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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上郡肤施县、高望县地望考辨
来源:《文史》2020年第2辑 作者:马孟龙 点击数:89 更新时间:2020/8/2
  引言

 

肤施县始置于战国时期,初为赵邑。赵惠文王三年(前296)“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随着秦国在河套地区的军事扩张,肤施县被秦国占领,成为上郡属县。汉代肤施县仍属上郡。《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续汉书·郡国志》肤施县为上郡首县,为郡治所在。肤施县是今陕北地区秦汉时期重要城邑,其地理方位也是学界关注的问题。

关于秦汉肤施县方位的明确记载,始见于唐代文献。《括地志》曰:“上郡故城在绥州上县东南五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绥州龙泉县(天宝元年改上县为龙泉县)列有“上郡故城”,曰:“在县东南五十里。始皇使太子扶苏监蒙恬于上郡,即此处也。”但《元和郡县图志》记述关内道延州肤施县沿革:“本汉旧县,属上郡。赵武灵王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汉书》曰匈奴南侵至朝那、肤施,即其处也。”唐代绥州龙泉县即今绥德县,延州肤施县即今延安市,两者相距较远。面对《元和郡县图志》的分歧,后世地志或是两说并存,或是取其一说。时至清代,学者逐渐倾向于“绥州说”,如许鸿磐曰:

 

今肤施,隋置,非汉县也。《元和志》云延州肤施县有五龙山、帝原水、黄帝祠,素录《汉志》肤施县下之文。吉甫偶误以隋县为汉县。后志地理者未及校正,故群沿共讹耳。

 

根据许氏考证,延州肤施县乃隋代设置,并非秦汉肤施县,秦汉肤施县当在绥州。清代学者在论及秦汉肤施县地望时,大多取信“绥州说”,应该基于同样的考虑。直到上世纪70年代,“绥德县东南五十里”仍然是学界主流认识,被各种历史著作、工具书采用。

然而,“绥德县东南五十里”之说,却与《汉志》《水经注》肤施县相关记载不符。《汉志》上郡肤施县自注:“有五龙山、帝原水、黄帝祠四所。”此处只列举了三所神祠,显然文字存在讹误。通过与《汉书·郊祀志》“又立五龙山仙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肤施”对照可知今本《汉志》脱漏了“仙人祠”“天神”五字。根据《汉志》和《汉书·郊祀志》,肤施县境内有五龙山、帝原水。五龙山位于今陕西省横山县殿市镇五龙山村,帝原水即今榆溪河,两处距离绥德县的“肤施故城”有二百余里。如果秦汉肤施县在今绥德县,五龙山、帝原水很难划入县境内。

再来看《水经注》对肤施县方位的记述。《水经·河水注》曰:

 

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县因处龟兹降胡著称。又东南,注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又有平水,出西北平溪,东南入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

 

奢延水即今无定河,帝原水为今榆溪河,平水为今小川沟,走马水为今大理河(参图1)。根据《水经注》,肤施县应在榆溪河、小川沟之间的无定河北岸。而地处大理河以南的绥德县“肤施故城”显然与《水经注》的描述不符。

1:《中国历史地图集》对上郡、西河郡分界的标绘

《汉志》与《水经往》都是唐代以前的文献,因此若基于早出文献,秦汉肤施县的方位需重作考量。清人杨守敬即在充分尊重《水经注》的前提下,指出秦汉肤施县应在榆林县东南,并在《水经注图》把肤施县标绘在榆溪河、无河交汇处东北。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人员在绘制汉代政区侧时发现,倘若根据“绥德县东南五十里”的地理定位上郡肤施县将嵌入西河郡境内(参图1)。《图集》编绘人员于是采纳杨守敬的意见,将肤施县改绘于榆溪河、无定河交汇处东北,此地相当于今陕西省榆林市鱼河镇。《图集》对肤施县方位的标绘后来为学界接受。上世纪80年代以后之历史著作、工具书再谈及肤施县地理方位时,均称“今陕西省榆林市南”。而在今鱼河镇米家园则村恰有一座汉代古城,学界普遍认为米家园则古城就是秦汉肤施县。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榆林市文物工作者又在鱼河镇发现一座汉代古城——郑家沟古城,于是又出现把郑家沟古城定为秦汉肤施县的意见。

