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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介蔡少卿著《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5159 更新时间:2006-8-25

庄吉发

    秘密会党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历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六十年代初,当作者还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担任邵循正教授的助教和在职研究生时,中国史学界对秘密社会与农民战争关系问题的讨论,已经开始引起作者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兴趣。作者在中央档案馆明清部阅读了已经整理的秘密结社档案,先后撰有〈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天地会与台湾林爽文起义〉等文。一九七九年,在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先生的鼓励下,作者利用教学业余时间,利用了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台湾等地出版的各种档案,经过六年的努力,撰写了多篇论文,汇集成《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一书。原书共收入十五篇论文,加上附录,计约三十五万字,于一九八七年十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其中约有十万字的论文曾先后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各篇论文按中国秘密会党发展的历史顺序安排,大体上每个时期都有数篇论文可以反映中国会党发展的历史梗概。

    原书第一篇论文<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及其历史演变>,是一篇综论性的文章,对秘密会党产生的社会根源,会党的性质和作用,分别作了论述。作者指出天地会、哥老会这类组织的出现,与清初的满汉民族矛盾,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郑成功在康熙元年(1662)收复台湾之后,即已病逝,至今并无任何确凿的史料能证明他为光复明室在台湾或福建创立了天地会,更没有材料能证明他派人到四川开山立堂创立了哥老会。作者认为人口恶性膨胀和土地兼并剧烈,造成了大批无地可耕的游民,这就是清代中叶以来秘密会党兴起的主要社会根源。作者分析秘密会党的社会成分、组织结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后,指出无论鸦片战争以前,还是鸦片战争以后,秘密会党都是以破产劳动者游民为主体的团体。秘密会党的基本宗旨,大多是为实行患难相助,反清复明的口号,并非天地会独有的,天地会起事后,打起朱明后裔旗号,并无其它特殊的含义,很难根据这个流行口号,将天地会说成反清复明的组织。作者从社会经济的变迁来探讨中国的秘密会党及其历史演变,是值得重视的。作者指出秘密会党按照各自的需要,摹拟了传统的血统家族制,在他们的内部建立起纵横两种关系,亦即纵向的父子从属关系和横向的兄弟和睦关系,并使之保持均衡状态。纵向关系方面,以青帮的严格辈字制和师徒传承制最为突出。横向关系方面,以天地会、哥老会的组织结构为代表,其重点不在发展强力的统制和统合手段,而是发展横向的同辈关系。作者显然将‘帮’与‘会’混为一谈,其实,‘会’是指由下层社会的异姓结拜组织发展而来的各种会党,‘帮’是指地缘性结合的各种行业组织,青帮、红帮是以信仰罗祖教的漕粮船水手为主体的秘密组织,将青帮或红帮纳入秘密会党的系统,是不恰当的。作者按照天地会、哥老会系统的秘密会党的历史演变过程,将会党史的分期,划分为七个时期:一七六一年至一七九五年,共三十五年,为第一时期;一七九六年至一九四0年,共四十五年,为第二时期;一八四O年至一八七四年,共三十五年,为第三时期;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九四年,共二十一年,为第四时期;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年,共十七年,为第五时期;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一年,共十年,为第六时期;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共二十九年,为第七时期。其实,天地会与哥老会是两种系统,天地会系统的各种会党与哥老会系统的各种会党,其性质及功能不尽相同。划分会党史的时期,一方面要能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变迁的状况联系起来,一方面也要看到会党自身发展的具体规律和特点。从一七六一年至一九四九年,共一八九年,分为七期,每期平均二十七年,似乎很难反映各时期社会形态的急速变迁,不易说明这种分期的特殊意义。作者曾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清初至清末二一五种不同名目的秘密会党档案,按照它们出现时间的先后划分,发现其中乾隆二十年以前出现的有十六种,其余一九九种都是乾隆二十年以后出现的。在乾隆二十年以前出现的十六种名目中,父母会、小刀会、?噜会等多为雍正时期或乾隆初年出现的,中国秘密会党史是从早期到后期的发展过程。而作者以乾隆二十六年(1761)狭义的天地会创立的年分作为会党史的上限,忽视雍正年间及乾隆初年的会党活动,是值得商榷的。

