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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汉军及其牛录探源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7836 更新时间:2008-5-20
          滕绍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研究清初汉军八旗的诸多疑难问题。认为努尔哈赤时期汉族官兵多是随旗行走,随旗汉人与旗人不应混淆。入旗汉人载体是包衣等内牛录,对16个外牛录提出质疑;认定六甲喇诞生于天聪朝,是旧汉兵组织。汉军旗诞生时间不是天聪五年,是天聪八年;汉军八旗及其牛录制度的完善化是崇德七年;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归并汉军旗,但当时未曾编组牛录。
【关 词】随旗/六甲喇/旧汉兵/新汉兵/旧汉兵旗/汉军/八旗

    八旗制度是清初国家实体,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外清史、满族史专家、学者,无不给予高度重视,成为研究热门课题。其中对于汉军的研究成果亦颇可观,但从宏观粗线条研究较多,而微观探索却只是皮毛,诸如汉军16牛录、六甲喇、汉军旗、汉军牛录建制等问题,尚多模糊。笔者不曾在此下过工夫,只是临时整理此文,用以抛砖引玉,请教于同仁。
  一、对汉军十六牛录质疑
  清朝官方文献载称: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旗是满洲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①。根据这一记载,前辈学者多有发挥:满洲佐领三百有八,蒙古佐领七十有六,汉军佐领十有六,共四百佐领。每佐领编壮丁百有五十,八旗六万人②。于是,上述意见就成为诸多专家、学者研究八旗制度的基础资料和论证根据,汉军16牛录即成定案。近年出版的诸多著作,梗概称:汉人隶属于旗下的牛录,汉官皆编入旗,隶属于旗③。笔者对此提出质疑。请问这16个牛录额真都是谁,所率领的部众来自何方?汉族官民既然都已入旗,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牛录?参考努尔哈赤时期的民族政策,令人怀疑。欲搞清这个问题,必须研究汉人在后金社会存在的组织状况、随旗和入旗等问题。
  1. 汉人社会组织管理系统。努尔哈赤时代整个社会是八家分治,八贝勒下属官员各属一旗,以官员等级高低各分固山额真、五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代子章京和屯拨什库等。八旗各级组织除统辖诸申(按丁分配)外,将投顺、俘获的汉人,按系统分配。其中较大数量为诸申家下奴仆,具有自由民身份者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诸申官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一屯④。特别是天命六年(1621)七月以后,民族矛盾上升,努尔哈赤命都堂阿敦阿哥、武尔古岱额驸等直接管理汉人。八年(1623)七月,改汗而用八贝勒名义管理,对汉族歧视政策日渐严重。但对汉人社会组织管理采取两个系统并无改变。譬如给牛压印,派诸申一都司,尼堪一都司;收税皆以两计,一两取税一钱,征税人取二份,牛录额真、代理章京取一份。汉人之税,由管辖之备御、汉人千总取一份⑤。可见,是旗、民分别管理。
  (1)汉官管理系统 天命六年(1621)十二月初八日,努尔哈赤宣布在汉人中,实行百人设百长制度。第二年正月初四日,重申计国之男,百男设一百长。凡是有公役之事,皆十男令出一男。一百长出十男。一位百长率属从役,家中留一百长,内外由两位百长共管之⑥。五名百长设一千总,即五百汉人置一千总。当年分河东尼堪汉总兵官各四千男,副将各三千男,参将、游击各二千男⑦。
  这些汉人不仅要纳税、出徭役,而且有当兵的义务。抽兵按丁,天命六年(1621)十一月二十六日,汗宣布:著二十人抽一人从军,凡是出兵者,必须骑价银十两之马匹,所持相关器械和马匹费用由二十人合摊。选出的兵丁,由一百长带领前来汗城,并带领自己家口,令速来京城居住。这些兵丁免去一切差徭、赋税,即汉官一切征收之官赋等悉令停止。明朝边关塘报说:河东十家编军一名,朋出马一匹⑧,报道比较实际。按照这个比例,汗书中说:管四千之汉官,出二百兵管三千兵者,立一百五十管二千人者,立百兵,这就是后金军队中的汉兵(后称旧汉兵)
  这些调往城里的汉兵,除本人、妻、子等外,其家人仍居原处耕田,而他们自己由一备御率汉人五百及千总一员、兵丁二十五人进驻城市,其中以八人收管备御之诸物,再以善射之七人执枪携弓,佩带撒袋。至其不善射之十人,皆令植炮。平时没有敌情,所持武器尽收之,存于各该管官家中。从总兵官一百兵备十大炮,八十备长炮;有一百兵以意私役之⑨。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是这些汉兵主要任务是城市驻防,手中武器受到严格控制。二是服役兵丁从城市到农村的家属,在两位千总管理下,形成城乡联防。城市家属等于人质。三是汉兵主要属于炮兵,用于城市防守,与天聪朝的汉军不同。具有满族入关后绿旗兵的性质。
