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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卫国:理学官僚杨锡绂与18世纪理学经世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340 更新时间:2010-11-25
杨锡绂,字方来,号兰畹,江西临江府清江县(今江西樟树市)人,雍正五年(1727)进士,曾任贵州道监察御史、广东肇罗道、广西巡抚、吏部尚书等职,并曾三任湖南巡抚。二十二年(1757)授漕运总督。三十三年(1768)逝于任内,谥勤恪。杨锡绂一生“扬历中外三十余年,凡所陈奏,悉协大体,而尤关国计民生者”[1]。若论其主要成就,还应属最后十二年的治漕。作为漕督,杨锡绂“咨访利病,爬罗剔抉,兴之革之,与众同欲”[2],“无弊不绝,无利不兴”[3]。 “任漕帅二十(按:应为十二年)年,以清介称,纯皇帝甚宠之。其时漕运通畅,旗丁富庶,天庾赖之以济,后共称之”[4],“数十年来,论漕政者,必举先生第一”[5],后人还将他的治漕与康熙朝著名河臣靳辅的治河相提并论 [6]。

                     一

  杨锡绂年少时即“肆力于学,尤笃嗜宋儒”[7]。他极力推崇程朱之学,认为其“递相推阐”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之道,乃“万世不易之常经也。小之可以守身寡过,而大之可以治国平天下”。阳明之学则是“高明者之过也 。守其说而不善变焉,将清静寂灭,且流而为释矣。”所以,“居今之日,为今之学,舍程朱莫适也。”另一方面,学习程朱之学要把握“主敬”一端,认为“夫敬者,圣学彻上彻下之功,主乎此则致知力行,皆著实而近里,深而造之,其于道必确有所见,而言也有物矣。”[8]
  关于治学为人之道,杨锡绂认为:一要由正学术以求正心术。“夫学为修己、理民物,以与于三不朽者也。修己、理民物受成于学,亦往往受诬于学。……学术之诬,其心术之讹也。然欲求正于心术,卒非学术不为功。……惟正学术以正心术,为章志贞教之大。”[9];二要以深究宋儒之道为作文之根本,“人之为道,有君子,有小人,文章亦然。深究乎孔孟朱程之理,行以王唐归胡之法,君子之文也;目不睹宋儒之书,神不游先正之席,务为软美纤巧以取悦时俗,此小人之文,无足观也”[10];三要将读书、应举、成圣紧密联系起来。真正的人才“非仅词章之谓,所读者圣贤之书,所求者即圣贤之道。舍读书无以为词章,而真读书即所以为圣贤。四子吐辞为经者也,关闽濂洛诸贤何尝不足于文制?举业虽文词之一,然我朝如陆当湖、汤睢州辈皆理学名臣,究亦何尝不为举业?故真学圣贤即应举,无害专攻词章。则试问人生所谓不朽者安在?今士子多举读书与圣贤岐而二之,每语及理学,非畏之而以为难能,即迂之而以为不足学。若是则将求圣贤于田夫贩竖、目不识丁者流乎?无是理矣。夫道德本也,文词末也。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昔人之言具在,诸生其由读书以求圣贤之道,则事业、文章俱可不朽,书院之设乃真造就人才矣。”[11]四要讲究气节。“士生斯世,非功名之难,而气节之难。气节不立,虽位至将相,与草木同朽耳。气节苟立,即名位不如人,或起而复蹶,蹶而至于穷愁困顿,以终其身。要其磊落俊伟之概,千载下犹想像其人,为之奋发兴起,矧一时交游同辈乎?”[12]此外,杨锡绂特别注重“小学”的作用:“夫学术之敝久矣。诵习者专为弋取科名,而驰驱者半多撄情势利,人材之益,不古若也,溯其端则由于废小学。人生自八岁以上知识渐开,教之有其方,养之有其道,束之以礼法,而严之以规矩,则虚憍鄙陋之习以去,以此入大学,胎胚已端,其用力也较易,其成德也必多。”所以,他特别推崇蔡梁村“敦伦饬纪修身齐家内圣外王之学,必具于小学”之说。[13]
  湖湘乃理学渊薮,尤以岳麓书院为盛。清代“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14],圣祖、高宗曾分别御赐岳麓书院“学达性天”、“道南正脉”匾额,其地位可见一斑。乾隆十年(1745),杨锡绂出任湖南巡抚后,重新拟定《岳麓书院学规》,其本人尊崇宋儒以及书院理学传统等因素在学规中都有鲜明体现,如“求仁”一款曰:“诸生诚潜心于关闽濂洛绪言,其于仁之一字,无患不明”;“正文体”一款曰:“夫所谓君子之文者,本之经以植其根,稽之史以广其识,沉潜于宋元有明诸儒之绪论,以淘其渣滓,而归于纯粹……”[15]。故而此学规在治学思路上,“就是将岳麓引向朱(熹)张(南轩)传统之路”[16]。由此,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高宗多次简拔杨锡绂出任湘抚,是否意味着他与湖南、岳麓书院、理学之间存在一种必然联系呢?
  社会生活中的杨锡绂则是“为人宽宏乐易,待人以恕,而自守极严,平生于声色货利一无所好,而以人才为性命,偏长薄艺,靡不记录,尤加意敦崇正学之士,奖诱激劝,如恐不及。” [17]不仅自身讲求“尊德性”,而且“居家孝友敦睦,化其宗族乡党皆为仁让,教子弟一以礼法”[18]。他特别注重“礼”的作用,认为:“风俗之厚薄,由礼教之盛衰。三代圣王时,礼教大行,比户有可风之俗,抑何盛也。……先王缘人情而制礼,所谓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纪也。其一切委曲繁重,皆出于天理之自然,而不容己。……冀此邦绅士共相率循,树之风声,以为齐民。先将礼行而俗厚,所谓比户可风者,不难靳至焉。”[19]这正是藏于其心中的理学对现实社会秩序的要求,为此他专门撰写了《四礼从宜》一书。总之,杨锡绂“自始学至宦成,居官、居家,视唐权文公、宋范文正、吕正献二公,靡有愧焉”[20],而“荣于生前,名于没世,获上有道,悉本躬行……名臣、理学、乡贤,公实兼之”[21]的评价也实不为过也。