    原书第二篇<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讨论天地会的起源,就天地会的创始人物、时间、地点,对传统的说法进行辩驳。作者根据嘉庆初年福建巡抚汪志伊<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等材料,指出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漳浦县,乾隆二十六年(1761),由漳浦县洪二和尚,名万提喜,俗名涂喜首创。天地会在举行结拜仪式时,都要设立从前传会的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从这一件事实,也可以说明万提实是天地会的创始者,万提喜就是天地会内的最早权威。作者驳斥明遗老创立天地会的说法时指出陶成章等人把天地会看作是明朝遗老、上层大夫为了反清复明保留汉族根苗而创立的,这种说法,作为历史现象的解释,是错误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如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把天地会与共济会互相比附,把天地会的根由看作是共济会向东发展的结果,作者对这种谬论也加以彻底地批判。作者研究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所得到的结论是可以采信的,但是作者将乾隆三十三年(1768)台湾黄教聚众起事案件,根据内部情节判断,认为‘应该属于天地会的活动’,这种推断是有待商榷的。检查乾隆三十三年(1768)前后朱批奏摺及军机处奏摺录副等档案,并未见到黄教起事有天地会名目的记载。据福建水师提督吴必达奏报,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月初一日,黄教等人同往凤山县冈山聚集,共推黄教为大哥,朱一德为军师,石意等十人为大头目。其中石意一名,可能是雍正年间诸罗县父母会的成员之一。雍正六年(1728),石意年仅十五岁,案发审拟照例责惩后饬回,乾隆三十三年(1768),石意五十五岁。如果黄教案内的石意,与父母会案内的石意,确实是同一人,也只能证明石意曾入父母会,不能推断黄教已创立天地会。根据目前材料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只能指出乾隆四十八年(1783)严烟渡海来台后,始将天地会传入台湾,台湾天地会是闽粤天地会的派生现象,作者将台湾地方出现天地会时间的上限,推断为乾隆三十三年(1768),是不合历史事实的臆测。

    原书第三篇<天地会与台湾林爽文起义>,详细研究了台湾天地会首次发动的大规模起事。作者指出福建漳浦县洪二和尚万提喜创立天地会后,就随大陆移民传播台湾,乾隆四十八年(1783),漳州平和县人严烟东渡台湾,广传天地会。次年,林爽文加入天地会。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一月二十七日林爽文发难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初十日林爽文在北京伏诛起事宣告失败止,历时十六个月,作者按照起事战争发展变化,将战争的过程分成三个阶段: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一月至同年十二月为第一阶段,称为“起义军”的战略进攻阶段;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一月至同年十一月为第二阶段,称为“起义军”的战略把持阶段;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二月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为第三阶段,称为“起义军”的战略退却阶段。作者指出“这次起义是清朝统治台湾二百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反抗战争,它动员了数十万群众,斗争历时十六个月之久。起义军攻城夺地,摧毁各地的清政权,戕杀各级贪官污吏,建立起维护农民利益的起义政权”。作者同时分析台湾天地会的骨干成员,主要是无业游民,其他还有挑夫、佣工、耕种度日者、小手艺匠人、小商人、测字算命者、差役文书等等,一方面说成农民反抗战争,一方面又指出“起义军”主要为无业游民,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就群众运动的规模而言,康熙末年朱一贵起事,是早于林爽文之役的一次大规模起事。天地会成员的职业分布很广,并不限于农民。林爽文起事以后,泉州籍移民及广东客家移民的农村,多遭焚烧破坏,林爽文起事是否代表农民?能否维护农民利益?都值得商榷,作者称之为农民反抗战争,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作者分析林爽文起事的社会原因时指出伴随著康雍乾盛世的出现,广大人民遭受的剥削压迫也相应地加重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又激化起来,台湾与内地大陆的阶级状况是基本一致的。其实,从清廷领有台湾以来,所谓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并不存在于台湾,忽略乾隆年间分类械斗规模的扩大,而以不存在的阶级矛盾理论来分析林爽文起事的社会原因,是不妥当的。作者从林爽文与官兵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天地会本身存在的一些严重弱点及会党在战略战术策略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等方面来解释林爽文起事失败的原因,都是不容忽视的。作者虽然指出泉州籍移民为广东籍移民与漳州籍移民之间的矛盾,阻碍了林爽文军队的发展壮大,但对台湾义民的性质及义民在平定天地会起事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未作深入的探讨,就很难对林爽文起事失败的内在及外在因素得到较具体的认识。

