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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圆明园
来源:清史所 作者:[美] 乔治·凯茨 著  董建中 译 点击数:95 更新时间:2020/11/15

译者按:美国人乔治·凯茨(George Kates1933年至1940年在北京生活,后将见闻写成了一本书:《丰腴年代:19331940年的北京》(The Years that were Fat: Peking,1933-1940)。作者借用《圣经》里“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来形容他的收获之丰,也表达了北京生活的丰富多彩。该书是描述民国时期北京的名著,1952年由纽约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出版,以后多次再版。其中第十一章“A Garden in the Mind”是描述圆明园的。对于圆明园,作者也只能故址寻踪,心中想象。作者的记述,不可能处处准确。时移世易,现今这又成了我们追忆圆明园的可贵史料。

 

      中国经受了一场西方人残暴的破坏艺术的行径,损失难以估量。这就是英法联军在1860年对这座伟大的夏宫的令人浩叹的洗劫与焚烧,现在是已经消逝所谓的旧夏宫(the Old Summer Palace)。而今天的“新”夏宫——颐和园(the New Summer Palace,在当时业已存在,因此在某种意思上,它也不是新的;当时它是辅助性的,其建造并非为在此园居;它的许多建筑也遭破坏,从未得到重建;而旧夏宫整个告废,可见那把火是多么地致命。

       这里我们不必关注焚烧的细节;它构成了战局日益发展的高潮部分。这一恶意建言的焚烧是有意为之,就是令皇帝本人,而不是他的大臣,为背信弃义的行为付出代价,为违背休战协议并扣押欧洲人质,对他们进行不可宽恕的折磨付出代价。唉!皇帝的这一居所拥有这个国家许多独一无二的财富。英法联军所拿走的作为战争战利品或纪念品的,是华丽的小物件,并非伟大画家的作品、周朝青铜器或宋朝瓷器等稀见之物。这些东西几乎不为劫掠者所注意,因为那时我们对中国艺术的现代鉴赏还没有产生。这场大火持续了四天,所毁灭的美一去不返。因此,这一章所写的是一座离北京不远的乡间的业已不存的宫苑。

       这座伟大的宫苑名叫圆明园。在中国人心中,这样的生活之所,应宫殿与苑囿合而为一的;那些建筑,不论规制多么宏大,总是散处在山石、树木间。乾隆最钟爱圆明园,它是这位伟大皇帝的主要居所。直至暮年,他一直喜欢在这里居住,尽管在冬季,他要前往紫禁城,因为新年时要在那里举行典礼。

      人们可以想象盛世时这里珍宝堆积如山,仅三代之后就烟消云散了,当时战争的危险迫使另一个皇帝——乾 隆的曾孙,彻底放弃它,逃到了热河。在热河他遭雷劈而死。他1860年逃亡,1861年死去,这是中国19世纪多灾多难的象征。

       士兵们是在劫掠一处无防御的宫苑;随后农民运走了他们能利用的一切。到处是成堆的碎石瓦砾,这里又变成了原始的农田。建筑当然消失不见了;除了在皇家祖祠里的一些古老的松树外,所有的树木都砍伐殆尽。只剩祼露的地表。人们常来凭吊,徘徊于此,手持各式珍贵地图,上面绘有原来的格局,想象着宫殿又一次矗立起来。我找了一位西方朋友,他是附近西式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我与他一道遐想联翩;数年间我们常常在这里漫步,找寻出的就是下面我要叙述的。

      人工湖和各类水道,大体还保留着,人工堆造的山丘大多也有迹可寻;当然,这些山丘已完全童秃,正慢慢再次风化为土,当地农民已将所有地方辟为田地,满足自己简单的栽种需求。被推翻的假山,时常出现的碎石覆盖的地基,有时还可见建筑残存,都告诉我们,这里曾有过精美建筑群。不出三代,沧海桑田,它成为了万物必然消亡的令人感叹的象征,想象着日落时分,御舟闲荡于荒凉、芦苇丛生的水塘,壮丽辉煌,极致景色唤起了一种诗意。现在除了偶尔耕作的农民,这广阔地面苍凉无人,渐渐成为了“我们的地方”。