                    二

  众所周知,“以居敬、明诚为存养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成圣为目标”[22]是理学基本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概括实际仍不外于儒学之“内圣”“外王”或体用二端。然而,二者又如何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呢?乾隆年间被誉为“理学名臣之冠”[23]的陈宏谋认为:
  果能以学为明善复初之事,以知行为学之功夫,则就我本心之天良,潜玩圣贤之义理,更即圣贤之义理,扩充吾心之天良,知必真知,行必真行。知得一字,便行得一字;知得一句,便行得一句。随处随时,返观内照。诗书所载,有善者吾勉之,有不善者吾改之。推之而日用伦常之地,出入举止之间,所存所发,常与诗书相质证,恍与圣贤相切磋。一时不肯错过,一字不肯放过。身心由此修治,家国由此推暨。坐而能言,起即能行。处则有守,出则有为。措之于词,为名世之文章;行之于事,为经世之事业。明体者此也,达用者此也。[24]
  不仅陈宏谋如此,近代理学官僚曾国藩同样得益于“学”(程朱理学),即“理学树立的人生境界目标和对达到这一目标之功夫论的阐述,极大地影响了曾氏自我塑造的精神追求”和“理学对于理想社会秩序的概念,以及如何形成这种秩序的分析,支配了曾氏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论思路”[25]。对此,杨锡绂同样认为,对圣贤之学“须是自己时时体认,方于身心有益,否则亦口耳之学而已。如仁者,无私心,则必思我苟有一念之私即非仁;仁者,爱人,则必思我苟有一念之刻薄即非仁。”[26]  
  可见,理学经世“不同于直接用力于外在事功的经世派,力主通过‘内圣’之径达到经世目的。”[27]杨锡绂即是把握住了“学”与经世的关系,研读儒家经典,内求德性修养,外讲实体达用,初涉儒学便表现出“肆力于学,务求实用”[28]的积极入世精神,“既通籍,益讲求经世实用”[29],“初出而仕,见知正人,始终一节,不辱其身。天子常称有体有用。主知既隆,臣节增重。醇儒之学,纯臣之心,不懈于位”[30] ,“及在官,试其所学,学日以显,故所至皆有实政。……其出而治外也,清心寡欲,正己率属,汲汲以兴水利、广积贮、敦学校、宏教化为事。”[31]因此“公之学问于经济见之,公之经济即文章而愈著。其心纯,其力毅,得之天赋者,实皆源之学问”[32]。  
  尽管不排除科举应试的因素,但是作为稳定时期的一代士人,杨锡绂等仍选择信奉和实践程朱理学,不仅自始即不囿于空疏的学问,更反对理学末流之空疏迂腐,不甘当“纯粹的”,也是最容易脱离儒学本意的“思想家”,注重将理学经世的能量释放出来,服务于解决诸多现实问题,杨锡绂这种治学和治世紧密结合的态度和实践,“真可谓不负所学者矣”[33]。  

