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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崇贯:明末清初的两淮盐政状况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5645 更新时间:2010-12-8

《盐业史研究》201002

 

摘要:明朝末期,魏忠贤党羽对两淮盐利大肆搜括,论者比之绝流而渔。袁世振在推行其纲运法时,曾许诺用十年时间疏清积引,然后年年行新引,商人不再有资本被压之苦。但实际表明,直到明朝末年,该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明朝正额盐每年约70万引,到万历年间时,灶户只上缴约3732万引,其余部分则因灶户逃亡及赈济等原因而被免除。只是这部分盐课并没有被免除,商人凭引到宫仓已领不到这部分盐货,他们必须另出代价,通过卖补的方式予以解决。另仓盐折征中应补偿给商人的折价银每年约7万两,商人也从未得到过。清朝初年两淮行盐额度与课额,以及仓盐折价等,都是由明朝沿袭而来,但清代纲运法肯定不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

关键词:明末;清初;两淮盐政;沿革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P003--9864(2010)02—0013-11

 

 

学界以往对明清两淮盐政的研究,就明代而言,一般是到万历年间为止,就清代而言,则是侧重于乾隆朝及其以后,较少有论述明末(如天启、崇祯两朝)和清初(如顺治朝)的情况。这可能与史料的缺乏有关。但对明末清初两淮盐联的研究,在认识袁世振纲运法的本质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袁世振所描述的十年还清旧引,然后年年行新引,商人可以永永百年,据为窝本的美景,后来真的实现了吗?又,清代纲运法是否就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笔者以洎代《续文献通考》、《清盐法志》,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顺治年间两淮盐务题本》等史料为基础,对明末清初的两淮盐政状况做一些探讨。现将有关心得表述如后,请学界批评指正。

 

一、明末两淮盐政状况

 

()魏忠贤党羽对两淮盐利的恣意搜括

 

明朝末期,国家经济状况更加恶化,朝廷便通过大量铸造钱币的方式以平衡收支,即所谓的议鼓铸以补缺饷”①。而铸造钱币所需要的铸本,则是以种种名目,通过对两淮盐利的恣意搜括来解决。

天启五年,给事中郭兴治提出,两淮之内,有补库折价银,有行积引食盐银,可得四五十万,又南北纲及新旧引割没银,可得四五万,至于关引、行引、加带、挑河种种名色,不知几十余万,这些与其徒饱盐官、盐役之腹,何如取佐养军、养马之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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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汪崇筼(1942—),男,高级工程师。

①②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天启五年条[Z]冶北:文海出版社,1979

 

台臣(可能就是当时的两淮巡盐御史①)崔呈秀则开出更多的名目。他提出,广积贮莫过于通盐法,惟新旧不通,则盐壅而课亦壅。广为变通之术,岁可收利百倍。其外,又有谓查解补库折价,可得银三十五万两者;议解行积引食盐银,可得二十三万余两者;南北纲盐割没宜尽人岁解,可得银四万余两者;新旧引各食盐割没添人岁解,又得银一万两者;旧引行尽,用积钞关引,又得银五万两者;纲法行尽,应补行积引上纳余银,可得二十五万两者;议行加带纳饷银,以清积课,可得二万二千两者;议归舞阳行芦盐,以塞私贩,可得银五万两者;甚至连议定京掣之期,以杜零星影射者;议边钞给价,宜预开引目者”,也都可以获取盐利②。

由上述内容可知,郭兴治、崔呈秀等人搜括盐利,是通过所谓的变通之术,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并且已经到了不讲道理的程度。如他们仅仅为了统一掣运日期,以杜零星影射,便可以此为由,向盐商收取费用。我们面对这其中的一些名目,便如同见到清嘉道时期李澄在《淮鹾备要》中所列入的一些杂项杂费名目一样,都只能是莫名其妙,而难以理解其真实的含义。这也如同清康熙年间史料所描述的那样,商人已经到了遇一事即有一事之陋规,经一处即有一处之科派”④的程度。

