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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同元,阙静红:《创新的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评<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
来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作者:余同元,阙静红 点击数:3693 更新时间:2013/4/15

   吴建华教授在自己长期研究的基础上,经四年覃思修改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下称《江南人口社会史》),作为《苏南历史与社会丛书》之一,由群言出版社于 2005年出版,为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添一新的力作。全书42万字,除“绪论”和“后记”外,共分十章,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人口历史学与历史社会学相结合,运用历史人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把动态与静态结合,立足于社会史,论证明清江南人口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历史,并借以探寻人口与社会相互平衡的内在规律。通读全书,不难看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努力构建新的研究框架,进行理论探索人口社会学或称社会人口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是用社会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人口社会问题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人口结构、人口过程和人口变迁,以及它们与各种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历史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则是通过大量历史人口数据变化的分析和描述,系统、严格地辨别和分析人口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相互联系和彼此影响。《江南人口社会史》从人口社会学的视野出发,尝试运用历史人口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了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的研究框架,即人口变化引起社会裙带反应———社会变化又引起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变化的基本架构;论述区域人口数量的增长即使在其低速之下,也会既是压力、又是动力的辨证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对明清江南社会人口低速增长、人口压力的问题作了独到的判断。这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新构架。
  《江南人口社会史》将明清人口社会视作一个有机的系统,考察这个系统内部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变动中形成的人口力及其在外部环境作用下的发展过程。全书主体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为第一部分,论述明清江南人口的增长情况,包括“明清江南人口增长的低速度与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明清江南宗谱人口增长与世代间隔“、“明清江南人口密集及其对社会的压力问题“;第二部分由第四章至第九章组成,分别研讨“明清江南人口与土地、粮食、物价、住房关系的变化“、“明清江南人口职业结构与职业人口构成“、“明清江南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明清江南社会的人口流移“、“明清江南人口的文化教育与人口文化素质“、“明清江南人口社会管理”,说明明清江南人口变化对同期江南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变动和影响,以及江南社会发展对江南人口变化的反作用;第三部分专门论述“明清江南人口社会系统“问题。
  全书三部分环环相扣,逻辑关系紧密,缺一不可。第一部分以人口因素的变动为切入点,既接受新的学术观点,突破学界以往认为明清时期江南人口因“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导致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使得江南人口压力过大的观点,明确提出“明清江南人口增长的低速度与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并结合宗谱人口的情况加以说明,又在第三章详细精辟辨析明清江南人口低速增长与人口压力的关系,形成区域社会的人口压力的观点。这是该书突破以往史学界观点的闪亮之处,可以说是全书的一个“楔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就是在这个“楔子“的引导下,借鉴人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宗族、社会的人口压力、人口职业、市镇密度、人口文化素质、人口流移等方面纵横论述,并从社会与人口变化的互动关系入手,构建了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从而揭示出:“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可以视作一个有机的自组织系统;受到其内在因素、外在因素或机制的制约;具有与外部环境协调发展、与内部结构自我调整的功能,进而变化发展”(第474页)。全书从人口的基本数量状况出发,又不纠缠于此,旨在深入探讨与人口相关的社会运行与发展,得出令人思索的新结论,这是作者在研究思路和理论上的新贡献。
  

