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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地震灾害初探———以两《唐书》为例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333 更新时间:2012-4-30

文章出处:《江汉论坛》2012.3

作者简介:靳强,男,1974年生,内蒙古商都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摘    要:我们以两《唐书》地震资料为中心,并参照《册府元龟》、《唐会要》等诸史籍,对唐代地震记录做一较为详细勾稽,并就唐人对地震的认识以及唐代地震记录的不均衡及其原因进行初步探讨。唐代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获得了高度发展,但对地震的认识及地震的记录情况并未超过前代。此外,唐代的地震记录在地域上亦极不平衡,这可能与文化发展程度相关,大抵是文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保留下来的记载越多。同时,与政治中心所在地亦相关联。总体而言,京师地区或与京师地区越近,有关地震记录及灾情记载就越详细,这或许是中国古代地震记录的一个共同特征。

关 键 词:唐代;地震;不均衡

  

李约瑟先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震区之一。因此,中国人自然会保存有大量的地震记载,而这些记载现在确实已成为世界各地地震记录中最悠久、最完整的记录。”[1]翻检史乘,在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典籍中,有关地震的史料相当丰富。前人在收集分析地震史料方面已作了大量工作。宋朝初年编纂的类书《太平御览》专辟有《咎徵部》,自周至隋共记录地震51[2]。在《文献通考》中也记录了大量的地震。[3]此后,明王圻作《续文献通考》又增收了不少有关地震的记载[4]。另在相关正史的《五行志》[5]和本纪中同样记载了大量的地震现象。总之,在对地震的记录和资料收集方面,古人很早就作了相当细致的工作。

1939年,陈高镛先生等编撰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对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包括地震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统计。[6]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编辑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分作上、下两册,于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年表的形式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地震资料详加统计。另外,宋正海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也分不同对象对我国古代的自然灾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统计。[7]

一、唐代地震概况之统计

2008年,阎守诚先生主编的《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一书之附录《唐代自然灾害年表(618907)》统计唐代地震为32[8],而在第二章唐代自然灾害概况却认为唐代地震次数为76次(没有详细统计说明)[9],而在该书中,又特别说明“不同月份的地震分别算做一次地震,故在总数上有所增加”,并将地震统计为81次。[10]学术前辈们关于唐代地震统计所作的基础性工作是功不可没的,其对于唐代自然灾害研究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学术前辈有关唐代地震统计数据的前后不一之情形仍然存在,这一工作仍有继续做下去的必要,现我们拟主要围绕两《唐书》本纪,就其中的地震记录加以勾稽和整理,分析其地域分布的特点和地震记录的可靠性问题,并就唐人对地震的认识略加探析。为了弄清有唐一代的地震概貌,我们对两《唐书》本纪中所载地震记录作了较为详尽的统计,现列总表如下:

 

从上表可知,两《唐书》本纪共记录地震97次,其中京师地区达42次,几占两《唐书》本纪所记地震总数的43.3%,如果我们把京师一带及其邻近道州的地震计算在内,则占唐所有地震记载的绝大部分。毫无疑问,京师附近及山西汾河流域一带是我国华北大地震带的汾渭段,它是由沿华北地台内部断裂带发育的地震联结而成的大地震带。[11]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强震区,但是,除了这一地震带外,还有东南沿海地震带、三江地震带、辽东、鲁东、滇西、川滇、藏滇等地震带。[12]为什么唯独京师附近的记录如此之多呢?笔者认为这与京师附近地区的政治地位与文化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限于交通条件,特别是交通极其困难的偏远之地,如一旦发生地震,并不能及时上报中央,造成史官所不闻,故没有记录下来。再加上种种人为因素,一些地方官有时出于个人私心,故意抑而不奏。

《白居易集》卷4《杜陵叟》云: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男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13]

此处,白居易提到的“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充分证明了确有一些官吏隐灾不报,以求考课的现象存在。

又《全唐文》卷481崔衍《请减虢州赋钱疏》云:

臣所治多是山田,且当邮传冲要。属岁不登,颇甚流离,旧额赋租,特望蠲减。臣伏见比来诸郡论百姓间事,患在长吏因循不为申请,不诣实。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谴者,未有言而获罪者。陛下拔臣牧大郡,委臣抚疲民,臣所以不敢顾望,苟求自安,敢罄狂瞽,上干圣览。[14]

由此可知,一些长吏“因循”而不上报灾情,其情形是“比来诸郡”,可见此类事情绝非个例。

又《唐大诏令集》卷103《处分朝集使敕》云:

敕朕闻诸礼曰: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好恶著(者),则贤不肖别,非其道然耶!朕以虚薄,祗膺景命,荷宗社之灵,当亿兆之责,曷不昃朝晏坐,畏天爱人,思欲保其和乐,跻于仁寿,则与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每计吏还州,与之陛见,示其赏罚,锡以筐篚,亦云命而已矣!而朝集使豫州刺史裴纲分典荆豫,为政烦苛,顷岁不登,合议蠲复,部人有数(诉),便致科绳,县长为言,仍遭留系,御史推按,遽以实闻,虐政弊人,一至于此。

此则史料刺史崔纲竟然“部人有数(诉),便致科绳,县长为言,仍遭留系”,可见隐灾不报现象屡禁不绝。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隐灾不报的现象在以后历代依然存在。《宋史》卷67《五行五》载: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十二月辛亥,太原府、潞晋隰代石岚等州、岢岚、威胜、保化、宁化军地震弥旬,昼夜不止,坏城壁、屋宇,人畜多死。自后有司方言详瑞,郡国地震多抑而不奏。[15]

因“有司方言祥瑞”,各路州竟隐灾不报,此种现象历代均有。唐代长安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帝王所在之地,因此,对该区域及邻近地区的地震详加记录有其特殊缘由,我们有必要给以具体分析和深入探讨,并就唐人对地震的认识稍加考察。

二、唐人对地震问题的认识

根据两《唐书》本纪的地震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对地震的记录非常简略,只有时间、地点,若干记事述及地震的破坏程度。由这些粗略的记载可知,唐人对地震的认识水平尚十分有限,与以往的历史时代相比并无显著的进步。

《国语》卷1《周语上》云:

幽王二年(前781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地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16]

据此可以看出,西周时人们是用阴阳关系来解释地震的,这里包含有一定的唯物科学成份,但基本上是把地震附会为上天对人类的某种告诫,亦即所谓的“天谴”。这里,伯阳父即认为三川震是西周灭亡的预兆。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地”云:“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陈列也。”释“震”云:“劈雳振物者,从雨从辰声,春秋传曰:‘震夷伯之庙(臣铉等曰)’”。[17]仅从《说文解字》关于“地”、“震”二字字义的解释,我们很难对地震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这只是对现象的描述,远未涉及地震原因的分析。

《后汉书·五行志四》云:

建康元年(144年)正月,凉州(都)[]郡六,地震。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四月,凡百八十(日)[]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伤害人物。三月,护羌校尉赵冲为叛胡所杀。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时顺帝崩,梁太后摄政,欲为顺帝作陵,制度奢广,多坏吏民冢。尚书欒巴谏事,太后怒,癸卯,诏书收巴下狱,欲杀之。丙午地震,于是太后乃出巴,免为庶人。[18]

从上述记载可看出,汉人把地震认为是某种不祥之兆。尚书欒巴的上谏起因于太后为顺帝作陵过于奢广,但在太后收巴入狱,并欲杀之时,却发生了地震,故由于慑于“天谴”而不得不将巴“免为庶人”,这基本上反映了时人对地震的认识水平仍是将地震视为“天谴”而已。

《魏书》卷112上《灵征志》云:

帝王者,配德天地,协契阴阳,发号施令,动关幽显。是以克躬修政,畏天敬神,虽休勿休,而不敢怠也。化之所惑,其徵必致,善恶之来,报应如响,斯盖神祗眷顾,告示祸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谴咎,致休祯,圆首之类,咸纳于仁寿。然则治世之符,乱邦之孽,随方而作,厥迹不同,眇自百王,不可得而胜数矣。今录皇始之后灾祥小大,总为《灵征志》。[19]

同书又云:

延昌元年(512年)四月庚辰,京师及并、朔、相、冀、定、嬴六州地震。恒州之繁畤、桑乾、灵丘、肆州之秀容、雁门地震陷裂,山崩泉涌,杀五千三百一十人,伤者两千七百二十二人,牛马杂畜死伤者三千余。后尔朱荣强擅之征也。[20]

此次地震造成的灾难是极其巨大的。此处魏人将此视为“尔朱荣强擅”的前兆,仍然没有跳出“天人感应”的“天谴”说解释。

《旧唐书》卷37《五行志》云:

贞元三年(787年)十一月己卯夜,京师地震,是夕者三,巢鸟皆惊,人多去室。东都、蒲、陕亦然。四年(788年)正月朔日,德宗御含元殿受朝贺。是日质明,殿阶及栏槛三十余间,无故自坏,甲士死者十余人。其夜,京师地震。二日又震,三日又震,十八日又震,十九日又震,二十日又震。帝谓宰臣曰:“盖朕寡德,屡致后土震惊,但当修政,以答天谴耳。”[21]

很明显,唐人把地震作为“天谴”看待。据此可知,唐代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获得了高度发展,但对地震的认识及地震的记录情况并未超过前代,这在上揭两《唐书》本纪中有关地震的记录可以获得明显的例证。

