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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戴逸 黄爱平 杨东梁:《清代诗文集汇编》丛谈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5377 更新时间:2010-8-5
弹指兴亡三百载都在诗文吟唱中
——清代诗文简论
戴逸 

  编者按 有清一代,文化发达,学人众多,传世文献浩如烟海,其中清人诗文著述即逾四万种。自国家清史工程开展伊始,编纂委员会即投入巨大人力、财力,用于清代文献史料之搜集、整理、出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持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即被列为国家清史工程之重大项目之一。全书收录清人诗文集4000余种,现已陆续问世,计划在年内全部出齐。该书是迄今内容最为丰富、涵括最为全面、卷帙最为浩瀚的断代诗文总集,不但对纂修清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保存、学习、利用、宏扬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有重要意义。为了让读者了解这部资料丛书的大致内容,本期特刊发一组文章。

  《清代诗文集汇编》浩瀚广博,收四千余家,录诗文不下五百万首,鸿篇巨著,洋洋大观。诗与文是我国悠久的文学体裁,唐宋最盛。而《全唐诗》仅四万首,清代诗文之多远迈唐宋,其艺术水平亦高超卓绝,可与唐宋相比肩。

  文士诗人即事撰文,即情吟诗,所作皆当时当地的所见、所闻、所知,真实可信。其中有军国大计、朝政庙谟,亦有战乱灾祲、民间疾苦,作者据实而书,感叹沧桑,价值很高,可据以编史著作,亦可暇日吟诵,以广见闻,这是一笔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清朝灭亡之后,战乱频仍,还没有来得及收集和整理。此后,虽有些整理出版,然数量有限,致使这笔浩博的文化遗产散落各地,未为人知。这次收集、整理、出版数量达八百册之多,在我国出版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要了解近三百年的清代诗文的全貌和特点,需要写一部厚重的《清代文学史》,这里只能作极简要之介绍,说其内容梗概,写其发展趋势,挂一漏万,势所难免。

  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裂的乱离之世,干戈扰攘,中原板荡,清兴明亡,满汉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汉族知识分子的心态也围绕着这一主轴而与时俱变,当时文坛上充斥着明遗民的诗文,痛家国之沦亡,斥清兵之凶残,思明亡之教训。其代表作家有清初三大儒、岭南三大家、江左三大家等。清初三大儒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以深沉的思考写出了《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精彩篇章,突破了君臣之间的纲常伦理,宣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顾炎武写《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针对明末贫富不均、土地兼并,主张“均田”、“均赋”。王夫之在《思问录》、《周易外传》中提出唯物主义以及变化、矛盾的哲学观点。他们在诗歌方面贡献亦多,如顾炎武的“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海上》),黄宗羲的“顽石呜呼都识字,冬青憔悴未开花”(《寻张煌言墓》),王夫之的“家国遥睇怜征雁,溪路含愁听早莺”(《山径》)等等,都抒发了思念故国的深情。

  岭南三大家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最突出的是屈大均,他长期跋涉远游,“所目击者宫阙、陵寝、边寨、营垒废兴之迹,故其词多怨伤慷慨”(卓尔堪:《明遗民诗》)。他一直活到康熙中叶,当清朝收复台湾时,他还从失去复明基地的角度出发,悲叹“茫茫一岛是天留,父子经营作首丘,恨绝生降虚百战,桓文事业付东流”。

  江左三大家,即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他们是另类的遗民,一度降清,后来内省忏悔,悲怨深切,形之于诗。钱谦益是当时诗坛的领袖,降清不久即归乡家居,写下“周室旧闻迁金鼎,汉宫今见泣铜驼”、“林木犹传唐痛哭,江云常护汉衣冠”。当郑成功举反清义旗进长江、围南京时,各地响应,钱亦喜极欲起,仿杜甫秋兴诗写诗一百多首,歌颂欢呼。陈寅恪称“《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乃三百年未有之绝大著作也。”

  吴伟业也是失节仕清的诗人,著《梅村集》,其中《圆圆曲》、《永和宫词》、《松山吟》皆为书写明清史事的著名诗篇。他临终时怨艾自责,写《贺新郎》一词,云“故人慷慨多奇节,恨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屐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可以窥见他内心的痛苦与煎熬。