  由于建立汉人、汉兵管理系统,就形成以总兵官佟养性和李永芳为首的汉官统治系列,如设都堂、总兵官、参将、游击、备御、守堡或管屯等官。分辖各地的汉官有金州游击刘爱塔,盖州游击杨于渭,复州游击单荩忠,沈阳游击刘有宽,镇江游击佟养真,爱河备御高明和等。据天聪二年(1628)十二月,皇太极颁发汉官敕书的记载,有总兵官佟养性。副将爱塔。参将佟延、刘岱仲、顾守通。游击有赵一鹤、马汝霖、严庚、李绍武、李大成、杨达有、吴殷、祝世昌、佟成蛟、李英杰、李国臣、张孟兆。都司李继学。备御有爱塔、佟延、李英杰、张兴国、杨铭石、赵世兴、殷廷辂、王义伟、吴裕、王远觉、佟成年、郭绍吉、宋世尧、马远功、马远龙、曹思扬、徐文、宁殷、刘远清、杨万邦、王玉吉、朱登科、崔大忠、高永富、李士新、王世平、王佳岩、朱守义、臧国祚、陈万寨、宋文远、佟正、高提明、于成功、马戍龙、韩田禾、王子登。总计是总兵官一名,副将一名,参将三名,游击十二名,备御三十五名⑩。
  从这组名单中我们看到两个问题,一是名单是奖励功勋名单,各给世袭职务,他们肯定都是汉官,不是旗官。二是清朝前期对于早期牛录,统称国初牛录。所谓国初是指天命,主要是天聪朝而言。查证相关资料,汉军国初牛录,只有镶蓝旗汉军都统第四参领所属第五佐领,首任佐领是明朝山海关归降副将许定国(11)。因此,可以断定这个时期普遍设立汉备御、千总、百长是管理汉人的基层社会组织,不是以牛录进行编制。(12)
  (2)诸申官管理系统 在诸申官员管理下的汉人组织系统,与汉官管理系统基本一致。天命七年(1622)正月初六日,汗谕曰:诸申官管二千七百人者,以一百三十五人充兵,其六十七人配以大炮六门,长铳四十五只,令六十七人听尔调遣。诸申管二千人者,以一百人充兵,配以大炮五门,长铳四十只,另五十人听尔调遣。管一千七百人者,以八十五人充兵,其四十四人配以大炮四门,长铳三十六只,令四十人听尔调遣。管千人者,以五十人充兵,其二十五人配以大炮二门,长铳二十只,令二十五人听尔调遣。管五百人者,则以二十五人充兵,其十人配以大炮一门,长铳十只,令十五人,听尔调遣。兵丁家属同样以千总为组织基础,带往城镇居住。如天命八年(1623)五月二十五日,汗降书曰:令一游击所辖二万男丁内,四十名千总之父母、兄嫂、妻孥等皆往东京城,留二十名千总于此处,命二十名千总前往游击处。编四十名千总为二班,轮流于游击处行走,迅速督促使汉军之马匹肥壮”(12)。事实表明,诸神官员管理的汉人,与汉官所管理的汉人组织完全一致。
  那么,汉兵与牛录组织是什么关系呢?据天命五年(1620)兵制改革中说:改设八旗官,设总兵官,分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各牛录额真俱为备御官,每牛录下设千总四人”(13)。其中的千总四人对于牛录无疑是指原来的四塔坦。因此,在八旗牛录制度下就出现三部分人。诸申兵,诸申官员管辖的汉兵和汉官管理的汉兵。天聪八年(1623)五月三十日,沙金参将率领八旗八备御送盐时,以备御计(全国706备御):一牛录诸申五人、汉人五人,汉人一备御十人……送至沈阳渡口”(14)。其中,汉人五人是指在诸申官员管下的汉人,汉人一备御十人是指汉官管辖的汉人。由于兵制改革,有时牛录与备御在文档中很难辨别。但满族贵族习惯称牛录的现象,给我们提供一些空隙。天命九年(1624)正月初五日,汗谕说:赴英额、赫撤穆、穆奇、马尔墩、扎库穆、抚顺、铁岭诸路之五牛录额真,尔等不得与五牛录之人分离,共同查核五牛录之汉人. . . 。遣书往盖州以西,威宁营以东之诸大臣曰:奉汗谕,著五牛录之额真,尔等不得与五牛录之人分离,共同查核五牛录之汉人”(15)。其中五牛录之汉人有人认为是旗人。其实是五牛录直接管理的汉人,不是旗人。由于后金社会人丁按官员等级分配,这些汉人身份隶属性强、地位低下,有的是诸申官员的赏赐品。如天命八年(1623)七月初八日,有萨木占巴颜游击已为备御。其子赏五百汉人,授其备御之职。汪格备御、满达里备御均未管汉人扎海原为游击,其父多璧叔因子之功,曾得五百汉人,本人亦得五百汉人,故未赏给扎海汉人。所赐备御之职,著其同母所生之子受之。其中汉人编制与牛录不同,如天命八年(1623)著牛录额真、两名代子以及四名千总,将该处所居之人名,造册携带,早晚查点;守堡也将诸路之人名,造册携带之,早晚查点,他们是各牛录下堡民。这些既管理牛录,又管汉人的备御官,常常被称为牛录额真备御。如天命八年(1623)三月十八日,有授图库为牛录额真备御”(16)。有的学者大半是将这种汉人认作旗人。从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两个问题,即诸申官员有的并不管理汉人;被诸申官员管理的汉人是附属于牛录或五牛录之下,并没有单独组成牛录。同时,也有的汉人被笼统地称为某旗。如天聪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有汉人谢坤者自松山逃至,以隶镶蓝旗贝勒。二十八日,有汉人男丁四名自南江逃至,以隶镶白旗”(17)。这诸种与旗籍贴近的汉人,是否是旗人,必须研究随旗入旗问题才能解决。
  2. 随旗问题 清朝前期,随旗和入旗有根本区别。因为后金()以八旗为国体,一国之众,八旗分隶,满洲、蒙古、汉人,不管是入旗与否,都必须隶属于某旗之下。分析早期档案资料有汉官随旗、汉官受世职随旗、入旗汉官未编牛录和入旗已编牛录等情况。
