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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与经史传统》
来源:开放时代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27 更新时间:2021/2/2


原文出处:《开放时代》2021年01期

民间历史文献是普通民众使用的文字资料,似乎与“文史哲”传统相去甚远,难以登 大雅之堂。不过,我们从事民间历史文献的教学与研究,总是觉得其中有一套通用的话 语系统,来自于源远流长的经史传统,或者说是中国本土的文史哲传统。如果我们不了 解中国古代的经史传统,实际上也就不能真正读懂民间历史文献。在这个意义上说,文 史哲传统(经史传统)同样可以作为研究民间历史文献的方法。我在这里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民间历史文献如何使用经史传统,二是经史传统如何进入民间历史文献,三 是如何从经史传统研究民间历史文献。

我们读民间历史文献,不管是碑刻、族谱、契约文书,还是唱本、剧本、宗教科仪书, 大概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就是人、事、理。通常第一层是讲大道理,引经据典,拉大旗作 虎皮 ,给自己一个立足点 ;第二层是讲事情 ,交代事情的经过 、做法等等 ;第三层是讲 人,交代相关的当事人,或者是相关的社会群体。每一类文献都会涉及这三个层次,这可能是我们世代相传的文本传统。我们读每一类文献,都要尽可能把这三个层次打通,搞清楚人、事、理之间的关系。

其实,在很多民间文献中,人、事、理之间是矛盾的,是脱节的,是说不通的,但那些 编纂民间文献的高手,总是有办法自圆其说,把这几层关系说清楚。比如说拜一个神,可能根本就是荒诞不经、来历不明,他也可以引用祭法、引用道经、引用佛经,说出一通应该拜的道理。刘志伟经常说人家的祖先是假的,他们的谱系是伪造的,可是人家就是信以为真,当地人也都能够接受,这背后是什么道理?我们知道有很多民间文献是假的,但关键是为什么要造假?如何去造假?这里有一些基本的逻辑,我们需要搞清楚。有些道理古人是很清楚的,耳熟能详,随手拈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搞不明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做。因此,如果我们要读懂民间文献,就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回到中国本土的文史哲传统。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提出要做“乡族”的研究。“乡族”是中国本土的概念,很多民间文献都出现了这个概念。我的老师傅衣凌教授首先发现和使用这个概念进行研究,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乡族”理论,用“乡族集团”“乡族势力”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我原来以为只要读了傅先生的文章,就可以研究“乡族”。可是傅先生告诉我,如果你要研究“乡族 ” , 应该先去读“三礼”。“三礼” 就是《周礼》《仪礼》《礼记》,都是先秦的儒家经典。我当时学的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可是傅先生要我去读“三礼”,实在是想不通,只好硬着头皮去读。后来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乡族”,其实源头就在“三礼”之中。

“三礼”记载礼仪秩序,这种礼仪秩序是为政治制度服务的,家、国、天下,无所不包, 实际上是一套治国平天下的大理论。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大概都可以从“三礼”找到源头。我读“三礼”的时候,一开始是满头雾水。每年都有那么多仪式,祭天、祭地、祭山、祭水、祭祖先、祭鬼神,怎么忙得过来?后来才慢慢明白,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么多仪式,每个人要做的仪式是不一样的。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中,谁应该拜什么,在哪里拜,怎么拜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这背后是一套社会秩序。通过礼仪系统维护社会秩序,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逻辑。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都会发生变化,礼仪系统也会不断变革和重组。

中国古代文人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引经据典,所以经典的影响特别深远。先秦时代 的礼仪系统,在后世大多是行不通的,但很少受到质疑。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都可以重新解释经典,却不可以否定经典。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我曾经花了很多工夫试图搞清楚从“三礼”到“乡族”的历史脉络,后来发现,“三礼”的礼仪系统完全不适合“乡族”的发展,“乡族”的礼仪系统是在“三礼”之外重建的。例如,依据“三礼”的规定,老百姓是不能拜祖先的,当然也就不能做宗族。到了宋代,程朱理学提倡礼仪改革,让老百姓都可以拜祖先、做宗族。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理论依据是《礼记·大传》:“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这原来是一套贵族社会的宗法理论,但程朱却把它移植到民间社会,我称之为“宗法伦理的庶民化”。这种 偷梁换柱的做法,使经典可以与时俱进,不断获得新的意义。

1905 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我们的经典没人读了,我们的经史传统是否还存在呢? 前几年,我们申请了一个教育部的重大课题,名称就是“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我们认为,在现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原有的传统已经断了,但在民间社会中仍有传承。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找到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课题已经完成了,但是成果还没出版,因为涉及的问题太多,还要补充、修改。我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各种民间文献的编造过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究竟是谁在编造民间文献?编造了哪些民间文献?为什么编造这些文献?它们承载了哪些传统文化? 这就是我们试图回答的问题。

