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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地理取向——兼论聚落地理学视阈中的城市史研究
来源:《中国文化论坛》2020年第3期 作者:毛曦 点击数:423 更新时间:2020/7/2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城市史学作为中国史学专门史的一个新的分支,在我国悄然兴起并渐趋成熟。到目前为止,中国城市史研究不仅已成为中国史研究的新的专业领域和学术趋向之一,且其研究业已形成一些较为集中的热点领域,并呈现出了自身的发展趋势。中国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视城市地理的优良传统,而近年来新的学术理念的介入,使得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地理取向更趋显明。分析中国城市史研究地理取向(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来龙去脉,揭示城市历史的地理基础与作用,探讨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可能性路径,无疑对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中国城市史研究地理取向的学术脉络

所谓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地理取向,是指对于中国城市史相关地理问题的研究,或者说对于中国城市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业已成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方向之一,并成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趋势之一。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地理取向即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既可以理解为城市史视阈中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亦可以视作为地理视野中的城市史问题的探究。城市历史地理亦称为历史城市地理,其学术领域应该属于历史地理学和城市史学共同拥有的交叉领域。近年来,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地理取向更趋明显,一方面可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尤其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学术进展中得以充分展现,另一方面亦可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术成果中窥见一斑。近年出版的《中国史理论前沿》一书更是充分展现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地理取向,该书共设24章内容,其中4章内容为中国城市史研究专题,即《近年来古代城市史研究的新动向》《中国城市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时空维度与城市史研究的新趋向》《城市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反映出中国城市史研究属于中国史学的前沿领域,城市史研究业已取得极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城市史研究重视时空维度、城市空间以及其它城市历史地理问题的专门研究,很显然,地理取向构成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

中国城市史研究地理取向的形成受到了多种因素的作用,通过对城市史相关论著的梳理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呈现的主要的学术脉络,可以说,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地理取向至少有来自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

一是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影响。无论从传统时期还是现代发展来看,中国历史地理学都极为重视对于历史城市地理的记载与研究,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成为了历史地理学学科重要的分支领域之一,同时也形成了历史地理学对于城市史研究的核心部分。“历史城市地理学是研究导致城市起源、发展与演变的地理基础的科学”,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从地理学视角出发,以城市史的地理现象为研究对象,探讨影响城市历史的地理因素及其变迁过程,同时包括对于城市历史所呈现的地理现象及其过程的揭示。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史学出现以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城市地理学就成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力相关学科之一。中国城市史学形成以来,历史城市地理不仅继续推动着新兴的城市史学的发展,同时作为历史地理学与城市史学的交叉领域,丰富了城市史学的学科领域。朱正惠先生指出:“历史城市学是新时期得以发展的又一新的独立学科,它脱胎于历史地理学,却比历史地理学有更独特的研究内容,历史城市文化、城市风俗、城乡关系、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等,均属其研究范围。”“我们所以把通常人们所说的‘城市史学’称为‘历史城市学’,主要在于强调它的中国传统和中国特色。”朱先生将“城市史学”名为“历史城市学”,旨在强调中国历史地理学对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申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传统与特色。近年来,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学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在历史地图研究和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技术的运用等诸多方面,为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总的来看,对于中国历史城市地理探讨系统而深入的开展,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同时也不断促进和强化着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地理取向。