                     三

  十八世纪理学仍通过一批官僚发挥其经世原旨,应得力于以下几种因素:
  首先,时代的要求。十八世纪是中国传统社会走向颠峰时期,但当时诸多社会问题如人口压力等,也成为亘古未有的历史性课题。故而,讲求经济,探索养民、足民之道的要求在十八世纪尤显迫切,以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为主导,也就成为此时经世之学的价值取向,并与明末清初及嘉道之际“反思”、“变革”、“挽救”的经世取向相区别。因此,十八世纪理学经世是理学面临时代的挑战而做出的积极回应。
  其次,理学经世内涵的发挥。朱熹曾说:“若论为学,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著实有用之事业,无非自己本分内事。古人六艺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于此。”[34]一些学者明确指出:“经世为宋明儒学的中心思想”[35];“儒家自始即是一种有体有用之学。宋代儒学复兴尤在体用并重上面见精神”[36],而“儒家的‘用’集中地表现在‘经世致用’的观念上。”[37]尽管理学家讲求以所学求“内圣”,但他们修身的归宿并非其它,正是“尽最大的力气做好治国安民的实事,以实其所学。”[38]杨锡绂正是“经济本之诗书,不愧穷年考道文章,发为事业,居然当代名臣”[39],这一点与曾国藩“摒弃‘腐朽之义理’,恢复理学之原旨,将经世融入于义理之内,充分发挥理学原有的经世精神”[40] ,似乎并无二致。
  再次,诸家对理学的批评,对于纠正理学的偏差发挥了重要作用。“18世纪的知识界是17世纪经世思潮的当然继承者,在这一百年中,经世仍是影响中国学术发展方向的重要精神因素。”[41]十八世纪真正能够坚持理学信仰的人们不仅继承的是经世的传统,更是人们在对理学本质认识上的深化和历史教训的吸取。“对理学空疏浮躁学风的批评,使十八世纪中国学术界在治学方法上趋于严谨”,换言之,人们对理学“虚”的方面展开的批判,才使“实”的方面更为清晰地浮出水面。
  第四、最高统治者的倡导。在圣祖、世宗、高宗三帝看来,道学更应要特别强调其经世致用的本质。圣祖认为:“君子先行后言,果如周、程、张、朱勉行道学之实者,自当见诸议论。若但以空言而讲道学,断乎不可。朱子洵称大儒,非泛言道学者可比拟也。”[42]世宗在给国子监的谕令中指示:“尔诸生亦当殚心肄业,实践躬行。……勿营奔竞,勿事浮华。文必贵乎明经,学务期乎济世。”[43]高宗更明确指出:“读书将以致用,非徒诵习其文辞也。”[44]葛兆光认为,康熙后期以来,皇权已逐渐占据了真理的制高点。雍正时期,皇权更是将思想话语的权力垄断在自己手中[45]。因此,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的发展,与最高统治者的导向是密切相关的。

