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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304 更新时间:2009-10-16

马新;

山东大学出版社

文史哲, 2002 05  
                                     

 一

 

    生态环境是整个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历史时期农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在生态环境诸因子中,气候条件及其变化是原发性要素,它的发展与变化直接影响着植被、土壤和循环状态,奠定着特定时期生态环境的基点。

    根据历史气候学的研究,两汉时代正处于大理冰期结束以后的第三个温暖期。这一时期起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止于公元200年左右,高于现代的年平均气温1-2。这种气候的特征,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找到佐证。

    从植物分布变迁方面看,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气温上升,南方亚热带与暖温带植物纷纷北上。以竹为例,目前大面积的竹林基本上不超出长江流域,而在当时,竹子的生长区域却超过了北纬46度,黄河流域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大面积竹丛。比如,春秋时的淇水一带,竹木巨大成荫,连延不绝。《诗经·卫风·淇奥》咏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到汉代时期,这一带仍然竹木繁茂。西汉元封二年,黄河决口,武帝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即以“下淇园之竹为楗”;[1](《河渠书》)西北地区也是广有竹林,《山海经·西次二经》即记六盘山一带:“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史记·河渠书》亦记:“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当时的关中地区,同样是竹林众多,在《诗经·小雅·斯干》中就曾言:“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司马迁所言“渭川千亩竹”[1](《货殖列传》)、班固所言“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2](《地理志》)更是脍炙人口。春秋战国与两汉时代竹简的盛行,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竹木分布的普遍。

    除了竹林之外,其他一些暖温带、亚热带植物的北移也十分引人注目。如《诗经》中屡屡在北方出现关于“梅”的诗篇。《召南》之“摽有梅”,地域当在当时的雍梁之地;《秦风》之“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其地域应在秦岭山脉。另外,《陈风》有“墓门有梅,有鸮萃止”,《曹风》有“鸤鸠在桑,其子在梅”,该两国地域均在兖、豫之地,即今河南山东一带。而梅树的下限温度为-14°,因此当时平原中部冬季最低温度比现在要高。[3](P15)

    值得注意的是,梅为长江流域的原产,何以在春秋时代大面积地出现于北方?对此,历代经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对《诗经》中的“梅”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如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其《诗经稗疏》中,曾经引经据典,对“有条有梅”解释道:“条有两种:一则《毛传》所云槄也。《尔雅》:槄,山榎。榎,今谓之楸,似梓,至秋垂条如线,故谓之条。一则《尔雅》所云‘柚’、‘条’,郭璞注谓似橙实酢,生江南者。梅亦有二:一则今之所谓梅,冬开白花,结实酸者;一则《传》所谓柟,今西川所出大木,大数围者,乃似橙之条,出湖、湘、闽、粤,而梅花唯江南多有。”

    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低温期,所以他认为“似橙之条”与梅均出自江南岭表,这应当是正确的,但他又以此为据,去诠释千余年前处于温暖期的《诗经》中的记载,这就有些失之偏颇了。他是这样诠释“有条有梅”的:“此《诗》云‘终南何有’,又云‘有纪有堂’,皆遥望之词,非陟终南,而历历指数之也。则条、梅皆非树名,梅当与枚通,小树之枝曰条;其茎曰梅。盖秦山无树,但有灌莽郁葱而已。望终南者,遥瞩其山阜之参差,远颌其荆榛之苍翠,以兴望君而韵慕之词。故曰:其君也哉,亦遥望而赞美之也。”这一推论显系公羊手法。其实,《诗经》本身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梅,就是江南之梅,开花结实,可以食用,而且时人以梅之开花结实作为男女求婚的时节,亦可见梅树的种植普遍。如《召南·摽有梅》所云:“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由“其实七兮”到“其实三兮”到“顷筐塈之”形象地道出了梅实熟落的过程。为何可以把梅诠释为“小树之茎”?“有条有梅”之条亦然,王夫之已引古人注,谓条或柚或楸。但因不产于北方,又推论条即小树之枝条,亦属大谬。“有条有梅”相对而言,梅为杨梅,条则为柚。许慎《说文》亦明确指出:“柚,条也,似橙而酢。”

