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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成崇德:戴逸先生与清史纂修前的准备工作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80 更新时间:2021/2/2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4册《戴逸文集》,其中《清史编务》比较集中地汇集了戴逸先生关于清史纂修的各类文章,《学界记往》等篇目中记录了戴逸先生学术交往与学术思想。读后,思绪万千。在这里,我想就清史编纂前的学术准备谈谈对戴逸学术思想的认识。

从时间上划分:1966年以前,戴逸先生曾多次参与了国家清史编纂的准备工作;1972年,戴逸等清史专家被调入北京师范大学,成为清史研究小组成员;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小组回到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戴逸先生以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作为清史纂修基地,开展各种类型的科研项目和各个层次的人才培养,为清史纂修作前期准备。总的来说,1978—1998年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准备时期;1998—2000年是学术成果集中出版时期;2000—2002年是呼吁国家修史,为清史纂修进行学术准备,清史编纂方案论证时期。2002年8月,中央正式批准清史纂修方案,12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2003年1月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清史编纂启动会议。2003年至今,是清史编纂时期。

从清史纂修的学术准备工作来看,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肩负重要责任,主要目标是,在戴逸、李文海的领导组织之下,始终以纂修大型清史为己任,从纂修大型清史的长远目标着眼,贯注心力于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展清史学术研究,20年间,清史所教师发表数千篇(部)关于清史研究的各种学术著作和文章,出版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如12卷600余万字的《清史编年》、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22册268卷700万字《清通鉴》、9卷本《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这些成果大多于1998—2000年出版;二是清史编纂的人才准备,清史研究所1978—2002年招生培养225名硕士博士,加上国内外各类访学进修生,合计350余人。这些专攻清史的学子们大都参加了清史编纂的工作。

1999年教育部准备在全国成立若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清史研究所被列为首选基地之一,6月份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基地研究目标时,戴逸先生提出应该成立“大型清史研究和编纂”基地,之后,戴逸先生又建议,成立研究基地应由向教育部申报转变为向国家申报。

2000年12月23日戴逸在访谈中说:“现在向中央提出修清史的建议,还是比较合适的。这是一个宏大的文化工程,现在中央注意经济问题,当然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文化建设也不能放松,文化建设是多方面的。电影、戏剧这些是文化建设,修史也是文化建设,而且是长远的工程,长期的工程,不是三天两天能完成的,必须要有连续的工作班子。或是成立清史馆,或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要有一定的经费,要有一定的编制和规划,希望领导能够考虑。”

戴逸先生的想法得到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的支持。2001年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清史编纂座谈会,会前戴逸先生专门给季羡林先生送呈邀请函,信中写道:“有清一代,史事繁复,勒成信史,殊为艰巨”(《学界记往》第229页)。4月5日人民大学召开清史编纂座谈会,会上季羡林、任继愈、王忍之、王钟翰、蔡美彪、龚书铎、马大正、朱诚如、王晓秋、郭成康、邹爱莲等学者发言支持国家修史。任继愈说:“这个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前期工程做得很多、很好,《清通鉴》就是很成功的著作,也是我们前期工作的一部分。《清代人物传记》也做了很多。把这个算进去,我们的开工不是从今天开始,早已经做了很多。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4月6日,戴逸、李文海、季羡林、任继愈、龚书铎、马大正、朱诚如、郭成康、王晓秋、邹爱莲等十三位学者联合签名,向国家提出“关于纂修大型清史的建议”。

2001年7月,国务院召集部分部委开论证会,研讨启动清史纂修的必要性,可行性,会议上戴逸先生就四个问题进行报告:1.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注纂修清史;2.历史修史的传统;3.现在修史的条件和时机,大环境、国家财政、学术准备、盛世修史与文化标志、全国一流专家参加修史、修清史与台湾问题;4.修史机构等问题。论证会上,大多数部委提议由戴逸担任项目总主持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金冲及先生说:“戴逸讲话声音洪亮、思维敏捷、精神矍铄、身体不错,应该胜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说:“纂修清史要有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是无可替代的,75岁是没有问题的。”

2001年8月,戴逸、李文海发表《一代盛世旷世巨典》一文,阐述编纂大型清史的意义。2002年3月李文海和王晓秋分别在全国人代会和政协委员会议上提出“启动纂修清史”的提案。2001年9月—2002年7月,按照国家指示,中国人民大学六次修改“清史纂修工作方案”,并向上级主管部门详细汇报编纂体例、编纂篇目、编纂机构、编纂经费、编纂人员等具体实施办法。

2002年8月,中央正式批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成立14个部委组成的清史纂修领导小组。2003年1月,李岚清在启动会议上讲话:“我们相信,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启动的《清史》纂修工程,必将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国家启动清史纂修工程,戴逸说:“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综上所述,戴逸先生为清史编纂工程的启动,奔走呼吁,整整四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套《戴逸文集》准确记述了戴逸先生为纂修清史所作的学术准备,具有重要学术史料价值。

(作者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此文为其2020年底在“《戴逸文集》发布会暨戴逸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上的致辞,发表前经过作者审订)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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