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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义:清代北京的山东移民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5050 更新时间:2010/11/18

清代北京的山东移民

郭松义

《中国史研究》201002

 

 

内容提要: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辑取的381宗个案样本,反映了清代山东普通农民移民北京的生活情形。他们背井离乡进入北京,企图改变身份、融入城市,为求得较好生活而努力拼搏的历史。这其中颇有人站住了脚跟、或获取成功,但也有人得到的是痛苦和失败,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显示出历史行进道路的复杂和艰半。所用个案样本,虽有不够全面之处,却具体鲜活,有的可作为以往研究的补充,有的則别具新意。

关键词:移民者原居州县在京从事行业成就和艰辛

 

 

在清代,有关人口流动,已有不少学者写过文章、出过书。在清代人口流迁浪潮中,山东是个向外输出大省,但人们在论述时,多指其闯关东出口外,而对他们进入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讲的似乎不多。或有,也只涉及北京某些特殊行当,或作为一种追忆而有所述说。为此,本文以展示个案样本的方法,试对这些鲁籍百姓的原居府县、进京后从事的行业,以及在拼搏中的成功和挫折,稍作探讨。由于样本数量和内容的限制,这种论述,有的或存缺口,有的只作史实补充,但因为它具体而微,通过分类排比,仍可从微见著,以小显大,对研究山东移民史和北京城市发展史,也许有所裨益。

 

 

在清代,山东因人多地少,加上豪强肆意兼并土地,迫使很多失地、少地农民向外流迁以谋求生计。山东农民外迁的主要落脚点是关外东北和口外蒙古,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已有很多著述,兹不论。除此之外,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和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也有相当部分人选择进城。北京因系都城,需求行当多,包容量大,且生活习俗相似,路途亦较便当,颇具吸引力①。

山东百姓进京谋生,自清初已频见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皇帝玄烨在召见该省巡抚张鹏翮时说:今见山东民人逃亡京畿近地及边外各处为非者甚多,皆由地方势豪侵占良民田产,无所依藉,乃至如此。”②这种情况常因遇到灾荒而更趋严重,像四十二(1703)、四十三年(1704)该省连遭水淹,比年歉收,民生饥馑,致不少百姓流亡京城就食。五十九年(1720)三月,巡抚李树德还就遣员赴京招徕鲁籍灾民返乡事,向皇帝具折称:自去年十二月尽间,捐备银两,派出文武官弁赴京城招取登、莱、青三府饥民,计前后两次,共招回饥民973人。据差官回报,所招饥民原不止此数,其中有领过路费中途又私自折返者不下千余名。此等招而复散之人,明系本籍无房无地,所以不欲归里,情愿在外营生,似应听其自便”④。雍正时,因进京求食者众而颇有失业流落街头者。云南道监察御史田嘉谷具折密报:“(京师)五城百万人家,此等不少,未必皆为土著,或以营生失业而流落,或以在远趁食而来归,闻风谓地大而容易久居,则人众难给,求食为艰,更无棲身之地,沿门所获,岂有被体之资,每遇隆冬苦寒,不免倒毙,则饥饿而致死者固多,寒冻使然者尤众也。”⑤当然,田嘉谷所指,不单是山东百姓,但山东人占有比例不小,这是肯定的。为了给京城减压,当时户部还遵旨拨出专款以遣返百姓回籍。像雍正元年(1723)三月,按路途远近每口每程给银6分、老病加给3分的标准,将滞留在京的冀、鲁、豫3省流民1290名口进行劝返。但可以想见,实际情况也与鲁抚李树德所做那样,颇有百姓得知官府将有动静,便乘机躲避,或于途中逃跑,待风头一过,再重新露面。因为对于失去土地、贫困已极的百姓来说,尽管北京人地生疏,生活难过,但比起农村,求生机会终究会更多一些,而且确实出现有因努力打拼而出人头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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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二月巡视北城陕西道监察御史周祚显在其《驱游情以归本业疏》中谈到,当时进入北京的外省客民已有数十万众。还说他们白昼充斥街衢,夜间不知棲止何处。数十万人,可能有所夸大,但这些人在北京占有相当比例,而且愈来愈趋向加重,这是肯定的(见《皇清奏议》卷二四;又《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33)。另外像郭则沄《旧德述闻》卷三,引林则徐书信中所说:都中地大物博,凡百技能,皆有进而愈上者,非如乡僻之无佛。”亦是说北京的谋生途径远比乡村要大。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页。