    实际上,直到汉代,桔与杨梅依然可以在关中种植,而且,除此两者外,还有柑橘、橙、枇杷、荔枝、龙眼(桂圆)、香蕉(甘蕉)、槟榔、橄榄、留求子、蜜香树等多种南方作物在关中落户。《三辅黄图》卷三《扶荔宫》曰:“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西京杂记》卷一说:上林苑有“梨十(种)……枣七(种)……梅七(种)……枇杷十株,橙十株……桂蜀漆树十株”。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曾对此也有详细描述:“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从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线看,在这一历史时期,其南线出现北移现象。据有关专家研究,当今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的南界大体上东起连云港附近,经商丘北跨黄河,沿黄河北侧高地西伸,这条线以北的河流每年都有隐定的封冻现象。但在春秋西汉时期,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线北移大概至今山东曲阜一带甚至再向北一些。[3](P15)据《左传》、《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记载,在关中地区及曲阜、洛阳地区,于鲁桓公十四年(前698)、成公元年(前590)、襄公二十八年(前545)、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07)昭帝始元二年(前125)都有“无冰”记载;《后汉书·五行志二》也云:“庶征之恒燠,《汉书》以冬温应之。中兴以来,亦有冬温,而不记录云。”李贤注引《管子》曰:“冬不冰也。”而河流封冻要比河边出现冰情所要求的冬季温度还要低。这种气候状况与梅树所指示的情况基本吻合。

    另外,这一时期,渤海湾地区还出现大范围的海侵现象,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与当时气候之温暖不无关系。《汉书·沟洫志》记载:“王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大司空掾王横言:‘……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谭其骧等专家认为,王横所言,乃是发生在西汉中期的一次大海侵。其“九河之地”相当于今渤海湾西岸的天津、宁河、宝坻、武清、静海、黄骅六县市各一部分或大部分地区,即这次海侵的范围大体在海河平原上海拔四米的等高线附近,方圆数百里。直到东汉中叶以后,海侵地区的海水才渐渐后退;东汉末年,海陆形势基本恢复到海侵以前的局面。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仍然人烟稀少。因而这一地区出现了西汉中叶以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年代上的中断现象;而且在这一区域的七里海北岸大海北村的汉代文化层内发现大量的孔虫壳体,其组合可能代表一个稳定的沼泽湖环境。[4]这些都表明,温暖、多雨是当时气候的一个重要特色,王横所言“天尝连雨,东北风”,当不是孤立现象。

由上所述,我们不仅对汉代的气候条件有了初步的把握,而且还可以注意到这种气候条件已经对这一时期植物的生长与分布发生了重大影响。同样,它对于其他生态因子诸如植被、土壤、水资源以及农作物布局、产量等乃至生产方式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两汉时气候条件的相对温暖,带来了降水的充沛,水资源的丰富,而且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植被与土壤结构也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气候的温暖可以直接提高一个地区的降水水平,所以,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时代,有关大雨、霖雨、淫雨的记载不绝于史。如《汉书·五行志》记载:“文帝后三年秋,大雨,尽夜不绝三十五日。”“昭帝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成帝建始三年夏,大雨,三辅霖雨三十余日,郡国十九雨……秋大雨三十余日;四年九月,大雨十余日。”《后汉书·五行志一》也记载:“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伤稼。安帝元初四年秋,郡国十淫雨伤稼。永宁元年,郡国三十三淫雨伤稼。建光元年,郡国二十九淫雨伤稼……”各帝纪中尤其武帝以后诸帝纪对大雨的记载也是不绝如缕。丰富的降水,一方面会造成“山谷水出”,河流溢满,致使水灾;但另一方面也使水利资源相对充沛。我们还是以关中为例。班固《西都赋》言此地“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棻”。杜笃在《论都赋》中也写道:“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太平御览》卷八二一所引王朗《上求正贷表》言:“昔在两京,有鄠杜膏腴之饶,池阳谷中之利,泾渭三川之水,郑国白渠之溉。每年成熟,雨灌并亩,至今号为陆海。”俨然一派水乡景象。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家们的夸张与铺衬,关中地区的实际情况亦然。两汉时代,关中地区可以说是河网密布,水源众多,长安附近,八水环绕,有泾、渭、灞、浐、丰、镐、涝、潏。以泾水为水源修建的郑国渠、白渠,有灌溉能力为4.45万顷。如《通典》卷一七四云:“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而目前泾水最大月份的水量,却只能灌溉50万亩。