  (1)汉兵随旗。天聪八年(1634),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等三部归服后金,所部官兵被编成天祐兵、天助兵,其原有的军事组织没有变更,即所谓未能变更其组织,而消化其界限,但他们行军打仗,却随旗行走。崇德三年(1638)八月十四日,智顺王尚可喜因为出银47两,买镶红旗孟库鲁牛录下喀丹岱之一名包衣满洲男丁,因智顺王越旗买人,为此智顺王应坐以应得之罪,罚银二百两,所买男丁赏给本牛录下穷人。审拟后奏上。上命免王应坐之罪,将所买男丁赏给孟库鲁牛录下穷人”(18)。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尚可喜的部队不曾入旗和编组牛录,何以有越旗问题。原因是三顺王是随旗行走,严格按照八旗固有规范行事,旗与旗之间不准交易。从民族说,三顺王所部是汉兵随旗。又譬如天命八年(1623)五月初五日,有正白旗原驻盖州之张游击;九年正月初八日,有正黄旗汉人备御陈万卫正蓝旗汉游击高明和等,他们虽冠以旗分名称,但都是随旗汉官(19)。最引人注目的是额驸李永芳,史称:抚顺所擒唐人千余名,则即削其发,服其胡衣,以为先锋李永芳领辽兵三万俱住辽阳北城,各将近日新编许多乡兵,战车、枪炮、火药具备停当等。天聪八年三月初五日,有抚顺额驸、西乌里额驸率每旗游击一员,兵四人,前往清河料理田地事宜”(20)。从这些资料看,李永芳应是一旗首领。其以为先锋之句,并在李朝与贝勒阿敏发生争执,一般人会认为他已经加入蓝旗,而实际他却是个随旗汉官。后文我们将进一步追踪。
  (2)受世职汉官随旗 八旗制度,对满、汉官员奖励军功,普遍颁给敕书,奖给世袭官职。以三顺王为例,天聪八年(1634),尚可喜归降后,皇太极曾经宣布孔有德等所部官职升降皆听尔都元帅、总兵官之意。此后,由于战功日积月累,孔有德等所部官兵,不能取得朝廷颁给的敕书。天聪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皇太极觉得是个问题。经过一年的思考,十年八月初六日,他决定不背前言和不失信誉,决定三顺王等所部朝廷还是不给敕书,由三顺王等自行奖励军功。可见,孔有德等所部汉兵也有给敕书问题。因为敕书意味着取得官职世袭,总得解决。崇德建清后,可能经三顺王等奏请,所部官员还是由朝廷颁给敕书。所以当年六月二十七日,有尚可喜下体有金甲喇章京,李牛录章京吴梅勒章京;耿仲明下有梅勒章京梁德清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刘承祖;孔有德下有郝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孙虎甲喇章京程蕴”(21) 等。这些世袭官职名称与满洲八旗官职名称一样,但它只标明功绩高低,与是否入旗没有关系,三顺王等所部仍然是汉兵。所以,汉兵受世职或不受世职,在未入旗之前,都是随旗行走。
  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是随满洲旗还是随汉军旗呢?经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的主动奏请,崇德七年(1642)八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允其请,命以所部兵随汉军旗下行走,以归并汉军兵少之旗一同行走”(22)。分配的结果,孔有德归并正红旗,耿仲明归并正黄旗,尚可喜归并镶蓝旗,续顺公归并正白旗。因为旧军队组织未变,所以史家称为附益之,而成汉军八旗”(23)。结合尚可喜越旗事件,证明此前的天祐、天助兵是以汉兵身份随满洲旗行走,这次特别强调随汉军旗下行走,且归并汉军。但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原则上未编佐领,只给予各官以世袭职务,而且世袭官职是在归并汉军旗之前已经是事实。此后,世袭官职仍旧,如崇德八年档案记有:怀顺王耿仲明部下三等甲喇章京宋国辅,二等甲喇章京石明雄梅勒章京一员徐成功(原都元帅标右营副将)、牛录章京一员刘国臣各章京(24)。个别史学家就是没有将清前期这些世袭功勋职务,与军队中实际运作的官职区别开来,致成汉人为旗人。总之,汉官无世职随旗、有世职随旗、入旗而不编牛录等情况当时比较普遍,像范文程、洪承畴等都是先入旗,或取得世职,多年后编入牛录。从清初档案看,额驸李永芳投降初期受副将职务,其后晋升为总兵官,其子李延庚,在天聪三年(1629)牛录章京”(25) 职务,根据李家入旗时间,也是功勋世袭职务。所以,汉兵授世职随旗是正常现象,不能将世职当成旗籍标志。
  (3)编组内牛录 清代牛录分内牛录与外牛录两种,前文提到的汉军16牛录,一般人理解必是外牛录。按照有关清史专家意见,汉人有的降附努尔哈赤把他们编入八旗,并大规模地加以迁徙,显然是指努尔哈赤时期;或称抚顺这一千户降民,可以断定,是编成牛录八旗的抑或汉人隶属于旗下的牛录,汉官皆编入旗,隶属于旗”(26)。这些意见都说的是努尔哈赤时期。因此,我们就从这个时期着手。
  天命八年(1623)九月二十八日,努尔哈赤重申:朝会仍循费阿拉之例,凡是诸申、汉人、蒙古牛录之人,须于天明前集于其牛录额真备御之衙门,由牛录额真备御查其在否”(27)。显然,在八旗牛录中似有汉人牛录。天命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曾经奖赏蟒古尔泰旗下阵前攻战之四百汉人。八年四月二十六日,阿巴泰阿哥等率领诸申兵一千,蒙古兵一千,操炮汉兵八百”(28) 等事实,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在努尔哈赤时代,汉人外牛录已经存在。但在国初外牛录中,却只有许定国一个牛录。那么,如上的所谓汉人隶属于旗下的牛录,汉官皆编入旗,隶属于旗和万历四十三年(1615)初设八旗时的十六牛录到底哪里去了?
