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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到数字化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6743 更新时间:2006/1/5

                                      葛剑雄

中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地图绘制于战国秦惠文王后期,相当公元前4世纪后期 。从文献记载看,原始地图的出现年代更早。《左传·宣公三年》载:

楚子供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昔夏之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像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透过传说神秘的色彩,我们还是不难想象这种铸在鼎上的图画的真相:它们实际是铸在鼎上的原始地图。由于它们是根据各地部落报告的情况画成的,所以大致能够反映当地的地理状况,因此人们可以找到合适的路径,不至于遇见妖魔鬼怪,即避免凶猛的野兽经常出没、地形复杂或难以通行的地方。这类图未必真的产生于夏代,但从王孙满的叙述和九鼎被视为奄有九州的象征来看,这应该是一种年代久远的传统。

历史地图是地图的一种,但并非过去的地图或历史时期的地图都属于历史地图。所谓历史地图,是指以过去某一年代或时期的地理状况为表示内容的地图。所以,以表示当代当时的地理状况为内容的地图,即使流传了很长的年代也只能称之为“古地图”或“古代的地图”,而不是历史地图。

严格说来,在不具备在地图上即时显示地理状况变化的条件下,所有地图所表示的内容都属于过去,就像不是现场直播的新闻传达到受众那里都已是过去的事情一样。但被称之为历史的过去一般都有特定的含义,如前一个朝代、某一个历史阶段等,而不是此前若干年或一段短时间之前。所以历史地图与当代地图或今地图的界线还是很清楚的,古代的历史地图大多是以前一朝、历史上某一阶段或此前历代作为时间断限。

历史地图问世的前提是古今地理环境的变化,正是这类变化才使人们不得不需要看到直接反映古代地理要素的地图,否则就完全没有必要。由于山川等自然地理要素的变化比较缓慢,除了像黄河下游及沿海平原地区的河流变化频繁而迅速外,往往数十年、百余年、甚至数百年而毫无变化。相反,人文、社会地理要素如行政区划、地名、建筑物、民用和军事设施等不仅内容繁多,并且变迁复杂,往往在同一朝代之内,后期的人已不了解前期的情况。对那些变化特别频繁而复杂的阶段,往往在当时就没有留下足够详细的记载,如王莽对政区和地名一次次的更改到东汉初已不为人所知。所以,古代的历史地图一般是以表示人文社会地理要素为主,地图的需求则取决于有关地理要素变化的频繁或复杂程度。由于中国一直有重视历史的传统,而地理则被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当作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对历史的重视直接导致了解历史地理的需要,并促成历史地图的制作。

历史地图绘制的可能性则取决于相关的历史资料或信息量的多少。正如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古代地图集>序》 一文中所指出的,“若以一幅图抵一种书,则流传下来的不及古籍百分之一;若以一幅图抵一卷书,则只有古籍的千分万分之一”。在古代也是如此,前人在绘制历史地图时,几乎很难直接利用当时的地图,主要只能根据传世的书籍和其他资料。历史上人文社会地理要素变化频繁而复杂的阶段往往正是留下资料极少、信息量极低的阶段,因而无法编制出稍为详细可靠的地图。可以肯定,早期的历史地图是相当粗略的,时间的跨度较大,并没有严格的断限。也完全可能在以表示今内容的地图中加上部分显示历史地理要素的内容,例如在“九鼎”上所铸的原始地图可能就是当时人们所知地理知识的总和。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能轻易将这类地图称之为历史地图。

 

公元3世纪后期裴秀称:“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 裴氏当时位居司空,是负责地图编绘和收藏的最高行政长官,他所见到的地图应该就是当时官方的全部收藏,他提到的“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显然都是汉朝以来留下的旧地图,即当时绘制的今地图,而不是历史地图。

但裴秀“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闇昧。于是甄补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 。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历史地图集 。裴氏在序言中还介绍:

 

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

 

尽管这两段话相当简单,但我们还是可以据以推测这部历史地图集的主要内容、时间和空间范围以及绘制方法。

内容之一是自然要素,即“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包括山脉、高原或台地、河流、湖泊、沼泽、平原、海洋等。