二是国外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术影响。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了欧美城市史学理念的刺激与作用,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也受到了国外汉学界有关中国城市史论著的影响。而国外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对于历史城市地理的重视和论述,对于国内中国城市史研究地理取向的形成和强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汉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论著及其观点,在中国史学界极具影响。1977年,由施坚雅担任主编并作为主要作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陈桥驿先生为该书撰写的长篇书评发表后引起中国学界的极大关注;1991年,该书的节选中译本正式出版;2000年,该书完整中文版公开出版。该书对于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专题研究,视野开阔,视角新颖,其研究范式和许多论点颇具学术影响。如施坚雅在书中提出的“中世纪城市革命”的问题,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专门讨论。该书的主要特色和学术价值之一应该体现在对于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方面,该书将地理学中的中心地理论引入中国城市史研究当中,对于中华帝国晚期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各种联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对于区域城市化、城市形态、城市空间、城市规划、城市环境等历史城市地理问题展开讨论。该书作为富有价值的中国城市史的学术专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专门著作。可以说,以施坚雅为代表的国外汉学界的相关研究,对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地理取向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是城市空间理论对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的影响。近年来,对于城市空间的研究成为中外城市史研究的趋势之一。虽然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学一直十分重视对于历史时期城市空间的研究,然而城市空间理论赋予了新的理念,扩展了城市空间问题研究的视野。“‘空间’长期以来被视为是一个静止的、客观的物质存在,但随着近几十年来众多学科对空间展开全新的研究,‘空间’被赋予了政治、社会、文化、时间、结构、美学等多种社会内涵。”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态的存在,使得城市空间具有多种属性与类型。从物质空间到精神空间,从政治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生活空间等到综合性空间,城市空间的多样性为众多学科所关注。公共性为城市空间的特性之一,城市公共空间具有显著的社会文化功能,对于公众的空间感知和行为方式具有重要影响,体现着国家与地方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对于空间的新的认识,引发了对于中国城市历史空间更为广泛的关注和更为深入系统的探究,从而开始越出历史城市地理学既有的范式,促使中国城市史中城市空间问题的研究步入了新的境地。从学科视角来看,对于历史城市空间的研究,促进了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历史地理等与城市史的多学科交融,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跨学科趋向愈加明显。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不仅要探究历史上城市的商业空间、日常空间、社会空间、庆典空间等各种功能的城市空间问题;也要探讨中国城市史中城市空间的历史阶段性特点,揭示从传统到现代城市空间的转型与特征。此外,也可探讨中国历史城市空间的地方性、民族性等问题。城市空间的研究拓展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强化了城市史研究的地理取向。

综上可见,中国城市史研究地理取向的形成,既有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作用,也有域外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影响;既有来自历史学内部的作用,也有来自地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多种学科的影响;既有学术研究历史传统的作用,也有当代学术发展的深刻影响。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多学科交融日趋明显,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地理取向日益增强。

二、城市史研究地理取向的学理基础

对于城市历史相关地理问题的研究,源于城市自身及其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地理因素。城市具有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多种属性,是诸多要素的复合体,其中地理属性是城市的基础属性和显要属性。城市是人类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一种高级聚落,是一种基于自然地理的特殊的人文地理空间,体现出持续的复杂互动的人地关系。一方面城市对于自然环境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城市具有地理位置的选择、地形的选择等自然地理的问题;另一方面,人类建设的城市具有规划、形态、空间、规模、影响范围等人文地理的问题。此外,跳出单体城市来看,还有城市体系、城市化、地域差异等地理问题。城市所具有的丰富的地理因素,使得城市史的研究必须充分关注城市历史的地理问题,重视对于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学者认为城市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内容为城市兴起、城市职能及其转化、城市结构、城市风貌、城市化等的地理特点。也有主张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应为历史时期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城市区域空间组织的特征及其演变、城市化、城市内部的空间组织演变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城市史研究的地理取向体现为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持续发展,而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根本基础在于城市及其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各种地理因素。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发展也得益于相关理论认识的长期积淀,来自于地理学、历史学及其它学科的诸多理论学说为城市史研究地理取向的强化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基础,而学术研究的实践活动又不断促进着有关理论认识的修正与完善。这里仅就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所涉及的相关理论问题略作例举:

地理位置理论(Location theory)。地理位置理论也被称为区位论、区位理论,所谓位置即为地理位置,地理学上通常是指“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区域坐落在某处的情况”。地理位置有绝对地理位置和相对地理位置之分,前者可通过经纬度数值确定其在地球上的具体位置,后者是指一个地方或一个区域的位置与其它地方的位置之间的空间关系,地理位置通常主要是指相对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可有中心与边缘之分,有军事地理位置、商业地理位置、工业地理位置、交通地理位置等的功能类型区分,一地的地理位置往往与该地的历史发展过程及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密切的各种关联。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殊空间,其历史的演进无不带有地理的烙印。一座城市的兴起始于地理位置的选择,城市的选址和城址的迁移一般与所处区域的地形状况和地理位置有诸多联系;城市的外部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时常与城市所处的自然环境关系密切;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城市社会的多种层面常常与城市相对地理位置的诸多方面发生作用。故此,城市史研究需要关注和探讨城市历史发展中的地理位置问题,城市历史地理研究需要重点分析地理位置与城市之间的作用机制。