  清初还有傅山、朱之瑜、侯方域、方以智、张煌言等一大批诗人文士,留下了许多诗文,吐露了自己的哀伤之情。

  康熙中叶以后,清廷致力于发展农业、奖励耕垦、蠲免租税、兴修水利,又出塞用兵,抗击俄国侵略,统一新疆、西藏,内部又团结汉族知识分子,尊孔崇儒,开博学鸿儒,征召山林隐逸,满汉矛盾渐趋缓和,对立情绪消褪,清朝进入盛世,诗文风气因而大变。

  盛世诗人早期的代表可推王士禛,他著有《带经堂文集》,官居高位,交游广泛,极享盛名。他的诗描绘景色,指点湖山,称神韵派。他写诸如《方山道中》等诗,吟及:“前山白云外,缭绕一江横,渔舍参差见,风帆自在行。烟花怜故国,湖海寄浮生,洗盏船头坐,一声沙鸟鸣”,把平凡常见的湖山花鸟勾划得清新幽雅,令人神往。

  当时与王士禛对立的是赵执信,著有《饴山堂诗文集》,他反对王士禛的“神韵”说,批评王“诗中无人”,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意为主,言语为役”。赵的诗较注意现实,“笔力遒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二人“王以神韵飘渺为宗,赵以思路劖刻为主”,很能说明他们的诗风特色。

  稍后的沈德潜标榜“格调”,主张“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沈著有《归愚诗钞》,他在《说诗晬语》中反对以吟咏风花雪月为事,在诗风上主张“温柔敦厚,中正平和”,他的诗较多颂圣赞德之作。更后的郑燮,号板桥,一反“神韵”、“格调”之说,主张表现性情,抒写人民疾苦,他能诗善画,工书法,世称“三绝”。他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时所写《画竹》一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清代最有成就的诗歌改革家是袁枚,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他是雄视乾隆一代的诗坛巨擘,倡“性灵说”。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反对将诗歌作为单纯卫道的工具,主张诗可以抒写山水之景、男女之情,强调“灵感”的作用。“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袁枚诗作,确能写出自己的生活感受,直抒性情,清逸灵巧,别具风格。如“秋深古迹诗愈健,霜满黄河浪不骄”(《题壁诗》)。“如何二十多年事,只抵春宵一梦长”(《苦妾》)。

  和袁枚齐名的有蒋士铨、赵翼,都是性灵派诗人。蒋有《忠雅堂诗文集》,其诗“清新蕴藉,皆发诸性情”,如“已知豪气吞云梦,便买扁舟下岳阳”(《洞庭秋泛》),“前尘事事都难忘,不到伤怀总不知”(《题忆园》),“自喜结根依小草,不随飞茵堕苍苔”(《落花》)。赵翼有《瓯北诗钞》,他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所作《二十二史札记》驰名于世。他曾从军远征,跋涉川黔闽粤,又扈从乾隆帝出塞行围,歌咏蒙古习俗,大漠风情。蒋士铨说他“天才卓越,又得江山戎马之助,以发其奇,兴酣落笔,雄伟奇恣,不可遍视”(《瓯北集序》)。他写诗力主创新,不蹈前人窠臼,他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尤为人耳熟能详。

  清代中叶,文章亦臻于极盛,诞生了桐城文派,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传承最久、作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始创于康乾时代的方苞、刘大c、姚鼐,下传到十九世纪的梅曾亮、方东树、管同、曾国藩、吴敏树、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林纾等,薪火相传二百年之久,直到五四运动为止。据说有名可数的作家有600多人,大多有诗文集行世,故当年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说。他们不仅有文学创作的实践,佳作如林,精彩纷呈,而且有文学理论。方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刘大c标榜文章的“神、气、音、节”,姚鼐又细化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桐城派声势浩大,影响甚广。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大的文派。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它成为批判的对象,被称为“桐城谬种,选妖遗孽”。这时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桐城派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故地位下跌,一落千丈。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丰功伟绩,但它对传统诗文的评论具有片面性。其实桐城派文章是清朝盛世的产物,接续着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中国思想和知识的传播载体,也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应该客观正确地分析对待,不可一笔抹杀。

  跨过清朝的乾嘉时代,中国迎来了狂暴急骤的西风欧雨,诗文的内容和形式亦随之大变。一是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充实了诗文的内容;二是学习西方文明的思潮兴起,诗文也随之扩展新视野,歌咏新事物,产生新理念;三是改革与革命兴起,诗文成为改造中国、振奋人心的武器。