据记载,郭兴治和崔呈秀都是魏忠贤的党羽。他们“巧立名目以取之,所人无算”,故“论者比之绝流而渔”⑤。

天启五年十月,他们又提出,对已经缴纳过盐课的积引再征收一次盐课,并且又要预征下一年度的盐课。即至十月,又有欲于积引令重纳十万一千二百两引价,及预征次年银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两四钱作为铸本者”⑥

好在这两项提议都遭到了户部尚书李起元的反对。他称:引价之不可重纳,岂烦再计?今请以引价言之,淮引每引原价五钱,例系边商按银输粟实边,领赍仓钞转卖内商行盐;内商每引即还边商引价五钱,以偿其本,又还银六分,以偿其息,至行盐之年,则又每引纳余银八钱、辽饷银一钱输为部课,此正引征解之额也。”⑦

对于这段史料的学术价值,我们可从两个方面去认识:

第一,我们以往通过袁世振疏理两淮盐政的史料,只能笼统地知道,当时规定内商购买边商仓钞的价格(即正引价),为银O55。现由这条史料便可进一步了解到,后来已演变为056两,其中O5两是边商参与开中的成本,另Oo6两是其获得的开中利润。只是在这006两银中,若再扣除其往返两淮的路费和其他费用(如开中成本的利息),则其实际利润率是很低的,他们只有通过克减斗头的方式(即暗中减少上纳粮食的数量),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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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熹宗实录:卷四十六[Z].梁本.

②⑥⑦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启五年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汪崇筼.乾隆朝两淮盐商输纳的探讨[J]盐业史研究,2003(2)

④金镇.盐法考[A]//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Z]

()张廷玉.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M].北京:中华书局,1974

汪崇筼.明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3)

 

第二,这条史料中所提余银八钱,是指余盐课银O8两,这也与袁世振当年定下的数据相一致。但由史料可知,盐商在袁世振疏理之后,又被迫增加了一项新的负担,即辽饷银一钱。据金镇记载,这是在天启元年,由户部侍郎臧尔劝题准,两淮每引加盐15斤,征银O1两,以充辽饷”②。这也就是辽饷银一钱的由来。

此外,李起元又对积引的概念做了明确的解释。他称:今所谓积引,即先年之见引,皆边商纳粮,内商出价,以买之者也。向因两淮浮课横行,盐法壅滞,以致停压多年,非商人自为积也。”③

众所周知,袁世振一直把持有大量积压仓钞的盐商称为“囤户”。他称:“迨至近年以来,阻滞日甚,弊套相沿。即如行引一节,边商执仓勘到运司矣,守至何年,而后起纸关引?引到司矣,榜派搭单矣,守至何年,而后得价?辗转羁延,河清难俟,不得不贱跌其值,而投引于囤户。此边商之苦也。至于内商掣盐,常压十载。一朝序及,实搭比严,又不得不倍其值,而收引于囤户。此内商之苦也。总此一纸引耳,买者常逾于一两,卖者苦不得二钱,利归于囤户。”④

袁世振还在他所提第一疏理方案被两淮盐商抵制后,炮制《奸囤擅利权揭》称:今两淮囤户,非顽民,乃奸民也。其所攘夺者,天下第一财利之权。”⑤

但由李起元上面的陈述可以看出,所谓的积引,是边商已经纳过边粮,内商也出过引价,它们之所以被积压多年,是因为朝廷在两淮横征暴敛(浮课横行”)而引起的,并不是商人自己所造成的。故李起元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若复责以五钱六分引价重征叠敛,谁肯从哉?”⑥

对于预征次年盐课银一事,李起元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称:至谓淮南丁卯年(即天启七年),应纳戊辰年(即崇祯元年)余银内,先征三钱五分作为铸本,此则名为借本,实即先年套搭之弊政,断断不可行者。”⑦后来,天启皇帝还是听从了李起元的意见。

 

()仓盐折征”(仓盐折价”)的进一步认识

 