米家园则古城、郑家沟古城的地理方位能够与《汉志》《水经注》提及的肤施县地理信息相对应,与传统流行的“延州说”“绥州说”相比,无疑更为合理。但是将两座古城遗址对应为肤施县,也不能说一点疑问也没有。秦朝末年,匈奴夺取“河南地”,与随后建立的汉朝以战国末年秦昭襄王长城为界。《史记》载“(冒顿单于)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这里的“故河南塞”即秦昭襄王长城,据此朝那县、肤施县皆在秦昭襄王长城沿线。秦汉朝那县在今宁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古城镇,与秦昭襄王长城的直钱距离约为9公里。而米家园则古城、郑家沟古城与秦昭襄王长城直线距离却有45-50公里,其间还分布有其他秦汉古城遗址。因此仅就与秦昭襄王长城的相对距离而言,米家园则古城、郑家沟古城与《匈奴列传》并不能对应。但受文献资料缺乏的限制,我们很难得出更为合理的结论。

近三十年陕北地区文物资料的陆续发现,为当地秦汉政区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伴随着一系列山川城邑的重新定位,对秦汉肤施县地理方位的判定也出现了“转机”。笔者将结合近年陕北地区秦汉政区地理研究的新进展,对肤施县的地理方位重作考订,希望能够有助于相关问题的解决。

 

一、秦漢水及其沿岸县邑的重新限定

 

秦汉时期,今陕北地区有一条圜水。《汉志》上郡白土县自注:“画水出西,东入河。”又《汉志》西河郡辖有圜阴、圜阳二县,从地名不难判断,两县位于圜水沿岸。关于圜水以及沿岸城邑最为详细、系统的记载是《水经注》。《水经·河水注》曰:

 

圁水出上郡白土县圁谷,东迳其县南。《地理志》曰:圁水出西,东入河,王莽更曰黄土也。东至长城,与神衔水合。水出县南神衔山,出峡,东至长城,入于圁。圁水又东,迳鸿门县,县故鸿门亭。《地理风俗记》曰:圁阴县西五十里有鸿门亭、天封苑、火井庙,火从地中出。圁水又东,梁水注之,水出西北梁谷,东南流,注圁水。又东,迳圁阴县北,汉惠帝五年立,王莽改曰方阴矣。又东,桑谷水注之,水出西北桑溪,东南流入于圁。圁水又东,迳圁阳县南,东流注于河。

 

关于圜水(即圁水)的方位,唐代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关内道银州沿革“汉为西河郡圁阴县之地”,所属儒林、真乡、开光、抚宁四县沿革也皆称“汉圁阴县地”。唐代银州位于今无定河流域,据此无定河应为圜水。但同书所记关内道麟州连谷县、银城县沿革亦称“本汉圁阴县地。唐代麟州连谷县、银城县位于今窟野河沿岸,据此秦汉圜水为今窟野河。唐代以后地志或称无定河为圜水,或称窟野河为圜水,莫衷一是。

时至清代,关于圜(圁)水的方位又出现了新说。《清一统志》考辨曰:

 

按《元统志》引《舆地广记》云银州东北有无定河,即圁水。土俗以河流不定,故以无定为名。《明统志》遂谓奢延水一名圁水。今按《元和志》银州,无定河乃奢延水也。考《水经注》,奢延水在南,圁水在北,二水源流迥别。且《元和志》谓银州之得名,因虏语称骢马为乞银之故,亦与圁水无涉。旧志谓今秃尾河即圁水,与《汉志》《水经注》水道甚合。今从之。

 

《清一统志》认为圜水应为今陕西省神木县秃尾河。《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过程中,工作人员采信《清一统志》的考证结论,将秃尾河标绘为圜水,汉代白土、鸿门、圜阴、圜阳也悉数标绘于秃尾河沿岸(参图1)。