  从费阿拉时期到赫图阿拉时期的所谓汉人牛录,《满文老档》中没有记载,早期汉人入旗,一般都比较注重研究李永芳抚顺投降的一千户汉人。根据现有资料,李永芳从抚顺城投降时,有据城抗战的俘虏和主动投降等两部分汉族官民,头三年都没有入旗。天命七年(1622)正月初五日,有赵、周、王、李等50个姓氏,共90抚顺所俘获之汉人,赐给各个贝勒,放催管之人,入辛者库牛录。随同李永芳投降的大部分汉族官民,编组牛录时间是天聪、崇德年间。经过详查档案,是在天聪八年编组六个勋旧佐领。除李永芳第五子巴颜外,其他佐领由属下人刘仲锦、李铭(兼管两佐)、高应第、陈锦管理。这些异姓佐领后来相继退出,到嘉庆年间,分别由李永芳后裔灵保、李绂、李淑忠、李淑翰、李淑楷、李侍京(29) 等管理。
  这里反映出一种社会现象,即太祖时期汉人入旗多是内牛录,作为满洲奴仆,而外牛录汉人是皇太极时期,因为往时(太祖)汉兵不用。凡是入旗的都是养猪之汉人及绣匠等有用之汉人,把他们一律收入辛者库牛录。此外就是部分八贝勒庄户中之汉人,分给贝勒统辖下的牛录,并计入其牛录之内,多归入八旗包衣牛录。从贝勒蟒古尔泰被处罚中,他属下汉人有分内汉人及工艺汉人、庄屯等项。显然,凡是旗籍汉人都是内牛录。其外牛录汉人是皇太极政策的产物。难怪顺治五年统计,八旗台尼堪、汉军、包衣阿哈尼堪等在旗汉丁共有26.2816万人,占全部八旗男丁的75.75%,而包衣阿哈尼堪就占21万多人。皇太极大力发展外牛录汉军,临终也不到3万人。经入关后积极推行投充政策,到顺治五年只有5万丁(30),如果诚如某些人所认为的太祖时期汉官、汉民已经普遍入旗,抑或就是按照太祖时期汉人二十丁抽一算作旗人,其数量也将相当可观,何止此数。
  从上述事实中令人怀疑,初建八旗的所谓16牛录,可能是内牛录。我们查阅国初八旗包衣内牛录约34个,汉人旗鼓佐领”16个。即镶黄旗杨名生、马图朗、刘自远佐领。正黄旗张泰、董德贵、额尼叶图佐领。正白旗李世昌、高国元、费扬武佐领。镶白旗钮成宪佐领。正蓝旗李登龙、高三洲、姚智义、佟保贵、金保、胡敏佐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上的旗鼓佐领组成人员,多半来自抚顺、铁岭、沈阳、辽阳等地,没有准确入旗时间,虽是国初牛录,但一律归入天命建元前,亦值得商榷。总之,天命建元前的16牛录很值得研究。
  二、六甲喇与汉军旗设立
  为什么天聪初年诞生汉军旗?六甲喇与汉军旗是什么关系?首次设立的汉军旗兵源来自何方等诸多问题,目前在八旗制度研究中仍然十分迷茫。譬如近年出版的有关清史著作称汉人兵丁是由甲喇佥派。天命朝想必也是这样编组的,其意是六甲喇早在太祖时期就存在。如此等等诸多问题很值得商榷。
  1. 汉军旗诞生的背景。天聪初年诞生汉军旗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即政策和事业发展需要。关于政策原因许多著作都有较深入的研究,不再赘述。事业发展需要,主要是在明、金()战争中,军事发展的需要。
  众所周知,后金军与明军在辽河东、西,经过半个世纪较量,相互军事优劣十分明显。尽管努尔哈赤父子在武器方面,通过战争夺取明军诸多武器,但攻城夺邑长期处于相对劣势。如何进一步取得炮兵优势,天聪初年已经迫在眉睫。而欲发展炮兵,必须重用汉人,这是诞生汉军旗的历史背景。
  努尔哈赤时期,已经在守军和远征军中配置汉人炮兵,如天命七年(1622)正月初六日,汉下书:著汉官管四千人者,以二百人充兵,其一百人配以大炮十门,长铳八十只,事实表明炮兵是守城汉兵的主要任务。天命八年(1623)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命令阿巴泰、德格类、斋桑古、岳托四贝勒率领诸申兵一千,蒙古兵一千,操炮汉兵八百”(31),出征蒙古昂阿贝勒。表明远征军中已有汉人炮兵。
  然而,出于民族政策原因,这个时期的大炮和使用大炮的汉兵数量很少。天聪初年,皇太极改变民族政策,力图夺取辽西八城,打破河西防线,大力发展炮兵。设立汉兵旗成为当务之急。额驸佟养性上疏增兵时说:往时汉兵不用,因不用火器。夫火器南朝仗之以固守。我国火器既备,是我夺其长技,彼之兵既不能与我相敌抗,我火器又可以破彼之固守,何不增添兵力,多拿火器以我全胜之势。有时出门,全拿火器,大长军威,无事归农,各安生理。一则不废民业,一则又添兵势。同时,积极铸造大炮。在督造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监造官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阴,铸将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等的努力下,于天聪五年孟春吉旦,造出红衣大将军炮,命为天祐助威大将军,揭开了后金自己造炮的开端。当年七月,营红衣大将军炮四十位”(32)。可以说,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炮兵是天聪五年后金军队的重大举措。
  2. 六甲喇诞生。汉军旗与六甲喇的关系,有的专家认为,汉军旗首次建立是在天聪五年正月或称七月。目前,各种有关八旗研究的著述,几乎异口同声地这样写。
  天聪五年正月二十一日,皇太极敕谕额驸佟养性: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清史稿》作者不敢肯定汉军旗诞生的具体时间,笼统地指出是在太宗天聪间,足见其态度慎重。事实上,汉军旗设立是一个过程。三月十三日,皇太极在阅兵中,守、战各兵分列两翼,使验放火炮、鸟枪,以器械精良,操演娴熟”(33),受到表彰。这是旧汉兵重新组编,称作新编汉兵。此后的称呼仍然称作旧汉兵。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值得注意的是准确区分汉兵汉军的用词关系,十分必要。