    原书第四篇(嘉庆道光时期中国会党发展的特点),分析了天地会在嘉道时期的发展特点和传播情况。作者将这一时期的会党发展归纳为下列五个特点:

    (一)从地域上看,天地会的势力已从福建一带广泛传播到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湖南、贵州、云南等内地各省,并且传到南洋各地。

    (二)嘉庆、道光时期,南方的天地会,纷纷改变名目进行活动,先后出现数十种不同的名称。

    (三)这一时期,天地会举事的次数虽然不少,但规模不大,一般多在数百人的规模,大的也只是万人左右。

    (四)这一时期,加入会党的主要成员,大多是农村的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

    (五)这一时期的天地会,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传会制度、结盟仪式、组织机构和一系列的隐语暗号。

    作者指出天地会最早起于福建,乾隆年间,主要活跃于闽省内陆和台湾,到嘉庆年间,就迅速向外扩张。其扩张路线,主要有四条:第一条是由福建传入广东,再由广东传入广西、贵州、云南;第二条是由福建传入江西和湖南;第三条是由福建传入浙江;第四条是由福建传入南洋。从作者的分析,可以看出福建以外地区的会党,都是福建天地会的派生现象。作者显然将清代会党的传播路线叙述得过分整齐了。从乾隆末年以来,广东等地已经出现多种会党,嘉道时期,福建会党因人口流动也直接传入广西,四川哥老会直接传入贵州、江西等地。广东会党除了向广西、贵州、云南扩散外,也传入江西、湖南、南洋等地。因此,与其说嘉道时期的各地会党都由闽省内地向外扩散,不如说是由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向外传播,有的是闽粤天地会系统的会党,有的是四川哥老会系统的会党,两大系统的各种会党,都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作者认为三点会、三合会、忠义会、仁义会、双刀会、情义会、江湖串子会、明灯会、千刀会、担子会、边钱会、父母会、小刀会等三、四十种会党,都是这一时期由天地会改立和衍化出来的名目,过于强调文化单源说的理论,是值得商榷的。

    原书第五篇(论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第六篇(关于洪大全的身分)、第七篇(论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主要在阐述太平天国起事时期的会党活动对太平天国发展各阶段与会党及教派的关系,作了较详尽的考察和论证,并对太平天国史上长期争论的洪大全身份,提出了一些看法。作者指出天地会的活动,为太平天国的酝酿发动造成了有利条件。太平天国不单是吸取了天地会的教训,同时也采纳了它的某些长处,特别是在思想制度方面,继承发展了天地会一些有益的东西。太平天国同许多会党起事发生了联系,在太平天国革命发展的各阶段,都与天地会进行不同程度的合作。过去把洪大全看作决定天地会与太平天国联系的关键人物,将洪大全被捕牺牲说成天地会与太平天国分合的临界点,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无论洪大全被捕以前,还是以后,太平天国与天地会都是合作的。天地会不可能产生出一个统一全会的大领袖,因此,把洪大全看作决定天地会与太平天国关系的关键人物,是不恰当的。其实,各地会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因地而异,作者对太平军主力未进入的地区,当地天地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并未作比较研究。太平天国起事以后,广东的会党反应,与广西、湖南等省,不尽相同,台湾情况,更加特殊,在这些地区,秘密会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其程度如何?似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作者讨论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时,按太平天国的盛衰分成三个时期来说明,在初期的酝酿时期,斋教起事对太平天国革命力量的掩护和支援是主要的。在中期发展时期,太平天国对各地斋教起事,主要是革命声威和道义的支持。后期随著太平天国的失败,各地斋教起事,也都相继归于失败。作者探讨斋教的起源时,一方面说白莲教、斋教原来在南方就有较大的势力,自天地会兴起以后,教与会两种势力在民间同时存在,相互交融,于是在不少地方就出现既有会党特征又有教门特色的组织名称,一方面又说某些会党演化为教门,如湖南、江西一些地区的三点会演化为斋教。教派与会党的互相渗透融合,是值得重视的,但江西等地的斋教,与福建等地的老官斋教或各地罗祖教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值得探讨的。作者认为湖南、江西地区的斋教,是由三点会演化而来,并归入天地会的系统,是不足采信的。