不过,《清一统志》把圜水对应为秃尾河是有问题的。根据《水经注》的编排,圜水位于湳水、诸次之水之间。而若将上述河流与今天河流一一对应,湳水应为今陕西省府谷县之皇甫川,诸次之水应为秃尾河,故将圜水对应为窟野河更为合理,史念海、王北辰皆主此说。到本世纪初,圜水即窟野河仍是学术界较为主流的意见。

1957年,陕西省绥德县五里店征集到一件东汉画像石,上有“圜阳西乡榆里郭稚文万岁室宅”的题记。此后在绥德县四十里铺又接连发现多座东汉画像石墓,题记提到墓主葬地和籍贯均为西河郡圜阳。戴应新率先注意到这些画像石题记在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指出画像石题记表明画水即今无定河,圜阳县应在今米脂县、绥德县一带。此后,康兰英、吴镇烽汇集绥德县出土各种带有“圜阳”的墓石题记,进一步坐实圜水即无定河。吴镇烽还发现,《水经注》对圜水的描述与无定河完全符合。根据《水经注》以及汉画像题记透露的地理信息,吴先生指出白土县即今靖边县之白城子古城,鸿门县在今横山县白界乡十里梁,圜阴县即今横山县党岔乡“银州故城”,圜阳县在今绥德县无定河北岸。吴先生上述结论若放置于今天陕北地区的山川形势,是非常合理的。今无定河流经陕西靖边、横山、榆林、米脂、绥德五县地,在汉代可以容纳下白土、鸿门、圜阴、圜阳四县,而无论是窟野河、还是秃尾河,仅流经今神木县半县之地,在汉代根本无法容纳四县。而《史记》曰:“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洛河、无定河是陕北地区最大的两条河流,将圜水对应为无定河,符合《匈奴列传》的文意,倘若对应为窟野河或秃尾河这样的河流,反而令人费解。因此吴先生的研究结论可以信从。

前面提到,今无定河是《水经注》中的奢延水,而根据吴镇烽的研究,圜水才是无定河,但是《水经注》又把圜水编排在湳水以南,奢延水以北。对于这一系列矛盾,又该如何解释?

就在吴镇烽文章发表后不久,王有为又延续吴先生的思路继续讨论圜水及相关问题。他注意到,圜水的称呼只出现在先秦两汉,而奢延水的称呼最早见于十六国时期。他指出圜水、奢延水是不同时期对今无定河的称呼,奢延水的称呼流行于十六国北朝,郦道元熟知奢延水,却不知道圜水是奢延水更早的称呼,遂把同一条河流的两个称呼当作两条河流处理,从而把圜水误排到奢延水以北。笔者对王有为的分析深表赞成。

吴镇烽的研究,对陕北地区秦汉历史地理研究而言,具有重大意义,为未来相关问题的讨论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在吴先生研究成果公布后,陆续有学者延续这一方向,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王有为通过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的考述,系统论述了圜水及其沿岸城邑分布。白茚骏则结合无定河流域的考古城址调查,逐一落实无定河流域汉代县邑所对应的古城遗址。这些都是对吴镇烽研究的细化。

《汉志》西河郡有平周县,以往学界根据传世文献,将汉代平周县定位于山西省介休市西。而吴镇烽根据陕西省米脂县官庄出土东汉画像石题记,指出秦西汉之平周在今米脂县附近。此后白茚骏对米脂县附近的汉代古城遗址一一排查,最后指出只有今榆林市鱼河镇米家园则古城达到县级城邑的标准,应为秦汉平周县。若按照白茚骏的研究结论,以往将米家园则古城对应为上郡肤施县就出现了问题。那么白茚骏的意见能否成立呢?