       圆明园最终建成时,据说园周约十二英里。“圆”的意思是“完美”,还表示“整个”或“圆形”;乾隆下令所建的湖泊外形差不多是圆的。后来,在此设计上又增添了很多,开挖了一个更大的湖,岸边布满了成群的精美建筑。再接下来,属于两个相当大的宗室王公的园子,也纳入了圆明园。然而,第一个湖一直保持着核心位置,皇帝在最大的湖心岛——所谓的九洲上居住。

      北京城向西有条大路,离城门约八英里的地方有一叉路,通向圆明园的正门。走近园墙,首先要经过护卫圆明园的旗营,名叫挂甲屯。然后就看到两个扇形水塘——扇子湖,它的挖掘是为了在炎热季节,为园明园送来清凉。它们是农民在饥荒之时挖成的,乾隆下令以工代赈。夜晚,在这座伟大园子长长的围墙外面,整个环绕着满族旗兵,结队传递着筹符以确保守卫。

       进入正门,两翼对称分布着成排的朝房,朝会的大殿位于正前方,离正门不远。1793年,这时已是乾隆朝末年,乔治·斯当东爵士,他是乔治三世派遣访华的马戛尔尼勋爵使团的秘书,参观了这一建筑;我们可以在他随后出版的报告中见到对此的描述——甚至包括了有些小错误的平面图。

       不仅是乾隆,而且也有他的祖父,多年来都使用了一帮能干的耶稣会士,他们因身怀种种技能而被选中,只是为了效力朝廷。乾隆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个园子内建立了一个工作室,离正门不远,靠近正门的一侧(我那位研究考古的朋友,他对于耶稣会士的所做所为特别感兴趣,能寻找到这一地方,他特别满意)。郎世宁神父是位有魅力、干练的艺术家,是这一耶稣士团体的领袖,甚至获赏前所未有的坐骑特权——骑在一头驴上,可以出入圆明园内的任何地方,皇帝分配给他的任务太多了。

      大殿,我们只能找到它的地基,当时必定与现今紫禁城内许多仍矗立的宫殿相仿。它在商议国务时使用,因此被置于宫苑区域的前面。它的后面是一座高大绵延的屏风假山,形成了隔离屏障,完全是中国风格,人们走过假山,向内,曲径通幽。

      接下来会看到开阔的湖面,其中的九个岛屿形成了环形,每个离岸都不很远。最大的一个,离正门也最近,上面建有庭院,住着皇帝及家眷。在老旧地图上,它看起来很怪异,像个蜂巢,有许多蜂房。这里是皇后及妃嫔、皇子皇孙居住的地方,乃一大群人。自然是帝国的第一家庭,却如汉人家庭般共同生活着。

       其他的岛屿,由如画般美丽的桥相连接,形成了湖中的一个环形。每个岛都规划有着起伏的小山,或是私密地方,或是自成景致,目睹如此新奇设计,人们有时会啧啧称叹,转而又神清气爽。例如,头一个整个就是假山和牡丹;第二个田园风光;第三个有座寺庙;第四个有一个隐蔽、雅致的藏书楼。这里处处引人入胜、优雅不凡,那是一个有无尽资源可以利用并精益求精的年代。

       这个地方必定需要大量低级的太监来照料。人们或沿弯曲小径,或乘扁舟,随意闲逛。水面之上,许多小桥 蜿蜒曲折;某处,甚至有座长长的汉白玉桥,拱立于水塘之上,与倒影交相辉映。我们从描述这些地点的诗作中知道这些景点的含义——所有的诗作都由钦命绘图、释义、印制。

       是乾隆想象着整个梦幻般至臻至善的区域,符合他极致完美的品位(这里与他的极高雅品位相契合)。在极盛期,这里必定是超乎想象的地方。圆明园必定是中国人所能想象的完美花园:集合了各种各样令人惊叹的建筑,每一座都有树、石、流水环绕,在湖岸之滨,在空旷天空之下。