《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五.第18页;《清圣祖实录》卷二七,第]6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第8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664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733页。

《清世宗实录》卷五,第17页。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可从有关档案的个案资料中得到某种印证:“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中言及长清人房进福,在涿州佣工时,入赘于黄家。雍正十二年五月,携妻进京做工,后因朝廷递解外省贫民,房在街上被抓,归于遣返之列,但中途逃脱,回京后见妻已被人拐卖(乾隆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李卫题)

 

康雍之际山东百姓进京的势头,到了乾隆以后非但未能抑止,而且随着人多地少矛盾的加剧,人们企图通过外出求生、求富心里效应的扩散,以及业经站稳脚跟的那些同乡们的适当援手,而愈来愈趋普遍化。一些地方志的记载也可得到某种印证,胶东登州府,地狭人稠,境内所产不足以给,故民多逐利四方,或远适京师;登州府所属荣成县,地瘠民贫,百倍勤苦,所获不及下农,拙于营生,岁歉则轻去其乡,奔走京师、辽东、塞北。另如黄县,地狭人稠丰年之谷不足一年之食”,外出者,辽东为多,京师次之;招远,田多砂石,除官税外,大率不足户口;齐河,人贫地瘠,家鲜益藏,田一井者衣不蔽体滕,家数口者肉不知味,遇岁旱啼饥号寒,比比皆是”②。如果说这些背井离乡的百姓,去往辽东、塞北主要是为了垦种佃田,或为人佣作,基本上没有脱离原先熟悉的本业,那么进入像北京这样城市,就完全不同了。除了极少数者外,几乎与农事无关,开始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工作和生活,也就如有的学者所说农民的非农民化。这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也意味着是重新融合的过程。当然这其中,有的转换快些,有的则要慢些,也有可能始终无法适应而重新退回农村的,反映了中国早期城镇化进程中的曲折和矛盾。

 

 

以上只是大场景地介绍清代山东农民进京寻求生计的情况。下面是本文的主体,即通过381宗个案样本的分析,以进一步了解他们在北京的成功和失败。由于样本数量太少,不能就此作过分的解读。不过因为它都出自当时人的生活,可以补充其他史料的不足,加之通过计量分析以加深对某些描述性叙述的理解,所以我认为是值得展示篇幅,稍作考析的。

我的样本主要采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刑科题本”、宗人府来文内府来文刑法部档案。就时期而言:乾隆年间67宗,然后是嘉庆、道光时67宗,再是咸丰至宣统247宗。若将乾隆到道光叫做清中期,以后为晚期,那么中期134宗,晚期247宗。样本的多寡,只是我经眼抄录的数量,不能以此来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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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回民开的买卖——满恒亮口述》中,谈到这位满姓回民祖先由山东流迁至北京情况时说:在清朝光绪以前,我说的这四五代吧,我的曾祖父到北京谋生。山东德州,后来都是农村人了么,不生长别的,就是棉花、红薯、花生。这样的话就是困难,就到北京谋生来了,就是做买卖。”“之后全家人,也许是他的本家兄弟,或者是本族的人,或者是本村的人,你跟我不错,我把你介绍来。介绍个买卖。慢慢儿的,你借我的光,我找你的事儿,给您安排。互相帮忙互相照顾吧。租几间房,就都一块儿都上北京来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41—642)类似情况,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作有关辽东移民田野时,也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说过。

光绪《登州府志》卷六,道光《荣成县志》卷三;同治《黄县志》卷四,民国《齐河县志》卷一二引旧志。

 

量中期和晚期人京人数的递增比例。虽然从很多情况来看,山东百姓外出流迁,晚期明显要多于以往,但比例究竟多大,至少笔者没掌握确切的资料。

那么这些进入北京山东百姓究竟来自哪府州县?兹列表加以显示。

 

以上除未注明府州县名者28个人()外,共涉及63个州县。若按府计,当以登州府籍人()为最多,达到147、占381人户的3858%,再就是济南府91、占2388%,莱州府25、占656%,泰安府21、占556%。在各州县中,排在头两位的分别是招远县和德州,然后依次为海阳县、荣成县、文登县、德平县、福山县和掖县等。上述州县,除德州和德乎县属济南府,掖县归莱州府,另4县均辖于登州府。关于登州府人的大量外流原因,前头引述的《登州府志》和《荣成县志》中已有说明。德州和德平县的情况也差不多,像满恒亮口述中说的:那里不生长别的,就是棉花、红薯、花生。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困难,就到北京谋生来了。”①再有德州和德平都挨着直隶,与北京的距离相对较近,而且那里有很多回民,长于商贩活动,他们进入城市,比起只以耕作为业的农民要更容易适应环境。