之二是行政区域及其疆界,即“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所表示的行政区包括州、郡(国)、县三级及县以下的邑、乡。从裴秀采用的比例尺推断,该图不大可能画到县一级的界线,但至少会包括州一级,可能会画出部分郡级界线。

之三是可考的重要历史地名,即“古国盟会旧名”。实际包括两方面,一是先秦的古国名称和位置,估计是表示在国都所在地;一是历史上发生过重大政治活动“盟会”的地点。后一类地名往往只是县以下的小地名,而且到西晋时早成废墟,必须作一番考证才能弄清它们的“今地”。

之四是交通路线,即“水陆径路”。水路与河流的走向是完全一致的,但可能包括一些本身不够大、不够重要的河流。陆路则需要根据它们的起迄和经过地点确定后绘出。

《禹贡》是裴秀作为制图依据的主要资料,这套地图集的时间范围显然是从《禹贡》所表示的传说中的夏代开始,而结束于“今之十六州”的西晋泰始五年(269年)前 。该图的空间范围大致即魏、蜀、吴三国设置正式行政区域的范围,包括已经在今天境外的朝鲜半岛北部、越南北、中的大部、缅甸北部;但不包括今东北大部、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这一范围大致可表示《禹贡》九州及此后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大多数地理要素。但由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该图不可能明确划出一个地域范围,至多只是将十六州以外的地方保持空白,并且不排除在那些地方注上“戎狄蛮夷”一类字样。

由于能够参考的古地图很少,特别是根本没有汉朝之前的地图,所以裴秀的主要依据还是从《禹贡》开始的历史文献,所以他主要是采用文献考证的方法,确定各种地理要素的名称和位置后,再表示在地图上。当代的地理状况则可根据比较精确的今地图,包括尚未统一的吴国在内 。由于文献资料同样相当有限,所以他采取了严格的态度,“疑者则缺”,宁缺毋滥。对“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这类地名只知道文献中记载的古名,却找不到今地,或今地已不复存在,只能将有关的资料摘录在适当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裴秀在绘制这套地图集时,创立了著名的“制图六体” ,为中国乃至世界制图史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保证了这套地图集具有前所未有的精确性和科学性。通过运用这六项制图原则,肯定能弥补不少文献资料的缺陷,解决一些文献记载无法说明的问题。

裴秀曾按1:1500000的比例将一幅用缣八十匹的天下大图缩绘为“地形方丈图” ,那么该图集的比例尺不会过大,成图后不会超过“方丈”。如果是分州制图的话,成图面积会更小。

从裴秀的序文看,这套地图集肯定是有文字说明的,不能肯定的是这些文字是直接注在地图上的(包括地图周围的空白处),还是作为附录集中在地图的后面。另一个前人没有注意到或提及的问题,是该图集为什么分为十八篇。我想,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按时间分,不同的时代各作一篇。一时主要按地域分,每州一篇,再加上两篇特殊情况,如京师、九州等。由于自夏至西晋不大可能划分出十八个阶段,而且此前的地理资料有限,很难将它们准确地分配到这些阶段中去,所以后一种可能性显然更大。只是由于该图集制成后就“藏于秘府”,见过的人大概极其有限,所以未见它人提及。经过西晋末的战乱就再未见于记载,从此消失了。

与裴秀大致同时代的杜预,是《春秋左传》专家,自称有“《左传》癖”,著有《盟会图》 。从《晋书》寥寥的记载可以推断,这是一种专题历史地图集,专门表示春秋时期举行盟会的地点。由于这些地点在西晋初大多已不存在,《盟会图》很可能是采用了古今对照的办法。此图同样未见流传。

 

历史地图下一次重大进步直到公元8世纪末至9世纪初才取得。唐贞元十七年(801年),地图学家贾耽绘成了一幅三丈三尺长、三丈宽的巨幅《海内华夷图》。在献图表文中贾耽自述:

 

臣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从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凡诸疏舛,悉从厘正。……旧史撰录,十得二三,今书搜补,所获太半。……其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执习简易。

 