  一般人认为汉军旗当时的内部组织,可能如同满洲旗一样,有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等一应俱全,实际上并非如此。当年七月十八日,皇太极宣布改革兵制,去掉以将官员名字代替军队名称,议设每个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尽管甲喇额真名称在太祖晚期档案中就已出现,但多半是后世修吏者不慎所致,真正确立甲喇官职名称的时间是天聪五年七月十八日。认为汉兵六甲喇是从满洲八旗抽出来的意见是个严重错误。六甲喇是汉军旗设立的前身,开始是从李永芳、佟养性领导的旧汉兵中挑选熟练火器的部分汉兵,按十丁抽一组成。以佟养性为总兵官统领这旧汉兵。当年正月二十一日,命佟养性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到三月十三日,皇太极阅新编汉兵,证明在佟养性率领下汉人炮兵军团已经成立。这里的新编汉兵的兵源是旧汉兵,直到汉军正式名称出现,这旧汉兵与汉军旗不是一回事。但汉兵成为独立炮兵团,在清初军事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七月十八日,皇太极宣布议设每个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将旧汉兵炮兵团,按照六甲喇进行编制,仍由总兵官佟养性管理。可见,旧汉兵组成兵团,在六甲喇之前半年多。首任六甲喇的名单,是天聪六年正月二十一日见于史籍:六甲喇额真副将石国柱、金玉和、高鸿中、金砺,游击李延庚,备御瞻图。皇太极检阅新编汉兵时,是守、战各兵分列两翼。其中,精兵(骑兵)额真副将石廷柱,步兵参将祝世昌,各领一翼。从六甲喇官员状况可知,他们除石国柱有甲喇额真世职官衔外,各官实际官职分别是副将、游击和备御。六甲喇官衔是按军功和实际需要颁给敕书后的法定世袭职衔,在总兵官佟养性总理下,将抽调的旧汉兵,按照六甲喇组编而成。汉官宁完我在天聪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透露:昨年副将高鸿中,除管家喇额真,臣曾具疏奏留。可见,成立汉军六甲喇炮兵团,谋划于天聪四年(1630)。所以,新编旧汉兵到甲喇官职确立,是半年时间;甲喇官职确立到六甲喇出现,即聪五年七月十八日到天聪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六甲喇名称及其具体官员名单出现,也是半年。这就不难断定甲喇官职及六甲喇都是皇太极时期的产物。
  旧汉兵是六甲喇的前身,继之六甲喇组织形式与旧汉兵内容相结合,是汉兵炮兵团继续。天聪七年(1633)正月十二日以前只有旧汉兵汉营六甲喇等称呼,没有汉军旗之说。天聪六年二月,有六甲喇汉军、八贝勒家发炮之人;七年正月,有六家喇善知炮火将官备御;十二月有今我国设立六部,设立书房,又分为六夹喇,八固山”(34) 等的记载都证明,六甲喇作为旧汉兵独立兵团的组织形式,并列于八贝勒、八固山,成为这一时期独立单位。因此从天聪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到六年正月二十一日,是新编旧汉兵时期。这一年不存在汉军旗的问题,所有天聪五年汉军旗诞生的论断是个严重误解。
  3. 汉军旗正名。汉军旗是在六甲喇基础上,经过扩编组织之后,成为正式汉军。这里所说的汉军并非单纯指汉人组成的军队,而是指加入旗籍的汉人军队。这个发展过程经过将近两年半时间。现在我们从六甲喇兵源、军队扩编开始研究。
  (1)旧汉兵。史称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率旧汉兵。所谓旧汉兵是六甲喇的基础兵源。他们来源于额驸佟养性、李永芳、石廷柱和包承先等家族和所部汉人,包括天聪三年永平等地投降的汉族大姓在内的汉人。旧汉兵的先驱是佟养性和李永芳的族属,朝鲜人说,李永芳的汉人为八旗先锋。太祖时期,佟、李两大额驸率领汉兵参战。天命六年八月,蟒古尔泰率领的阵前攻战之四百汉人和八年四月阿巴泰率领的操炮汉兵八百人,就是佟、李所部汉人,他们是随旗行走,并不是旗人。李永芳所部随满洲镶蓝旗,佟养性随满洲正蓝旗行走。当时称他们为黑营。如天命八年(1623)二月十九日,出兵时分编为白巴牙喇、红巴牙喇、黑营三队。后来汉军以黑色为旗帜,就源于此。组编六甲喇时,以旧汉兵十丁抽一,即十丁编兵一名,共新编汉兵马、步仅三千余。这是六甲喇的军队基础,平均每甲喇有五百汉兵,加上总兵官养性率兵五百”(35),这仅三千余的实际兵额至多有三千五百人。旧汉兵名称直到汉军名称正式宣布,才不见于史。如天聪五年八月初七日有总兵官佟养性率旧汉兵,这是旧汉兵首次出现。十月初九日有旧汉兵全军。十二日有参将祝世昌率旧汉兵一千六百人”(步兵)。十一月初十日有佟养性率旧汉兵,十七日有旧汉官。天聪六年正月二十一日有新、旧汉官皆列坐。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日有旧汉官额驸佟养性、石廷柱等。新汉官马光远、麻登云、祖泽润等。这五个月主要出现的是旧汉兵旧汉官。同时,也出现新汉官。我们将进一步研究。
  (2)新汉兵。前文的新编汉兵是指旧汉兵团诞生的行为。现在所讲的新汉兵是指在六甲喇基础上新编入的大凌河投降的汉族官兵。大凌河投降官兵受到皇太极高度重视,进行过两次安置。开始时,将投降官员分与各旗,每旗四员,暂行抚养。天聪六年正月,皇太极考虑到若归公中抚养,各官必受劳苦,于是决定将各官均分隶八旗,所属汉民各取之半。这样,分隶正黄旗的是副将祖可法、祖泽润、祖泽洪男丁各50人,参将姜新、游击方一元各10人,姜奎2人,计172人。分隶镶黄旗的是副将韩大勋男丁50人,参将盛忠15人,游击李明时、陈变武、张怀良各10人,计95人。分隶正红旗的是副将刘天禄男丁50人、杨华征20人,参将张廉15人,游击吴奉成10人,计95人。分隶镶红旗的是副将孙定辽男丁50人,参将段学礼15人,游击涂应乾、刘武元各10人,计85人。分隶正蓝旗的是副将邓长春男丁40人、薛大湖20人,参将吴良辅15人,游击李一洪10人,计85人。分隶镶蓝旗的是副将张存仁男丁50人、陈邦选40人,参将高光辉15人,游击方献可10人,计115人。分隶镶白旗的是副将张洪谟男丁50人、李云40人,参将韩栋50人,游击刘良臣10人,计150人。分隶正白旗的是副将曹恭诚、裴国珍男丁各50人,参将刘士英15人,游击胡弘先10人,计125人。八旗总共副将15名,参将7名,游击9名,兵丁922名,分隶满洲八旗。这些分隶八旗的大凌河官兵,是随满洲旗行走,不是加入旗籍。