    其他地区亦多如此。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代,黄河下游地区与黄河相连的河流就有南岸的济水、浪汤渠、汳水、汴水、涣水、沙水、洧水、获水、睢水、涡水、鲁渠水、濮渠水、漯水、笃水河等;还有北岸的汊道、屯氏河、屯氏别河、张甲河、鸣犊河等;下游地区鸿沟以来,泗济以西,江淮以北,大河以南,共有较大的湖泊140多个。黄河水系以外,北方还有其他水流系统,如山东南部地区即有沭水、汶水、泗水、沂水、桐水、南梁水、潡水、承水、祖水等。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又向人们揭示了这一地区数十条不见文字记载的古河流,为土地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汉代的湖泊陂泽更是星罗棋布,不计其数。据统计,《水经注》记载的大小湖泊仅在黄淮海平原地区就有190个之多。正因为这一时期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灌溉工程格外发达。《史记·河渠书》对武帝时的情况有一概括的记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气候的温暖与湿润,也为两汉时期森林植被以及土壤状况能处于一种良性的自然循环状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期的山东与关中。据有关专家分析,春秋战国时代,山东地区木本植物孢粉比重增至30%-58.5%,森林植被是以阔叶树为主的针阔叶森林,主要树种有栎属、栗属、榆属、桦属、鹅耳杨属、桑属、枫香属、胡桃属、枫杨属等多种乔灌木混交。当时山东的森林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覆盖率为46%。如《禹贡》所言:兖州“厥草惟繇,厥木为条”,徐州“草木渐包”。《孟子·滕文公上》也说,这一地区“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经春秋以来的开发,到两汉时代,虽然自然森林面积逐渐减少,但经济林木与经济植被即人工再生林及次生植被却形成规模,像“齐鲁千亩桑麻”,“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1](《货殖列传》)以及“曹、卫、梁、宋,采棺转尸……邹、鲁、周、韩藜藿蔬食”,[5](《通有》)等等,都很有特色。正因为如此,才会对这一地区有“膏壤千里”之誉。对此,史念海先生曾分析道:“兖州的坟土为什么为黑色,这是由于兖州森林草地最多,草木旺盛,土壤中腐植质也相应的增多,所以在《禹贡》中,兖州之土为上中。”[6](《河山集三·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这是两汉时代山东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

居于兖州之上的是雍州之土,为上上,其原因也在于森林草木植被的完好,司马迁即言“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司马贞索隐:“穀,木名,皮可为纸;纑,山中苎,可以为布,今山间野苎。”司马迁又言:“燕、秦千树栗”;“渭川千亩竹”。所以,“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1](《货殖列传》)东汉班固的记载更是清楚,他说:关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2](《地理志》)又言长安之地“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7](《西都赋》)东汉杜笃的《论都赋》亦言:“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楩楠檀柘,蔬果成实。”据史念海先生考证,秦汉时吕梁山、秦岭、崤山、首阳山、邙山、中条山、太岳山、析城山、黄龙山、嵩山、太行山、王屋山等山区,都覆盖着大片森林。[6](《河山集二·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气候的温暖与温润改变了以往的作物布局,扩展了各种作物的种植空间。在植物方面,前已详述,此不赘述。就农作物来讲,以水稻为例,水稻为喜温喜水作物,产量较高,由于气候的温暖,水利的兴盛,两汉时代的水稻种植面积大大扩展。

    水稻原产于南方,早在仰韶文化时代即陆续北传,春秋温暖期到来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诗经·鲁颂·宓宫》云:“有稻有秬。”《唐风·鸨羽》云:“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小雅·白华》亦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七月》云:“十月获稻。”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稻作生产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战国策·东周策》记道:“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纵横家之言,固然不可全信,但由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东周一带应当是拥有相当数量的稻田,所以,当西周不下水时,才会“患之”。我们还可以看出,或有相应的水利,东周境内可以普遍种稻,正因为此,苏秦才会建议西周下水,待东周种稻后,再以水源控扼其命运,“令一抑西周”。