我们考察经史传统进入民间文献的过程,首先应该关注科举制度的教化功能。早期民间文献的作者大多受过科举教育,他们从小熟读经史,自然会把儒家经典运用到民间文献中去。他们的作品后来成为范本,不断地被传抄和模仿,逐渐形成一些流行的套路。我们研究民间文献,经常很头疼,觉得套话太多,似曾相识,有时就跳过去了。但是,这些套话实际上就是约定俗成的话语系统,对民间社会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把这些套话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就可以明白民间如何理解、使用经典,就可以了解经史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

明清时期有各种不同版本的日用类书,如《酬世锦囊》《家礼集成》之类,为民间文献 的制作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活套”。由于这些“活套”的广泛流行,即使是识字不多的普通人,也可以阅读、使用、制作民间文献。根据最近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民间文献中的常用字并不多,大约只有几百字至一千字左右,读过私塾、社学的普通人大多能够掌握。

《酬世锦囊》之类的日用类书,主要是为识字不多的普通人编纂的礼仪文本,这就为“礼 仪下乡”提供了便捷的途径。此外还有一个历史背景,明清时期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快速 发展,降低了书籍的成本,扩大了普通人的阅读范围,推进了经史传统的普及过程。

我们以前有个误解,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识字率很低,文字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不 大。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可以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有文字的世界,一个 是没有文字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是互相隔离的,各有不同的运作机制。可是我们现在发 现,中国各地都有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可见普通民众早就进入了文字世界,而且他们 很会利用文字,不断为自己制作各种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文字资料。我们在乡村做田野调查时经常发现,有的地方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历史文献资料,有时一家人就可以拿出几箱、几袋历史文献。这些历史文献大多是世代相传的,乡民的日常生活深受文字传统的影响。

还应该指出,在乡村社会中,即使只有少数读书人,文字传统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我小时候在乡下,经常听老人家讲故事、唱歌词,他们的知识系统主要来自于唱本、剧本、话本小说。乡下人吵架、骂人、教育小孩,经常引用历史典故和戏剧故事。以前有很多民间艺人、仪式专家、乡村文化人,他们可能读书不多,但很会利用文字资源,创作了大量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作品。这些民间文艺作品大多注重道德教化,同样是 经史传统的重要载体。

最后,我想讨论如何从经史传统来研究民间历史文献。前面已经说过,民间文献通常要讲大道理,这些大道理主要来自于经史传统。换句话说,经史传统为民间文献提供 了话语系统,或者说是民间文献的基本“语法”。我把民间历史文献的这种论述方式归纳为“对口型”。那么,究竟如何“对口型”?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大概有三种基本的套路。第一种套路是和现行制度相对应,尽可能找到合法性依据;第二种是和儒家经典相对应,尽可能找到合理性依据;第三种是和人情世故相对应,尽可能找到实用性依据。 因此,我们只有把民间历史文献纳入特定的国家制度、儒家经典和历史情境之中,才有可能得到全面、准确的认识。

这里提出的民间历史文献的三种论述方式,类似于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情、理、法”。不过,从各种民间文献呈现的优先顺序看,似乎应该是“法、理、情”。例如,为地方神写碑记,最好是要找到其纳入祀典的依据,或者是发现其曾经受到国家的敕封;其次 是依据《礼记·祭法》,在“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之类的条款中找到合适的理由;再次是依据民情习俗,列举其灵验事迹,指出其香火兴旺、广受信仰等等。实际上,大多数地方神从未纳入祀典、受过敕封,因此很容易被列为“淫祀”,遭到禁毁。那么,能否从儒家经典和人情世故出发,找到立庙奉祀的依据,就是考验碑记作者的时候了。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可以同时使用多种论述方式。比如编族谱、拜祖先,如果传承 很清楚 ,那就按宗法制度来讲 ,谁是高祖 ,谁是曾祖 ,谁是大房 ,谁是二房,等等 ;如果传承世系不清楚,那就找历史名人,挂靠郡望、堂号,或者是借用别人的谱系,联宗通 谱;如果这些都行不通,那就借助地方习俗,编造收养、招赘、过继之类的故事,尽可能自圆其说。有时在同一部族谱中,可以同时看到这几种论述方式并行而不悖。这就是说, 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这几种套路都是建构宗族的有效做法,都可以得到社会认可。

在台湾的台南地区有三种庙宇,第一种是“祀典”某某庙,第二种是“开台”某某庙, 第三种是“玉封”某某庙。这些庙宇一般都有碑记,介绍庙宇的来历和灵验故事。所谓祀典庙,原来是官方庙宇,曾经纳入祀典;所谓开台庙,据说是最早在台湾建立的民间庙宇,一般都是为特定地方神而建的;所谓玉封庙,据说是由玉皇大帝敕封的,一般是通过乩童降神获得封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种话语系统的并存,也可以看到民间社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我们力求从经史传统解读民间文献,主要是为了厘清民间文献的话语系统,探讨民间文献的论述方式。当然,民间文献在“对口型”的同时,已经表达了作者、编者们对经史传统的理解和解释,这对我们研究中国的文史哲传统是有意义的。尤其重要的是,民间历史文献中对于人、事、理关系的阐述,反映了普通民众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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