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中心地理论简称中地论,由德国地理学家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1893-1969)于1933年在《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中提出。该理论认为:城镇作为一定区域的中心地,对其腹地的经济影响,随城镇等级的降低而腹地范围相应减小。不同规模与职能的城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多级的六边形图形和分级体系,分级体系的形成受到市场、交通、行政等因素的影响。该理论为经济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型,得到了地理学界与经济学界的充分重视。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就将中心地理论用于城市史研究,从而拓展了城市史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学术视野。融入了中心地理论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对于中国的城市史研究、经济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历史地理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就注意到了中心地理论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认为该理论可应用于历史时期乡村聚落与集市、城市内部商业分布、城镇区位等方面的研究,并开始将这一理论具体运用于历史城市地理问题的专门研究。中心地理论虽说属于一种理想化的理论模型,但若结合具体实际加以变通,对于历史城市地理尤其是有关历史时期城市经济地理问题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城市—地区理论(Urban-region theory)。城市是一定范围的地区的中心,因此,有关城市史的研究离不开对于地区的关注,同样,对于地区历史的研究也不应脱离城市的历史。1954年,加拿大学者凯尔莱斯(J. M. S. Careless)发表《边疆主义、都市主义与加拿大历史》一文,主张摒弃来自美国史学界的边疆主义,而采用都市主义解释加拿大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提出了都市(城市)—地区理论。这一理论依据各级城市与其相关地区(腹地、边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密切互动关系,解释城市、地区乃至国家的历史。该理论在解释加拿大历史方面获得了广泛认同,还得到了加拿大其他学者的不断完善。但正如学者所言:“都市—地区方法不是呆板的教条,它只是一个大致的理论框架,各国的史学家应该根据本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断吸收各学科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使它不断丰富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理论方法更好地为历史研究服务。”中国学界对于城市—地区理论也有新的贡献,有学者提出港口—腹地理论,用此解释中国近代的城市与区域发展,解释近代中国的经济地理现象。也有学者基于历史时期城市与地区的相互作用,强调中国城市研究应重视区域观念,要有整体的城市意识,并着力发掘城市的地域特征。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的综合性或单一性功能的中心,城市的腹地应是多种类型的,根据城市与腹地的互动影响,有行政腹地、经济腹地、文化腹地,或复合型腹地。城市(都市)—地区(腹地)理论作为一种解释历史的框架,对于中国城市史研究尤其是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应该具有积极意义。

空间理论(Space theory)。“空间”原为地理学、建筑学、城市科学等诸多学科的常用概念,随着人们认识的推进,对于“空间”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阐释。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著有《空间的生产》一书,认为空间是一种被主体感知的现象,没有主体的存在,就没有空间理念的存在,主体营造了空间或感知了空间;宇宙事物以自然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三种空间现象予以展现;自然空间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空间,社会空间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空间,包括了感知空间、理念空间和生活空间三个同时存在的相互作用的空间层次。列斐伏尔还对空间进行了多种维度的详细分类,认为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可以用不同的空间生产做出解释。列斐伏尔被誉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开创者,他敏锐地发现了“空间”所具有的丰富的社会内涵,提出“空间”不仅仅是“时间—历史”维度中社会历史进程的“容器”和社会关系变革的被动载体,更是可以将经济、政治、文化等重新加以辩证整合的社会的主角。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开启了空间认识的新的阶段。整合前人学说并再做思考,可以想到城市空间具有局部空间与整体空间、单一功能空间与综合功能空间、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传统空间与现代空间等的区分;城市空间是一种四维空间,具有层次性、主观性、地域性和历史阶段性等显著特征。空间理论的不断创新,为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乃至城市史研究注入了新的理念。