接着要说的是这些百姓在北京从事的职业。需要交待的是统计只指居住有日、有了一定工作,或虽无业,也是长期在京城厮混的那些人。因为正像前头所说,每逢灾荒年代,便会有大量逃荒农民涌人北京就食,期间尽管有少数人乘机留居下来,但绝大部分待灾荒一过,或到了稻种时节,便又返乡。对于这些进京农民,则不在笔者的视野之内。见表2

 

2除从业情况不详者外,共列16项,其中大小老板、掌柜小摊贩、小货商店伙计、学徒、写帐者都从事商业活动,只因身份不同,才予分别。这3者共l76人,除从业情况不明者25人外,约占来京山东人的49%,据有半壁江山。但与清代来京山西人约有85%以上的人与商业有关,还是大有逊色。

根据样本,我们将小摊贩和自诉来京贸易或作买卖而无具体名号者加以排除,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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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第641页。

见拙著《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根据136宗个人样本所作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查得各种铺号112家,数量最多的是碓房、碾房和米铺22家,再就是饭馆和饺子、馒头、烧饼之类的饮食店20家,牛羊猪肉店、汤锅铺和白肉铺14家,茶馆9家、酒铺5家,余下都比较零散,如有关金融方面的有银号、账局3家,归于建筑材料的砖厂、砖窑铺、木材铺、沙土厂、草铺、鐮刀铺计9家,交通运输方面的有马厂、骆驼厂、轿行、车厂等5家,偏于生活日用方面的有布店、鞋店、油盐店、杂货铺、蜡铺、估衣铺、绦子局、被窝局、煤铺13家,又有客栈2家,当铺2家,帐棚铺、磨坊各1家,以及铜铺、铜作坊2家、毛织厂1家、冰窖库1家,另2家只说开店而不知经营何等项目。①上面112家铺号,单纯从数量和涉及的行业看,还算可以,但若放到乾隆至清末百余年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未免过于单薄,远不足以显示在京山东客商的全部面貌,比如名享京师的绸缎业,就未能展现。而且即使样本中出现有此类铺号,也不等于它或它们就可作为行业的代表。然而尽管如此,通过这一家家铺号,仍反映了很多的内容,比如山东商人在北京的经营领域,特别是最能显现鲁商业绩的餐饮、粮食等行业,可从铺号之多、所占比例之大得到明确的印象。清未曾有日本人来华调查北京的商情,在谈到商人、商帮时说:北京内地商人,“最有势力且商机敏锐者为山西、山东、直隶的商人”;又说山东人“有商略,富于忍耐心,故与山西商人并驾齐驱,在北京商业界发挥威势”②。山东商人能与根底深厚、资金充足的晋商作长期打拼,开出一片天地,没有智谋和耐苦艰忍的毅力,是很难做到的。

2中约有半数以上的山东来京客民,从事商业以外行当,而又以佣工苦力为最多。与人佣工多半指被私家雇佣的长工、短工,至于有人指名在某某商号佣工,则都归于店伙一栏,不予列入。北京地处京曹,大小官员多,所以很有一些是受雇于官员府第的人员,像平阴县人孙住儿给内务府郎中苏家喂马;德州人鲁升,在刑部关宅佣工;蓬莱县吴龙,雇给周大人家佣工。道光时德平人周升说他在某宗室家服役。这里的服役也是佣工,而非是有契卖文书的奴仆。不过也有说得比较含混,如福山人徐奎,自幼来京,跟官度日;诸城人于顺清,跟官度日等。当然也不乏给其他有钱人和普通人家服役的,比如胶州人韩大,现在赵于氏家佣工,后在何三家佣工。这赵于氏和何三,看似不像特别有钱的风光人家。在为人佣工中,更多的只说佣工度日佣工为生,或有如长清人张喜言其私家佣工、或冠县人刘二在朝阳门外与赵旺家佣工等。⑤更是笼统难加区别了。

负苦、赶车、抬轿者归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属出卖苦力一类,不过在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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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铺号是根据大小老板、掌柜和店伙、学徒等所开或所在门店,以及其他人员涉及借贷、买卖和投靠亲戚乡邻时透露的情况,统计而成。