    两汉时代,北方的水稻种植依然在发展中。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看,北京黄土岗,河南洛阳西郊、辉县城北、洛阳烧沟以及江苏徐州奎山等地,都先后有稻谷出土,许多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稻作区。如关中一带,内史所掌握的公田中,即以稻作为主,据《汉书·沟洫志》记载,“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武帝曰:“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民间种植也很广泛。汉武帝微服外出狩猎,“驰鹜禾稼稻粳之地,民皆号呼骂詈”;[2](《东方朔传》)直到东汉时代,关中仍然“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8](《杜笃传》)“粳黍稼穑之所入,不可胜算”。[9](《京兆樊惠渠颂》)河北一带亦然,早在魏襄王时代,史起为邺令,即引漳水溉邺,广植水稻,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汉哀帝时,待诏贾让主张治河北水患,“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2](《沟洫志》)东汉安帝时,大力发展水稻生产,“河内好稻……地产不为无珍也”;[10](《冀州论》)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县东北)开稻田8000余顷。这是汉代水稻种植的北界。在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是汉代北方著名水稻产区。如东汉初山阴太守秦彭“兴起稻田数千顷”。[8](《岑彭传》)东汉末,夏侯淳在陈留、济阳间“率将士劝种稻”。汝南一带更是“鱼稻之饶,流衍他郡”。[8](《邓晨传》)

    由于水稻种植的扩大,两汉时代的北方地区已掌握了比较系统的稻作技术,并较南方更早地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出现于北方的《氾胜之书》与《四民月令》,可视为西汉与东汉的两部代表著作。这两部著作,对水稻种植技术的主要环节都有记载,如对于播前整地,《氾胜之书》指出:“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对于播种,北方地区已掌握了不同品种的不同时节,《氾胜之书》云:“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四民月令》也云:“三月……时雨降,可种粳稻。”对于播种量,《氾胜之书》也指出:“稻,地美,用种八升。”这也可以告诉我们,西汉时代,水稻种植尚为撒播,亦即直接播种。不独北方如此,南方地区亦未见到移苗插秧的记载,一些地区画像砖上的播种方式也是撒播。到东汉时代,北方与南方共同出现了插秧技术,《四民月令》五月所记:“是月,可别稻及蓝。”是我国农作文献中首次对这一技术的记载。与此同时,南方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也出现了有关内容,如广东佛山澜石出土的水田模型中,就有农夫插秧的形象;贵州兴义出土的水田模型中,也刻画出了整齐的禾苗,显然是插秧的结果。这也表明,北方地区的水稻生产技术,因种植面积的扩大,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由于气候的温暖,使粮食的耕种时间大为提前,如《氾胜之书》记:“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立春后,土块散。”“三月种粳稻。”据专家推算,这要比目前关中地区耕种的时间提前约一个物候或一个节气。这对农作物的生长乃至产量影响较大。

    气候变化对于农产量的影响对于高纬度地区,亦即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作物产量更为直接。张家诚先生曾经提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同样,年降水量每下降100mm,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12]而低纬度地区则影响不大。吴慧先生曾认为,如统一以今亩计算,秦汉时代的平均亩产量为132公斤,东晋南朝为125.35公斤,较前朝下降2.84%,这主要来自纬度较高的长江以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长江以南地区,水稻亩产量反比秦汉上升了5.2%。北朝时代的平均亩产为128.8公斤,较之秦汉下降2.48%。而唐代的粮食产量则直线上升,较之汉代,增长了26.6%;较之南北朝,增长29.66%

    余是非先生所考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粮食亩产量的变化起伏要高于上述结果。他认为,曹魏与两晋时代,粮食亩产较之两汉下降1.5%;北朝则下降13.3%;隋唐较之南北朝又上升了1.3%[12]这与气候的变化趋势亦相吻合。

    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两汉时期的生产经营方式也产生了连锁反应。从关中、关东地区来看,当时的生产经营方式总的来说不是单纯的经营农业,而是兼顾林、牧、副、渔诸业,这从当时的史料记载中便可看出。就畜牧业来说,即使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关中地区当时农牧兼营比较突出。如齐人卜式,“以田畜为事……羊致千余头,买田宅”;[2](《卜式传》祝鸡翁,洛人,有鸡千余头;[13](《祝鸡翁》)宣曲任氏“力田畜”,“富而主上重之;”;关中桥姚“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1](《货殖列传》)陈广汉除有大量的田产外,还有“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羊豕鹅鸭,皆道其数”。[14](《卷四》)马援“在上林苑,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8](《马援传》)这些与董仲舒所说的“多其牛羊”、“广其田宅”,[2](《董仲舒传》)仲长统所说的“马牛羊犬,山谷不能受”,[8](《仲长统传》)都是典型的农牧兼营的豪强。另外,从一些名人曾从事放牧业,如淄川公孙弘“放豕海上”,[2](《公孙弘传》)梁鸿“牧豕上林苑”,[8](《梁鸿传》)济阴孙期“牧豕于大泽中”。[8](《孙期传》)从民间祭礼中“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中者“屠羊杀狗”,贫者“鸡豕五芸”;从济南王康拥有“马千二百匹”、外戚马光仅腊日用羊即达三百头,可从另一侧面反映当时中原关中地区畜牧业之发达。