要想检验米家园则古城究竟是上郡肤施县,还是西河郡平周县,首先需要明确两汉时期上郡与西河郡的分界。《中国历史地图集》由于把圜水误定为秃尾河,导致西河郡-系列城邑定位的错误,所标绘的上郡、西河郡分界也不准确。我们只有重新确定圜水流域城邑的地理分布,才能正确认识上郡、西河郡的分界。

综合目前学界研究县应为今靖边县白城子古城,圜阴县为今横山县党岔古城,圜阳县则在绥德县四十里铺以南的无定河北岸。至于鸿门县,西《地理风俗记》记载“圜阴县西五十里有鸿门亭”,可以推算约在今横山县响水镇、白界乡一带。由此可以划出无定河流域的汉代城邑分布图(参图2)。从图中可以看到,汉代上郡、西河郡分界在无定河南岸五龙山以东的今南塔镇、响水镇一线,而无定河北岸今佳县境内的佳芦河流域在汉代属西河郡。所以无定河以北的上郡、西河郡分界可以限定为今横山县白界乡至榆林市市区一线。而米家园则古城正在这条界线偏东的地区。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米家园则古城属于上郡的可能性,但是考虑到此城紧邻上郡、西河郡分界,将此城作为上郡治所不合情理,因此综合考虑各方因素,此城属于西河郡的可能性甚大,白茚骏将此城定为西河郡平周县较上郡肤施县更为合理。如果米家园则古城是西河郡平周县,那么地处米家园则古城以南的郑家沟古城,更不会是上郡属县,自然也不可能是肤施县。

 

二、肤施县地望的限定

 

早在吴镇烽重新考订圜水沿岸城邑分布时,已经意识到以往对肤施县的地理定位存在问题,他说“按传统的说法今米脂县在西汉时期是上郡独乐县辖地。东汉属肤施县管辖。……此墓(笔者按:米脂县官庄牛季平画像石墓)的发现,无疑帮助今米脂县在东汉时期不属于肤施县辖地,而应是平周县辖地”。吴先生结合传世文献,提出肤施县方位的判定应遵循两条标准,分别是秦直道和秦昭王长城所经。通过重新梳理榆林地区的古城遗址,吴先生提出靖边县杨桥畔乡龙眼古城为秦汉肤施县。这一结论后来被后晓荣、白茚骏接受。

把龙眼古城定为肤施县却与《汉志》《水经注》的记载矛盾,《汉志》肤施县有“帝原水”。前面提到帝原水即今榆溪河,而龙眼古城远离榆溪河。又《水经注》记载奢延水流人秦昭襄王长城后流经肤施县,帝原水也流经肤施县,这些都与龙眼古城的方位不符(参图2)。更重要的是,张泊通过比对传世文献,以及实地调查,辅之以杨桥畔乡出土陶壶“阳周塞司马”铭文,将龙眼古城考订为秦汉上郡阳周县。后来文物工作者又在龙眼古城遗址内发现带有“阳周宫”字样的建筑瓦当,进一步证明龙眼古城就是秦汉阳周县。因此可以完全排除龙眼古城是肤施县的可能。

那么秦汉肤施县究竟在哪里呢?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提出限定肤施县地域范围的几条标准。

第一,根据《史记·匈奴列传》“(冒顿单于)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的记载,可以限定肤施县地处秦昭襄王长城以东,并在长城沿线。

第二,根据西汉上郡、西河郡的分界,肤施县应在今响水镇、榆林市一线以西。

第三,根据《水经注》,肤施县应在奢延水(今无定河)、帝原水(今榆溪河)附近。这里还需要辨析《水经·河水注》与奢延水相关的部分文字:

 

奢延水又东北流,与镜波水合。水源出南邪山南谷,东北流,注于奢延水。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县因处龟兹降胡著称。又东南,注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汉高祖并三秦,复以为郡。王莽以汉马员为增山连率,归世祖,以为上郡太守。司马彪曰:增山者,上郡之别名也。东入五龙山,《地理志》曰县有五龙山、帝原水,自下亦为通称也。历长城东,出于赤翟、白翟之中。

 