服部宇之吉:《清末北京志资料》,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l994年,第343页。

档案:内务府来文”2137号,宗人府来文”558号,刑法部档案”063992086822294O1157号。

档案:“刑法部档案”10850号。

档案:刑法部档案”0909819647号。

 

车和抬轿中,颇有是为官家或富有者服劳的。乾隆时招远人温老儿并徐大、李三、李大等,都自称是大学士傅公的轿夫。①傅公者,乃当朝赫赫有名的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傅恒,是乾隆帝孝贤皇后的弟弟,曾以征讨两金川等功封忠勇公,赐第建宗祠。还有一个登州府人刘长安,在端王府抬轿,②这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事。端王即端郡王载漪,后以兴义和团,启战祸,夺爵戍新疆。赶车一般是指运货的马车和骡车,也有专为载客的买卖车”③。笔者见到的7位赶车人,有6人驾的是买卖车和货运车,另一招远人刘志发,给官帽胡同增家赶车,应系私家雇佣的车夫。④到了光绪、宣统间,北京街头出现了由日本传人的人力车,叫做“洋车”。武城人孙五给住兵马司胡同某家拉洋车,⑤那是在传统兽力车以外又一种力气活。“负苦”二字出自当时人对所干之活的称呼,意思是以出卖苦力维持生计的活,如“杠口子”、窝脖儿等。这些人,有的有相对固定的派活处所,有的只好在穷汉市场叫喊就雇,很难有生活保障。这种自称负苦者的样本共17例,所占比例不小。因为他们到处求活,工作不稳定,所以也叫负苦打野盘”⑦

2看井者和挑水人粪场主和检粪者专门列目,是因为京师操此业者多系山东人,而且有很多说法。有关这一情况待下面再作专门介绍。

清代北京,虽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但在城郊、甚至城内的某些空处,也有农田和花菜园地,这就使山东进京百姓也有受雇从农的。样本中5个例子,阳信人王志,乾隆间在郊区种地,年代较早。余4例分别是咸丰和光绪时,如安定门外、德胜门外和广安门外天宁寺受雇种地、种菜,另有1例招远人张义儿,在城里教场胡同锄草度日”⑧。这与绝大多数山东人到了北京,便脱离熟悉的农业,改从其他行当有所不同。

为公家当差,系指吃官家饭、但又身处下层的兵丁、差役一类。如文登县王三在北城城坊当差、新城孟长海打更巡夜、宁海州孔昭仪在电信局送信,又像郓城王吉随军来京当差,曹州荣天锡在官当差,历城李保沄当营勇、乐陵王连贵当勇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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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内务府来文”2118号。

档案:刑法部档案”18259号。按:端王原为瑞王,载漪袭封时,以诏命误,故沿称端王(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

③[]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京师市中制车供人雇佣曰买卖车,终日置胡同口,得价方行曰站口,东西奔走莫定日跑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1)。姚说的是嘉庆、道光间北京街头事。有关道咸以后的载人车,可见《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34页。

档案:刑法部档案”01183号。

档案:刑法部档案”Oll35号。

有关杠口子窝脖儿,常人春:《老北京的风情》有专门解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108117页。

档案:刑法部档案”06000号。

档案:刑法部档案”091531964605855O12522093606397号。

 

这些人不但社会地位不高,还因被上司革退致使生活陷于困境。前述荣天锡和王连贵便属于此,王竟沦落为街头行窃者。再如王三,因患腿肿病无法当差而被迫自杀。①

教读为生人中,因稍识得些字,比起苦力打工,虽似稍占优势,但在北京的人潮大海中,也难有出头之日。《都门竹枝词·教馆》有:盘费全无怎去家,穷愁潦倒驻京华。逢人便说留心馆,房饭钱多不肯赊。又云:谋得馆时盼馆开,未周一月已搬回。通称本是教书匠,随便都能雇得来。”②样本中的济宁人郑俊业、新城人宗建棠,都是如此。而宗建棠最后还被挤压到南郊卢沟桥去教读村童。③