      这里就是不要保留造化所赐,而是建成悦人之物;我前往的时候,正是一些遗迹最后拆除之时,发现部分原址实际上是一片沼泽。先是堆山,再在其上造建筑;其中的一些,地基必须打得很深,是建筑高度的数倍,柱子打入湿的泥土和黏土中。这些潮湿实际上保护了这些木料——我不知是什么木头,两百年后,我看到农民前来挖掘,因为它们仍然值钱。

       在圆形湖的九个岛屿后面,原有宫苑之外又增添了数个区域。西北方向的远处,是皇家祖祠,其雄伟丝毫不输于北京的太庙。它的周边,高墙之内,常绿植物雄伟庄严;这里的一切静肃高贵。直到近些年,遗迹依然矗立,还可以拍到令人感兴趣的照片,我们仍能看得到。从那以后,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

      再往后,西北角落,堆石成山,名寒山,皇帝依旧俗每年在九九重阳节登临。这时适宜皇帝登高远眺,如同当晚他的大臣所做的一样。不过,只有这座山是为皇帝而建的。

       原有的湖和岛的后面是稻田,这里更衬托出天空的开阔。在这样伟大的宫苑中,皇帝们常常在皇家的富丽堂皇中寻求一些点缀之物,以提醒他们关注“老百姓”的卑微命运。他们的居所因此成为了具体而微的帝国。净水灌田,风吹稻浪,吹过的风健康宜人。

      在这一区域,矗立着一座著名的建筑,上下两层,内中有巨大的藏书室。它是效仿宁波的一处著名藏书楼建造的,位于当院的小湖之中(我们在那里徜徉,在其中寻踪景致)。在书架上庋藏着一套非凡的丛书,包括了乾隆下令能收集到的所有文献。这部书,名为《四库全书》,它卷帙浩繁,无法付印,只能手抄。它也在1860年的火光中消失了。

       一座座建筑,现在只在我们脑海中呈现。人们偶尔会碰到带雕刻的汉白玉栏杆,或是其他的小物件,这些是逃过了作为料石拉到当地窑场以烧石灰的命运。这里也有一块高高的太湖石,上面刻有文字,在已消失的藏书楼入口处斜卧着。环绕它的水塘已经干涸。在石头上,乾隆志得意满地记述了他是如何下令修此建筑,模仿的是距离北京千里之处的著名建筑。

      还有其他的地点可以探查。一个是跑马场,也用于军事操练。四边曾有过廊子,供皇帝前来时使用。这一区域也可能是后来添加的;到现在,在开阔的天空之下,我们能一步步地循迹,看皇帝的抱负是如何一步步膨胀的。“我们正在经过的是一道拱门!”“现在我们已抵达下一道墙!”可它们都已不存在了。

       然而,这些附属建筑所占据的区域,根本无法与圆明园将要扩建的部分相比。在它的东面,挖掘了一个新的、更大的湖,它成为了中心湖泊。它大致呈正方形,每边差不多半英里长,命名为福海。在湖中心,有三个小岛,以华北沿海的仙岛命名。两个上面有建筑,是效仿唐代的一位著名画家的画作建造的;第三座更具田园气息,休闲之地,宛在水中央。三岛由桥相连。

      福海沿岸断断续续分布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在湖北岸山丘的后面——从湖上是看不到的,其实很近——是船坞,以收容所有船只。这里的新奇应接不暇:一组两层的建筑,立于高高的基址上,通过上一层的飞桥,与它对称且相距很远的亭子相连。有水门穿透一段仿造的城墙。乘船经由其下,就进入了一片幽静之所,位于两水域之间。此处名字很怪,叫做“别有洞天”。

      附近的一组建筑,叫做“夹镜鸣琴”。此名源自有名的诗句,描述的是这里所模仿的地方,好像浮在空中,上下天光,倒影婆娑。这首诗写到附近有瀑布之声。附近山上建了水池;水从一口深井中,一桶桶地抬至山上(有一天,我们爬上这座山,发现控制水流的旧闸门还在老地方)。费时费力,才能产生极短暂的效果,要计算时间,以保证在皇帝经过时瀑布正好喷涌而下。