    二、资料丰富,内容充实。近年来,涉及明清江南人口史研究的论著已不少见,如葛剑雄教授主编、曹树基教授撰写的《中国人口史·明代卷》和《中国人口史·清代卷》、姜涛研究员的《中国近代人口史》等,都有相当篇幅研究作为明清中国人口重头地区的江南的人口情况,但着重点都不是一个区域。李伯重教授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 -1850年)》等论著重点则在明清江南经济史。而明清时期的江南人口与社会发展问题是如此重要,亟盼有专著研究予以阐释,但此问题探索的艰巨性常常令人裹足而退。何况,明清江南人杰地灵,文化繁荣,留下了繁杂的资料,有官方的和民间的,要想全面清理与合理应用,诚非立时就能胜任。难能可贵的是,《江南人口社会史》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又进一步搜集新资料(统计书中搜集各种资料达600多种),特别是搜集运用了大量的碑刻资料、家谱资料和方志资料,使有关江南历史人口的数据更加丰富,能够继续接近人口社会历史的真实。
  首先,作者十分重视并充分挖掘家谱资料。
  家谱资料尽管有所缺陷,却愈来愈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必不可少的资料。作者很早就重视江南家谱资料的应用研究,在《江南人口社会史》里也采用抽样方式,对所研究的江南地域详尽展开20多部家谱资料的人口社会史分析。众所周知,运用家谱中的人口资料,以弥补明清官方人口统计的不足,展开人口史研究,只是救补之计。而使用历史人口学方法,对于我国家谱人口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首推刘翠溶博士。她考察了明清全国范围的50部家谱人口的各种指标,也包括江南的几个家族。而侯杨方博士对上海曹氏、江阴范氏,洪璞博士对吴江柳氏也进行了历史人口学的分析。他们的研究都建立在重建家族人口发展指标上,会因家族修谱时人口计入的因素影响统计的结果。似乎还没有见到直接使用家族人口统计数据来看待家族人口增长的情况。《江南人口社会史》作者除了采用人口史的研究方法,统计明清江南 24个家族男性人口的世代增长情况(并与潘光旦先生、郭松义先生、刘翠溶博士等研究的全国部分家族做比较),以及其他社会生活指标,用以说明同期人口社会发展,还挖掘到了武进庄氏历代修谱留下的直接的族男人口统计数据与增长速度,这些都从另一角度丰富了已有的家谱人口史研究,对于家谱人口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很多使用家谱得到的具体而费时费力的研究以极其简略的形式浓缩于各个相关篇章之中,如著名的苏州王鏊家族研究,可见于第八、九章内。
  其次,大量运用碑刻资料进行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苏州碑刻之盛,名冠江南,在全国城市中也得天独厚,这是珍贵的档案资料,向为研究者所重视。作者当年作为副主编参加整理编纂《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王国平、唐力行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为写作《江南人口社会史》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如作者仔细引用分析了常熟邹沛霖号华西家族的10块碑刻资料。邹沛霖为发家致富,“殚精竭虑,减膳节衣,历数十年”,到道光时已“积义田一千零七十余亩,又书田二百亩”(《常熟邹氏义田记》)。在他临终前,“四子各授田千亩“(《华西邹君记》),此时邹家已“以赀雄于其乡“(《邹太学家传》)。到光绪二年其孙子时,“综计四房整齐屋宇合庄祠,约有四百余间,膏腴田亩合庄祠,约有九十余顷“(《华西公小像》)。邹家土地发展的个案虽然不能完全代表明清时期整个江南土地的变化,但是也能集中反映一个地主家庭发展田产的基本过程:经过耕读起家、持家,发展成为拥有万亩田产的大地主,又逐渐变为中等地主,甚至最后变为占有少量土地的小地主。通过这一变化过程,作者不仅间接性地论证了随着家庭人口的增长,明清江南土地由于家庭内部分家等诸多因素,致使人均占有土地逐渐减少。更有甚者,作者以此为经济背景,独辟蹊径,将它作为个案,分析明清江南农村人口与住房的发展关系,还用于分析家族人口社会的管理。
  除了学界熟谙的苏州二部、上海一部碑刻资料的一再利用,书中还挖掘杭州、嘉兴、湖州、常州的碑刻,以及利用作者身在江南的地理优势而搜集的明清新碑刻。像《紫阳书院碑记》《重建紫阳书院记》《苏州府紫阳书院放生碑记》《重建和桥碑记》《重建和桥程氏宗祠记》、
嘉兴南湖与王店镇曝书亭的碑记、苏州玄妙观与甪直保圣寺碑等,对其中人口资料的引用,不仅考证了有关人口数量的变化,而且具体说明了人口变化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如借甪直民人呈告禁止外来人口放鸭损毁当地稻田,揭示处理土客之间的关系、社会秩序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就是作者在普通碑刻资料中发现新的人口社会问题(第302页)。
  再次,除家谱、碑刻以外,还利用许多地方志、文集、笔记等文献以及调查资料。如研究明清江南人口流移,就主要使用方志、家谱、碑刻,从三个层次、三种角度,基本反映了这一问题。特别需要指出,江南为我国方志之乡,省志、府志、县志、乡镇志数量繁多,没有多年的冷板凳阅读功夫,不可能熟知和得心应手地应用这些资料。
  此外,作者使用家谱、碑刻、方志等资料时进行细心严肃的考证工作。除了正文可见之外,在注释中也常见一丝不苟,不是人云皆云。反映作者运用多年炼就的扎实的考证工夫,细加甄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耐心和毅力来确保所用史料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三、论证严密,结论中肯。人口社会史要从历史人口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突破单纯的人口变化的考察,将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作为研究的突破点,重点寻找人口与非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同理,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应阐释明清江南人口与社会的互动和作用,把握江南人口社会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