奴仆是指有契卖关系的家奴。样本中的6人,都是乾隆年间事,而且买主均系旗人。其中3例值得一提:第一、泰安人孙成与妻张氏在京穷困潦倒,以京钱15千文卖与内务府郎中董得清家为奴,后张氏因主人诬指窃银,受到责打,委曲难平,愤而自尽,从而引出人命官司。第二、15岁的山东女孩二凤,自被卖到旗人某府邸后,时遭打骂。二凤年小害怕,于夜间偷逃出府,在路边棲身3天,后被一个叫杨三的人收留,官府查获后,连同杨三一道牵连受责。第三、历城县人李张氏,来京寻找丈夫李凤洲无着,生计难谋,无奈之下,以价银80两,将幼女金子,卖与旗人瑞玲为使女。在卖身为奴中,女性占有数6人中的5人,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太监自明代以来,不论内廷或王府太监,差不多都是直隶籍人(明代称北直),间或才有山东和河南省人。样本中的2人,一是齐东孟国祥,34岁,自称11(雍正十三年)净身人宫当太监,后来竟出家当了和尚;再就是历城人韩德禄,32岁,也是自幼当太监,光绪末还在宫中英华殿当差。净身当太监和卖身为奴一样,多是处于绝境中的无奈之举,当然也有人想着借宫里的名声有些好处,但从孟、韩2人看,似乎都未得愿。

说媒人。外乡人来京,除了投靠老乡亲戚暂且过渡外,也有借助久居京师、交结广泛的中介帮忙寻找工作的。所以这里的说媒人,不是只指为撮合男女婚姻那样的媒婆。在4例说媒人中有男有女,像平原县人王氏,说媒人度日,便是一位能说会道、交际四方的女子;德州人阎有年,男,55岁,尽管双目失明,仍能运作自如。说媒人作中介,有相当部分兼事贩卖人口的勾当,如经手买卖奴仆、媵妾,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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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刑法部档案”0639820803O1159012611959320773号。

②[]杨米人等《都门竹枝词》,《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4页。

档案:刑法部档案”2234217353号。

档案:宗人府来文”21lO号。

档案:内务府来文”(档案缺号)

档案:宗人府来文”727号。

档案:内务府来文”2117号,刑法部档案”Oll55号。

档案:内务府来文”21182125号。

 

至非法参与拐卖儿童妇女,①所以他们虽很活跃,但社会地位不高,还常因触犯刑律受到责罚,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卖奸、贩毒和私铸,都是官府查禁的范围。私铸就是私下铸造铜钱。按律:凡私铸铜钱者,绞(监候)。匠人罪同。”②笔者见到1例,系德平回民马占元,是光绪年间的事。贩毒指堂邑人黄田贩卖鸦片,是咸丰年间事。至卖奸者,可分为几等人,一是作为经营者面貌出现,像曹州府人荣天锡,原在官当差,因事革退后,转而经营卖奸;再如招远县人李卢氏,51岁,丈夫李华林,住草厂七条,丈夫去世后,便转而经营卖奸。所谓经营卖奸,即开窑子,从事卖淫业。二是伙计一类人,如山东人姜某,自称在下处干事。⑥下处是北京人对低等妓院的称呼,姜不过是个服役者。第三种才是真正受害人,如高密人张王氏、阎赵氏,被诱在京卖奸。⑦那是被逼无奈所为。再如山东民妇赵存姐,由一个叫陈二的人,将其拐卖到直隶雄县赵瞎子等3人私下开设的窑子中来,随后赵又转手以40两价银,卖与正白旗某包衣家,配给仆人周大为妻。命运也很悲惨。

最后说游手无业者。这类入主要出现在清朝后期,反映国运衰落、社会危机加深情况下,一方面像山东等农村失地或因天灾人祸频仍无法生存的农民,大量外出,包括源源进入北京;可另一方面,类似北京这样的城市,又无法容纳不断增加的外来人口,出现大量游手无业者。样本中显示,此类游手无业者,早期只占602%,到了后期竟加大到1411%。例子中,对这些人常以无住址无工作无住址无业游荡度日无营运等字样进行表述,有的因此沦为乞丐甚至偷窃和抢劫者。像长山人张寿山,除母亲牛氏72岁在老家受苦,别无亲人,到了北京,无法找到活计,就与人丢包骗钱;昌邑人胡秋才,28岁,只身进京,空有一身力气,而无效力之处,穷困不过,只好见机行窃。还有沂州府人贾遵义、曾在军,原在军营当兵,遣散后,专来北京作案;另如平阴人尹车儿、尹十儿,肥城人郑见方、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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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奴仆、婢妾买卖的契约最后,往往写有媒人、说合人或中人某某字样。这媒人等等,便是作为中介的说媒人。至于拐卖人口,笔者见到的例子也不少,且举一例:京师正白旗满洲马甲齐明泰家人詹氏61岁,与直隶河间府民张氏,60岁,以说媒度日。于乾隆二年间,在东岳庙地方陆续诓哄乞食幼孩八十儿、六儿、拴儿、傻大、妇人李氏共5名,连同王胡子等,将其卖往关东,得银均分。事发。詹氏、张氏以诱拐乞食幼孩,止图卖银分用,拟绞,缓决(档案:各省缓决囚犯招册乾隆三年,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微卷C字号14卷,第4045)。詹氏、张氏就是说媒人。

