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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会起源研究的可喜突破——评赫治清的《天地会起源研究》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5015 更新时间:2009-1-16

薛瑞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赫治清先生所著《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最近出版,该书设计精当,分五章十九节,计27万字。史学前辈罗尔纲和清史学家何龄修两位先生分别为该书撰写了序言。罗序赞扬此书“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揭开了多年困扰人们的起源之谜”。何序则称它“是一本高屋建瓴地研究天地会历史的专著”,“发明独多”。

    众所周知,天地会起源问题,百多年来,中外学者众说纷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康熙说和乾隆说。赫治清先生的《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集中探讨了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是一部全面论述和进一步确立康熙说的学术专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分析,构筑了完整的“康熙说”理论体系。作者详细论述了天地会的创立时间、地点、人物、宗旨,以及产生天地会的政治、经济背景与历史渊源,提出天地会是清初特定历史条件下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互相作用的产物。它是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由长林寺开山住持僧万五达宗即道宗等人在福建省漳浦县云霄镇高溪乡高溪庙(今属福建云霄县)为反清复明而建立的民间秘密组织。它之所以起源于清初闽南地区,显然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经济原因和社会历史根源。天地会创立之初,是由部分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反满派和部分劳动群众组成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结社。后来,随着清朝中央政权的牢固确立,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实现,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相继退出人民革命斗争历史舞台,天地会就逐渐变成了以农民、小手工业者、商贩、挑夫和其他下层游民无产者为主体的、借以进行反清阶级斗争的秘密结社。天地会不是因为乾隆年间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增长、人口膨胀压力才出现的“互济互助”团体。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不是天地会的创始时间。万提喜也不是它的首倡之人。这一论断,涵盖了天地会起源的各个历史要素,构筑起了与乾隆说等截然不同的完整的康熙说理论体系。