仓盐折征”(又称仓盐折价”)是明代两淮盐政的一大变革。它发生于万历年间,但依据以往公布的史料,尚难以知道其变革的细节。如实行仓盐折征以后,盐商不能再到官仓去支盐,而是必须向灶户购买,他们因向边商购买仓钞而付出的引价,也只能被化作为盐课。那么,盐商的这一损失是否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呢?当时即使依据袁世振留下的史料,也难以找到确切的答案,而只能是做一些分析和揣测

最近,笔者在查找崇祯年间的史料时,竟发现有这方面的内容,并可帮助我们对这一变革作进一步的理解。其情况是,崇祯元年七月,给事中黄承吴曾就两淮盐政问题上疏朝廷,户部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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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崇筼.朋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3)

金镇.盐法考[A]//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Z]

③⑥⑦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天启五年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l979

袁世振.盐法议—[A]//陈子龙朋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四[Z]

⑤袁世振.奸囤擅利权揭[A]//陈子龙朋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六[Z]

汪崇筼.朋万历年间两淮盐政变革及疏理[J]盐业史研究,2009(2)

 

这一奏疏予以议复,其中便有涉及万历年间“仓盐折征”(仓盐折价”)的内容。

户部在议复中称:祖制令盐商输粟以给边戍,令灶户煎盐上官仓,以供商支。商人每引输粟二斗五升,赴场支盐二百五十斤,盖以己粟易官盐,两不相属。”①

这里所称的两不相属,是指在正额盐部分,盐商不与灶户直接交易。但在仓盐折征以后,灶户不再把正额盐上缴官仓,而是直接卖给持有盐引的商人,他们只须按每引银02两的标准,向盐运司银库缴纳仓盐折价即可。然后,盐运司再将这02两银,转付给凭引向灶户购盐的商人

这便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商人本是以每引银056两的引价向边商购买仓钞,但通过仓盐折征,他们只能得到02两银的补偿,这表明其中有03两银的本金已被朝廷作为盐课收去。此外,当商人购得仓钞以后,如果还要守候,则这056两银于守候期间的利息也一并被朝廷占去。

第二,既然灶户缴给盐运司银库的每引02两折价银,本是应该支付给盐商的,却为何不由灶户直接支付给盐商(如在购盐时扣除,即降低每引盐的实际卖价),而要由盐运司转付?这其中必有一个道理。

原来,这时商人因大量资本被朝廷占压,难以再按朝廷的要求准时缴纳盐课,而是先由盐运司银库予以垫支,以应付每年向户部太仓的解运,然后再由商人归还。于是,当万历年间实行仓盐折征时,这每引02两的折价即被盐运司予以截留,以作为对盐商所借银两的抵偿。即因先年两淮内商消乏,屡借运库存贮银两以抵解京岁课,例应众商补还,故前任盐臣龙遇奇,议将内商应领仓盐折价,每岁约银七万两③,征人运库以抵众商补库之数。”④

据记载,按原来规定,是将这每年7万两折价银截留到丁卯年(即天启七年)为止,然后不再截留,但因辽饷问题出现,便又继续截留。而且可以肯定,所谓的截留理由都只是一种说辞。其真正的目的,则是不再将这些银两补偿给商人,故商人也就从未得到过这些银两。

这也可由清代史料作进一步的证明(见本文最后一小节)

对此,当时户部在议复中是这么说的:“……(原定)至丁卯年方将仓盐还商,后因辽饷匮乏,议将前银总入加增辽饷内,以济国用。此折价输官之始末也。丁卯年以后,折价虽应还商,但前银原以充加增之辽饷,榆关军旅未停,则前银归商无日,应俟新饷停止之日,徐议蠲还可也。”⑤

该史料还曾提及,两淮每引原系五百七十斤,后因积引难销,道臣袁世振始创减斤之法,以四百三十斤为一引⑥,淮商还多出引窝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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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⑤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崇祯元年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l979

③明朝两淮每年正额盐约70万引。仓盐折征后,由灶户补偿给盐商的折价银是每引02两,故由此计算,每年的折价银总额应为14万两(70 x 02=14),但盐政部门只截留得银7万两。其中的原因,则请见本文最后一个小节的讨论。