      就这样,我们四处闲逛,想象着一个个消失的所在。在福海西岸,我们找到了带有围墙的印度式小镇的一部分,地图上的文字说,这仿建的是舍卫城,是释迦牟尼一生许多神迹发生的地方。入大门,花岗岩铺就的甬道通向南面,四周曾经是在普通中国城市能见到的店铺和房屋。这里,新年之际,太监们常常进行令人兴奋的滑稽可笑的表演,为宫廷再现买卖市镇轻松热闹的场景。这里也是每年集市的所在地。

      有位耶稣会士曾获允进入,并留下了记录。由欧洲的目击者记下宫廷的隐密生活,是件稀罕事。它告诉我们,这条街上所陈列的物品是从北京最好的店铺中调来的。乾隆也常常与他的女儿们加入到这好玩的场景之中,也极力讨价还价;在这一场合,他们效仿着普通人,进行着真实的购物。

      再往南,在汉白玉石桥的湖面远处是皇家的学习场所。在这里,年轻的皇子皇孙们,由最好的老师施教;据说乾隆亲自前来督查学习,以确保他们刻苦用功。

      然而,所有这些还嫌不够,乾隆醉心于进一步拓展。他又将外面的两个王公们的园子并了进来。它们的围墙没有拆除,只是打穿允许游船通过。在远处水域的岸边,是圆明园中最大的怪石堆,这是模仿苏州的狮子林(中国历史上的一座著名园林)。这种仿建显然不是照搬,是富有想象力的再创造。

       在这些扩展地界的后面,又添加了一狭长地带,最后开始建造的是乾隆后期极端怪异的建筑,却是我们尤有兴趣的大片建筑群,这就是西洋楼。因为几乎所有建筑都是琢石而建,不是中国流行的土木结构,因而更多的遗迹保存了下来。(许多建筑的基础结构仍在,另有石刻和老照片的帮助,我们能够想象着还原整个建筑群。现在我和我的博学朋友,两位“园林访踪者”者都是专家了。)

      规模宏大,原料坚实。这些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是意大利神父郎世宁设计的,从比例上看似乎不够特别精细——这由中国的匠人完成,肯定无可避免,但整体效果必定震撼人心。建筑上做了一些让步以迎合中国人的品位。例如,这么多的琉璃,无可置疑是用来添加中国人看来至关重要的颜色的,不仅欧式的层顶和烟囱是用它建造,甚至是典型的露柱和楣构等也用琉璃,被运用到各种表面。石雕有许多细部刻划,其中一些被中国石匠搞错了,看起来很怪,不过从未用过人体形象。效果是完全中西混合的。在整个建筑风格移植的历史中,我从未碰到比这种“欧洲癖(“Europeenerie”,如果可以造这么一词的话)的实验更具有迷惑力的奇妙事情了。18世纪所有欧洲宫廷兴起了华而不实的中国风(chinoiserie),我们可以将同一时期,在北京城外的宁静乡间建造的这一建筑群,看成是中国对此的回应。

      这里最早兴建的是一个单体建筑,有着半圆形的弯曲、用小块玻璃拼成的廊子,很显然多少带有尝试性的,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新奇之物,它是作为柑橘园。它的后面是两个体量小些的建筑,一个放置水池中小型喷泉的供水装置,这些对于中国传统来说完全是新鲜事物,另一个是养雀笼,这一想法也是外来的。(所有这些都已不复存在,但借助于铜版画提供给我们的一个个细节,我们学着去解读它们,现在可以彻底弄明白了。)

      北面是一个黄杨木(boxwood)做成的迷宫,与当时欧洲的时尚极相像。(我们有一幅极具有说服力的铜版画)。然而,这一设计也包括一个凸起的小亭子,据说乾隆站在亭子里,常常看宫女们徒劳地穿行于转角和通道中间以寻找出口,从而开心自乐。很显然,耶稣会士们竭尽心力进行设计,以取悦皇帝。

     当时,大概是受这一次试验的激发,乾隆的想象力似乎真的被唤起。规划了一条新的轴线,与第一组建筑垂直;这一地段很窄,但它很长。这里,一个个新的设计付诸实际;这一西洋式装饰性建筑群开始呈现出帝王规模。(我们自己的追访也令人兴奋,在城里教堂的天主教神父图书收藏室中,发现了更多的文献。)