若根据“(帝原水)又东南,注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肤施县应在榆溪河以东的无定河北岸,这也是以往学者将肤施县定位在榆林市鱼河镇的主要依据。但是根据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无定河流域汉代城邑分布,无定河、榆溪河交汇处属于西河郡,肤施县显然不能设置在这里(参图2)。那么我们如何面对《水经注》的记载呢?笔者注意到,这段文字对肤施县方位的记述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文字首先提到“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据此奢延水是先流经肤施县,再与帝原水交汇的。而后文又写道“(帝原水)又东南,注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据此则是奢延水先与帝原水交汇,再流经肤施县南。另外,这段文字中“历长城东”亦不着边际,奢延水既流经肤施县,便已进人秦昭襄王长城,何以在流经五龙山、帝原水后,再度流经长城?且五龙山位于帝原水以西,何以奢延水在流经帝原水后,又“东入五龙山”?显然这段文字存在问题。

笔者注意到,这段文字第三行“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与首行、第二行之间“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完全一样,两者似有一处衍文。若根据上郡、西河郡的分界,第二处文字似为衍文。但此处文字之后的“秦昭王三年置……”等语,都是描述上郡的情况,必然紧接“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文字之后,絶非文字衍误那么简单。通过分析这段文字的上下文意,笔者认为当初抄手在抄录这段文字时,发生了文字错乱。“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等文字应该排列在“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以前,这段文字之前残留的“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正是“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原来排列于“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之前的痕迹。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水经注》这段文字调整为:

 

奢延水又东北流,与镜波水合。水源出南邪山南谷,东北流,注于奢延水。〔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汉高祖并三秦,复以为郡。王莽以汉马员为增山连率,归世祖,以为上郡太守。司马彪曰:增山者,上郡之别名也。东入五龙山,《地理志》曰,县有五龙山、帝原水,自下亦为通称也。〕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县因处龟兹降胡著称。又东南历长城东,出于赤翟、白翟之中。

 

经过调整,这段文意极为顺畅。奢延水在与镜波水(今芦河)汇合后,流经肤施县南,随后流经五龙山,再与帝原水汇合。这段描述与今天榆林地区无定河沿岸的山川形势完全符合(参图2)。而所谓“东南历长城东”描述的是帝原水的形势。今榆溪河发源于毛乌素沙地东南缘,东南流经秦昭襄王长城,再与无定河交汇,与调整后的文意完全吻合。

根据调整后的《水经注》文意,我们可以总结出限定肤施县地望的第三条标准。位于芦河以东,五龙山以西的无定河北岸。

将三条标准相互叠加,我们可以将秦汉肤施县限定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南,芦河以东,无定河以北,响水镇、榆溪河以西的狭小地域范围内。而在该地域范围内恰有一座秦汉古城--火连海则古城。

火连海则古城位于今榆林市榆阳区巴拉素镇火连海则村,古城平面呈方形,夯筑城垣边长约750米,残高1-1.25米。由于目前火连海则古城大部分被流沙掩盖,出土文物较为有限。白茚骏曾对榆林地区秦汉古城遗址进行综合研究。他根据古城周长和面积将榆林地区31座秦汉古城排列为三个等级。其中第一等级的古城,周长在3000-5000米,面积在50-150万平方米,达到了郡治城市的级别。榆林地区第一等级的古城共有6座。这6座古城中,龙眼古城、火连海则古城、古城滩古城分布在秦昭襄王长城沿线。白茚骏指出,就秦昭襄王长城沿线的古城规模来看,只有龙眼古城和火连海则古城符合郡治级城邑,并推测龙眼古城为肤施县。现在看来,白茚骏根据秦昭襄王长城沿线古城规模寻找肤施县的思路是合理的,只是在最后的判断中,发生了偏差。

火连海则古城位于秦昭襄王长城以内(直线距离约为10公里),并且地处无定河以北、榆溪河以西,与五龙山隔无定河相望,符合《史记·匈奴列传》《汉志》《水经注》等文献对肤施县方位及地理信息的记述。古城位于响水镇、榆林市一线以西,在两汉属于上郡辖域范围,古城规模又达到郡治级城邑的标准,因此无论是从所处地域来看,还是从城邑规模来看,火连海则古城都符合上郡肤施县的各项条件。反观米家园则古城和郑家沟古城,城址规模较小,白茚骏将两者归入第二等级,仅能达到汉代一般县级城邑的标准,若将两座古城指认为上郡郡治,较为牵强。