⑥袁世振在《复楚中论盐价公书》中称,“夫每盐一引,从来五百七十斤,此定则也。……(后经疏理减为每引)四百五六十斤”(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七)。故笔者在做成本核算时,是取疏理后每引盐重455(见拙稿《明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现由崇祯元年史料所示,则是疏理后为每引盐重430斤,略有差异。

 

万引,以销积引”①,从而使每年的行盐总额增加23万引。而大工加课一项原属额外之输,原定在崇祯元年以后悉行豁免,但因建造陵园,耗费巨大,现在又要延长征收的时间。这些都表明,在明朝末期,朝廷是在想方设法搜括盐利,盐商的负担则不可能减少。

 

()积引不可能被疏销干净

 

袁世振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秋天提出第二个疏理方案——纲运法时,向盐商承诺,用十年时间疏销积引,然后年年行新引。笔者曾经指出,这实际是做不到的,因困守支的本质就是宏观经济不平衡。既然自明初起,一直到万历年间,该问题从未断过,则它怎能在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的明后期被解决?或许原有的200万积引可能被还清,但更新的积引又将同时产生”④。此后,笔者一直希望能够找到具体的史料,以进一步检验这段文字是否可行。现由崇祯年间的记载,可得到一个初步的答案。

崇祯四年八月,户部员外郎王珍锡曾就两淮盐政问题上疏皇帝,其中写道:原奉神宗旨,丁卯年(即天启七年,1627)淮南积引二百二十万销尽,庚午年(即崇祯三年,1630)淮北积引一百四十万销尽。自辛未年(即崇祯四年,1631)起,盐仍前五百七十斤,价仍前每一包七分,而引亦仍前七十万。乃今年正辛未也,则不问引,不问价,而止曰销积引。夫积引二字,假引私盐之渊薮也。如上年报积引七十万,臣疏‘假引宜清’一款内有云,‘安知七十万以后,不更有几七十万出乎?,今则报三年未完为二百一十万,臣言不幸而中矣。”⑤

由这段史料能够看出,按照袁世振的疏理,是在丁卯年将淮南积引220万疏销完毕,在庚午年将淮北积引140万疏销完毕,现在庚午年已经过了,却还有大量的积引没有销完。如王珍锡在上一年(即崇祯三年)的奏疏中,曾报告当时还有70万积引,并且称,安知七十万以后,不更有几七十万出乎”,果然到了“今年”(即崇祯四年),又冒出一个三年未完为二百一十万,故他感叹地说,臣言不幸而中矣

王珍锡在这份奏疏中,把积引疏销不完的原因归结为假引的不断出现。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按照盐法,开中地点在向边商发给仓钞的同时,一定会留下一份底勘”(即类似于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单位或政府开介绍信时所留下的存根”),当盐商凭仓钞到盐运司衙门换取盐引时,衙门一定会将仓钞与底勘拼接在一起,进行严格地核对(此即被称为勘合”⑦,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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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崇祯元年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②明朝两淮每年正额盐约70万引,若将每引正额盐与余盐的合计重量,由570斤减为430斤,则每年可增加23万引的行盐额度。即:70 x 570430—70=9279—70=2279。但袁世振在《纲册凡例》中没有作出这样的安排(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七)

④汪崇筧.对“徽州盐商垄断”说的商榷[J].盐业史研究,2003(4)

⑤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崇祯四年八月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l979

⑥按照袁世振统计,当时淮南红字簿中纳过余盐课银的积引为260余万,若扣除其中已消乏盐商所纳的60余万,则所剩积引为200万。故袁世振在万历四十五年秋天向盐商承诺,每年疏销积引20万,共用十年时间将淮南积引疏销完毕(见袁世振《纲册凡例》,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七)。现按王珍锡奏疏,则当时实际有淮南积引220万,另还有淮北积引140万。这是两者的不同。

()张廷玉朋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M].北京:中华书局,1974

 

核对文字内容、笔迹,尤其是加盖印章的位置等),只有在核对无误之后,衙门才有可能将盐引发给商人。而所谓的假引,则就是偷税漏税,非法行盐,这是国家绝不允许的。两淮每年只有70万引的正额盐额度,若真有70假引的不断出现,便等于是盐运司衙门如同虚设,朝廷岂能听之任之?