    原书第八篇<关于哥老会的起源问题>、第九篇<论长江教案与哥老会的关系>、第十篇<论余楝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论述哥老会的源流及其活动,对哥老会与?噜、江湖会、天地会的关系,作了较详尽的分析。过去认为哥老会与天地会同出一源,是康熙年间郑成功创立的反清复明组织。作者经过分析后所得到的结论是:“?噜不是明末清初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而是康熙雍正乾隆以来社会阶级矛盾的产物;不是郑成功派陈近南往四川开精忠山的结果,而是四川民间自发组成的秘密结社;不是反清复明的组织,而是破产劳动者的互助团体。”作者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材料的研究,认为哥老会发源于乾隆初年四川的?噜会,到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的北移,与川楚一带的白莲教?噜党势力相会合,它们之间经过互相渗透,相互融合,才形成了哥老会的组织名称。哥老会不是?噜组织的简单重现,或名称的变异,而是以?噜为胚型,吸收融合了天地会、白莲教的某些特点,逐步演变而成的。由?噜变为江湖会和哥老会,以至长江会、洪江会、昌江会、英雄会等才是哥老会的源流。哥老会的组织名称最迟应出现在道光年间。作者也指出陶成章把哥老会盛行于湘军说成是李秀成、李世贤等隐遣洪门兄弟投降于湘军,以复大仇于未来的说法,是缺乏史实根据的臆测。作者认为?噜主要是外省入川的流民,与四川本地的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结成的互助团体。作者分析流民形成的原因时认为康熙雍正以来,由于农村人口的迅速增加,政府“地丁”政策的掠夺,以及地主阶级的兼并剥削,造成大量无业流民向地广人稀地区迁移。所谓“地丁”政策、就是指雍正初年以来在康熙末年财政措施基础上进一步实行的丁随地起政策,将丁银摊入田粮内征收,免除了无地贫民及手工业等人的丁银,取消了他们的人头税,而且由于户了编审制度的停止,人身依附土地的关系减轻了,在居住方面获得更大的自由,有利于无地贫民的向外迁徙,增加了他们的谋生机会。作者将“地丁”政策视为政府的一种“掠夺”,否定了摊丁入地政策的正面意义,缺乏客观的态度。