人地关系理论(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theory)。人地关系即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属于一种互动的、持续的、多层次的、系统性的相互关系。人地关系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认识与处理人地关系的思想、制度与实践,不仅影响着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深刻影响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与方向。关于人地关系,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了天命论、制天命论、天人合一论三种不同的观念。在西方,受亚里斯多德、孟德斯鸠、达尔文等人的影响,地理环境决定论在19世纪盛行一时;此后,地理学家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地理环境可能论(probabilism,亦称“或然论”)的思想。当今社会谋求良性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解决人地关系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地关系问题已成为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历史地理学强调本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历史学的诸多专门领域近年来越来越重视人地关系问题,纷纷将其纳入本学科研究的范围。城市历史的发展脱离不了人地关系,城市史研究同样需要重视人地关系相关问题的研究。人地关系理论与其说是一种思想学说,不如说是一种认识社会问题的方法论。作为一种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理论,人地关系理论可以为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提供必要的学术思路。

聚落类型理论(Settlement type theory)。“聚落”是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广义的聚落包括了乡村聚落和城市聚落,狭义的聚落仅指乡村聚落。与此相应,地理学中将聚落地理学分为城市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随着聚落地理学的发展,城市地理学从其中分离出来,聚落地理学中仅存乡村地理学,故而也有用聚落地理学代指了乡村地理学。聚落分类是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不同学者往往对聚落的分类有所差异。根据聚落的职能、形态、规模等方面的差别,可将聚落进行不同层级不同类别的区分。若就聚落的整体综合性特征加以区分,通常将其二分为城市与乡村二大类别。此外,地理学界亦有将聚落分为三大类型的做法。1952年,法国地理学家邵尔(Max Sorre)在其《人文地理学基础》一书中将聚落分为乡间聚落、都市聚落、从乡间聚落到都市聚落三大类别。1959年,德国地理学家施瓦茨(Gabriel Schwarz)在其《聚落地理学通论》一书中提出了“似城聚落”的概念,将聚落明确区分为城市聚落、乡村聚落和似城聚落三种。似城聚落(City-like Settlement)属于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过渡性聚落,其与乡村聚落的不同在于:乡村聚落的多数人口主要从事的是第一产业的活动,而似城聚落的人口主要从事的是非第一产业的活动;其与城市的差别在于:城市是“非季节性的定居人口占居民的绝大多数,并且具有两种以上非季节性机能,其中包括一种中地机能的人群聚落”,而似城聚落达不到这样的标准。似城聚落及聚落三分法理论,对于城市史研究、历史地理学研究等富有一定学术价值。聚落的分类是以聚落性质与特性的认识为前提的,聚落类型理论对于历史聚落地理包括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聚落地理学视阈中的城市史研究

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地理取向体现出城市史研究学术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继续推进城市历史地理研究,需要不断拓展视阈,尝试新的路径。聚落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以城市、乡村等不同类型聚落的地理研究为对象,既有对不同类型聚落的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亦有对各种聚落地理的整体综合研究。聚落地理学可以拓展城市史研究的视野,可以深化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从中国历史聚落地理研究的现状来看,以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成果最多,而历史村落地理研究的论著相对较少;将城市地理与村落地理进行分离式研究的成果较多,而对区域城乡聚落地理进行整体综合研究的成果较少。笔者以为,基于中国聚落历史地理包括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现状,从聚落地理学出发,结合地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已有的相关理论,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可以通过将区域、聚落整体、城市化、人地关系等理念纳入其中,探求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新的路径。为此,中国城市历史地理至少可以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的学术研究:

一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历史聚落地理的专门与整体综合研究。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不仅是单体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和城市体系等的研究,也应将城市置于区域聚落体系中加以探讨。一方面,开展区域聚落地理的专门与单体研究,分别就区域范围内城市聚落、似城聚落、乡村聚落各自的地理分布、地理位置、聚落环境、聚落形态、空间结构、聚落规模、聚落功能等地理问题进行专门探讨,尤其是对于已往研究相对薄弱的似城聚落地理和乡村聚落地理予以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重视区域范围内不同类型聚落地理的整体综合研究,以城市为中心,研究城市聚落、似城聚落和乡村聚落整体的地理分布,以及各种聚落之间的空间关系和交通、人口等因素的影响作用,并对不同类型聚落在聚落选址、形态、内部结构、规模与功能等方面进行归类和比较,分析城市在区域聚落体系中的层级与地位。此外,在区域历史聚落地理研究中,依据史料情况,尽可能选取不同历史时段的聚落地理情况进行前后时期的各项比较,考察聚落地理的历史演进过程,探寻变迁的特点与规律,分析影响的要素及原因。

