有版本学研究者提出了实物版本学的概念[30],我认为,这一概念有必要引入书籍史研究领域,建立一门实物书籍史书籍物质史的分支。实物书籍史侧重的是切入对象的研究视角,与藏书楼及图书馆等联系较为密切,而书籍物质史着重的是对象的物质属性,与出版者、刻印者的关系更为密切。作为一部官修大类书,《永乐大典》的编纂、抄录、转运、传承以致流散亡佚,伴随着明朝迁都、明清易代、清末战乱以及民国以来的内乱外忧,经历了一个书运与国运相互联结纠缠的曲折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可以说,郑云艳《民国以来<永乐大典>海内外流通价格变迁考》不止是20世纪书籍价格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更是20世纪书籍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种别致的展开。


03书籍史研究之前瞻


  王传龙文中所谓刊刻事项,亦可简称为刊事。刘仁在其研究书籍史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书事的概念。所谓书事,包括书籍的编选、评阅以及借助书籍而开展的知识分享与礼物馈赠[31]

  按我个人的理解,所谓刊事正是范围更广的书事的一部分。何予明在其《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中,标举书文化的视角。书文化一词涵盖最广,可以将刊事”“书事包括在内。文化史的视角,无疑是书籍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视角之一。
  中国书籍史研究方兴未艾,可以结合传统文献学、中国书史和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思路,建构中国的书籍史研究体系。首先,书籍史的研究,可以从各种专题史的角度展开。将书籍研究与各种史学、文化学相结合,开展书籍社会史、书籍经济史、书籍史料学、书籍阅读史、书籍艺术史、比较书籍史的研究[32]。所谓比较书籍史,既可以是中外书籍史的比较研究,也可以是各种汉籍之间的比较研究。域内汉籍与域外汉籍之间,东亚汉籍的和刻本、朝鲜本和越南本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是比较书籍史的内容。其次,书籍史的研究,可以从断代史、分类史、区域史等角度展开。断代的书籍史,关注宋代以降者居多,这自然是因为宋元明清书史资料较多之故。除了目录学的分类,书籍还有其他分类,例如从刊刻角度区分,有官刻、坊刻、家刻等类别;从用途角度区分,则有考试用书(制义刻本)、蒙学读物、礼品书、历书、日用类书、畅销书等类别。以区域划分的藏书史、刻书史,已有不少成果。

  贾晋珠《谋利而印》就是区域刻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被列入福建印刷文化研究丛书,这套丛书令人期待。需要说明的是,上一段所言各种专题史以及此段所言各种区块史,固然是整个书籍史研究框架中的区块,而更重要的是一种研究视角,可据以展开各种深入具体的研究。实际上,在具体研究中,不同的角度往往融合为用,例如何朝晖《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就是断代史与专题史视角的结合[33]
  第三,书籍史的研究,应该注意从周边看中心。这里所谓周边,指的是往常不太为人看重的边缘人物和边缘史料。所谓边缘人物,包括代笔、代刻、代校、代书、赞助等各种人物,也包括书籍生产进程各阶段的各类隐身人”“捉刀人,如没有大声宣扬的赞助人、默默无闻的校阅者、少见经传的销售者、秘不作声的合作者等。所谓边缘史料,是指以往不太受到重视的书的各种副文本,以及零星散在各处而有待发掘的序跋、日记、书信、档案等史料。书籍史应该重视各种与书相关的史料,明清时代的各种写本文献尤其重要。

  第四,书籍史的研究,应该重视书与人的个案研究。书的个案研究,多集中在经典、名著、大书,也可以集中于某些有个性的小书。人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名家的阅读,书籍阅读对名家成长的影响,是的关系,特别值得关注。宋代以后的书史,能够提供名家在阅读中成长的足够史料。此外,对于书籍的各种形式的消费与利用,也有必要展开个案研究。