    由于水利资源丰富,汉代养殖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当时一方面出现许多大面积养殖区,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水居千石鱼陂……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凡生产“鲐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者,可比千乘之家;东汉的樊宏家“池鱼牧畜,有求必给”。[8](《樊宏传》)另一方面,当时的水田陂塘也往往实行多种经营,将稻作、养殖、种藕等诸项有机地融为一体,农、渔、副兼顾,一举多得,这种现象我们从出土的汉代陂塘模型中便可看到。如在1978年在陕西勉县发掘的四座东汉墓中,出土了塘库农田模型一件,陶陂池一件,方形塘库三件。所出塘库农田模型为长方形,塘库与稻田连为一体,中有一坎相隔,塘内有螺蛳、蛙、鳖、鱼;陶陂池是一独立的蓄水设施,池内分布有荷叶、莲包,有鱼、虾、鳖、鱼、螺、龟,池坎上还有鸭子;另外三件塘库模型也分布有上述物品。又如,1977年在四川峨眉县东汉砖墓中出土的石塘库农田模型,右边为塘库,塘中有鸭、虾、蟹、螺等,左方为两方农田;在通往农田的水口处,还置有竹笼,以防鱼虾进入田中。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东汉陶水塘,中以高堤相隔,右塘有荷花、鱼、鸭和小船,左塘为鱼池,池内有两条大鱼象征着养殖业丰收。[15]

    经济作物作为农业生产的一部分,在汉代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种植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品种之多,都是前后诸朝所不能比拟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当时带有商品生产性质的园圃,栽种量往往以“千树”、“千畦”、“千亩”、“千石”、“千种”、“千章”、“万个”、“千斗”计;各种园林比比皆是,两汉史籍中诸如“柚之乡”、“果布之凑”、“枣粟之饶”、“园圃之利”、“千亩桑麻”、“千亩姜韭”、“千亩竹”、“千亩卮茜”、“果菜千钟”、“桑麻铺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不绝于书。各豪强庄园的经营多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其他。如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棘桑麻。”[16](《比水》)陈广汉家除种植一般农作物外,还有藷蔗二十五区,蹲鸱三十七亩,有果蓏肴蔌[13](《卷四》)等等。各小农小户们也如班固所说:“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2](《货殖传》)由于种植环境的良好,加上技术的提高,经济作物的种类也大大增加。西汉的蔬菜,见诸记载的就有36种之多,《四民月令》所记庄园中仅蔬菜就有20余种;检《西京杂记》卷一所载,当时果树种类梨有10种、桃有10种、枣有7种、李有15种、梅也有7种之多。

汉代这种以农业为主,兼顾牧、副、渔诸业的生产模式,反过来又为水土保持及生态环境起到维护和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4]谭其骧.历史时期渤海湾的大海侵[N].人民日报,1965-10-08;天津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渤海湾西岸古文化遗址调查[J].考古,1965(2);李元芳等.天津北部全新世海侵[J].地理学刊(第18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5]桓宽.盐铁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诸子集成本.

    [6]史念海.河山集[M].三联书店,1963.

    [7]班固.西都赋[A].昭明太子.文选[C].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8]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蔡邕.京兆樊惠渠颂[A].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C].北京:中华书局,1958.

    [10]卢毓.冀州论[A].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C].北京:中华书局,1958.

    [11]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J].地理学报,1992,(2).

    [12]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58;余是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3).

    [13]刘向.列仙传[M].四库全书本.

    [14]葛洪.西京杂记[M].四库全书本.

    [15]郭清华.浅谈陕西勉县出土的汉代塘库、陂池、水田模型[J].农业考古,1983,(1);余德章,刘文杰.四川汉代陂塘水田模型考述[J].农业考古,1983,(1);刘志远.成都天回山崖墓清理记[J].文物,1979,(12).

[16]郦道元.水经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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