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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鹏:从内陆亚洲走向江南(a)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229 更新时间:2010-6-1

从内陆亚洲走向江南

读《马背上的王朝:巡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1680——1784

刘文鹏

 

    

    

“吾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1]南巡,这个被乾隆帝视为关系帝国整体战略的重大事件,这个被民间津津乐道的传奇,在学术界却鲜有人系统研究,直到美国学者张勉治(Michael Chang[2]《马背上的王朝:巡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1680-1785》一书推出。如果说2005年濮德培(Peter Purdue)《中国西进》(China Marches West)出版,是积数年之功力于一书,对康乾时期西北用兵准噶尔,即“西师”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和全新的解读的话,而张勉治此作的推出则表明美国学界对关系清朝战略的两件大事的研究宣告完成。

 

研究清史,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一个崛起于东北一隅的、人口只有二十多万的满族,如何能够问鼎中原,并统治中国近300年之久,特别是构建18世纪的盛世辉煌?

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汉化”曾一直是研究清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和主流的视角,把满族的成功、清朝的繁盛定位于对汉文化的倾慕与广泛接受,以获得汉族士人的认可与支持,从而构建了王朝的合法性,并造就康乾盛世。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美国“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或“新清帝国史”(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观念犹如17世纪的满族迅速崛起,新著迭出,风靡一时,成为美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认同、满族特色等诸多“内陆亚洲”因素带进清史学界,全面反思满族何以成功、清朝统治的性质等问题,解构和修正汉化观和民族主义影响下的清史研究。正如岸本美绪的评论,1718世纪的近世国家都要考虑以何种正当性理论来处理16世纪遗留下来的民族的、宗教的、经济的、社会的多样性问题,以实现国家的整合。[3]张勉治此书也是在这种学术背景的深刻影响下、历十年之磨砺而终于推出的。

 

(一)“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概念的提出

 

该书的宗旨在于把清代皇帝从16801785年持续不断的南巡活动,看作对“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展示和宣扬,是具有鲜明满洲特色的政治文化,包含着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构建和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改造的良苦用心,而不仅仅是对汉文化的接受。

“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Ethno-Dynastic Exceptionalism)是作者在书中的核心概念。对满族人来说,他们用以统治天下的意识形态首先是民族的(Ethnic),即对满族质朴、武艺等特质的坚持和弘扬,特别是对马上治天下政治观念的发挥;其次是宗室的(Dynastic),强调八旗组织和政府官僚对爱新觉罗家族及皇帝本人的尊崇和效忠。在此基础上大力宣扬“满族至上主义”(Exceptionalism),即在清帝国中,将满族人置于一个崇高的地位,将一切成功归于满人,而非其他民族,强调民族认同和满族人的优越地位。

作者在书中指出,清朝皇帝“民族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南巡过程中得到了集中表达和展示。当帝国面临的诸多重大事务和矛盾纷纷在南巡这个平台上粉墨登场时,英明的皇帝用他们“民族宗室统治”的意识形态这一毫不动摇的思想主线,将这些事务与矛盾一一串起。南巡途中的喜怒哀乐、生杀予夺,无不根源于此。作者正是循着这个主线,对巡幸的历史渊源与内涵、清朝皇帝巡幸的行为本身、乾隆南巡期间与扬州盐商、江南文人交往,以及御制诗写作、南巡的社会反响方方面面进行分析,治河、武备、西师、江南士商活动、文狱等诸多影响帝国发展的重大事件和各种矛盾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虽述南巡,却及其余,一个对帝国发展的全景式的、整体的描述跃然纸上。