合理的解释只能如前,即各边关为了获取粮食,便无节制地开中,从而使淮盐每年的开中数量,都超出其实际生产能力和社会能够消化的程度,以造成大量盐引积压。故王珍锡在奏疏中进一步称:敢更为一言曰:安知二百一十万以后,不更有二百一十万者出乎?’”

王珍锡在这份奏疏中,还开列了一些淮盐的经营数据。他称:丁巳(即万历四十五年)以前,二百年来,每年额行七十万引。丁巳以后,每年除额引外,附销积引三十万,共行一百万。边内二商,每引约纳引价五钱,余盐八钱。计七十万引,该国课八十余万,则一百万时,该银一百二十余万矣,此显而易见者也。”②

王珍锡也指出,这是袁世振在疏理时将每引重量由570斤改为430斤所造成的。往七十万引,其盐重,每一引为一包,重五百七十斤;改为八十小包,每一小包止()定价七分,则合一引约银五两六钱。今行一百万引,其盐轻,每一引亦为一包,重四百三十斤;改为六十小包,每一小包定价一钱,则合一引约银六两。论盐则反轻一百四十斤,论价则反多约四钱。”③

但由这段史料又看出,与袁世振数据有所不同,且不属于估算误差的问题。

如袁世振称:水商以五百七十斤之盐,解捆七十余小包,每包取直六七分,便可得价四两之外。……今奈何以五百七十斤之盐,一旦改而为四百五六十斤,每引遽少盐百余斤,即少捆小盐十四五包矣,余所捆只五十余包耳。彼水商不肯亏本,只得增价以鬻,安得不至一钱内外?”④

现由王珍锡数据可知,其每小包重约7。故按其数据可以求得,疏理前,每包价银007两,合计80小包,每引价银56两;疏理后,每包价银01两,合计60小包,每引价银60两。而按袁世振数据返算,则每小包重约8。正是这1斤之差,虽然每小包价格基本一致,却仍导致每引价格有较大的不同。

王珍锡和袁世振都是户部某一个司(如主管淮盐为山东清吏司)的主管官员。袁世振原任郎中,后升任道员;王珍锡则为员外郎。他们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有可能会出现数据的一般性误差,却不大可能出现根本性误差。故细想起来,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两人所取数据的角度不同。

据清代史料,淮盐销往湖广,每小包重八斤四两(825),销往江西则每小包重七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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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有些数据是王珍锡的估算值,与实际情况有差别。

②③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崇祯四年八月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l979

袁世振.复楚中论盐价公书[A]//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七[Z]

570÷80=7125/包;430÷60=7167斤咆。

570÷8斤/包=7125包引;(450+460)÷2÷8/=56875/引。

袁世振.奸囤擅利权揭[A]//陈子龙朋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六[Z]

 

(725)。因此,虽在乾隆年间,淮盐核算重量统一为每引344斤,但销往湖广为每引417包,销往江西则每引4745①。若袁世振所列数据为湖广数据,王珍锡所列数据为江西数据,则无形中为我们增加了一项重要的数据来源,其情况可留待今后继续考察。

不过无论怎样,袁世振的疏理都明显加重了淮盐的经营成本,从而增加消费者的负担,故按原来的承诺,是从辛未年起,每引盐重仍恢复到570斤,每小包价格也恢复至银007两,而每年的行盐额度则仍恢复至70万引,但这样的承诺同样是做不到的(史料原文请见本小节前面所引王珍锡奏疏)

 

二、清初两淮盐政状况

 

