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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一)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389 更新时间:2009-12-2

 

       王子今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

 

历史文献对于汉晋时期经营南方的记录,涉及中原人对南土“湿”“暑”的深切感受,也留下了对“瘴气”危害的早期记忆。讨论相关问题,有益于透视当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从而提供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汉晋历史文化的条件。而在逐渐认识“瘴”和“瘴气”的漫长过程中汉晋时人的贡献,显然也值得研究者重视。

 

  岭南“湿疫”

 

    因秦末特殊的政治背景,出现了南越政权。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和龙川令赵佗策划割据,利用“负山险,阻南海”的地理条件,“急绝道聚兵自守”,除南海郡外,又控制了桂林、象郡地方,实际上珠江流域大部分地区皆为其所有。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汉高祖初定天下,因为久经战乱,“中国劳苦”的缘故,当时以宽宏的态度容忍了赵佗政权在岭南的割据。又曾经派遣陆贾出使南越,承认了赵佗“南越王”的地位,希望他能够安定百越,并且保证“南边”的和平。在高后专制的时代,“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似乎曾经采取了与南越实行文化隔闭、文化封锁的政策。赵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吕后派周灶发军击南越,于是,南越与汉王朝正式进入交战状态。对于周灶南征战事,司马迁在《史记·南越列传》中只有如下简单的记述:“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①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因为对当地气候条件的不适应,汉军不能逾岭,两军事实上在南岭一线相持了一年之久,吕后去世方才罢兵,于是出现了司马迁所谓“隆虑离湿疫,()佗得以益骄”的局面。所谓“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体现出岭南开发曾经受到因“暑湿”导致的“士卒大疫”的影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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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司马贞《索隐》:“韦昭曰:‘姓周’”。

②参看王子今:《龙川秦城的军事交通地位》,《佗城开基客安家:客家先民首批南迁与赵佗建龙川2212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秦汉时期“中士”与“南边”的关系及南越文化的个性》,《秦汉史论丛》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汉文帝时代,陆贾再一次出使南越:“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越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乃顿首谢,愿长为藩臣,奉贡职。”宣布取消帝号。《汉书·南粤传》的记载则更为详细,其大意略同。其中也有“南方卑湿”语。

“卑湿”的说法,作为地理条件评价,屡见于两汉史籍。最著名的,是“长沙卑湿”①、“江南卑湿”②、“南方卑湿”③等。而张骞提供的域外知识中身毒、天竺地方“卑湿暑热”④云云,也是讨论本文主题时尤其应当注意的。

据《汉书·严助传》,在汉武帝对南越用兵之前,淮南王刘安曾为言“南方地形”,也说:“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蠢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对于所谓“近夏瘅热”,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的解释:“‘瘅热’即盛热,言南方暑湿之地,近夏则盛热。”其实,“瘅”字从“广”,似不应解为“盛”。所谓“瘴热”,当是指南方湿热之疾。《素问·脉要精微论》:“风成为寒热,瘅成为消中。”王冰注:“瘅,为湿热也。”刘安所谓“瘅热”,很可能是说湿热之疾流行。下文“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也是我们在讨论“瘴气之害”时有必要重视的信息。

 

  马援故事

 

    有关南方“暑湿”“瘅热”的另一次明确的记载,又见于两汉之际史事。

    汉光武帝十七年(41)至十九年(43),交阯征侧、征贰暴动,名将马援率楼船师远征。据《后汉书·马援传》,“交阯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耻。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援追征侧等至禁溪,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乃击牛酾酒,劳飨军士。”该传中,马援对属下官吏,有一番关于人生志向的诚恳表白:

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站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今赖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君纡佩金紫,且喜且惭。

 

于是吏士皆伏称万岁。对于所谓“仰视飞鸢足占跕堕水中”,李贤的解释是:“鸢,鸱也。踣跕,堕貌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刘攽曰:案文,‘重’,当作‘熏’。周寿昌曰:案‘重蒸’,言‘下潦上雾’,两重相蒸也,不必改‘熏’。王先谦曰:《东观记》作‘熏’。案‘重’字亦通。”⑤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按,《袁宏纪》,‘重’作‘浮’。”⑥也就是说,写作“毒气浮蒸”⑦。