作者的这一概念根源于韦伯的“世袭君主官僚制”。[4]张勉治用这一概念来解释18世纪清朝政治文化的特点,即无论是军人、商人或博学鸿儒,都只服务于统治者个人的好恶。统治者要求他们对其个人忠诚、效忠,最终要把所有有自我主体价值的官员变成奴性十足的仆人。然而作者也认为韦伯忽略了民族性的因素。他认为民族性对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历史非常重要,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是为了建构群体的共同信仰,是建立和维系世袭统治的基础。民族认同的语境和象征一直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是世袭统治历史形成过程中基本要素的构建。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入关前对八旗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将其“世袭家族化”的过程,相对于其军事性而言,纪律性和政治立场更重要。以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分野为标志,八旗成为“国中之国”。在1730-1740年代,在完成“国中之国”意识形态和制度化的控制之后,清朝统治者又将这种统治扩展到从明朝继承下来的政府。因为与可信赖的集团联盟保持凝聚力和纪律,对清的统治来说是一个永久性问题,康雍乾三帝概莫能外。实现政治合法性需要两大基本要素,一方面表现出对汉人政治文化标准和社会利益的包容性,以扼制由商业化和地方精英带来的去中心化倾向(decentralization)。另一方面,他继续强调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特权和满洲统治的军事基础。清朝皇帝在17401750年代对巡幸制度的复兴是这种历史动态演进过程中的一部分,既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意识形态的需要。

然而,乾隆以后南巡终结,在作者看来,清朝的这种“民族宗室统治”意识形态的强势也难以为继。和珅倒台后,嘉庆帝急需以来汉人士大夫去清理其余党,自此以后,汉族士人的势力日渐高涨。当嘉庆帝与臣下讨论南巡时,受到汉族大臣吴熊光的劝谏,而皇帝此时已经没有了当初康熙的迂回策略,也没有了乾隆的大张旗鼓,嘉庆帝的出巡只能局限于北方或长城以北,他和以后的皇帝都已无法也无力再用那种民族世袭统治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汉人。这反映了官僚体制对巡幸制度的反对,以及对民 族世袭特权的限制。在历史叙述方面,也从此开始把乾隆南巡定位君主挥霍无度的一种行为。与18世纪相比,官僚君主的角色发生很大转变,就巡幸而言,无论其合法程度还是地理范围都大大降低。民族主义在朝着远离“满人至上”的方向迅速发展着。

 

(二)南巡:清朝统治意识形态的展示

 

1、解读历史上的巡幸

巡幸是对中国历史上皇帝离开首都出外活动的总称,包括巡视地方、祭祀天地、御驾亲征等各种活动,带有很强的军事活动色彩。作者剖析了“巡幸”这种政治活动的历史内涵。在作者笔下,巡幸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包含了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的政治活动,对巡幸的态度往往是一个王朝、一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现。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对巡幸的理解有两种思想渊源,一种是汉族儒家思想的解释,另一种是北方民族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解和演绎。

作者对巡幸内涵的探讨追溯到三代时期。那时的天子巡幸,包括打猎和军事远征,多为一种军事活动,目的在于加强中央权威,保证诸侯国效忠天子,维系封建制度。到战国时期,随着“士”这个特殊阶层的出现,特别是经过儒学著作如《孟子》的解释,“天子非展义不巡守”,怀柔远人,崇尚“王道”的思想被注入其中,使之成为具有更多礼制内容和文治色彩的概念。自秦汉至隋唐,随着官僚体制越来越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巡幸受到越来越多的阻击。例如,隋炀帝曾说,南方各政权如南唐等之所以灭亡是因为那些君主整日晏处深宫,对民间疾苦毫不知情。然而,随着隋朝二世而亡,隋炀帝被刻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反面教材,他的一切行为,包括巡幸各地也自然成为后世政权口诛笔伐的对象。而且,科举制度之下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体制总是想把皇帝的巡幸活动限制在符合礼制、彰显仁政的范围之内,把皇权的运行限制在理性范围之内。一旦他们认为皇帝巡幸有悖民生,更重要的是有违官僚的利益,他们就会以不符合礼仪和仁政为由劝谏皇帝停止巡幸。而至两宋,巡行的合法性更是大打折扣。鉴于唐代武人作乱,宋代自太祖始就一直致力于削弱武将、以文御武的政治变革。通过科举考试,士人文官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特别是在南宋时期,虽然王朝偏安一隅,北患未消,但是南君臣还是倾向于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武力和军事为士人所不齿。劝谏巡幸被看作士大夫张扬主体精神主要方式,也是官僚对自己特权和利益的维护。从苏轼到南宋著名太学生刘黼,他们甚至认为唐朝的衰落和灭亡都是因为皇帝巡幸太多。皇帝巡幸已被看作“百无是处”之举。所以由隋唐至两宋,对巡幸制度态度的转变本身就代表着政治文化的转向。明代成祖时期迁都北京,确立了南、北两京制度,而且成祖朱棣本人就是一个“马上皇帝”。他一生戎马,先后五次出击蒙古。在他周围既有由士大夫组成官僚体制,对他的频繁巡幸颇有微词;同时他又有一套由太监和军事将领组成的官员系统在忠实地执行他巡幸的命令。然而在成祖以后,随着强大的文人官僚逐渐占据上风,皇帝巡幸再次被定位为悖离礼法的行为。尤其在正德皇帝的几次荒唐闹剧般的巡幸后,在强大的官僚文人的前仆后继的阻击下,明代的皇帝们再也找不到出巡的理由,他们再也没有出过北京城,甚至紫禁城。