贾耽的重要创举是确立了“古墨今朱”的表示方法,既坚持了古今对照的原则,又解决了历史地理要素与今要素混淆不清的矛盾,其次,贾耽将与地图有关的考证和说明文字另撰为专书,作为该图的附件,既使地图所表示的历史地理内容有根有据,又避免了图上注记过多,干扰主题的弊病。不过由于该图的时间范围是自古至今,自传说中的夏朝至唐朝,“古”的阶段长达三千多年,都只能用红色表示,要区别不同时期还是不可能的。贾耽此图篇幅巨大,地域范围并不限于唐朝本土,而是“海内华夷”,即包括作者所了解的唐朝以外的全部地理范围,大致包括今全部亚洲。

这幅图原本的命运与《禹贡地域图》一样,秘藏深宫后就再也没有露面,显然早已毁于战乱。幸运的是,当时还有复制品流传于世,所以1136年(刘豫齐阜昌七年)刻石的《华夷图》上还刻着“唐贾魏公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说明它是根据贾耽原图转辗缩绘简化的。这幅长宽各0.77米的石刻历史地图上标注的国名、地名约有500个,标出名称的河流约13条、湖泊4个、山体10座。 据此我们也可进一步肯定,贾耽原图的内容和地名要丰富得多。

贾耽制图时古内容混淆的缺点,到北宋时已经得到克服,这是税安礼所编绘的《历代地理指掌图》的一项重大成就。据该图集署名苏轼的《序》,作者“尝考历考分志,考验古昔,始自帝喾,迄于圣朝,代别为图,著其因革,刊其同异,凡四十有四” 。除了一些综合性的总图如《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历代华夷山水名图》等,一般都采用一阶段一幅或一个专题一幅的处理办法,如有《西汉郡国图》、《汉异姓八王图》、《汉吴楚七国图》、《太宗皇帝统一之图》等。在这些图上,古今对照就是历史上某一阶段与北宋后期两种地理状况的对照,自然更加明白。据目前所知,《历代地理指掌图》是最早采用这种对照方法的,直到清末明初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和当代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都沿用了这种方法。可能是为出顾及某些读者习惯于贾耽那种将所有历史地名放在一起表示法,也可能是一部分地名无法确定它们存在的年限,编者还专门设计了一张《历代杂标地名图》。

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刻本不可能做到“古墨今朱”,所以付印时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曹婉如注意到:“例如宋刻本第一幅《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的古地名之上绘有小圈,以突出古今地名之不同;……第四十四幅《圣朝升改废置州郡图》在新升改的府、州、军名之上绘有小点,以与旧称相区别。宋刻本图上的圈和点,在原绘本地图上可能是朱色,因朱色更为醒目,而且中国自唐贾耽以来即有用朱墨分注古今地名的传统。”

《历代地理指掌图》在北宋时已有刻本流布,至南宋又有新的刻本,并且不止一二种。前面提到的《华夷图》右下方刻有“岐学上石”四字,说明上石的主要目的还是供学校的师生临摩和教学之用。这两点都证明了早在12世纪历史地图已受到普遍重视,并已相当普及。

《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编绘了一些专题历史地图,这种传统完全可以追溯到杜预的《盟会图》。至迟在南宋初,这类专题历史地图已得到流传。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印刷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前后的杨甲《六经图》中的《十五国风地理之图》 ,李约瑟称之为世界最古老的一幅印刷的中国西部图。由于《历代地理指掌图》现存刻本刊于绍兴前期,较此图略早;而其北宋刻本更早于此图。此图以《诗经》中十五国风所涉及的历史地名为表示内容,并在图上直接注明今地,如“今太原府晋阳县”、“今西夏”等。由于《诗经》等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又为科举应试必需,更为学者研究的永恒课题,此类地图亦长盛不衰。

此后的历史地图虽没有出现什么实质性的进步,但还是在20世纪初由一位沿革地理奇才杨守敬将传统的历史地图研究制推上了高峰。就客观条件而言,杨氏拥有两方面前所未有的优势:

一是乾嘉以来的沿革地理研究成果。中国传统的考据学问被乾嘉学者推到了极致,而沿革地理始终是考据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这样说,凡是历史上留下的沿革地理方面的难题,几乎都已有学者涉足;凡有能够被发掘的史料,几乎都已被利用。杨守敬既充分运用了这些成果,又在沿革地理方面有所发展,成为中国沿革地理最后一位也是集大成者,因而杨守敬能纠正不少前人的错误,又能解决不少前人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有了这样的基础,他编的历史地图才能做到内容丰富,位置(点、线、范围)正确。

一是胡林翼根据康熙、乾隆时实测绘制的《皇舆全图》为基础绘制刊行的《大清一统舆图》。自裴秀、贾耽至税安礼,以往的历史地图研制者无不受到当代地图的制约,由于当代地图不精确,即使对历史地名的定位相当准确,也无法如实反映在制成的地图上。“古今对照”的效果如何,古和今两种要素缺一不可。由于《大清一统舆图》是自古至清末最精确的全国性地图,比例尺也比较大,使杨氏沿革地理研究的成果、即他准备上图的古地理要素能够得到准确恰当的表示。

杨守敬(1839-1915年),字惺吾,晚年别署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今属枝城)人。幼年习商,成年后曾从商,但在20岁时就对沿革地理发生兴趣,后与邓承修共同编撰《历代沿革险要图》,此后又与饶敦佚一起修订,于光绪五年(1879年)刊行。光绪末年,杨守敬在门人熊会贞的协助下,对《历代沿革险要图》再次作了修改和补充,编绘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自光绪三十年(1904年)起陆续刊行:

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汉地图

光绪三十二年:春秋地图、《历代沿革险要图自序》

光绪三十三年:三国地图

宣统元年(1909年):战国、秦、续汉、西晋、东晋、刘宋、萧齐、隋地图

宣统二年:明地图、北魏、西魏地图

宣统三年:十六国、梁、陈、北齐、北周、唐、五代、宋、辽、金、元地图

最终完成的《历代舆地图》共线装34册,起自春秋,迄于明代,全部采用朱墨套印,古今对照,见于《左传》、《战国策》、《史记》和各史《地理志》(《郡国志》等同类志)的可考地名基本都已收录上图。

差不多与此同时,杨守敬与熊会贞还编绘了一部高质量的专题历史地图集——《水经注图》。该图集也是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采用古今对照、朱墨套印的形式绘制,不仅是《水经注》研究的重要工具书,也是传统专题历史地图的高峰。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地图集》问世之前,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一直是中国历史地图中最权威、最详尽的一种。民国年间出版的几种用新法绘制、新式装帧的历史地图因内容简略、质量不高而无法望其项背。就是1956年出版的由顾颉刚和章巽编、谭其骧校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虽然始于原始社会,迄于鸦片战争,但因只有31幅地图和16幅附图,难以适应学术界的需要。

1934年2月,顾颉刚和谭其骧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在《禹贡》杂志的《发刊词》中就提出:“我们第二件工作是要把我们研究的结果,用最新式的绘制法,绘成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但至1937年7月日本侵占北平,禹贡学会被迫停止活动,连沿革底图也未能全部编成。抗战期间谭其骧在遵义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时,也曾着手编绘中国地理沿革地图,但限于战时艰苦条件,仅画成二三十幅草图。

 

要编绘一部符合历史地理学要求、内容详确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仅仅依靠沿革地理成果和传统技术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历史地理各分支学科特别是疆域、政区、地名、水系、海陆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现代技术精确测绘成的今地图,更需要大批专业人员长期通力合作。这些条件在20世纪50-60年代逐步具备,1954年冬毛泽东批准吴晗重编改绘《杨图》的建议使这一愿望得以付诸实施。范文澜、吴晗、尹达曾先后领导这项工作,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的历史、考古、民族和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百余人参加了编绘。几经周折,终于在1973年基本完成,1974年起用中华地图学社的名义陆续出版了内部试行本。1980年起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对内部本进行修订,从1982年至1988年出全八册,公开发行。

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主要表现在:

1、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但由于封建正统观念和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也由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多未得到足够的记载和研究,以往的历史地图一向只画中原王朝,实际上抹煞了非汉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图集》以如实反映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为目的,确定以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的中国的基本范围。历史上所有在这一范围内活动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包括虽有部分辖境在此范围之外但其政治中心在此范围内的政权,无论暗汉族或其他族,都毫无例外绘入图中。一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如吐蕃、突厥等,还尽量选用了显示它们极盛疆域的年代。《图集》既反对那种只承认汉族政权、中央王朝为中国的谬论,也否定了把少数民族政权、边疆地区政权都作为汉族政权和中央王朝附庸的观点,有利于人们了解历史事实,增强民族平等的观念,正确理解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2、以前的历史地图集只能以文献资料为定点上图的依据,而且由于历史记载极为浩繁,编者精力有限,错漏难免。在历史文献本身记载错误的情况下,地图上的差异更难避免。《图集》充分利用历史地理学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尽可能吸收了国内外已经发表的地理、考古、民族等相关学科的成果的资料,用于核实、校正文献记载,填补文献的空白。如对边疆地区图幅的编绘,由于广泛收集了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参考了国外的论著,所以内容更加丰富准确。又如对河流、湖泊、海岸线等历史上变化较大的自然要素,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因而改变了传统的错误说法,对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黄河、长江、海河、辽河等的变迁过程都采用了新的结论。对大多数只能依靠文献资料确定的点和线,也组织人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纠正了很多前人的错误。

3、历史上疆域、政区、地名的变化很大,大多在同一政权时期中也屡有变易,而各史《地理志》对断限一般都不够重视,往往混一朝前后不同年代的建置于一幅。《杨图》等大多根据《地理志》或“补志”编绘成图,因而在同一幅图上显示的往往不是同一年代的建置,前后相差数十年至百余年。《图集》则无论总图还是分幅图,都确定标准年代(个别无法确定标准年代的则尽可能确定一段罗短的标准时期),尽可能显示同一年代的政权疆域和政区建置。考虑到有的时期历时较长,变化较大,采用了多幅总图分别显示不同年代的状况。

4、我国传世的地图,一般都是以一个朝代为一幅全图。由于受到图幅和比例尺的限制,内容只能非常简略,定位也必然很不精确。《杨图》采用了将全图分解为数十幅图的办法(仿康熙、乾隆实测全国地图),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但由于各分幅图采用同一比例尺,而各历史时期各地区的开发程度和文献记载的详略极不均衡,因此中原地区往往地名密布,几乎难以辨认,而边区却显得过于空白。同时这种平均分割法往往使同一政区分见于前后好几幅中,查阅极为不便。《图集》采用了按各历史时期的大行政区(或监察区、地理区域)分幅,各幅又按其内容的密度采用不同的比例尺,必要时插入比例尺特大的局部图,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由于《图集》内部本的定稿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和错误思潮的影响。尽管在修订中已尽可能作了补充和修改,但限于时间和人力,当时被无理删去的一些内容还无法全部恢复,有些已经发现的错误也因重新制版工作量太大而暂时维持原状。另外,大多数地名是根据文献资料考订定位的,与实际位置不符的肯定不在少数;古代的水道经流等难正确复原;这些都有待今后改进,有的只能随着整个学科的发展才能逐渐得到补充和修正。

作为一项大型的、长期的科研项目,《图集》的出版只有发表了它的最后成果。但对于专门研究人员来说,《图集》编绘过程中所收集的原始资料,编者的鉴别与考订过程和结论的文字记录是同样重要的。因为只有看到这些资料,才能判断《图集》的每个具体地名、点、线是否可信,并且可能了解到无法在图上同时表示但却有一定道理的异说。对《图集》数百万字的释文的整理由原承担单位分别负责,以地区分卷出版。其中《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问世最早,《云南卷》其次,但负责主体部分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经多年准备,最近已决定将这些内容纳入在新世纪启动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详见下述)的数据库中。由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虽然基本上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中总图的汇编,但增加了由谭其骧亲自撰写的图说,对中国历史疆域政区的变迁作了高度概括的论述,多少弥补了释文暂时不能出版的空缺。

严格说来,《图集》应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图,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这部包括20个图组、1300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近期出版。