                    四

  梁启超曾评价说:“康、雍以还,号称以朱学名家者,若熊赐履、陈宏谋、陈鹏年、杨名时、朱轼、李绂、孙家淦,大率皆以高位负时望,承风者固以大儒之号奉之,实则于学界不有影响。盖宋学之微久矣……”[46]这种认识似乎过分注重了理学家学术上的贡献,而忽视了理学在十八世纪所面临的现实条件,忽视了十八世纪理学仍在以“外王”的形式展示其经世本质。当然,“‘经世致用’却由不得儒者自己作主,必须要靠(按:指政治上的权力或“位”)外缘。”[47]即儒家理想的实现必须依赖政治上掌权者的践行,因而十八世纪理学取得不朽之事功,恐怕与官僚阶层中那批理学的信奉者们不无密切关系。推而论之,我们倒是应该认真探讨十八世纪理学政治精英“学问”的真正内涵了。杨锡绂的“本诸学问以见经济”[48],陈宏谋的“以醇儒之学术,发为名臣之经济”、“本经术以经世,言近而指远”[49]等等,不仅揭示了理学与经世的关系,而且反映出他们的“学问”不仅仅包括其学术造诣,更包括由此出发而掌握的专业性极强的有关粮、漕、盐、河等“知识”,而这正是根源于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原旨的“大学问”[50]。所以“(高宗初政)一时辅佐之臣如鄂文端尔泰、杨文定名时、朱文端轼、赵泰安国麟、史文靖贻直、孙文定嘉淦皆理学醇儒,见识正大,故为一代极盛之时”[51],这种局面的出现也就并非夸大其词了,它也为理解十八世纪创立事功的思想动力问题提供了一种角度。
  当然,十八世纪理学经世不仅仅体现在杨锡绂等高层政治精英身上,因为尽管当时有汉学的兴起,但“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不同于政治官僚,他们人数不多,只占士大夫阶层的极小部分”[52],而“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崇奉‘宋学’,由于科举考试的‘只尊朱子’,一些知识分子,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宋学的影响,即使是‘复兴’汉学的人,也不偏废宋学。”[53]所以,理学影响的是一个时代的人们,而这个时代正是传统社会发展的顶峰——十八世纪。因此,无论对理学是否完全赞同,起码由于理学与教育科举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思想是逃不脱理学影响的,而政治精英们当更是如此。

                     五

  美国学者艾尔曼指出:“那些不加辨别地接受中国19世纪慷慨激昂的政治变革主张的论者通常认为经世意识在18世纪已销声匿迹。我们关于常州今文学派的讨论表明,经世之学仍是汉学风行时代的潜流。”[54]艾尔曼用思想史、社会史的内容证明了这个结论,本文则以理学官僚杨锡绂为例阐明了十八世纪的理学经世,而乾隆后期的礼亲王昭梿,在其笔记《啸亭杂录》中两段关于理学的描述,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阐释理学经世的新角度:
  “本朝崇尚正道,康熙、雍正年间,理学大臣颇不乏人。如李安溪之方大,熊孝感之严厉,赵恭毅公鲠直,张文清公之自洁,朱文端公之吏治,田文端公之清廉,杨文定公之事君不苟,孙文定公之名冠当时,李巨来、傅白峰之刚于事上,高文定公、何文惠公之宽于待下,鄂西林之勋业伟然,刘诸城之忠贞素著,以及劭中丞基、胡侍郎煦之儒雅,蔡闻之太傅、傅龙翰敏之笃学,甘壮恪汝来之廉,顾河帅琮之刚,陈海宁、史溧阳之端方,陈桂林、尹文端之政绩,完颜伟、张师载二河帅之治河,杨勤恪公锡绂之理学,皆扬名一时,谁谓理学果无益于国也。” [55]
  “自乾隆中,傅、和二相擅权,正人与之梗者,多置九卿闲曹,终身不迁,所超擢者,皆急功近名之士。故习理学者日少,至书贾不售理学诸书,予前已具论矣。近年睿皇帝讲求实学,今上复以恭俭率天下,故在朝大吏,无不屏声色,灭驺从,深衣布袍,遽以理学自命矣。”[56]
  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不难发现理学与康乾以来政治、社会变化的关系。具体而言,康熙到乾隆中前期,由于理学地位被大大提升,所以这一时期清官,以及讲求理学经世的官员层出不穷,清朝也逐渐走向其发展的顶峰,但是,随着理学地位的下降,强调由修身诚心正己之“内”以达治国平天下之“外”的儒学,对人们思想的约束力和影响力也被大大削弱了。乾隆中后期开始,贪污大案迭起、吏治腐败等问题,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下坡路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如果我们分析十八世纪及其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势,不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的角度加以考虑,其说服力将是软弱的。