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33页。

档案:刑法部档案”06337号。

档案:刑法部档案”06307号。

档案:刑法部档案”10809号。

档案:刑法部档案”01146号。

档案:内务府来文”1927号。

档案:刑部秋审犯人招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微卷C字号19卷,第2435册。

档案:刑法部档案”2157920803号。

 

胜、王得齐,以及东阿人孙正青、定陶人朱长胜等,也因无业,在京结伙作案。①类似这些,对北京居民和社会都增加了不稳定感。

 

 

上面根据两个列表,对来京山东客民的籍贯和从业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接着重点说一下几个既显示山东人在京打拼成就,又对北京居民产生深刻影响的所做行业。夏仁虎《旧京琐记》称:北京工商业之实力,昔为山左右人操之……而绸缎、粮食、饭庄皆山东人。其人数尤众者为老米碓房、水井、淘厕之流,均为鲁籍。盖北京土著多所凭藉,又懒惰不肯执贱业,鲁人勤苦耐劳,取而代之,久遂益树势力矣。”②山左右即山东、山西,而山东人操控的诸行业,在样本中除绸缎未得印证,其余都有相应的展现。

先说饭庄。所谓饭庄,包括了酒饭等整个饮食业在内。据有人撰文回忆:我们山东人在北京,大多数卖馒头、推车子卖水、摆酒摊或开饭馆。”③山东人以食面为主,尤以所制戗面馒头、大饼,以经嚼耐饥为人们所称道。鲁人初进北京,大都缺少本钱,或有亦不过是些小钱,为了能立下脚跟活下去,只有先从小本经营开始,譬如卖馒头、烧饼便成了他们进入饮食行业的起点。样本显示,从乾隆年间开始,进京鲁人便不断有人操持此业,如上街卖馒头、摆包子摊,还有开馒头作坊、烧饼铺和扁食店等等。④他们不管上街叫卖,或开设店铺,起造作坊搞批发,经营均较单一,瞄准对象主要是包括众多外来客在内的中下层民众,也有本地的普通家庭。佚名《燕京杂记》:“燕地苦寒,寝者俱以火炕,炕必有墙,墙有窗户,贫家无隙地,衾枕之外即街道矣。如人眠炕上,听有卖汤饼肴核过者,即于窗户传人。”⑤又,《旧京琐记》:“《顺天府志》谓,民家开窗面街,炕在窗下。市食物者以时过,则自窗递人。人家妇女,匪特不操中馈,亦往往终日不下炕。今过城中曲巷,比制犹有存者,熟食之叫

___________________

档案:刑法部档案”183151831718308号。

夏仁虎:《旧京琐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l989年,第125页。

张蕴芳:《正明斋饽饽铺》,见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商海沉浮》,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98页。

如档案:内务府来文载,乾隆三十八年,蓬莱人宋大、福山人王六在京分别做蒸锅买卖(档案号2130);四十二年,海阳人史二在包子铺佣工(档案号2134);嘉庆元年,临清回民王三,开扁食铺营生(档案号2169)。在刑法部档案中有武城县人陈贵、李华上街卖馒首度日;肥城人李华甫,早年来京,在宣武门内显灵宫开馒头作坊(档案号10349);阳信人王德义在剪子巷开馒首铺(档案号20936);德州回民张吉庆经营烧饼铺生理(档案号01172);德子人李二在右安门内赵家井开伙房度日(档案号09219)等,都是例子。又,关于扁食,徐珂《清稗类钞》:北方俗语,凡饵之属,水饺、锅贴之属,统称为扁食。盖始于明时也。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400页。

《燕京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

 

卖亦如故。”①因为北京女子不常下厨做饭,于是沿着街巷叫卖的馒头、包子一类熟食,便成了寻常家庭的果腹之物,同时也为在京鲁民开了一道谋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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