  近代爱国爱民的新诗文萌生于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的“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开其端。郑观应有《关心时局,因赋长歌》历述了中国的被侵略、被凌辱,“一自海禁开,外夷势跋扈,鸦片进中华,害人毒于蛊,铁舰置炸炮,坚利莫能拒,诸将多退怯,盈廷气消沮,割地更偿费,痛深而创巨,何以当轴者,束手无建树”。狄葆贤有《平等阁诗钞》,感叹“尘海微生感逝波,沉沉大陆竟如何,睡狮未醒千年梦,野马行看万丈过”(《秋感》)。

  近代的许多诗人痛心对外战争的失败,歌颂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如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黄遵宪的《人境庐诗钞》都充满激情,脍炙人口。张维屏的《三元里》写道:“三元里前声如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生民合力强敌摧”,热烈歌颂人民的抗英斗争。黄遵宪的《闻大东沟战事》颂赞邓世昌“致远鼓轮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勇者壮烈首捐躯,无悔同胞夸胆识”,还有胡延《蔺德堂诗钞》歌颂左宝贵“月晕重重闻楚歌,洞胸犹握鲁阳戈,仲由结缨那惜死,国势不张将奈何”(《左将军歌》)。丘逢甲痛心于台湾割给日本,写出“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经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悲歌。这些诗慷慨磅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要求清廷进行改革维新的声音也同时在诗文中兴起,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他的诗“独辟蹊径,卓然自立”(梁启超语),赞成改革变法,“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已亥杂诗》)戊戌改革的人物均善诗文,咏诗甚多,其领袖康有为因北京不能实行改革之志,在离京南下时有诗“高峰突出众山妒,上帝无言群鬼狞,漫有汉廷遣贾谊,岂教江夏逐祢衡”(《出都留别》)。及至维新失败,慈禧当权,金天羽《天放楼诗集》有诗“上林风急雁惊秋,国事天家说总愁,帝病请祠遣蒙恬,佛慈衣钵斩罗睺,北军产禄兵柄握,东市膺滂血空流,想是宫中谋议泄,皇灵停榇困沙丘”,这首诗几乎是戊戌政变的写实。

  历史进入20世纪,局势又变,革命风潮,汹涌激荡,不可阻遏,诗文成为鼓吹反清革命之锐利武器。孙中山的《革命方略》、《民报发刊词》、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以及陈天华的《猛回头》都是驰名的革命诗文,大批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写了大量反清的诗歌文章。鉴湖女侠秋瑾以一女子,既习武,又能诗。她写的词《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又写《感愤》诗,“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诗词中表现了革命者爱国的情怀、崇高的追求和悲壮的风格。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诗文大量涌现,如柳亚子“希望前途竟如何,天荒地老感情多,三河侠少谁相识,一掬雄心总不磨,理想飞腾新世界,年华辜负好头颅,椒花拍酒无情绪,自唱巴黎自由歌”(《淀江道上口占》),苏曼殊的“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著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元旦感怀》)。宣统元年,许多诗人文士在苏州虎邱集会,创设“南社”,以诗文为武器,抗击腐败的朝廷。清朝覆亡时,社员发展到200人,以后发展到2000人。南社诗风,忧国忧时,慷慨雄放,为清代诗歌作了总结,至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和白话诗兴起,又开拓了中国诗文的新领域、新境界。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清代诗文集的整理编纂及其价值
黄爱平 

  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持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独家影印出版的大型文献整理项目《清代诗文集汇编》已开始陆续问世。全书拟收录清代诗文集4000余种,精装800巨册,计划于2010年内全部出齐。这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开展以来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项目,也是迄今内容最为丰富、涵括最为全面、卷帙最为浩瀚的断代诗文

总集,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

  清代学术文化集前代之大成,诗文之盛亦远迈前代。据最新研究统计,清人各种著述总数约计22万种,其中诗文集逾7万种,现存约4万余种,可谓洋洋大观。然而,如此丰富浩瀚的清人诗文作品,却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掘利用。自清朝灭亡以来的100年间,得以整理出版的诗文集数量极为有限。上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大型丛书《四部丛刊》,以其选目得当、版本精善受到学术界好评,但该书重在宋元旧刻,收录的清人诗文集仅寥寥数十种。80年代以来,随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出版,清人著述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几部与《四库全书》相关的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续修四库全书》,都收录有数量不等的清人著述。其中以《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清人诗文集较多,计600余种,占集部所收历代诗文别集数量的一半以上。但即便如此,与现存的清人诗文集总量相比,亦难尽如人意。且清人诗文集在上述综合性丛书中,都只是集部书籍的一部分,其地位和作用并未能得到有效凸显。而《清代诗文集汇编》将4000余种清人诗文著述依据作者年代顺序汇为一编,篇幅约计达4亿字,堪称迄今规模最大的有清一代诗文著述的合集,填补了学术界此前尚无清代断代诗文总集整理出版的空白。

