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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时期中的社会力量——我读《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129 更新时间:2010-1-13

  谢泳

文汇报, 2003-05-09

 

    读书有时候是需要缘分的。我平时看书,最感兴趣的是历史方面的著作。特别是西方人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书,我一般见到了都要买回来看看。对于中国学者的同类著作,也很在意,不过阅读的兴趣要弱一些。有些学术著作,如果不是特别的机会,很难有耐心看完。《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余新忠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月版),是我在非典时期耐心看完的一本学术著作,在这一段特殊的日子里,看这样一本书,真有说不出的感受,这是年初出版的一本书,学术著作能有这样的机缘,真是百年不遇。在非典的日子里,这本专门的学术著作,有可能引起更多人的兴趣,特别是那些非专业读者的阅读兴趣,这就是读书的机缘。我感觉,我与这本书有缘分。

    这本书有一个副题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它主要研究的是江南瘟疫的发生以及由此引起的复杂社会情况,特别是疫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基本把清代江南发生的疫情以及规律告诉了我们。余新忠是南开大学的博士,很年轻。他的这项研究,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中,有开创性。本书在专业上的成就,我是外行,不好评价。但我个人以为这本书在新博士的著作中,是一本有个性的书。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作者虽然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也读过很多外国书,但这些东西在书中溶化为作者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没有那种食洋不化的感觉,书中很少直接引用西方学者的话,但从作者的观察中,可以看出他所受到的西方影响。这种学风在新一代学者身上的出现,使人们对中国学术的承传有信心,作者的努力和方向应当得到肯定。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中,这些年很受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影响,有些人用得好,而有些人却太迷恋这个概念的解释力了。作者基本上没有让这些流行的学术潮流干扰,显出了自己的独立性。公共领域的概念,是从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构造,它着眼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这个概念很诱人,但也是陷阱。作者对这一点很警惕,因为他是由史料观察事实,所以非常谨慎。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他一般保持这样的认识:社会力量也没有超越国家和地方政权的能力与企图,毕竟,乡贤在举办公共事务时,所预期的乃是让自己更受官府的器重以对地方社会事务更具影响,而非希望自己成为与官方对抗的民间领袖。这个判断,我以为很有道理。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手边恰好有两册《山西省疫事报告书》,记载的是1918年晋北肺疫防治情况。当时山西晋北的疫情非常严重。当年的15,阎锡山接到疫情报告,立刻通电晋北各县,实行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先后撰白话电示数条,俾官民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各办法,严切执行。当时内务部派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来山西。先生立即聘为防疫总顾问,授以医务全权,领中外医员以树设施上之模范。
    从当时的疫情报告看,政府相信一切社会力量。疫情出现后,立即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请他们来帮助。很快就动员了全省各方面的防疫力量,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当时国内外对此的评价是:中外人士,乃致叹于筹策之神。决策之神的重要原因,一是当时山西有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它与国家力量形成了协调互动的良性关系。二是当时建立的区村制度,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在灾难面前,这种自治制度,承担了现代防疫行政的许多职能。山西的情况和江南的情况,大体有相同的地方,正如作者所说是有针对性地补充官方行政能力的不足,并有效地表达地方社会的要求与民意,促发地方官员关注并举办一些缺乏制度规定而实际需要的事业。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中民间机构性质的判断,很清醒。没有因为学术潮流的影响而放弃自己独立的见解。
    评价这样的书,外人只能说一点阅读感受。对作者来说,来自同行的评价才是学术价值的定位。最后还有一个感受是:作者写得太累了,没有举重若轻之感。学术想象和灵气没有展现出来,从作者的选题看,我以为他有这方面的才能,但他可能是没有在这方面用心。所以同样是学术著作,我们看顾颉刚、陈寅恪、费孝通、潘光旦等前辈学者的书,首先为他们的学术想象和灵气所打动,然后才是他们的学术贡献。现在看来,我们更缺乏的可能还是前辈学者的灵气。有些东西可以学会,但有些东西却只能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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