吴镇烽曾经提到,秦直道所经是限定秦汉肤施县方位的重要参照。从传世文献来看,并没有肤施县地处秦直道的确凿证据。但是辛德勇在考察秦汉西北史事后指出:“上郡及其治所肤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经由此地连接九原、甘泉乃至咸阳的南北通道,是一条相当重要的道路。而目前所知秦汉时期往返于咸阳、甘泉与九原之间,途中经行地点明确的历史活动,都是经由上郡,……在这种情况下,在确定直道走向时,还是需要充分考虑经行上郡肤施一带的可能性。”据此,肤施县与秦直道可能存在一定关联。

关于秦直道的走向,目前存在“西线”“东线”两种说法。“西线”由史念海提出,认为秦直道从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宫起,沿子午岭北上至定边县,再东北纵穿毛乌素沙地,在达拉特旗昭君坟跨越黄河,最终抵达今包头市西南的秦九原郡治所。“东线”首先由靳之林提出,认为秦直道从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宫出发,经陕西省旬邑、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靖边、榆林,最后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红庆河镇与“西线”汇合。此后王开又提出一条秦直道路线,与靳之林的方案略有不同。“西线”完全不经过陕西省榆林地区,暂且不论。“东线”靳之林的复原路钱在今榆林地区的走向为靖边县天赐湾乡至杨桥畔乡,沿横山县芦河东岸北过无定河,经榆林市榆阳区马合乡进入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境内。此后王北辰在论及榆林地区秦直道走向时,提出秦直道由靖边县天赐湾乡“芦关”经芦河东岸向北延伸,其结论基本同于靳之林。王开的复原方案则是由子洲县进人榆林地区,过无定河,沿榆溪河东岸北上,后来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对榆林地区秦直道的标绘,部分采纳了王开的方案。相较靳之林、王开两套秦直道复原方案,前者更为可信。因为在随后的考古调查中,榆林地区的文物工作者并没有在子洲县境内找到秦直道遗迹,反而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文物工作者在榆林市马合乡找到了秦直道遗迹。这与靳之林的复原方案一致。2005年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的王富春经过实地考察,基本明确了榆林地区的秦直道走向,为靖边县小河乡、龙洲乡、高家沟乡、杨桥畔镇,横山县塔湾镇、赵石畔镇、横山镇、雷龙湾乡,榆林市榆阳区红石桥乡、巴拉素镇、小纪汗乡、马合乡一线。这条考察得出的“秦直道”恰好经过火连海则古城。1988年史念海撰文批驳“东线说”,认为秦直道并不经过上郡。面对纵穿上郡的“东线”,史先生称:“所标示的直道(笔者按:即靳之林之复原方案),既不经过阳周,也不经过上郡(笔者按:此处当遗漏“肤施”二字)。前面已经指出,上郡治所肤施为一方重镇,直道的修筑又富于军事意义,所说的直道如果从这里通行,那就不可能不经过肤施。”史先生认为,如果直道确实纵穿上郡,那麽不经过军事重镇阳周和肤施是说不通的,并据此反对“东线说”。史先生写作此文时,对阳周、肤施的定位皆得自《中国历史地图集》,而如果明确阳周即今靖边县龙眼古城,肤施县即今榆林市火连海则古城,则“东线”既经过阳周,也经过肤施,这反而成为佐证“东线说”的有力证据。