巡幸的另外一种思想渊源是北方民族王朝的演绎。在他们那里,皇帝巡幸不仅被描述成为古代圣贤仁政的一部分,而且也被解释成为部落首领具有民族特质的季节性巡幸行为。无论是契丹辽、女真金,还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皇帝们保留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巡幸习俗。他们每年春末离开中原,北上草原去过夏天,在农历九月的时候再回到中原。效力于元朝的汉族士人仍然在用和南方士人一样的理由劝谏皇帝,但在强烈的民族习俗面前收效甚微,蒙古族的皇帝依然按季节巡狩于两个都城之间。作者认为,汉族士大夫和少数民族皇帝之间对是否应该巡幸的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汉族传统的“贤王”仁政统治和少数民族“民族宗室统治”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无论金世宗还是蒙元诸帝,对本民族特质的坚持和保留,大大超过他们对“汉化”的追求。

作者通过对巡幸制度历史脉络的勾勒是要表明,巡行不是一种简单的行为,是一种包含深刻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行为。显然,以前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资源都将作用于清代,在此背景下在17世纪入主中原的新主——满族人,也必须对巡幸表明态度,以亮明自己的意识形态,整合不同的政治思想。

 

2、进入江南的马上王朝:南巡、武备与西师

清朝康、乾二帝平均每年巡幸2-3次,次数之多,范围之广,非是历代一般君主所能比拟,可以说将帝王巡幸制度推向一个顶峰。但在应对汉人士大夫的劝谏上,两个皇帝策略不同。在书中可以看到,康熙皇帝是以“绕着走”的方式来应付汉族士人的“文化霸权”、协调满汉之间不同的政治理念。他最早的巡幸计划曾受到以理学名臣熊赐履为首汉族官员的谏止,熊赐履认为康熙巡幸塞外不但皇帝本身安全是个问题,军兵和百姓也必然受扰,向祖上表示孝道的太庙祭祀也将无法按期进行,更主要有可能重蹈明代正统和正德皇帝的覆辙。而且熊赐履建议成立一个起居注机构,由正直的儒学大臣负责记录皇帝每天的活动。这表明汉族儒学大臣还是在努力以传统政治观念来规范皇帝的巡幸活动。康熙帝显然不想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汉族士大夫发生正面的冲突,面对这种高屋建瓴的劝谏,他取消了此次巡幸计划,三年后起居注机构也得以成立。有了这次事件,康熙帝在巡幸事情上变得格外小心,但他没有放弃巡幸的观念。1671年康熙帝第一次东巡盛京,理由是向祖宗宣告一统华夏大业之完成,完成皇考顺治帝未了之心愿,这种理由有着明显的“孝”的理念。1680年代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帝又以同样的理由他先后到沈阳、山西五台山和塞北巡视。然而,在每次巡幸的实际活动中,尤其在长城以北,康熙帝沿途之上总是不断视察各地军队,率领满族军队进行围猎活动,频频接见蒙古各部首领,根本目的是以此强化对清语、骑射等被视为“家法”的满洲风俗的认同,也因此才有著名的避暑山庄行宫的筹建。当初被熊赐履谏止的巡行,后来都借着“法祖”旗帜巧妙地得以实现,并取得汉族士人对认同,至少让他们无话可说。1684年秋天,康熙帝又宣布要东巡泰山,像舜等人一样将平定“三藩”内乱之事祭告天地。可事后他没回北京,而是宣布南下视察黄河水利,从山东直奔江南,拉开了他六巡江南的序幕。

