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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城市城墙史研究综述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8801 更新时间:2010-1-24

中国古代城市城墙史研究综述

 

成一农

 

无论是城市史研究还是城市历史地理研究都或多或少的都会涉及到城墙的问题,如对中国古代城乡差别的研究、城市起源的研究、宋代城市扩展的研究、中国古代城市规模的研究等等。但是就研究成果来看,对于中国古代城墙史的研究无论是著作还是论文数量都相对较少,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墙起源的研究

 

国内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城墙起源于原来聚落周围挖掘的壕沟,主要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如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钱耀鹏:《略论史前时期的环壕聚落》,载《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马世之:《中国史前古城》,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1985年第l)。但是自美国城市建筑史和城市规划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中提出“城墙最初的用途很可能是宗教性质的,为了标明圣界(temenos)的范围,或是为了避邪,而不是防御敌人”之后,国内外有些学者也认为中国古代城墙的起源可能与宗教有关。如l97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鲍尔·惠特利(Paul Wheatley)在《四方之极》(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Chica901971)这部书中提出,早期中国城市的起源不是市场、城堡,而是在礼仪中心的基础上最先兴起的。再如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l993年第l)认为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的形制根本不可能适用于战争防御,同时从当地地形来看,城墙也难以起到防洪堤坝的作用,因此他认为三星堆城墙是具有宗教礼仪性质和神权象征性的建筑。以上观点都有其可信性和考古资料的证实,因此至今对于中国古代城墙的起源尚无统一的意见。但是,城墙的另一种功能,即分割内外或者说分割城市不同身份的居民的功能似乎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的很多文献中都记载了当时“筑城以 君,造郭以守民”,这种描述虽然强调了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但也说明城墙划分君民的功能,这种功能可能也是城墙出现的原因之一。在迄今发现的龙山时期的古城址中,有很多城址仅是整个遗址的一个组成部分,如辉县盂庄、襄汾陶寺、天门石家河、寿光边线王、余杭莫角I-LJ、凉成老虎山等。在这种城址中的城墙可能就具有划分城市不同身份居民的功能,如美国学者安德黑尔弓lwiesheu的观点,“规模较小的城如王城岗等是用于保护统治阶层府第等主体建筑的,而聚落的其他部分一定已延伸到城墙之外。这一重要假设在城址发掘中得到了应验……王城岗和其他城址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将统治阶层与一般民众隔离开来,并保护统治者的财富”([]安·P·安德黑尔:《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聚落的变迁》,《华夏考古》)2000年第l期》。此外,黄陂盘龙城商代城址,也有着类似的布局,“在城南的王家嘴、城北的杨家湾、城西的楼子湾和城东的李家嘴等地,都发现有商代的文化堆积,但不见大型建筑基础,当为一般居民区和手工业区”(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67)。早期商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城内是大量的宫殿基址,一般居民居址则主要分布在城外,特别是是城南商代遗存主要分布范围基本上限于外夯土墙之内,虽然对于郑州商城两重城墙是否是“城郭”关系还有争论,但这种以城墙将不同身份的居民划分开来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后代都城之内的皇城、宫城,同样将君主和普遍居民划分开来,而且军事防御并不是这两者的首要任务,在历代战争中我们极少看到围绕皇城或宫城展开的攻坚战。清代在地方城市中设立的满城,其城墙除了防范汉族人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将满人与汉人隔离起来,保持八旗的独立性,防止满族人汉化。因此,在今后对于城址起源和城墙功能的研究中,应该重视其分割城内居民功能。

 

二、中国古代城墙的建筑和考古学研究

 

    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多是建筑史和考古学的学者,在著作中一般都使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不过受到资料来源的限制,从这一角度对中国古代城墙史的研究重点大都集中在唐代以前。主要论著有以下几部:

    张驭寰先生的《中国城池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首先通过介绍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一些典型城池,描述了中国古代城池的发展脉络,然后对中国古代城市的方方面面,如城墙、城门、城市形态、城内街道、城内功能建筑等作了简要介绍。诚如作者所言,现在关于城池方面的专著十分稀少,特别是涉及到地方城市的著作更是缺乏,该书确实对于我们了解地方城市有很大帮助,尤其是从古代建筑的角度介绍了与中国古代城墙修筑有关的一些问题。但是该书同时也存在很大不足:首先,从整体来看,在观点上缺乏创新,同时缺乏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城墙发展特点和过程的总结和归纳;其次,书中所附的城市复原图,很多都没有利用最新的考古成果,城址复原图大部分也都比较粗糙;最后,书中存在很多史实错误,如书中一再强调《周王城图》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的影响,并认为《周王城图》成书于战国时期,而众所周知,该图是根据《考工记》绘制的,成图时间较晚。又如书中10页“周成王即位掌管,一切政权由他主持,周成王及时迁都到洛阳。这时西周变为东周,大规模建设洛阳城”,这是一个明显的常识性的错误,这些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大大影响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罗哲文、赵所生等主编《中国城墙》(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以图片为主,对一些保存至今的古代城市的城墙进行了介绍,是一本以普及知识为目的的著作。

此外,在各种建筑史和城市考古等著作中,或多或少的从建筑或考古的角度注意到了中国古代城市城墙修筑的问题,如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曲英杰的《古代城市》(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刘叙杰的《中国古代城墙》(载《中国古城墙保护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曲英杰先生的《古代城市》一书,从考古学的角度介绍了一百六十余座古代城址,并附有大量的复原图,所引用的资料也大都注明了出处,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城墙的研究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这些著作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城墙建筑学上的发展,在很多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如中国古代城市城墙在明代开始大规模包砖(刘叙杰:《中国古代城墙》)。陈庆江《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认为,云南的城市在明代之前绝大多数都是土筑,入明之后,开始筑砖,“终明一代,云南筑有城池的府级政区治所中,除越州、陆凉、景东三卫的情形今未清楚外,只有元江府城和广南府城的城墙未改为砖石筑造”。如“在宋代及宋代以前,都作圭角形门洞,即是梯形门楣,到宋代之后就以券门为主”(张驭寰:《中国城池史》,334);如瓮城和马面都出现于汉代等(刘叙杰:《中国古代城墙》)

 

三、从军事史角度对中国古代城墙的研究

 

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工程兵工程学院《中国筑城史研究》课题组撰写的《中国筑城史》(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年版),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对中国古代筑城活动进行研究的专著,该书从军事角度人手,分析了中国不同时期的筑城活动,尤其是注意到了近代、现代历史上的筑城活动,这是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内容。更为可贵的是,该书从军事角度分析了历史上攻城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筑城技术的发展,这拓展了我们城墙史研究的视角。但遗憾的是该书没有对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城市是否修筑城墙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而是假设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注意到一些朝代的部分地方城市是没有城墙的,因此书中的某些观点是需要修正的。

 

四、城墙发展史的研究

 

    对于城墙发展史的研究主要以断代研究为主。

    春秋战国时期,侯志义《采邑考》(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认为“采邑修筑城堡之事,至少进入春秋以后已成为普遍现象”,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史念海(《先秦城市的规模及城市建置的增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997年第3)等。

    关于汉代地方城市城墙的研究现状,侯旭东在《北魏村落考》(载《何兹全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文中有过简单的分析。以往不少学者或基于都市国家的假说,或拘泥于《汉书·食货志》等的描述,认为汉代的“里”是封闭性的聚落,或城中的方形区域,同时推论汉代无论是地方城市还是聚落都是有围墙的(如宫川尚志:《六朝时代の村にっぃて》,载《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日本学术振兴会1956年版;《六朝时代的村》,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中华书局l992年版;宫崎市定:《中国にぉける聚落形态の变迁につぃて》,《大谷史学》61956年;《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中华书局l993年版)。与以往观点不同,侯旭东在这篇论文中认为,两汉时期南方的不少郡县并无城郭,至孙吴时才始建,《三国志·吴志》中屡见“城”某地的记载。此外,周长山在《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介绍了汉代城郭的修筑时间、城郭的规模和构筑方式等。