  天聪七年(1633)正月,根据文馆汉官建议,从汉族官兵中收选新、旧汉官备御及永平、大凌河炮手,共计二百余人,皆着落六家喇善知炮火将官备御定名管领,即加入六甲喇为新汉兵”(36)。大凌河官兵加入六甲喇的方式是,按户混编在旧汉兵中,以李永芳家族为例,嘉庆年间除本家族、亲戚、陪嫁公主人员、内务府及郡王府包衣等后裔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张七十等三族,系民炮手入于旗下。这是旧汉兵的重新组合,此外有另户孔之璜一族,系大凌河人”(37)。显然,这是新、旧汉兵混编的证据。
  天聪七年(1633)是皇太极抓紧健全六甲喇炮兵关键的一年,正月份刚补充新汉兵,七月份就命凡是满洲各户,有汉人十丁者,授棉甲一,总共有1580户各出一丁,命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统之,以补充旧甲喇之缺额者。当时领导六甲喇的是旧汉官额驸佟养性、石廷柱等,新汉官马光远、麻登云、祖泽润等。至此,六甲喇汉兵额在原编旧汉兵的基础上,又经过两次充实,接近5300(38)
  (3)旧甲喇向固山旗演变。从旧汉兵旗经过一年半时间,过渡到汉军旗,是这新阶段的明显标志。天聪七年(1633)正月十二日,出现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这个又叫西乌里额驸之旗。这是汉兵字首次出现。此后发生三点微妙的变化。一是旧汉兵的字改成字。如旧汉军额真石廷柱旧汉军额真马光远。二是六甲喇称作旧甲喇,即所谓补旧甲喇之缺额者,表明六甲喇组织将退出历史舞台。三是确立旗主。崇德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皇太极说:固山额真者,乃该旗之主也。上述旧汉军额真石廷柱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的提法,只承认他们是旧汉军的额真,并未承认他们是固山,不能算作旗主。天聪七年上半年,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病故前,即正月十二日宣布旧汉兵一旗,到八月二十八日,即经过近七个半月,授石廷柱为旧汉军固山额真。至此,旧汉军旗已经比较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但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军旗。主要是它没有脱胎换骨,所谓旧汉军名称未变。譬如天聪七年十月初七日称:旧汉人马、步军;天聪八年正月初一日称:旧汉兵;十六日,皇太极虽然肯定汉人另编一旗,但三月十三日,仍称作旧汉兵一旗。直到当年五月初五日,皇太极才正式宣布:改旧汉兵为汉军,即乌真超哈”(39)。此后旧汉兵称呼告别于史,再未出现。所谓旧汉兵汉军有原则区别?因为它不是简单地改变名称问题,而是旗籍问题。所以,笼统地说汉军旗诞生,可定为天聪七年正月十二日或八月二十八日,但它有非旗籍旧汉军之嫌。科学而名副其实的汉军旗诞生在天聪八年五月初五日。应当注意的是这时的汉军旗大部分没有编牛录,两翼六甲喇仍是基本组织形式。
  三、汉军八旗及其牛录制度完善化
  汉军八旗制度完善化,准确地说是汉军八旗牛录制度的完善化。汉军八旗完善是从一旗扩大到二旗、四旗和八旗,而八旗制度完善化以牛录组织建设为中心内容。因为,汉军一旗设立时以六甲喇旧汉兵为基础,基层编制不是以牛录为单位。因此,下文我们将编制牛录与旗的增编结合研究。
  1. 汉军两旗与编七十二牛录。汉军牛录编制始于旧汉兵炮兵团设立初期,当时未曾大批编组牛录,而是带有试点性的零散组编。如天聪四年(1630)编组宜哈纳、张成德2牛录。天聪八年(1634)编组张大猷、管大登、神推、臧调元、孙得功、郭肇基、臧国祚、崔明信、吕丰春、刘仲锦、李铭(兼管二牛录)、高应第、巴颜、陈锦、佟学文、王国光、姜一魁、高永福、李茂芳20牛录。同在天聪间编组而年代不明的有:佟成年、图瞻、屯代、范素、佟养量、佟三牛录。崇德元年(1636)编组严国卿1牛录。崇德二年编组赵仲库、张仲第、徐大正、孙应时、张邦治、卢延祚6牛录(40)。至此,汉军已经编组33牛录。这是目前我们所能查到的具体牛录,实际当时编组的牛录是按照皇太极的要求,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档案中将这一年编组的佐领称作编立佐领或初编佐领。可见,崇德二年是上述佐领的一次大整编。张仲第佐领的后裔丰盛额追述其祖先编佐领时称两翼初编七十二佐领;卢延祚佐领的后裔恩霖追述:初编左右翼七十二个佐领;郭肇基的后裔国兴追述:初编参领十二员,佐领七十二员”(41)。不难看出,当时共编12参领,将原六甲喇增加至12人,佐领正式按照满洲佐领编制模式,共编72佐领。目前,我们在史料中只查到如上30余牛录属于此次编组,原因是在崇德七年八旗设立时,半数以上的牛录重新编组,都算作崇德七年编立。如正黄旗的金维城、周福、祖大眷等。镶黄旗的方得胜、祖世魁、邓长春等。正白旗的裴有学、郭光明等。正红旗的臧国祚、朱成伯等。镶红旗的孟乔芳等。镶白旗的祖泽远、裴国正等。镶蓝旗的李国翰、张存仁等,多数是大凌河时期归降的汉官,他们应当是72佐领的组成部分,因为崇德七年再次组编,故算当年编的佐领。
  汉军编组牛录是六甲喇不断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四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是天聪八年,皇太极进行兵名和营伍改革,动作比较大。五月初五日宣布:满洲、蒙古、汉人前此骑步守哨,虽各有营伍,未分名色。故只以该管将领姓名称为某将军领之兵,今已分辨名色,永为定例。随固山额真行营兵马为阿礼哈超哈;巴雅喇营前哨兵为葛布什贤超哈旧蒙古左营为左翼兵,右营为右翼兵。同时宣布:旧汉兵为乌真超哈。二是当年九月,定八旗制设牛录,一例定为三十牛录,在这一政策推动下,汉军牛录加快发展,组建12参领,72牛录。三是李永芳家族和部下六个勋旧佐领,即刘仲锦、李铭(兼管二牛录)、高应第、巴颜、陈锦为首的各佐领,即诞生于此时。所以李永芳当初未编佐,不是旗人,只是随旗行走,有根有据。四是汉军旗尽管编组部分牛录,但很不规范。于是,崇德二年(1637)七月,皇太极再次对汉军进行整顿,要求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并宣布分汉军为两旗,每旗36个牛录。以昂邦章京石廷柱为左翼一旗固山额真,昂邦章京马光远为右翼一旗固山额真”(42)。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些佐领为后世史学家整理文献时漏掉,致使我们统计数字很难准确。譬如佐领花迎春,于崇德三年随军入关征战,在临清阵亡。他的佐领一直传到乾隆六十年,六世孙是花廷柱。而在《八旗通志》的国初佐领中却没有记载。另外,这次编两旗,确立的旗纛颜色皆用青元,即传统的黑色。