与康熙“绕着走”不同的是,乾隆帝将巡幸的理论发挥得更加完善,更加体系化,而且从不放弃与汉族士人在思想战线上大张旗鼓的正面斗争。他近则事事仿效其祖父,远则多宗11世纪时的那位坚持女真风俗、拒绝汉化金世宗。乾隆认为天子应该通过巡幸来实现“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不应晏处宫中、耽于逸乐。宋明清士人等都以隋炀帝、明武宗等为例,以“勿逸乐”来反对皇帝巡幸,而乾隆则以明代后期嘉庆、万历皇帝数十年不出宫、不上朝为由,将古人所强调的“勿逸乐”这一原则做了相反的解释。乾隆帝的这些观念还从他对元顺帝的评价中表现出来。1335年元顺帝在汉族大臣的反对下放弃了北巡塞外的计划,乾隆认为这种做法恰恰是像汉人一样贪图安逸,而且放弃了对蒙古族本身的民族特质,也削弱了民族特权。而且,其祖父康熙帝频繁巡幸本身成为乾隆帝“法祖”巡幸的根据。实际上,乾隆帝是在将以往北方民族政权主张保持民族特质、推行民族统治的理念注入其中。1758年,在用兵西北准噶尔之前,御史孙灏上疏反对乾隆巡视塞外索岳勒济山的计划,理由是路途遥远,道路艰辛,皇帝安全亦是个大问题,且花费巨大,并言及南巡是皇帝贪恋江南景色、贪图安逸。此时的乾隆帝专门发布上谕,不惜笔墨地对此一一批驳。他认为不怕艰辛,锻炼纪律和毅力,恰恰是八旗军队应有的品质,是满族人的家法;而借此加强武备对积极到来的西北战事具有战略意义;至于安全,更不是问题,因为蒙古地区皆为满蒙子孙驻守,如何会不安全?乾隆帝不仅批判汉族士人的理念,而且通过对南巡的躬行不辍,大张旗鼓地来宣扬满族人的意识形态:即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以抗衡儒家观念。这是乾隆帝比其祖父更进一步的地方。

乾隆皇帝还非常注重对 “孝道”的借用。乾隆巡幸,无论六下江南还是数出塞北,大多 “奉太后出巡”。作者认为乾隆此举有两重用心,首先,掩盖他本人对江南美景的留恋,避免被汉族士人指责其像隋炀帝等人一样,耽于逸乐。其次,太后随行,意味着他要履行每天向太后请安的满洲风俗,而且要聆听太后关于不可怠惰、要勤于政事、加强纪律的这种具有满洲家法特色的教诲。这样就不仅可以高举孝道旗帜,而且在向汉族士人演示什么是满族的孝道,什么是满州家法。

所以,从康熙到乾隆,祖孙二人不断南巡的目的在于前后相继地通过巡幸整合意识形态。作者认为,他们建立的王朝本来就充满意识形态矛盾:文官和武将之间、君主和官僚之间、北方和南方之间、汉人和“蛮族”之间。清代的皇帝们则借助巡幸这个平台,既要高举“法祖”旗帜,又要把“孝道”赋予“法祖”和恪守家法的内涵,使巡幸成为展示满族意识形态和加强满族精英特权的一种行为,贯彻其勤政、勿逸、毅力、纪律等具有满族特质的民族的宗室意识形态,对汉人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深刻地改造,并使两者达到平衡。可以说巡幸将被清代统治者当作维系意识形态平衡的完美手段。