先是一条西洋式的水道,环绕着一个长方形建筑,它有着富有想象力的巴洛克风格,称为方外观。方外,让中国人联想到任何奇异的东西;不知为何,它朝向一组完全由竹子建造的通透的亭子。

       接下来是一组要庞大和宏伟许多的建筑,横跨在这一新的轴线之上,叫做海晏堂。高大的巴洛克风格建筑的双外露楼梯的每一侧,涓涓细流顺势而下,当它向下流动时,水喷洒开来,最后落入建筑入口的水池。在这个水池的周围对称地分布着雕塑,不是半祼的男性或女性神祇——这在奉行儒教的中国是不可能的事,而是中国计时的十二种动物。这些设计成了一半是人的形象,另一半是马、猪或蛇等的形象,是完全不同一种的创造,每个代表了我们西方的两个小时的时长。这些形象能够喷水,依次而行,因此这一喷泉可以作为钟表(可以想象,这些传教士规划这些效果时必定要交换意见,我们似乎可以听见他们的谈话)。

       这对神父们来说,已是冒着风险之事,他们对于水利工程学的了解是自修而来的,以满足皇帝对于喷泉日增的兴趣。他们意识到若对于水池的计算发生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设计位于海晏堂后面的下一个也是最为壮观的建筑时,他们显然下定决心不再冒险。起固定作用的墙(部分还屹立着)特别厚实。为了使这一巨大的堡垒更好看些,他们将一个抽水机器置于其内部,在它平展的顶部,他们又设计了一个浅浅的水池,位于葡萄藤架下。意大利风格的楼梯通向这里——一个中国式的“空中花园”,它置于一大簇挺拔有力的巴洛克建筑之上。

       他们为皇帝设计了一个汉白玉的宝座,安放在观赏喷泉的最佳位置上。宝座背后是一组高高的汉白玉屏风,上面装饰雕刻的战利品。(我们有一天发现,这些屏风废弃在载涛贝勒花园附近的偏僻处,乱草丛生。我们看到了铜版画,立即知道了我们发现的是什么!)

      要更好地了解所有这些喷水装置的创新之处,就必须记住,对于守旧的中国人来说,喷泉是与自然相冲突的。水应是向下流,如同瀑布一样,这与天地法则和谐一致——即便是苦力必须流汗劳作很长时间,为的是产生很短时间的惊奇和娱乐。要让水向上喷——这是多么胆大妄为之事!只有皇帝才会试验这外洋的舶来之物,而圣人们早就明确斥责这些为非自然的。

       在这些喷泉的背后,是所有建筑中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它坐落在一个高台之上,人们通过斜坡可以上去。这里的石柱,有着最精美的雕刻。欧洲的家具、镜子、钟表和挂毯,可能曾经布满该建筑。(我和朋友了解到,有一整套的挂毯是路易十五赠给乾隆的,相当一部分劫后余生,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也前往看了位于教堂旁的主教会客厅的一幅画,表现的可能是这个地方主厅的内部景象。)然而,除了倾圮的石头外,这一西洋楼最壮观的建筑已不复存在。

       所有这些都已建好了,然而,接下来可以继续向前,通过一个高大的巴洛克风格的凯旋门,就到了一个圆形的土山,叫做线法山。从最高处望去,人们能看到另一个门,开在远方的另一端。透过此,参观者最后看到了可能是整个区域最神奇的设计:在一个户外剧场的前方,挖掘了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水池。倾斜舞台上的砖砌翼臂,利用了逐渐缩小的透视原理,模仿的是西式房屋。在这里,亦即这一区域的终点被用于表达令人惊绝的试验,人们会看到带玻璃的窗户和高耸的烟囱。

   事实上除了一些石墙的碎片外,什么也没有保留下来。像整个宫苑一样,这里也成了“幻想”之地。回头看去,我将信将疑,在某个方面,从某个角度,我和我朋友已对它盛时面貌有过一瞥——可能正值耶稣会士Dom Pedrini为中国宫廷演奏西洋音乐,乾隆被一群女人围绕,在喷泉看演出后,已前往新奇的剧场。

[1]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和财政史。

注:本文转载自《圆明园研究》37期,转发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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