  《清代诗文集汇编》不仅规模浩大,涉及的作者数量亦颇为可观,计达3400余人。从作者身份来看,既有帝王、宗室、八旗、大臣、督抚,也有僧人、商人、匠人、革命党人,还有画家、小说家、剧作家、科学家,更多的则是普通的文人学者。就作者性别而言,男性作者固然占据了绝大多数,但女性作者也不乏其人。以作者地域观之,可谓遍及东南、西北、中原各地,分布十分广泛。再从作者的年代而论,则上起明末,下迄民国,其间迤逦300余年,但凡在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等领域占有一定地位,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尽皆囊括其中。作者人数如此之多,身份如此庞杂,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亦堪为一代诗文总集之最。或许正是考虑到《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作品宏富,涉及作者众多,情况千差万别,编者特别为每部诗文集的作者各撰一篇小传,附载该书卷首。各篇小传均逐一列举作者姓名字号、年代籍贯、科第仕宦等项,并缕述其生平事迹、主要成就及其重要著述,兼及简要评论。其篇幅虽然不长,包涵的信息量却极为丰富,可谓提纲挈领,言简意赅,为读者查阅利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清代诗文集汇编》在版本的选择方面也颇具识见。一般认为,清人所处时代距今较近,版本问题比较简单。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有的诗文作品经多次刊刻,有初刻本、续刻本之别,需加仔细甄别;有的诗文作品则未能刊刻,仅有抄本乃至稿本存世,全靠用心发掘;还有的诗文作品,部分得以刊刻,部分则仅以抄本或稿本流传,只有多方查阅,仔细比勘,才能合为完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面对如此复杂的版本情形,编者以全、精、善为原则,首重足本,在求全基础上,进而求精、求善,优先考虑初刻本、原刊本,次及续刻本、翻刻本,并注意搜集后人补辑本。同时,尽力发掘珍本、孤本、稿本和抄本。为保存文献原貌,便于读者了解,每部诗文集均原版照像影印,并注明版本及馆藏情形。可以说,《汇编》收录的4000余种诗文集,绝大多数是首次影印出版,不仅最大限度地抢救、保存了一批珍稀文献,而且为研究者提供了尽可能全备可靠的版本。

  《清代诗文集汇编》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其本身的内容。从小的方面而言,它记录了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为学者研究清代人物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思想主张等提供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从大的方面来看,它反映了有清一代数百年间社会历史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脉络,无论初期的易代沧桑,还是中叶的安宁鼎盛,抑或晚清以来的社会变革,都在清人的诗文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诸如明末清初诗文风格的苍凉沉郁,盛世时期作品流派的多彩多姿,近代以来学人士子的标新立异,都反映了当时诗文创作的时代特色,也体现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以清中叶的诗文为例。伴随盛世的出现,清代诗文创作也进入繁荣时期。诗歌方面,论流派,则有以王士禛为代表的神韵派、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以及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等,先后崛起,各领风骚;论题材,则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爱情诗、怀人诗、怀古诗、咏物诗、咏史诗、抒情诗、纪事诗、唱和诗、论诗诗等,争奇斗艳,异彩纷呈;论体裁,凡五言七言、律诗绝句、古体今体,均无所不备,各造其极;论作者,除占据主体地位的汉族士子之外,八旗作家异军突起,帝王诗作自成体系,女性诗人也有所成就。而文章方面,骈文兴盛,作者林立,出现了汪中等著名的骈文大家;散文则桐城文派正式形成并发展到高峰,成为清代声势最盛、传承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其诗文作品之多、流派之盛、作者之广、成就之大,足以与唐宋相媲美,同时亦反映出清代文学创作集前代之大成的特征。可以肯定,《清代诗文集汇编》的整理影印出版,必将对清代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乃至文学、艺术等各领域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红花绿叶相得益彰” ——谈《清代诗文集汇编》作者小传的撰写 
杨东梁: 