  2. 汉军扩编四旗。两旗汉军设立后,除整顿已经编组的牛录之外,天聪三年(1638),继续编组裴有学、周维屏、张思孟、张文奎、赵国祚5个牛录。五年,编组周天玉、佟达2个牛录(43)
  在增编佐领的同时,崇德四年六月,对汉军组织编制、旗色作出明确规定,与八旗满洲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在编制方面决定分二旗官属兵丁为四旗。旗的上层编制是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看似与满洲旗一致,实际每个固山管的是两个旗。按旗色已经是八旗,而组织系统是四旗。每旗牛录章京18员,少于满洲旗的30员。
  官员具体任职是:正黄、镶黄两旗以马光远为固山额真。马光晖、张大猷为梅勒章京。戴都、崔应泰、杨名远、张承德为甲喇章京;正白、镶白两旗以石廷柱为固山额真。达尔汉、金维城为梅勒章京。金玉和、佟国荫、佟代为甲喇章京;正红、镶红两旗以王世选为固山额真。吴守进、孟乔芳为梅勒章京,金砺、郎绍贞、王国光、臧国祚为甲喇章京;正蓝、镶蓝两旗以巴颜为固山额真,李国翰、佟图赖为梅勒章京,张良弼、曹光弼、刘仲锦、李明时为甲喇章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皇朝文献通考》记为每旗设固山额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五人。其中甲喇章京名额的记载,对汉军旗显然错误。另外,四旗的旗色分别是皂镶黄、皂镶白、皂镶红,纯用皂色,仍以黑色为主色(44)
  3. 汉军扩编八旗。经过松、锦大战,更多的明朝官兵投降。皇太极除将男丁幼稚2000余人发往盖州为民外,大部分锦州、松山、杏山新降官属兵丁,用来充实汉军。崇德七年(1642)六月初六日,将汉军四旗扩充为八旗,即初汉军之设四旗,至是编为八旗。分别任命各级官员,以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八人为固山额真。祖可法、张大猷、马光晖、祖泽洪、王国光、郭朝忠、孟乔芳、郎绍贞、裴国珍、屯泰、何计吉尔、金维城、祖泽远、刘仲锦、张存仁、曹光弼为梅勒章京。当年八月初二日,在梅勒章京马光晖、孟乔芳督率下,由铸炮牛录章京金世昌、王天相等和王锦州等著名工匠铸造的神威大将军成功。八月二十七日,将三顺王、续顺公的天祐兵、天助兵等都归并在汉军八旗之中,为进攻中原做积极的军事准备。
  崇德七年汉军八旗制度完善化,将先前所有牛录进行统一编制。八旗共组编40参领,每旗各5参领,正黄旗19佐领,镶黄旗18佐领,正白旗25佐领,正红旗13佐领,镶红旗19佐领,镶白旗16佐领,正蓝旗21佐领,镶蓝旗13佐领,总计144佐领。其佐领在各旗中的分布是:
  正黄旗佐领熊仁、金维城、周福、金玉和、宜哈纳、高拱用、张成德、马汝龙、蒋成良、杨松、赵仲库、代都、祖大眷、立都、张仲第、李献箴、黄得功、周国佐、李茂。
  镶黄旗佐领张大猷、严国卿、方得胜、蔺继文、祖泽洪、唐国政、刘文高、范茂都、高起元、张思孟、刘泰、裴登宽、祖世魁、卢延祚、管大登、邓长春、高尚义(45)
  正白旗佐领神推、王仲善、绰和纳、绰尔门、高第、臧调元、郭光明、祖云龙、李天贵、宋文印、金廷宝、宜永贵、和机格理(何计吉尔)、孙得功、胡弘选、周天玉、徐大正、董廷伯、陈伯通、裴有学、郑蛟麟、夏景梅、李天辅、周维屏、郭肇基。(46)
  正红旗佐领吴守进、孙德盛、冯文运、李志登、王国光、朱成伯、姜一魁、刘涵英、王尚志、臧国祚、汪成功、吴士俊、林寿。
  镶红旗佐领李茂芳、李天福、孟乔芳、王士元、柯汝极、柯永盛、赵国正、赵国祚、李永盛、孙应时、吕丰春、纪国先、郎绍正、吴汝 、佟达、佟荣年、张邦治、林家宝、金砺(47)
  镶白旗佐领姚时雍、祖泽远、卢登科、王国明、刘志友、王廷楦、尚好仁、萧永祚、裴国正、董文魁、崔明信、高国相、高永福、祖泽沛、刘汉、胡有升。
  正蓝旗佐领刘仲锦、李铭、高应第、巴颜、李铭、陈锦、佟成年、佟学文、王应久、朱和善、长寿、图占、二格、屯代()、范素、佟养量、佟三、刘应选、张士颜、佟养先、李盛。
  镶蓝旗佐领李国翰、王政伦、高鸣钟、柳攀琳、陈维道、张存仁、赵汝卿、吕品奇、朱万化、杨文奎、任名世、刘光弼、朱万策。
  从八旗制度完善化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崇德七年除漏掉的牛录外,共编144牛录,按当时规定每牛录200人计算,八旗汉军兵额是2.88万人,《圣武记》记为24050名。二是三顺王和续顺公的人员,原则上未编牛录。只有正白旗郭光明牛录例外,它是在沈志祥投清时离开大队自己率属投降。三是从档案中发现,《八旗通志》将崇德七年某些国初牛录漏记,譬如镶黄旗扬名高牛录是崇德七年初次编佐领时,组编的世管佐领;同旗的赵云龙牛录是崇德七年初编佐领时,将祖大弼部下旗牌官赵云龙授为佐领;正黄旗顾四佐领是祖大寿的锦州投降兵,崇德七年编佐领时,放家人顾四管理。这个佐领后来转给祖大寿之子祖泽清管理(48)。可能因为祖泽清叛逆之故,史书不载。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三个问题,一是通过对汉人在后金社会的组织管理系统、随旗和编组内牛录的研究,万历四十三年满洲八旗设立时的汉军16牛录,不是外牛录。即使是内牛录也值得商榷;二是通过对汉军诞生历史背景、六甲喇诞生及其向汉军旗演变的研究,认定甲喇与六甲喇是天聪朝产物。六甲喇官兵是汉人,不是旗人。汉军旗诞生时间不是天聪五年,最早称是天聪七年,官方正式定名汉军是天聪八年五月;三是汉军八旗及其牛录制度的完善化是崇德七年(1642)六月,以编组牛录为中心内容,而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归并汉军旗,但未曾编组牛录。总之,将汉军旗诞生定在天聪五年是个错误。