在汉化观下,以往的研究多认为乾隆南巡注重的是对汉族文人怀柔与拉拢,是对中国文化重心、经济重心的重视,是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士人文化霸权、经济霸权的认可,是他们接受汉文化、倾向汉化的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然而,在张勉治笔下,乾隆帝在强大的汉文化面前并非被动,而是带着满族人的意识形态高调南巡,是要汉人接受满族至上主义的理念,是把内陆亚洲的色彩注入帝国政治的行为,带着把整个帝国军政事务糅合在一起的良苦用心。

 

带着这种理念的出巡将是一种什么景观?是铺天盖地的满族特色,是一个把朝廷置在马背上的行为。以往我们对乾隆南巡的关注主要在时间、地点和政治活动上,至于那些人员和机构负责筹备南巡事务,皇帝沿途怎么住、怎么行进,却少有人述及,而在本书中作者对这些细节着以大量笔墨,以更加具体地揭示巡幸活动的满族特色。

作者认为清帝南巡属于“旗人的事务”。首先,为皇帝筹备南巡的人员为钦定的满洲和蒙古高级官员,由他们组成一个“总理行营处”,全权负责南巡各项事务的统筹,包括道路勘查、营帐安设、军队指挥等,汉人一般不得参与。其次,南巡完全按照满族围猎的规制来安排一切,一路之上皇帝行则不断举行各种军事活动,停则住在营帐之中,八旗各部随扈人员的营帐均与皇帝巡幸塞北时规制无异。所以作者认为南巡活动实际上是极具北方游牧民族特点的活动,是清朝在内陆亚洲统治方式在江南地区的再现。可以想象,当乾隆帝率领盔甲鲜明、万马嘶鸣的八旗士兵出现在江南的青山秀水之间时,当军旗飘扬、按围猎之制排列的八旗军队驻扎在扬州、杭州、南京这些汉文化经济中心城市周围时,那种强烈的文化差异怎能不跃然于视觉效果之上?那时,可能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一个马背上的朝廷,一个充满着异族特点的王朝。所以,当清帝一次又一次巡视江南时,也意味着满族风格一次又一次涌入江南地区汉族士商精英的心中。

对于各省而言,清帝南巡事务马虎不得,他们要全力以赴的配合总理营务处办好南巡的各项供给工作。在乾隆帝带着八旗子弟莅临江南时,下令蠲免沿途各省的赋税和江南地区全年的赋税,同时又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运至江南地区,供沿途之用,以免南巡侵扰地方百姓生活,影响其生计。至于各省官员则似乎更是不辞辛苦地落实皇帝的仁政。乾隆帝在南巡之后还专门派出官员调查民间的反应,尽管这些官员也众口一词地告诉乾隆帝百姓是如何欢迎乾隆南巡,如何沾其恩泽。然而一些蛛丝马迹的现象还是让乾隆感到民间诸多负面的反应,特别是一本在民间流传很久的《南巡录》在四川的发现,它记载了自1740年代就开始筹备的乾隆南巡,暴露出那个时代所蕴藏的巨大社会会危机的冰山一角。深邃的意识形态背景决定了乾隆南巡将面对一个极为复杂的局面。

这样,在乾隆南巡的18世纪中期,中国最富庶的这几个省被紧密地纳入南巡这种军事活动,以及其背后更广阔的清帝国在内陆亚洲的军事活动中。正是这种源自内陆亚洲的意识形态,让作者能够在第四章通过乾隆皇帝对八旗军事和武备的重视,发现和揭示“南巡”、“西事”帝国的这两大战略之间的内在具体关系,把镜头从风景秀丽的江南拉向战事犹酣的西北大漠。也正是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忧虑让我们看到,乾隆帝身在江南,却心系西北,从最初对西北战事不利的焦虑到后来自豪的胜利主义,内陆亚洲局势的变化一直影响着乾隆帝在江南的所作所为。