    作者讨论哥老会的源流时指出其起源是以?噜为胚型,吸收融合了天地会、白莲教的某些特点,不同意满汉民族矛盾产物的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作者认为?噜是社会阶级矛盾的产物,是有待商榷的,四川等地的社会里是否存在对立的阶级?是一种争论性很大的问题。由?噜而江湖会、哥老会,以至长江会等,也只能说明是?噜系统的会党发展史,但它们并非一脉相承,不宜过于强调其纵向发展。作者指出余楝臣以哥老会首领的身份来领导大足县人民两次起事,绝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历史现象。它一方面反映出哥老会在这个地区具有强大的势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民群众反教会斗争的组织形态和领导力量的变化。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基督教虽然掺入了侵略的性质,但西洋传教士在各地所举办的医院、育婴室、孤儿院等慈善事业,确实有它的正面意义,作者从教会医院拿中国人当试验品等惨无人道的事件来说明长江教案反教排外的原因,而且过于强调哥老会在反教排外运动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在基本态度上是不客观的。其实,所谓迷拐幼孩、残害婴儿等等多为当时人对西洋教会的误解,以致引起许多盲目排外案件。哥老会虽然强调内部的互助问题,但由于各地哥老会与散兵游勇的互相结合,又与盗匪挂钩,以致哥老会多成结伙打单焚抢拉生掳人勒赎的犯罪集团,对各地社会造成了严重的侵蚀作用,从整体社会利益及历史进步的动力而言,哥老会的片面互助作用,对社会产生的是负面的影响,不是历史进步的因素。

    原书第十一篇<论自立军起义与会党的关系>、第十二篇<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第十三篇<论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会党关系的破裂>,主要论述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与革命党各派势力的关系,介绍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活动及其经验教训,肯定了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过去有许多著作,常常笼统地把戊戌变法以后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与康有为发动的保皇运动等同起来,把唐才常在两湖长江一带举行的反满活动,与康有为、梁启超准备在两广进行的“勤王”起事混为一谈。作者从自立军与保皇党在领导集团派别政治倾向、斗争目标、对待革命派态度立足点及依靠力量的不同,说明了自立军起事与保皇运动的区别。自立军起事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自立军起事在近代中国会党发展史上,不仅是一个重大转折点,而且也是革命党人在中国内地大规模联合会党进行反满革命的开端。自立军起事,充当了辛亥革命的前驱,它在联络会党,寻找革命的同盟等方面,也为后来的革命党人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作者指出会党组织群众,不断起事,为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创造条件,会党积极参加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武昌起义,各省独立,推翻清朝的决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海外洪门会党在募饷筹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支援革命作出了贡献。因此,会党在革命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革命党一直将会党视为一支革命的有生力量,并以多种方式联络发动会党起来革命,而会党也积极响应。由于会党本身是一种原始的落后组织,既有很大的反抗性,又有极大的盲目破坏性,革命党在革命过程中,并未将会党组织进行革命改造,引导会党成为积极力量,以致民国成立以后,会党继续在农村里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抗租抗粮等活动。会党居功自傲,与革命党争权,扩张势力,危及乡里,帮会成为不法的护符,仍打著旧式旗号,图谋推翻民国,革命党与会党的联合,终因貌合神离而关系破裂,对会党采取了取缔的态度。作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联合过会党,但是,由于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根本问题上不能满足会党和工农群众的要求,特别是民国一成立,他们踢开了会党和工农群众,革命就迅速归于失败,中国进一步陷入军阀割据和混战之中”。民国成立以后,政局不够稳定,社会动荡不安,陷入军阀割据和混战状态,是全国性的问题,与革命党对待会党的态度,并无直接关系,会党组织的理念,也是模拟传统社会的思想观念,“反帝反封建”并非会党的宗旨,探讨民初的革命史,不能过分强调会党的重要性,作者过分强调会党听扮演的角色,而忽略了其他的各种因素,显然缺乏说服力。

    原书第十四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会党问题概述>,论述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会党与工农运动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对会党的政策方针。作者认为民国成立以来,不仅会党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而且它的势力还在不断扩大。有的地方,会党控制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局面。从清代后期以来,地方性帮口障碍,的确是社会的严重问题,如何排除会党组织的障碍,引导会党群众的积极性,防止及克服会党对革命的危害,确实是值得正视的课题。但是作者将会党以外的各种秘密组织,多归入会党系统讨论,终有些属于民间秘密宗教系统的某些教派、各种帮派,与会党混为一谈,不能突显会党的特质。作者认为“民国年间,青帮、红帮、哥老会、三点会等组织在城市工矿、码头有很大势力,其中比上海的青红帮势力最大”。原书以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青帮、红帮等帮派组织,与哥老会、三点会等秘密会党混为一谈,并不恰当。目前有关青帮、红帮等帮派组织的史料并不完整,仍须发掘可信度较高的直接史料,否则论述武断,并不妥当。在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会党固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会党的历史并不能等同于国民革命史,需要另编秘密会党史;青帮、红帮等帮派组织,对近代中国革命固然发生不小的作用,但不能与会党混为一谈,也需要另编青、红帮史。