由于各个专题和各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也由于历史地图集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各种专题历史地图和地区性历史地图的编绘出版方兴未艾。如为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配套的《中国史稿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79年、1990年),断代的《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4年)和专题的《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远古至元时期、明时期和清时期三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1986年、1990年)都已出版,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一批断代、专题历史地图集也相继问世。

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是我国第一部地区性历史地图集,其中又有相当大的篇幅是显示北京城区的,因此又是一部城市历史地图集。该图集以北京市的政区和北京城自金有建都以至民国时期的城区演变为主,上溯至有文字直接记载以前、北京地区原始农业的萌芽和最初居民点在平原上的出现的时期这些方面的内容,则已由作者编绘为《二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据主编介绍,新石器时代以后阶段的内容将编入《三集》。此后先后出版的已有 主编的《广东省历史地图集》( 出版社,19 年)、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市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周振鹤主编的《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以及刘和平、谢鸿喜主编的《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可以预见,各类专题及地区性的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将会有较快发展,运用范围也会更加广泛。而且在各类当代的地图集中也会配上必要的历史地图,以增加其科学性和信息量。如《中国人口地图集》(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中就有一组历史人口地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中也有几幅反映历史农业地理的地图,不少省市及地区的地图集以历史地图作序图,新编地方志中往往也绘有当地的历史地图。

 

先师谭其骧先生在晚年曾与我谈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不足,其一是它的内容基本限于疆域政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制这一不足已经得到弥补。但另一方面的不足却很难得到改进,即《图集》严格的标准年代与表示重大历史变化的矛盾。据此我曾写入一篇书评:

 

历史上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变革、治所的迁移、地名的改易是随时在发生的。每一图组少则数十年,多则二三百年,只有一个年代的分幅图。因而如果不是在那一年发生的变化或存在的单位、地名,就不可能在图上找到,必然令不少读者失望。疆域政区上一些重大事件,由于发生在标准年代之外,就不大可能反映在图上,特别是发生在上一个标准年代之后而又消失在下一个标准年代之前的变化,在图上就会毫无踪影可寻。例如明永乐五年(1407年)在今越南置交趾布政使司,下辖17府、47州、157县,至宣德二年(1427年)撤销。但由于此事介于上一个标准年代(元至顺元年,1331年)与下一个标准年代(明宣德八年,1433年)之间,所以不可能见于《图集》。

一个更大的矛盾是,由于史料方面的原因,《图集》一般只能选与正史《地理志》或补志所取的年份作为标准年代。但从历史或历史地理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年份就不一定有代表性,更难反映出该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所造成的影响。而且《地理志》所载往往是一个朝代的极盛疆域,选择这些年代编成的疆域政区图必然会给多数读者造成一个中原王朝的疆域始终强盛广大的错觉,不了解历史上同样存在过的另一面。以东汉政权为例,《图集》为与《续汉书·郡国志》的断限一致,以永和五年(140年)为标准年代,从总图上看,东汉的疆域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相似。但实际上,就在当年西北就发生战乱,西河、上郡、朔方三郡治所内迁;次年,安定、北地二郡又内迁,东汉设在西域的长史府也时断时续,远不如初期那样稳固;而东汉的初年的实际控制区也比永和五年小得多;所以东汉的大部分年代的疆域比图上小不少。再以唐朝为例,尽管总图已增加至三幅(总章二年,669年;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元和十五年,820年),大致显示了唐朝的疆域由盛至衰的变化,但分幅图基本是以唐朝极盛的开元二十九年为标准年代的,因而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这150余年的疆域收缩和政区变革就得不到反映。

 

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

另一个难题是文字考证与地图的结合。即使是一般读者,也希望知道历史地图制作的根据,例如为什么某地要定在这里,某条线要画在那里,某一地区要有那么大,某一条河要这样流?都需要了解具体的史料根据;更不用说专业研究人员。当然,可以在地图后面附上解释文字,或在地图集以外出版文字考释的专著,但都难避免查找不便,无法与地图上的点线对应的缺点。而且,考释文字的详略也不易掌握,简略了虽能节约篇幅,但满足不了专家学者的需要;详尽了则往往数量太大,使用的人却相当有限。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多.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 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深度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发布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发布,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今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 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且制成了若干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充分利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贡献于学术界,造福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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