    刘淑芬《魏晋北朝的筑城运动》(《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版)认为,魏晋北朝由于战乱频繁,出现了一个筑城高潮。但是她在关注筑城活动的同时,没有注意到当时部分新设置的地方城市并没有修筑城墙,如邺县,“炀帝初,于邺故都大慈寺置邺县,贞观八年,始筑今治所小城”(《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又如咸阳县,“后魏又移咸阳县于泾水北,今咸阳县理是也……大业三年废人泾阳县。城本杜邮也,武德元年置白起堡,二年置县,又加营筑焉”(《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可见北魏移县后并没有筑城,武德元年置堡以及二年置县后才加以修筑;又如胤山县,“后魏於今县西南十五里置义城县……天宝元年改为胤山……县城置玄白崖山上,武德四年筑,义清县理焉”(《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山南道三·利州》)等,因此隋炀帝在大业十一年的诏书中才说:“而近代战争,居人散逸,田畴无伍,郛郭不修,遂使游惰实繁,寇*[+]未息”(《隋书》卷四《炀帝本纪》)。总体看来,刘淑芬教授的观点主体上虽然正确,但仍需要在论断上作一些调整。

    程存洁在《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编》(中华书局2002年版)中介绍了唐代边地城市城墙修筑的原因、过程和城市布局,认为军事防御是唐代修筑边城最直接的原因。

    黄宽重《宋代城郭的防御设施及材料》(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2)认为,北宋前期曾大量拆毁江南地区的城墙,只是“宋廷在侬智高之乱后,改变对江南不筑城的政策,开始修筑城池”。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陈正祥先生(《中国文化地理》第三篇《中国的城》,三联书店,1983年,70)。但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认为,宋初毁城之后,无论南宋还是北宋都一再坚持不鼓励筑城的政策。北宋依智高和方腊起义之后,虽然筑城数量增多,但基本上只是局限于起义涉及到的地区。南宋长期面临金和蒙古的军事压力,不得不修筑了沿淮地区城市的城墙,但很多内地城市依然没有修筑城墙,这点在南宋时期的地方志中有所记载。

    对于元代城市城墙,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三篇《中国的城》认为“蒙古人是粗野的游牧部族,对妨碍他们横冲直撞的城,当然没有好感。在《元史》和《元一统志》等书,绝难看见造城的记载。有一个时期,曾禁止汉人筑城或补城。所以到元朝被推翻时,许多城已破损不堪”。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党宝海《元代城墙的拆毁与重建——马可波罗来华的一个新证据》(《元史论丛》第八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进一步认为元初的毁城政策不始于统一南宋的过程中,早在进攻高丽的战争中,就已经有意识地采取毁城政策来防止当地人民的反抗。党宝海(《元代城墙的拆毁与重建——马可波罗来华的一个新证据》)和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认为,元代禁止筑城的政策持续到至正十二年,随着农民起义的爆发,元政府才不得不下令要求全国普遍筑城。不过成一农认为,由于当时处于战乱时期,政府的诏令已难以执行,再加上战争期间地方财力、人力的困乏,因此实际上修筑城墙的城市数量较为有限。

    考古工作者至今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已经发现了数以百计的辽金时期的城市遗址。在丰富的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对辽金城市城墙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林秀贞《东北地区金代城市的类型》、李健才《东北地区金代古城的调查研究》、李逸友《辽代城市和民用建筑》、项春松《辽国城镇聚落形态研究》、贾洲杰《辽金元时代内蒙古地区的城市和城市经济》(以上均见《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辽》,北京出版社l997年版)等。总体来看,出于军事防御和控制的需要,辽金两朝对于地方城市城墙的修筑是十分重视的。

    徐泓教授《明代福建的筑城运动》(台北《暨大学报》第3卷第l)对明代福建地区城墙修筑的过程进行研究之后,认为福建直至明代中期才全面筑城。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认为,明代的筑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洪武时期,这一时期除了修筑了大量的卫所城市之外,府州县城的修筑也以那些有同城卫所的城市为主;第二阶段,永乐至天顺时期,这一时期明朝政治安定,社会发展,内外都相对平静,因此筑城的数量很少;第三阶段,成化至嘉靖年间,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全国开始普遍筑城。不过成一农使用的资料只局限在《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因此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陈庆江在《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一书中认为明代云南地区的筑城与卫所的设置与改土归流密切相关。