    据《后汉书·马援传》,汉光武帝二十四年(48),“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次年,军至临乡,“破之,斩获二千余人,皆散走入竹林中”。传文又写道:

初,军次下隽,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崄,从充则涂夷而运远,帝初以为疑。及军至,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搤其喉咽,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三月,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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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贾谊传》。

②《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下》。

③《史记·南越列传》、《淮南衡山列传》,《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爰盎传》、《南粤传》。

    ④《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西域传·天竺》,《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⑤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上册,第306页。

    ⑥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二册,第441页。

⑦袁宏《后汉纪》卷7“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作“当吾在浪泊西时”。

 

壶头山在今湖南沅陵东北沅江南岸,充县则在今湖南桑植。“从充”即沿澧水行军,“从壶头”即沿沅水行军。“从壶头”路近水险,方有经历今湖南吉首地方当时称“武溪”的沅水支流的故事。所谓因“暑甚”导致“士卒多疫死”,而“援亦中病”,应是极严重的疫情记录。《古今注》卷中写道:“《武溪深》,乃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门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日《武溪深》。其曲日:‘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度兽不能临,嗟哉武溪多毒淫。’”卷下则题为《武溪歌》,《乐府诗集》卷74又题作《武溪深行》①。其中所谓“毒淫”一语,透露出“士卒多疫死”的直接原因,可能并不仅仅在于“炎气”“暑甚”,即气温之高。

    所谓“毒气”、“毒淫”,似乎与后来通常所说的“瘴气”有相近的涵义。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就认为马援军遭遇的正是“瘴毒”。《水经注·沅水》:“(夷山)山下水际,有新息侯马援征武溪蛮停军处。壶头径曲多险,其中纡折千滩。援就壶头,希效早成,道遇瘴毒,终没于此。”马援回忆“在浪泊、西里间”事所谓“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化入《武溪深》“鸟飞不度”辞句②,也是值得注意的。

    有关马援南征征侧、征贰事迹的记述中,可以明确看到有关“瘴气”的文字。

    《后汉书·马援传》说到他死后被无端诋毁的遭遇。马援曾经从南土向中原转运薏苡实,被诬为明珠文犀等珍宝,于是激起帝怒,以致妻子不敢为他行常规葬礼。后来其兄子马严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方才得以安葬在家族墓地。关于“薏苡实”的情节,《后汉书·马援传》写道:

初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援时方有宠,故莫以闻。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栽还,皆明珠文犀。

 

李贤注:“《神农本草经》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风湿痹下气,除筋骨邪气,久服轻身益气。”

后来有前云阳令同郡朱勃诣阙上书,陈列马援往年功绩,其中说道:“出征交阯,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遂斩灭征侧,克平一州。间复南讨,立陷临乡,师已有业,未竟而死,吏士虽疫,援不独存。”朱勃又说:“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寒漠,南度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事,名灭爵绝,国土不传。”③这里所谓“触冒害气”,和后来“瘴气之害”的说法颇相接近。已有学者指出,此“害气”,“其实就是瘴气”④。正是出于对被称为“害气”的“瘴气”的恐惧,不仅郡治在今越南河内东北的“交阯”,甚至武陵郡属县“临乡”地方,也都被看作“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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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宋欧阳修《集古录》卷3《桂阳周府君碑》:“右汉桂阳周府君碑,按《韶州图经》云:后汉桂阳太守周府君碑,按庙在乐昌县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惊湍激石,流数百里。昔马援南征,其门人辕寄生善吹笛,援为作歌和之,名日《武溪深》,其辞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能临,嗟哉武溪何毒淫。’”北宋人郭祥正《武溪深呈广帅蒋修撰》写道:“滔滔武溪一何深,源源不断来从郴。流到泷头声百变,谁将玉笛传余音。潺潺泠泠兮可以冰人心,胡为其气兮能毒淫?汉兵卷甲未得渡,飞鸢跕跕堕且沈。天乎此水力可任,蛮血安足腥吾镡。功名难成壮心耻,马革裹尸亦徒尔。伏波一去已千年,古像萧萧篁竹里。风来尚作笛韵悲,婉转悠扬逐船尾。”(《青山集》卷3)宋人周紫芝《武溪深》写道:“五溪妖蛮盘瓠种,穴狐跳梁恃余勇。汉庭老骥闻朔风,两耳如锥四蹄踊。南方毒雾堕跕鸢,五溪溪深军不前。健儿六月半病死,欲渡五溪无渡船。将军誓死心独苦,本为官家诛黠虏。谁知君侧有谗徒,刚道将军似贾胡。人生富贵一衰歇,会令薏苡成明珠。祁连高结卫青冢,文渊藁葬无人送。至今行客武溪傍,谁为将军一悲恸。”(《太仓梯米集》卷1)“南方毒雾”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又明人僧宗泐《武溪深》:“滔滔武溪,载广载深。我今欲济兮,畏此毒淫。武溪滔滔,飞鸢踮足占。我不先济兮,士不敢涉。既济既涉,我师孔武。蠢尔有蛮,服我王度。”(《全室外集》卷2)也说到“畏此毒淫”。明人王世贞《武溪深》:“于嗟武溪,一何毒煎。飞鸢站站,堕人马前。畴能衔恩贪百年?(《弁山四部稿》卷7)则用“毒煎”语。