参考文献:

  [1]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岳麓书社1991年版(下同),页488。
  [2]  《清碑传合集》(一),上海书店1988年版(下同),页915。
  [3] 《四知堂文录》(引),道光十七年刻本(下同)。
  [4]  昭梿:《啸亭杂录》卷十,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同),页300。
  [5]  王昶:《湖海诗传》(上),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卷四。
  [6] 《四知堂文录》(引)。
  [7] 《清碑传合集》(一),页916。
  [8]  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二十一,《二愚堂札记序》,嘉庆十一年刻本(下同)。
  [9] 《四知堂文集》,卷二十,《重修淮安府学记》。
  [10] 《四知堂文集》,卷二十二,《韩山书院课艺序》。
  [11] 《四知堂文集》,卷二十,《增置淮阴书院膏火记》。
  [12] 《四知堂文集》,卷二十一,《送江拙斋赴芮城幕序》。
  [13] 《四知堂文集》,卷二十二,《罗敬亭七十寿序》。
  [1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页24。
  [15] 《四知堂文集》,卷二十,《岳麓书院学规》。
  [16]  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页154。
  [17] 《清碑传合集》(一),页916。
  [18] 《清碑传合集》(一),页916。
  [19] 《四知堂文集》卷二十一,《四礼从宜序》。
  [20] 《清碑传合集》(一),页916。
  [21] 《四知堂文集》,嘉庆八年王子音序。
  [22]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页14。
  [23]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光绪二十二年章嘉谋叙,光绪二十二年铅印本。
  [24]  陈宏谋:《陈榕门先生遗书》,《课士直解》卷六,“评语”,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
     会排印本。
  [25]  彭明、程歗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版,页107。
  [26] 《四知堂文集》,卷二十,《岳麓书院学规》。
  [27]  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页316。
  [28]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 》卷十六,页487。
  [29]  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页39。
  [30] 《清碑传合集》(一),页916。
  [31]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六,页 488。
  [32] 《四知堂文集》,嘉庆二年谭尚忠序
  [33] 《清碑传合集》(一),页916。
  [34]  李绂:《朱子晚年全论》,中华书局2000年版,页214。
  [35]  张灏:《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近世中国经世
     思想研讨会论文集》,1984年版,页7。
  [36]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下同),页187。
  [37]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页166。
  [38]  郭成康:《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载《清史研究》2002年4期,页37。
  [39] 《四知堂文集》,崇祀录。
  [40]  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页316。
  [41]  高翔:《近代的初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页369。
  [42] 《康熙政要》,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页305。
  [43] 《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13。
  [4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一册,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页18。
  [45]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393。
  [4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页124。
  [47]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166。
  [48]  杨锡绂:《漕运则例纂》黄登贤序,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49]  陈宏谋:《陈榕门先生遗书》,《培远堂手札节要》乾隆戊子定斋法序。
  [50]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经世学刍议》(未刊稿)。
  [51] 《啸亭杂录》卷一,页13。
  [52]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著者初版序,江苏人民出
     版社1997年版,页2。
  [53]  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年版,页63。
  [54]  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版,页219。
  [55] 《啸亭杂录》卷十,页318。
  [56] 《啸亭续录》卷四,页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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