  一部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清代诗文集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现已陆续问世。这部《汇编》将有清一代268年间有一定代表性人物的诗文集悉数收入,并在每部诗文集前配以一篇作者小传,简要地介绍每一位作者,以起导读作用。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正如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总主

持人戴逸教授所说:“我们能编出一部三千多人的清代诗文集,配以一套完整的小传,红花绿叶,相得益彰。”

  清代诗文浩如烟海,今存诗文集逾四万种,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不但对今天纂修清史有宝贵价值,而且对保存、学习、利用、宏扬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有重要意义。从如此宏富的清人诗文集中,精选出一部《汇编》,其选择原则的重要一项就是考虑到作者本人在有清一代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诸方面有一定地位,对清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均产生过相当影响。因此,研究这些作者,介绍这些作者,就成为编纂《清代诗文集汇编》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汇编》共收清人诗文集4058部,由于一位作者有收录数种者,故作者小传为3423篇,总计72万余字。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众多清代人物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从事着不同的活动,追求着各自的目的。其中既有帝王将相,也有平民百姓,既有政治、军事专家,也有商界、文坛巨子,既有能工巧匠,也有遗民逸士,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或承传民族文化,或立志弃旧图新,有人虽地位并不显赫,却为后人留下了有价值的思想、文艺作品。这些人物经历迥异,志趣不同,品德、才能长短有别,艺术风格各有千秋,林林总总,百态千姿。而《汇编》中的作者小传就是简要介绍所收诗文集作者生平的文字。

  按照规定,作者小传的内容包括姓名、字号(含别号、室名、谥号)、生卒年、籍贯、科举功名、生平履历、学术活动及对其学术成就的简略评价。每篇小传务求文字精练,言简意赅,一般为一二百字,重要人物亦以三百字为限,并要求每篇小传后面附有参考文献,以备查考。

  按以上要求编写出一套含3400多人的清代诗文集作者小传,确非易事。须知,经全国史学工作者多年努力,撰写、出版的《清代人物传稿》(上、下编)只收了1500多人,现正在纂修的大型清史中的人物传记,虽然各方面代表人物收罗较全,也不过3000多人。要撰写3400多个有诗文集存世人物的小传谈何容易!特别应指出的是,如许传主中,不少人物并非知名人士,史料颇难寻觅,其生平事迹或不见经传,或语焉不详。要写出他们的生卒年份、身世履历、科第著述,乃至文风特点,其难度可想而知。何况有些人物在研究中颇有争议,不但史料需要考证,而且评价不一。小传的撰写强调“秉笔直书,不做评论”,但人物的定位需要把握好,这自然为下笔着墨增添了难度。每篇小传文字不多,却应对传主加以研究,不能照搬照录旧传;有些人物学界研究比较充分,资料丰富,研究成果颇多。撰写这样的人物小传,篇幅要浓缩到二三百字,亦难把握。

  另外,所选四千余种清代诗文集,除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藏较为集中外,还分别藏于北京、上海等十余个省市的有关图书馆,查找极为不便。有些收藏单位对相关文献的查询利用又有种种限制,为查阅与作者小传相关的原始资料带来了诸多不便。

  面对这些难题,该课题项目组加强了集体研究,经常讨论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召开了多次业务研讨会,并先后向有关专家进行咨询。又走出校门,到许多相关图书馆查找文献,进行调研,广泛搜集资料。在撰写过程中,制定了工作计划,规定了明确的撰写要求,遵循学术规范,严格质量检查。经过项目组各位专家的努力工作,并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清代诗文集汇编·作者小传》的撰写任务终于得以完成。

  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成果还是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比如有些诗文集的作者从未有过较为完整的传记,而新撰小传则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又如一些作者原本生卒年不详,经项目组多方查证,确认了160多人的生卒年份;再如有些同名同姓的作者,颇易混淆,经项目组考订也得以区别开来。经过如此艰辛工作,使得四千余种诗文集的作者都配以完整的小传。这些小传的撰写,既起到了对各部诗文集的导读作用,也对清代人物传记的研究和撰写有所补充和推动。因此,一些专家在评审此一项目成果时,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很有学术价值”,与整个《清代诗文集汇编》确可谓“红花绿叶,相得益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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