二是历史时期城乡关系的聚落地理学研究。城乡关系史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城乡关系史的研究近年来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已有的研究论著重点考察分析了中国历史时期城乡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讨论了这些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过程和阶段性特点等问题。实际上,中国城乡关系史研究依然有拓展的必要和空间,对于中国历史时期的城乡关系进行聚落地理学的考察应该具有积极的意义。从聚落地理学来看,中国历史时期的城乡差别通常表现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大型聚落与小型聚落、季节性生产功能聚落与非季节性生产功能聚落、多功能聚落与单一功能聚落等的不同。在军事防御功能(中国古代聚落有无城墙及城墙坚固程度等)、政治功能、交通条件、经济功能等方面,城乡聚落二者有时更多的表现为量的差别而非质的不同。此外,城乡聚落在区位与选址、外部形态、空间结构、影响范围、人口结构、人地关系等诸多方面存在有差异与联系。如果考虑到城乡聚落之间似城聚落的存在,三种聚落之间的地理关系当更为细致和密切。总之,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史的聚落地理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较大的学术空间。

三是历史时期聚落类型转换和城镇规模扩大与区域城市化研究。城市化(Urbanization),“亦称城镇化、都市化。指人口、用地和经济、文化模式由农村型转向城市型的过程和趋势。主要表现为城市数目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的某些特征向农村扩展。城市人口数量在总人口数量中的比重,是衡量城市化程度的基本指标”。“城市化”是一个多学科的概念,但也应是城市史学的基本概念。“城市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城市化”仅指近代以来伴随着现代工业而兴起的城市化过程,而广义的“城市化”则指整个城市历史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史的产物和体现,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明社会发达的程度。城市化率即城市的人口数量在总人口数量中所占的比重,是测评城市化水平的基本方法。然而,研究和评估中国不同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往往因为人口信息的缺乏、不准确及以政区而非以城市为范围的人口数量统计等,为城市化率的计算带来极大的困难,从而影响了对于城市化水平的认识。对此,关于中国历史时期城市化水平的认识,也可以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予以弥补。一个地区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亦可大体反映出该区域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对于区域历史时期的城市化过程及其城市化水平的考察,一方面需要对于该区域城市数量的历史变化,尤其是市镇的数量、性质及规模等进行分析,重视聚落的增减、兴衰和类型的转换,以此认识区域城市化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需要重视对于区域历史时期城市规模变化的研究,无论是城市的经济规模还是占地规模,其规模的不断扩大,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地域城市化的大致水平。区域历史时期聚落数量与规模的变化,尤其是聚落类型的转换,似城聚落的出现及其向城镇的转型,以及原有城镇规模的扩大,都反映出该区域城市化的历史过程与发展水平。

四是中国城市历史发展的人地关系研究。人地关系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城市的历史同样体现着复杂的人与地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自然环境提供了城市生存与发展的地理载体,对于城市历史发展具有制约或促进作用,使得城市历史往往带有一定的地域环境的烙印;与此同时,城市历史发展也表现出对于城市内部与外部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从而对于区域自然环境的变迁产生重要的影响。城市史中的人地关系是持续互动的相互作用,人地关系的相互协调应以城市的良性发展为前提,城市历史对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在区域城市或单体城市的历史研究中,人地关系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和学术前景。

中国历史城市地理构成了中国城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史研究的地理取向具有多样化的学术源流和深厚的学理基础,属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不断更新学术理念,继续拓展研究视野,不失为深化中国历史城市地理乃至城市史研究的一种可行路径。

(本文原刊《中国文化论坛》2020年第3期第28-36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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