史念海认为秦直道沿子午岭至今定边县出秦昭襄王长城后,纵穿整个毛乌素沙地。然而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在鄂尔多斯地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调查,却未在毛乌素沙地核心地区发现任何秦代大型道路遗迹。而且毛乌素沙地人烟稀少、环境恶劣,秦直道由此穿越,物资补给和安全保障都是问题。而靳之林、王开、王北辰、王富春提出的“东线”,主要途经上郡,属于秦国开发成熟地区,并沿秦昭襄王长城内侧北行,不仅物资供给、安全维护有所保障,还把长城沿线的一系列重要军事要塞串连起来,再加上有丰富的秦代道路遗存,因此从各方面来看,都要优于“西线说”。秦直道走向的明确,可以进一步佐证火连海则古城即秦汉肤施县,而肤施县、阳周县方位的确定又反过来证明了秦直道“东线说”的可信,两者形成强烈的互证关系。

明确了肤施县与秦直道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肤施恰好位于秦直道与秦昭襄王长城的交汇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想必这一特殊的战略地位,正是汉武帝开拓河南地后,将上郡治所迁到肤施县的主要原因。而当西河郡从上郡分置后,秦直道无疑成为上郡内部最为重要的交通路线。汉武帝在划定两郡辖域时,没有把同样地处无定河北岸的肤施县划归西河郡,恐怕也是出于保障上郡交通畅通的缘故。未来倘若将这些问题一一展开,对于深入探讨西汉中后期晋陕黄河流域的政区划分,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三、高望县地望考辨

 

明确了秦汉肤施县地理方位,秦汉高望县的方位也“呼之欲出”。《汉志》高望属上郡,自注“北部都尉治”。另外秦代“册八年上郡守戈”刻划有置用地“高望”,可知此县秦代即已设置。关于高望的地理方位,历代文献均未提及。时至清代,却突然出现高望县方位的记述。《清一统志》鄂尔多斯右翼前旗列有“高望旧县”,曰:“在右翼前旗,直榆林北。汉置,属上郡,为北部都尉治。后汉省。”王文楚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考证:“今乌审旗昂拜淖(沙漠中的河泽)西北五公里之圪圪淖有古城一处,方圆约一公里半,南北较长,城中砖瓦碎片甚多,古城东南约六公里巴生敖包有石穴墓群,时代可能是东汉,古遗址与上引诸书记载汉高望县址相符,可能是高望县遗址。”《中国历史地图集》据此将西汉高望县标绘在乌审旗西北(参图1)。王文楚所定高望县方位,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史念海曾对这一定位表示怀疑:“如果高望县真的就在乌审旗北乌审召附近,又如果当时当地已经有了沙漠,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今按,清代关于汉代高望县方位的记述时代过晚,不可轻易采信。王先生以晚出文献为据,判定圪圪淖古城为高望县,不能让人信服。后来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对乌审旗呼和淖尔古城(即王文楚文章之圪圪淖古城)进行了调查,确定其为西夏城址,故此城不可能是秦汉高望县。

2010年何彤慧、王乃昂结合史念海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红庆河古城考订为汉代西河郡虎猛县的结论,指出上郡高望县不可能地处红庆河古城以北,推测红庆河古城以南的瓦片梁古城为高望县。艾冲仍受《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影响,把高望县定在乌审旗北部的杭锦旗吉尔庙古城。这些意见都带有很大的推测成分,并不可信。

2001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以下简称《秩律》)的公布,为推定西汉高望县方位提供了重要线索。《秩律》记载的地名,反映的是吕后初年的政区面貌。而在吕后时期,汉廷北部边疆仍以秦昭襄王长城为界。《秩律》简452出现了“高望”,表明此县必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内。而呼和淖尔古城、瓦片梁古城、吉尔庙古城都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外,所以絶对不可能是秦汉高望县。

若基于《秩律》,高望县应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内。又《汉志》高望县属上郡,前面所考订的西汉晚期上郡、西河郡的分界,其在无定河以北的走向为今横山县响水镇、榆林市区、榆林市榆阳区麻黄梁镇一线。高望县应分布在该线以西。《汉志》高望县自注“北部都尉治”,则高望县必在郡治肤施县以北。今火连海则古城至麻黄梁镇之间的秦昭襄王长城沿线仅有一座战国至汉代古城遗址一古城滩古城(参图2)。综合各种地理限定条件,将这座古城对应为高望县最为合理。