    ②后人又渲染为“汉兵卷甲未得渡,飞鸢跕跕堕且沈”,“南方毒雾堕跕鸢,五溪溪深军不前”,“武溪滔滔,飞鸢跕跕”,“于嗟武溪,一何毒煎。飞鸢站站,堕人马前”。

    ③《后汉书·马援传》。

④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瘴气致死亡”:中原人的历史记忆

 

    北边居民对于南土“瘴气”的认识,也可以通过东汉末年公孙瓒的事迹得以反映。《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记载:“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为郡门下书佐。有姿仪,大音声,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遣诣涿郡卢植读经。后复为郡吏。刘太守坐事征诣廷尉,瓒为御车,身执徒养。及刘徙日南,瓒具米肉,于北芒上祭先人,举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瘴气,或恐不还,与先人辞于此。’再拜慷慨而起,时见者莫不歔欷。”①辽西令支,在今河北迁安西②。

    不过,如果说,“日南瘴气,或恐不还”只是体现了像公孙瓒这样的生长在辽西的北边人对日南地方生存环境的识见,似有不妥。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何焯曰:‘瓒,辽西人,安得有先墓在北芒?’惠栋曰:‘案《谢承书》,乃泣辞母墓也。’”③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沈家本曰:‘按,此疑于北芒设位遥祭其先耳。下文便当长辞坟茔,《魏志》与先人辞于此。此陈胜于范也。’又曰:‘赵一清谓辽西亦有北芒,未知所据。但瓒此时随刘守诣廷尉,不得在辽西也。’”④《太平御览》卷422引《英雄记》:“公孙瓒字伯琏,为上计吏。郡太守刘基为事被征,伯珪御重到洛阳,身执徒养。基将徙日南,伯珪具豚米于北邙上祭先人。觞醊,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与先人辞于此。’再拜,慷慨而起,观者莫不歃欷。”则明说是在洛阳北邙。所谓“时见者莫不歔欷”,“观者莫不歔欷”,或许即反映了“日南瘴气,或恐不还”云者,其实是中原地区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⑤。

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又发生了“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发动的暴动。日南郡治在今越南广治北,象林在今越南会安南。《后汉书·南蛮传》记载,“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5止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二郡虽击破反者,而贼孰转盛。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岁余而兵谷不继,帝以为忧。”第二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讨论决策,“皆议遣大将,发荆、杨、兖、豫四万人赴之”。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提出反驳意见,指出七条“不可”的理由,其中极其重要的一条,就是:“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后汉书·公孙瓒传》:“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略见书传。举上计吏。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官法不听吏下亲近,瓒乃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太守当徙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酹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

    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册,第6162页。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按,《清一统志》,令支故城,在今永平府迁安县西。”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3册,第1113页。

    ③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下册,第827页。

    ④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3册,第1114页。

⑤《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裴松之注引《傅子》载录“太祖与苟或书,追伤嘉”者:“……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可以参考。    ⑥李固提出的七条理由是:“若荆、杨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盘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领南,不复堪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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