()行盐额度与课额

笔者以往在探讨乾隆朝两淮盐商的输纳时,曾涉及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行盐额度,这是指盐商每年必须完成的定额,故又可被称为行盐定额;另一个则是行盐总额,这是指盐商每年实际完成的总额。明清时期,有关这两个不同概念的数据经常在史料中出现,很容易把人们的思路弄混淆。因此,在讨论清朝初年的两淮行盐额度时,有必要将明朝的有关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归纳。

据《明史》记载,淮盐在洪武初年所定下的行盐定额约35万大引,每引重400斤,后改行小引,每引200斤,故行盐额度扩大一倍,约70万引。这是笼统的数据,按袁世振的记载,应该是70518万引,即从来额数,每年中引70518万引,淮南常行529024万引,淮北常行176156万引”③。故《明史》称:洪武时,岁办大引盐三十五万二千余引。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倍之。万历时同。”④

袁世振在提出其第一个疏理方案时,将每年的行盐总额定为90万引。其中70518万引(淮南529024万引,淮北176156万引)便是每年必须完成的开中额度,故袁世振将其安排为行新引;另19482万引(淮南150976万引,淮北43844万引)则是增加的行盐数额,袁世振便将其安排为行旧引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理解清朝初年的史料。

顺治八年五月,户部和硕端重亲王波洛等人在奏章中称:该臣等看得,两淮运司明时旧额,岁行大引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南北每引除引价五钱外,淮南每引定盐并包索四百三十斤,纳余课八钱,合引价一两三钱;淮北每引定盐并包索四百五十斤,纳余课六钱,合引价一两一钱。岁额共银九十五万二千五百九十两。我朝新制,一引剖二,岁改小引一百四十一万三百六十引。每引无论引价、余课,五分淮南、淮北,一例征银六钱七分五厘四毫零,岁计共银九十五万二千有零,行盐以二百斤为率。”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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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四·课程八·成本下·乾隆五十三年条[Z]

汪崇筼.乾隆朝两淮盐商输纳的探讨叶盐业史研究,2003(2)

③袁世振.盐法议五[A]//陈子龙朋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五[Z]

()张廷玉.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M].北京:中华书局,1974

汪崇贫.明万历年间两淮盐政变革及疏理[J]盐业史研究,2009(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年间两淮盐务题本[J].历史档案,1988(3)

 

上述史料称,明朝行盐额度为每年70518万引,这与本节前面所列出的数据一致。至于本文上节列出,内商在购买边商仓钞时,所支付的正引价为每引银056两,而这里则是称正引价银05两,那是因为其中的006两是作为边商应获得的开中利润,而朝廷只得到其中的05两。故由70518万引正额盐所构成的年度课额,应为银35259万两

这便出现一个问题:既然按上述史料,两淮正额盐和余盐的年度总课额应为银95259万两,且其中正额盐年度课额为银35259万两,则所剩余盐年度课额应为银60万两(95259—35259=60),但依据当时淮南、淮北各自的行盐额度(淮南529024万引,淮北176156万引),以及它们的每引余盐课额(淮南每引08两,淮北每引06)计算,则距离60万两的额度尚差710872万两②,估计当时是用其他办法(如加带或割没银)来补足此数。对此,李澄在《淮鹾备要》中曾有所记载,本文不再赘述。

清朝建立以后,因不再实施开中盐法,故也不再有正额盐和余盐的区分,盐商则是凭引直接向灶户购买盐货。顺治八年时,每引200斤,行盐额度为明朝的一倍,即141036万引(也即70518×2),若每引征银06754两,则年度课额为银952557万两,接近95259之数(尚存在一定差额的原因,是06754两以后的尾数被舍去,实际应是06754233)。至于顺治八年以后的情况,则在李澄的《淮鹾备要》中也有所记载④。

上述史料又称,明末淮南课额为每引银13两,每引重430斤;淮北课额为每引银11两,每引重450斤。但与明末不同,清初不但将淮南、淮北的每引重量统一定为200斤,而且将每引课额也统一定为06754两,这便给淮北盐货的销售造成困难,从而出现淮北商困而课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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