  《江南人口社会史》首先运用计量史学方法,制作了至少72张统计图表,使相关论证显得充分紧密。例如,在论述明清江南人口增长的速度时,作者基于中国人口史的最新研究成果,根据自己的研究宗旨,整理了许多数量表格。就拿第一章《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江南分府人口》和《清代江南人口情况》(第32-34页)这两张表格比较,显而易见,明清江南人口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在某些时候(特别是1880年前后)甚至出现了大量减少的现象,可见明清时期江南人口增长是低速的,但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则毫无疑问;结合第四章论述人口的绝对高密集与低相对人口压力的图表,便一目了然,逻辑上又递进了一层;再结合以后各章的图表和文字论述,明了这种人口的绝对高密集与低相对人口压力形成的状况与根源,则不但在事实上,而且在理论上有了更高的上升。从《明清江南苏松太常碑刻职业人口一览》中,可以观察到明清江南出现许多工商业职业人口,尤其是在棉布业、木业、衣业和银楼珠宝业等行业中,职业商业人口最盛。由此可知,职业人口增多,必然推动江南城市或市镇化的转变。
  历史人口社会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历史人口数量规模的统计,还要涉及人口质量的研讨,更要努力揭示人口问题产生的原因,发现平衡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现代社会解决人口问题寻找一条可操作性的道路。在这方面,《江南人口社会史》不仅着力解释明清江南人口的增长速度、数量规模,而且还从人口数量方面继续涉及到人口的素质,尤其是人口文化素质,这在眼下人口社会史研究中是一大进展。尽管只是探索性的动向,却值得高度重视。更有甚者,正是从明清江南人口的增长速度和发展状况入手,作者以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变动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过程为主线,深刻揭示了“人口社会系统在人口数量变动下的自组织功能自会寻找调节的对策“(第544页)。并提出既要依靠发展物质生产,又要控制人口数量,使人口与社会、自然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掌握诸多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对书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切实的论证,才得出了中肯的见解。譬如,对于明清江南人口低速增长,化解人口数量绝对增长的压力的原因分析,作者根据现有学术观点和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以下五条途径,组成江南人口社会系统或“江南模式”发展的特色: 1、明清江南人口有意识地进行生育控制,限制人口增长; 2、农业的商品化,工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3、重视教育,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利于人口和人才竞争; 4、人口的流移;5、人口思想观念的首先开放,是人口行为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参见第539-541页)。这一结论持之有据,令人深思,既是全书研究的归宿,又是应对现实人口问题的历史财富。
  总而言之,《江南人口社会史》一书视角新颖,内容充实,资料丰富,结论中肯,既是一部跨学科、多角度论述明清江南人口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术力作,又是开拓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新领域的创新之作。范金民教授在《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1976—2000年)》(《人文论丛·2003年卷》)长文的结尾中总结25年来的成就、展望未来研究时写到:“吴建华《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的关系探略》、《清代江南非政府性人口社会管理》和《清代吴地的教育环境与人口文化素质》,另辟蹊径,或论人口与住房之关系,或论民间社会之人口管理,或论教育环境与人口素质之关系,三论皆发前人所未发,推动了江南人口研究向纵深发展。”而这三文正是《江南人口社会史》书内事先公诸于世的部分成果。
  由于明清江南人口变化与社会发展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内容丰富、难度极大的课题,可以发挥的空间便会很大。如影响江南人口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明清江南环境变化对于人口生育能力的影响与江南人口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展开讨论;从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方面看,作为研究个案的士绅、商人、地主家庭人口史的情况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明清江南整体人口发展的情况,也值得进一步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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