如何理解乾隆南巡时对八旗武备的重视?作者认为乾隆帝一直极力鼓吹对武备和军事的重视,是因为他坚信马上治天下的必要性。乾隆帝对中国传统的马上得天下不能够马上治天下的政治理念,不以为然。他认为历代王朝最终失国都是因为王朝的最后统治着失去了军事优势。对满族人来说,生而为战士是其重要信条,八旗的战斗力和纪律是他们立国的根本。这是他到江南时要展示给汉族精英的一个重要政治理念。但南巡之初八旗武备之弱让他最为焦虑。

八旗军队的武备松弛和战斗力衰落,自康熙时期已见端倪,这种军事危机在乾隆早期(1730-1740年代 )仍在持续,年轻的乾隆皇帝自即位伊始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加强木兰秋狝制度,又责令各省督抚、将军限期改进,甚至通过人事手段把各省督抚换成旗人,并派军机大臣讷亲到各省巡视。但这一切都收效甚微,第一次金川战役中清军的无能非常明确的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前两次南巡时的乾隆是处于对军事危机的焦虑之中的。这不仅有西北战事最初局势不明朗的原因,而且在乾隆看来,八旗衰落不仅是个管理问题,而且是个意识形态问题,渐染汉俗的八旗子弟在逐渐丧失对满族的民族认同。从这层意义上讲,南巡不仅要促进八旗武备,而且要以此加强满族价值观。

乾隆帝似乎也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总是不断地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马上皇帝。他颁布了一系列严格的命令,包括八旗军事将领不得乘轿,只能骑马。每逢巡幸,无论是在热河围猎,还是在南巡时进入苏州城,他总是骑在马上。乾隆帝还一再宣称自己擅长射箭,甚至表演给朝臣及各省官员看,它是满族文化的一种象征和符号。他想以此表明他是个马上皇帝,告诫满族人不要忘记节俭、简约的艰苦生活和祖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也正是从军事角度,作者构建了“南巡”和“西师”之间的内在联系。身在江南的乾隆帝一直牵挂着西北战事。自康熙时期一直到乾隆时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与准噶尔之间长期的拉锯战是康雍乾三帝最为揪心的事情,如果八旗武备如此之松弛,那平定准部、完成对内陆亚洲控制的大业将难以想象。另外,乾隆在1750年代的两次南巡也是在为西北平准大业做后勤供给的准备。江南富庶之地将为西北战事提供财政和后勤支持,然而那一时期的黄河水患却严重威胁着江淮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治河、漕运、海塘,这些江南地区的水利工程,和八旗军备一样,在乾隆心中一样,都关系到清帝国在内陆亚洲的宏业,关系到满洲的民族宗室统治。

作者还剖析了乾隆帝满族至上主义的心态。在如何看待盛世与军事武功关系方面,乾隆与汉族士人思想非常不同。汉族士大夫强调实行仁政是创造盛世的根本,而不是军事武功,相反军事武功是盛世出现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强调武备和仁政之间是互相依存关系,内地特别是江南地区的支持,是平定西北的保证。但乾隆不愿把王朝强盛看作是江南地区汉人支持的结果,至少不愿认可这种关系,而是崇尚满族至上主义,将这种成功归功于满族人。乾隆认为满族精英的经世思想,特别是军事上的积极进取,是盛世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所以当在《南巡盛典》中讲到乾隆视察江南武备时,认为是朝廷平金川、平准部、平回部等一系列战事的胜利,完全是满洲将士英勇奋斗的结果,跟汉人无关,这是造就空前盛世的根本。

1760年代,在平准战争彻底胜利后,乾隆的第三次南巡还带着胜利主义的喜悦和自豪。最明显的是他将几位归附的回部首领带到江南,想让他们看看江南富庶和八旗武备之精。他在御制诗中非常兴奋地表示,这些回部首领以前是“使者”,现在则是“陪臣”,其身份的改变注释着清帝国在亚洲内陆统治权的确立。同时他也想让长城内外两个方面的臣民都明白,他们同处于一个多民族的、跨越长城的帝国内,他自己则是在满族和蒙古将士簇拥下的内陆亚洲共主,而构建这一帝国的正是马背上的、移动的满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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