三、唐代地震记录的不均衡及其原因

根据上述唐代地震的初步统计,唐代有关地震的记录具有时间上的不均衡和空间上的不平衡等特征。据前所述,两《唐书》本纪关于京师及其附近地区的地震记载居多,京师及山西、陕西等地区占绝大部分。在两《唐书》本纪中,有关京师及其附近道州地震居多,是有其原因的。我们将京师地区地震与嶲州地震作一比较。在两《唐书》本纪中关于嶲州地区的地震记载仅2条,但从地质构造来看,这里是一个地震频繁的地带,位于中国中部的“南北向构造带”中,此构造带在重力、磁力场及地壳原度上有所反映,地形切割非常强烈,高度极其悬殊,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强烈的地震,故有“南北向地震带”之称。西昌强震区位于这条地震带的南段康滇古陆上。[22]当然,如前所述,唐代长安附近也为我国强震区,但比较两地地震记录,京师地区比嶲州地区相对要多得多,这与两地所处的地理位置重要程度有很大关系。唐代长安地区文化发展程度较嶲州地区要高得多,史官记录相对完整。另由于该区为朝廷所在之地,“抑而不奏”的情况应当较少。

《旧唐书》卷37《五行志》云:

元和七年(812年)八月,京师地震。宪宗谓侍臣曰:“昨地震,草树皆摇,何祥异也?”宰臣李绛曰:“昔周时地震,三川竭,太史伯阳甫谓周君曰:‘天地之气,不过其序。若过其序,人乱也。人政乖错,则上感阴阳之气,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又孔子修《春秋》,所纪灾异,先地震、日蚀,盖地载万物,日君象,政有感伤,天地见眚,书之示戒,用儆后王。伏愿陛下体励虔恭之诚,动以利万物、绥万方为念,则变异自消,休征可致。’”[23]

像这种发生在京师地区的地震,仅是“草树皆摇”,皇帝却如此关心,史官没有不载的理由。相反,偏远的四川地区则未必如此,这些地区却有可能发生较大地震却未被记录下来,较小地震更是不值一提了。当然,本纪里所体现的远非实况,但至少能说明这类情况确实存在。值得指出的是,中央史官所录各道州的地震情况是通过各地奏报而知,本来交通不发达的地区,如遇上地震的破坏,其交通状况可想而知,这种状况即便是现在,有时也难以应对,古代更是如此。所以,不难推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京师一带发生较小的地震被记录下来,而在远离京师的偏远地区,较大的地震反而未被史官记录下来。综上所述,通过对两《唐书》本纪中地震记录的粗略分析来看,唐人对地震记录的记载与前代相比同样十分简略。

《旧唐书》卷8记秦州地震云:

(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壬寅,秦州地震,廨宇及居人庐舍崩坏殆尽,压死官吏以下四十余人,殷殷有声,仍连震不止。命尚书右丞相萧嵩往祭山川,并遣使存问赈恤之,压死之家给复一年,一家三人已上死者给复二年。[24]

本条记述虽然相对详细,但仍缺乏其他更有价值的记录,仅及时间、地点、大体损失程度等,至多不过加上一点朝廷对受灾地区民众的“存问赈恤”而已。从以上资料分析可得知,唐人对地震的认识与以往的时代相较亦无太大的差别,基本上仍视为“天谴”之类。[25]另外,由对上述统计数据的分析可知:唐代的地震记录在地域上极不均衡,这可能与文化发展程度相关,大抵是文化程度发展越高的地区,保留下来的记载越多。同时,与政治中心所在地亦相关联。总体而言,京师地区或与京师地区越近,有关地震灾情的记载也越详越多,这或许是中国古代地震记录的一个共同特征。

注释:

注释: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2分册《地学》,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

[2]《太平御览》卷880《咎徵部七》。

[3]《文献通考》卷301《物异考·地震篇》。

[4]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20《物异考五·地震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594-4601页。

[5]《魏书》称《灵征志》,见《魏书》卷112

[6]陈高镛:《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

[7]宋正海:《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8][9][10]阎守诚主编《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5-4368787页。

[11][12]李善邦:《中国地震》,地震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312页。

[13]《白居易集》卷4《杜陵叟》,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8-79页。

[14]《全唐文》卷481,崔衍:《请减虢州赋钱疏》。

[15]《宋史》卷67《五行志五》。

[16]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卷1《周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7页。

[17]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241286页。

[18]《后汉书》卷16《五行志四》。

[19][20]《魏书》卷112上《灵征志》。

[21][23]《旧唐书》卷37《五行志》。

[22]国家地震局:《川滇强震区地震地质调查汇编》,地震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105页。

[24]《旧唐书》卷8《玄宗纪》。

[25]王小刚:《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同步———评专著〈汶川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相关重大问题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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