  注释:
  ①《清朝通典》卷68,第2518页。商务印书馆,请高宗敕撰(下同)
  ②《圣武记·武事余记》卷11,第1页下。道光二十二年刻本,古微堂藏版(下同)
  ③《清代全史》卷1,第3章,第166页,199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下同)
  ④《清太宗实录》卷1,第10页下—11页上。
  ⑤《满文老档·太祖》卷37,第25—28(东洋文库本下同);《满文老档》()60册,第571(中华书局本下同)
  ⑥《满文老档》()30册,第271页;《满文老档·太祖》卷32,第14—15页。
  ⑦《满文老档·太祖》卷45,第46页;卷32,第19页。
  ⑧《满文老档》()29册,第226页;第32册,第290页;《三朝了事实录》卷12,第3页下。
  ⑨《满文老档·太祖》卷32,第30—31页;卷45,第46页。
  ⑩《满文老档·太祖》()15册,第920—928页。
  (11)《八旗通志初集》卷16,第292页。《满文老档》()60册,第574页;第52册,第493494页。
  (12)《满文老档》()60册,第574页;第52册,第493494页。
  (13)《皇朝文献通考》卷179,第6392页。乾隆十二年,(商务印书馆)
  (14)《满文老档》()52册,第498页。
  (15)《满文老档》()60册,第574页。
  (16)《满文老档》()57册,第542页;第58册,第552页;《清太宗实录》卷17,第10页上。
  (17)《清代档案丛编》第14辑,第3页,中华书局;《满文老档》()47册,第440页。
  (18)《牛录城守官姓长》,见《社会科学战线》19823期,第202页;《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第187页。
  (19)《满文老档》()51册,第480页;第60册,第576577页。
  (20)《满文老档》()47册,第433页;《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卷128,第419页;《三朝了事实录》卷6,第12页上。
  (21)《清太宗实录》卷24,第4页上、12页下;卷36,第38页下、40页下;卷37,第3页上、25页上。
  (22)《清太宗实录》卷62,第7页上。
  (23)《清史列传·贰臣传》卷78,第3页下、45页上、17页下;《明清史论著集刊》第301页。1959年。
  (24)《清世祖实录》卷2,第10页下、第39页;《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87页上下。
  (25)《清太宗实录》卷31,第13页上。
  (26)《明清史论著集刊》第301页;《清代全史》卷1,第3章,第121166页。
  (27)《满文老档》()59册,第568
  (28)《满文老档》()25册,第229页;第50册,第464页。
  (29)镶黄旗汉军世袭谱档,综2编号袭11,嘉庆八年。
  (30)《历史档案》1983年,第一期,第100页、103页。
  (31)《满文老档》()60册,第574页;第50册,第464页。
  (32)《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第8页上;《清太宗实录》卷8,第3页下;卷9,第16页上。
  (33)《清太宗实录》卷8,第6页上;卷8,第33页下;《清史稿》卷2319323页。
  (34)《满文老档》下,第49册,第1238页;《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第8页下、44页上。
  (35)《清史列传》卷4,第13页上(佟养性传);《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第4页下。
  (36)《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第8页下。
  (37)《镶黄旗汉军世袭谱档》,综2编号袭11,嘉庆八年。
  (38)《清太宗实录》卷13,第2页下;卷14,第32页上。
  (39)《清太宗实录》卷16,第1页下;卷17,第10页下,卷18,第3页上、第20页下。
  (40)《八旗通志初集》卷13,第243244240251246233248页;卷14,第252255257261—265页;卷15,第271272274276279页;卷16,第281282—285页。
  (41)《正黄汉世职佐领缘由家谱册》全宗2,编号:袭31,乾隆十八年八月造;《正白旗汉军世职世袭谱档》全宗2,袭字第38号;《镶黄汉世职世职家谱》全宗2,编号;袭19。道光三年分选送。
  (42)《清朝文献通考》卷179,第6392;《清太宗实录》卷37,第30页上;卷37,第30页上;镶黄旗汉军世袭谱档,综2编号袭11,嘉庆八年。
  (43)《清太宗实录》卷40,第15页上;《八旗通志初集》卷14,第236页;卷13,第240页;卷15,第276270278页。
  (44)《清太宗实录》卷47,第11页上;《皇朝文献通考》卷179,第6392页;《探微集》第172页。1980年,中华书局。
  (45)《八旗通志初集》卷13,第242—250页。
  (46)《八旗通志初集》卷13,第251;卷14,第251—259;卷15,第270页。
  (47)《八旗通志初集》卷14,第258—266页;卷15,第271276—278
  (48)《镶黄汉世职世袭谱档》全宗2,编号:袭13嘉庆八年分选送;《正黄汉世职佐领缘由家谱册》全宗2,编号:袭31,乾隆十八年八月造;《圣武记·武事余记》卷11,第1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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