    原书第十五篇(论十九世纪的南洋华人秘密会党),作者指出自十九世纪以来,约有两千多万华人迁徙分布到世界各地,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是南洋华人迁徙活动的中心,而南洋华人的秘密会党,也是以新马地区的势力为最大。南洋的华侨,主要来自福建、广东两省,其次是广西省,再其次是包罗其他各省的所谓“三江帮”。南洋的华人秘密会党,受方言群的影响,也分为许多派别,关系错综复杂,由于彼此的分化对垒,就经常发生流血的械斗。以马来西亚为例,在十九世纪马来西亚的华侨社区里有五种主要的方言群,那里的秘密会党就有义兴党、海山党、和生党、华生党及大伯公党等名目,这些会党都是天地会的支裔,前三者的主要成员是广东人,后二者的成员,以福建人为主。华人秘密会党的互相冲突,引起多次暴乱,一方面削弱了会党本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对南洋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这些公开的冲突,华人秘密会党已不再成为秘密,当地土著居民也参加了华人秘密会党,借助其力量,展开土人之间的派别斗争。天地会传到海外华人社会,原有的反清复明思想口号已无现实意义,大批华人来到南洋异国,举目无亲,孤苦无助,他们结拜入会,目的就是为了实行互助。在某些华人会党势力强大的地区,会党反抗殖民政府暴政,维护华侨利益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民间领袖”的作用。南洋华人秘密会党与中国内地秘密会党所处的杜会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十九世纪南洋华人秘密会党的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它的领导权逐渐被商人所控制,许多经济实力较雄厚的商人,充当了各地会党的领导人。秘密会党在南洋已成为华侨社会的一种社会控制方法,秘密会党的头目在南洋已成为华侨的领袖。而在华人社区中,商人一般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他们在秘密会党里也逐步控制了领导层的权力。南洋华侨商人的经济活动,一般多在秘密会党的支助下进行的,他们在履行合约,获取原料供应,寻求市场,控制劳动力以及与同行的竞争等方面,都需要利用会党。然而由于会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弱点,暴露了天地会的落后性,华人会党也参与贩卖人口的活动,开设赌馆、烟馆、妓院,经营不正当的行业。作者对南洋华人秘密会党的性质及作用的论述,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南洋华人秘密会党,名目繁多,是多元性的会党,有些会党是天地会的支游,有些会党是独自创生的秘密组织,是由异姓结拜团体发展而来的各种会党,有些是地缘性的行业不法组织,将它们视为都是天地会的支裔,是有待商榷的。

原书出版时,由戴逸教授撰写序言,在序言中已指出原书十五篇论文,分则一题一事,可以单独成篇,合则前后相关,首尾贯串,构成比较完整的系统。这部著作,对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了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作者掌握了较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摆脱会党本身流传的神话传说的影响,十分关心国内外同行专家,尤其是台湾学者在会党研究方面的成果,从中汲取营养和借鉴,作者的努力,是可以肯定的。有清一代,会党林立,名目繁多,作者对会党的研究集中于天地会、哥老会组织,而小刀会、添弟会等各种重要组织,并无专题论述,以致对会党发展史的全面叙述显得极为薄弱。作者努力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将会党问题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背景之中,从封建杜会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反帝反封建的角度来考察会党的产生、发展、影响及作用,作者的论点,显然把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未能将学术研究工作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之上,是本书美中不足之处。

资料来源:庄吉发《清史论集》(十二)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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