古城滩古城位于今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牛家梁乡缸房村,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周长4800米,城墙残高1米,城内出土文物极为丰富古城周边方圆4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有145处秦汉遗址、174处秦汉墓葬群,构成一个以古城滩古城为中心的秦汉遗址群。

根据白茚骏对榆林地区秦汉古城的等级划分,古城滩古城属于第一等级。古城滩古城在秦汉上郡境内属于大型城邑,作为北部都尉的驻地十分合适,因此将此城定为高望县,就古城规模来说,是比较合理的结论。

古城滩古城位于榆溪河东岸,以往学者多根据《水经·河水注》“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将古城滩古城定为上郡龟兹县。其实,古城滩古城的地理方位与《水经注》所记载的龟兹县地理信息并不吻合。根据《水经注》,龟兹县应在榆溪河发源地,而古城滩遗址却在榆溪河中游沿岸。艾冲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故将两汉龟兹县考订为榆溪河源附近的内蒙古乌审旗噶鲁镇敖柏淖尔古城。而根据笔者的考证,汉代龟兹县为今宁夏自治区盐池县张家场古城。总之,我们可以完全排除古城滩古城为龟兹县的可能性。

《清一统志》记载高望故城“在右翼前旗,直榆林北”。而古城滩古城在清代正属于鄂尔多斯右翼前旗,且恰好位于榆林县北。笔者推测,《清一统志》提到的高望故城就是古城滩古城,前人在清代鄂尔多斯右翼前旗远离榆林的地方寻找高望故城的做法,或许存在误区。清代可能在古城滩古城发现了带有“高望”字样的文物,所以能够明确此城即秦汉高望县。这样看来,高望故城方位在清代文献的突然出现,并非“空穴来风”。

 

结语

 

古地名地望考证工作的开展,主要依靠传世文献。然而受到文献资料的限制,年代越早的地名,其地理定位的难度越大。具体到秦汉地名,明确载录城邑方位的传世秦汉文献几乎没有,只能依赖唐代以后的文献。而受年代隔阂的局限,唐代文献对秦汉城邑方位的记述存在诸多问题。在今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地区的秦汉城邑方位判定上,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东汉灭亡以后,中原王朝在今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地区建立的郡县体系完全崩溃。当地逐渐被游牧民族占据,成为游牧区,直到北魏才开始重新建立郡县城邑体系。由于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地区存在近三百年郡县建置“空档”,使得当地汉唐间政区沿革无法接续。北魏重新设立郡县时,已不清楚当地秦汉古城的性质,因此所追溯的政区沿革,就不可避免地引发错误对应。

就目前所见唐代文献来看,其对今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地区政区沿革的追述,北朝以后较为清晰,而对北朝以前的描述相当混乱,很多记录都不可信。在秦汉城邑定位主要依靠唐代文献的状况下,我们对当地秦汉城邑方位的认识也存在较大问题。然而受到文献记载缺失的限制,这一局面很难有所改观。

近三十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地区大量秦汉遗迹和文字文物的发现,为我们摆脱晚出文献束缚,重新认识当地秦汉政区格局提供了新的机遇。目前我们已经具备了结合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物复原当地秦汉政区建制的条件。伴随着一系列山川城邑的重新定位,越来越多的历史地理问题也有望得到澄清。而圜水以及沿岸城邑的重新定位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两汉上郡和西河郡的辖域范围,从而引发对整个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地区秦汉政区体系的重建。本文即在此背景下,讨论上郡治所肤施县和北部都尉驻地高望县的地理方位,得出较之前人更为合理的结论。肤施县方位的明确,不但有助于解决秦直道走向的纷争,还可以重新认识战国末年秦国、赵国在陕北地区的势力交替,体现了城邑定位对历史研究的基础导向作用。

笔者希望借助此文,提示学界结合最新考古发现解决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地区秦汉城邑定位的可行性,同时期望更多学者参与这一工作。相信伴随着一系列秦汉城邑方位的明确,西北地方秦汉历史研究也将迎来一个新的局面。

 

 

(本文原刊《文史》2020年第2辑第19-34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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