  第五,书籍史的研究,应该有超越书籍史的胸襟和视野。研究中国书籍史和古典文献学的学者,对于简帛石刻等究竟是否属于书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简帛石刻以及其他各种写本文献等等都属于文献,大家是没有异议的。超越书籍史,就是打破书籍与简帛、石刻以及各种写本文献的界限,将其作为文献的一种,不仅立足于书文化史的角度,更立足于文献文化史的高度,获得更高远的视野。[34]换句话说,书籍史可以作为文献文化史的一部分,从书籍史角度,对传统文献学史中的各种史料作新的梳理,对各种论述作新的阐释,尝试理论提升,那么,中国传统的治书之学必将与时俱进,其命维新

(原文刊登于《文献》杂志2020年第4期)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10&ZD130)阶段性研究成果。

[1]详参江曦:《陈彬龢、查猛济<中国书史>考辨》,《图书馆杂志》2018年第6期,第96页。

[2]刘国钧:《可爱的中国书》,建业书局,1952年;刘国钧:《中国书的故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此二书内容皆不及《中国书史简编》丰富。

[3]1987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郑如斯、肖东发编《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就是图书馆学专业的教学用书。

[4]参看别立谦:《钱存训对中国书史研究的贡献》,《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1期,第118-127页。吴格编:《坐拥书城 勤耕不辍:钱存训先生的志业与著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

[5]程千帆:《<校雠广义>叙录》《校雠广义版本编》,《程千帆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6]《校雠广义》有多种版本,最新的版本是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修订本),中华书局,2020年。仍分为四编。

[7]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商务印书馆,1996年;李致忠:《<文苑英华>史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李致忠、芦婷婷:《中国古籍十二讲》,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

[8][英] 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著,何朝晖译:《书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戴维·斯科特·卡斯顿著,郝田虎译:《莎士比亚与书》,商务印书馆,2012年;[] 罗杰·夏蒂埃著,吴泓缈、张璐译:《书籍的秩序——14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3年;[] ·布莱尔著,徐波译:《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商务印书馆,2014年;[]马修·巴特尔斯著,赵雪倩译:《图书馆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13年;[] 马克·罗斯著,杨明译:《版权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18年。

[9][美]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三联书店,2005年。

[10][美]伊利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Eisenstein)著,何道宽译:《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费夫贺(Lucien Febvre)、马尔坦 (Henri-Jean Martin)著、李鸿志译:《印刷书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撰,张志强等译:《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

[11][美]周绍明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2]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新星出版社,2017年。

[13][美]何谷理(Robert E.Hegel)撰,刘诗秋译:《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中华书局,2019年。

[14][美] 包筠雅(Cynthia J.Brokaw)撰, 刘永华、饶佳荣等译:《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贾晋珠(Lucille Chia)撰,邱葵、邹秀英、柳颖、刘倩译:《谋利而印: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

[15]王明清:《挥麈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16]此条《石刻考工录》未注开石之题署,又误。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5页。参看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十五,《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5册,新文丰出版社,1977年,第3329页。

[17]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第4048页。参看程章灿:《石 刻刻工研究》上编第三章《石刻刻工之题署及其身份之判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5-56页;又下编,第231页。

[1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25页。

[1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第411页。

[2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〇,第1376页。

[21]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第74页。按:原书瓜庐误作瓜卢

[22]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第114页。

[23]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三十六《书赵松雪千文帖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参看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第60页。

[25]张心澂:《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54年;郑良树:《续伪书通考》,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

[2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三,第964页。

[27]如陆心源《六经雅言图辨跋》称: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陆心源撰,冯惠民整理:《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卷一,中华书局,2009年,第29页)

[28]“学苑英华丛书于1996年至2002年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计23种。

[29]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0]参看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绪论二之(二)实物版本与实物版本学,中西书局,2019年。

[31]参看刘仁:《张潮及其友朋书事考论》,南京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赵益教授指导),2020年。

[32]关于书籍艺术史,近年有陈亚建:《中国书籍艺术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更早的则有邱陵编著:《书籍装帧艺术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

[33]何朝晖:《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34]参看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10-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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