    第二、思路开阔,独创新见。康熙说本是传统说法。自从60年代乾隆说提出之后,它便受到严重挑战。70年代中期,台湾著名学者翁同文教授在郭廷以关于天地会是“‘以万为姓’集团的组织扩大”观点的启发下,对明末清初漳州万姓集团与天地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他根据反清复明志士卢若腾《赠达宗上人》诗序和江日升《台湾外记》有关万五道宗为长林寺僧的记载,结合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所记长林寺僧长万云龙“号慈光,字达宗公”,考订天地会传说始祖万云龙、就是漳州“以万为姓”集团成员之一的万五,即长林寺僧达宗和尚。他认为天地会是康熙十三年甲寅万五达宗与万姓集团其他余党在福建云霄地方建立的。翁同文这一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无疑将传统的康熙说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翁先生的新见解,主要从贵县发现的会簿抄本中的西鲁故事关于天地会始祖万云龙是长林寺僧长达宗和尚的记载立论的。由于他没有解答许多人坚持认为西鲁故事只是于史无征的荒诞神话传说的诘难,因而一直不为非康熙说学者所接受,甚至被指责为仍在“使用影射推论的方法”。加之达宗和道宗是否同一人这一关键问题,翁先生并没有很好解决,他甚至断言《台湾外记》将达宗误记成道宗,更令人大生疑窦。同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姚大羔会簿抄本明确载有“师尊万提起,法号士曰云龙”。80年代在广西田林县发现的会簿抄本又称万提喜“道号云龙”。如果万云龙不指达宗而是万提喜,达宗与道宗各为一人,那么,翁先生关于天地会由万五达宗和尚等人创立的新见解就失去了立论前提。显然,康熙说要站住脚,必须解决这样几个问题:天地会秘密文件会簿及其西鲁故事是何时产生的?可不可以用它来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会簿所载西鲁故事的核心人物、天地会始祖万云龙究竟指谁?达宗是否又叫道宗?二者是否为同一个人?达宗同天地会是什么关系、和万提喜有无关系?该书对上述问题都作了明确回答。首先,该书把天地会秘密文件会簿及其西鲁故事的形成、演变当作专题进行深入地个案研究,具有开创之功。通过对现存有关档案、文献及近年新发现的《香花僧秘典》有关内容的排比、分析,论定天地会秘密文件会簿及其西鲁故事产生于康熙四十年至五十年(1701—1711年)间,而不是嘉庆(1796—1820年)初年后形成的。西鲁故事说的所谓“西鲁番”就是“西虏番”。“西虏入侵”作为一种政治传闻,在清初顺康年间的特定范围内曾一度流播,并见诸于重要史籍。清初也确有一位名为万云龙的反清斗争英雄,福建漳州地区的长林寺开山住持僧万五和尚就号达宗。天地会首领们为了适应在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下进行秘密斗争的特殊需要,创作西鲁故事时不得不采取真事假托的手法,一方面以清初风云变幻中的某些真人真事作为创作的历史素材,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将故事纳入神话世界,尽量使故事情节充满神秘色彩。于是,清初福建广为流传的所谓“西虏入侵”政治传闻,就被巧妙地移植了过来,当作创作西鲁故事背景的素材。那位“一日能知千里外事”的传奇式的反清英雄万云龙,便成了塑造故事核心人物万云龙大哥的素材,并把他的事迹和天地会真正创始人长林寺开山住持僧、清初漳州“以万为姓”集团重要成员万五达宗和尚的事迹揉合一起,进一步加工成一位豪侠仗义的天地会始祖形象,并借用万云龙这个英雄名字来敷演创建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历史新场面。该书指出,西鲁故事是将多种历史斗争情节揉合而成的,属于一种隐喻性质的史料。其中,既有真实的历史依据,又不完全是真实历史的记录。如果不加分析地将其据为信史,或者单凭主观臆测,简单类比附会,难免陷入迷途;如果因为它充满神秘色彩,简单地把它斥之为荒诞的传说,一概否认它的史料价值,就难于找到天地会起源的真相。由于该书揭开了笼罩在西鲁故事上面的那层神秘面纱,揭示了西鲁故事形成、演变真相和它隐藏的真实历史背景,并给西鲁故事的价值以恰当的定位,这就排除了利用它来探讨天地会起源问题的障碍。其次,作者对包括姚大羔抄本、田林县抄本在内的现存各种会簿所载西鲁故事内容进行认真排比后发现,万云龙墓碑都刻有“受职长林寺,开山第一枝,达宗公和尚塔”十六个字,每个字旁边都加三点水,强调“只要抓住万云龙墓碑上刻十六字、四十八点为记的要害,不论各种抄本的记载如何纷乱岐异,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万云龙是长林寺开山僧达宗和尚”。作者还根据福建东山县九仙岩现存大量长林寺开山僧道宗的题刻,近年新发现的诏安县长林寺遗址和尚存的碑刻、匾额,以及新发现的《香花僧秘典》,为确定万五达宗和道宗系同一人提供了确凿证据。该书又根据发掘的大量史料,详细勾勒出万五达宗即道宗于明末清初以来的主要活动事迹,尤其是他在万姓集团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与郑成功武装抗清集团的关系以及他为什么和怎样建立天地会组织等鲜为人知的史实。并进一步揭示出乾隆年间天地会著名领袖万提喜作为万五达宗即道宗的第四代传人同天地会祖师间的师承关系。由于该书在翁同文研究成果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不仅使康熙说更加完善,而且为最终解决天地会究竟创自万提喜还是创自长林寺开山住持、漳州万姓集团重要成员万五达宗即道宗以及天地会为什么“以万为姓”的不解之谜提供了答案。又如,该书通过对不同会簿抄本的比较研究,找出了原始会簿所记创会时间实为康熙甲寅年而非雍正甲寅年,并对不同会簿抄本存在两个甲寅年创会说的矛盾提出了新见,指出雍正甲寅乃是天地会创建六十年之后甲子重逢的第二次重要结盟之期。从会簿所记“七月二十五日丑时”这一具体创会时日,发现了其中包含的特殊意义。其就康熙十三年七月天地会诞生漳州云霄高溪庙的政治环境所做辨析,联系云霄盂兰盆节盛会的传统习俗,论证选定高溪庙作为天地会创会地点、确定当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创会原因,都极富说服力,令人耳目一新。再如,该书紧紧抓住康熙十年将原先规定的“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活动比照聚众赌博之类杂犯进行处理,改按“谋叛未行”罪予以严惩这一根本性质的变化,从专政机器的动静和发出的重大信号中捕捉天地会呼之欲出的信息,从而在运用清律来探讨天地会起源方面获得了突破。至于对“三姓结万”根由诗的新诠释等等,也都显示出作者的深厚功底。

    第三、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坚持理论与史实的紧密结合,强调多学科综合研究。该书独辟《史料与研究方法》一章,用6万余字篇幅详尽介绍天地会秘籍——会簿、档案、文献资料、调查材料等有关天地会起源的基本史料和研究方法。对于各类史料价值的评估,如何分析鉴别,去伪存真,由表及里,该书都不乏精辟之论。针对探讨天地会起源需要涉及众多学科,作者提倡从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有独到之处。

    第四、视野宽广  内容丰富,涵盖面大,是该书的又一特点。一般人看来,天地会起源似乎是个小问题,涉及面狭窄。其实不然,仅从这个问题在国内外争论长达100多年迄无定论来看,就说明它决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如要全面回答它起于何时、何地、何人,创立宗旨、背景、历史渊源等等,涉猎面就十分广泛。该书名曰“起源研究”,实际上是对清前期天地会的历史所作的全面系统研究。由于该书详细介绍了100多年来有关天地会起源研究的概况,因而又是一部信息量大的学术著作。

    第五、该书不回避学术争论。由于国内外史学界对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看法分岐很大,争论激烈,因而作者从不回避这些分岐和争论,展开学术争鸣。这种写作方式有利于读者对不同见解进行比较、鉴别,有利于推动天地会研究的深入发展。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由于篇幅和写作时间的限制,对天地会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尤其是思想根源的论述比较薄弱,给读者多少留下一些遗憾。书中的一些提法尚需斟酌,某些问题的论据尚不很充分,甚至有待商榷。例如,万五达宗即道宗何时去世,五祖的社会生活原型是谁,究竟怎样看待《香花僧秘典》等等,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

        

(文章来源:《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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