    与其他研究时段不同,对于清代城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地区,研究者主要也是台湾地区和海外的学者,如刘淑芬等人撰写的《清代凤山县的研究》(高雄《高雄文献》l9851)、刘淑芬《清代台湾的筑城》(台北《食货月刊》复刊第14卷第ll12期合刊,l985)、哈雷·J·拉姆利《修筑台湾三城的发轫与动力》(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由于台湾地区保存的清代修城的资料十分丰富,因此这些作者对台湾地区的筑城时间、城墙形式的变化,尤其是民间、官府在筑城过程中的互动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此外,马正林先生在《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也专门辟了“中国城市的城墙”一章来论述城墙,但论述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秦汉之前,对于秦汉之后的分析则极为简略,在观点上也以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为主,偏重于描述,缺乏细致的研究。

虽然对于城墙修筑的断代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中国古代筑城活动还缺乏总结性的研究。根据以往的研究,至少从宋代到明代中期,中国地方城市的城墙修筑处于停滞或者说是被忽略的时期,但在大多数涉及到中国古代城墙的研究著作中往往都假定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一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假设,使得很多以此为基础得出的论断出现了偏差,如马正林先生在《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的75页中认为,“从以上事例可以说明,明清两代,城市向郊区扩展已成为必然之势,城墙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已不再成为城市的主要标志,终于要与城市脱离关系”。但是,正如以往研究显示的,从宋朝至元代,城墙与中国古代城市的联系是较为松散的,不少城市在很长时期是没有城墙的,城市的发展可能较为自由,而恰恰是在明代中叶之后很多地方城市才开始修筑城墙,换句话说明清时期才是中国古代城墙与城市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再如施坚雅《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导言”总结的“中世纪城市革命”五个要素中的第四点,即“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25),如果象以往研究证明的宋代部分地方城市并无城墙,那么如何区分城内和城外呢,如果不能区分城内城外,那么如何确定“城外商业郊区”呢?不仅如此,人的活动离不开地理空间,对于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研究,如果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地理平面上,那么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会出现偏颇。因此,建立正确的地理平面,是研究很多历史问题的基础。

 

五、子城的研究

 

    子城萌芽于汉代,在地方城市中广泛兴筑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普及于唐代,衰落于宋代,最终消失于元代,可以说子城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有着漫长的历史。子城是衙署所在,因此在中国古代城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至今对子城进行过较为系统研究的只有郭湖生,他在《子城制度——中国城市史专题研究之一》([]《东方学报》五十七册,1985)中对子城的产生和演变进行了分析,这篇论文多是文献的陈述,对子城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基本上没有进行分析,特别是忽略了对于子城消失原因的分析。朱大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齐鲁学刊》1987年第4)一文中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城市中的“套城”,其中也涉及到了子城,并认为军事因素是以子城为代表的“套城”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主要原因,但是该文只局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把子城的产生放在子城的整个发展过程去分析,因此具有局限性。在中国古代,地方城市中还有一些与子城相关的“城中之城”,比如魏晋南北朝地方城市中的“金城”,唐代文献中记载的“衙城”、“牙城”等。其中有一些学者对“金城”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认为金城和小城、子城同是位于外郭城内一角小区划的城,惟一不同的是特别指在低地上填土而建的小城(转引自刘淑芬:《魏晋北朝的筑城运动》,载《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刘淑芬(《魏晋北朝的筑城运动》,389)对宫川尚志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她认为“金城”是魏晋北朝城市的一个特殊产物,它是在外郭城内修筑的军事城堡,有别于内城或子城,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城的防御能力。虽然如此,对于子城和这些“城中之城”关系的研究至今仍很少涉及。总的来看,现在对于曾在中国古代地方城市中有过重要地位的“子城”的研究尚不深入,无论是对子城产生、普及还是消失的原因都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分析,对于子城与其它“城中之城”的关系更是缺乏研究。

    综上所述,虽然现在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城墙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对于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如子城、城墙起源,还是对城墙史的宏观研究都还存在着很多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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