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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辛亥革命的“历史书写”
来源:《读书》2013年第1期 作者:罗志田 点击数:3378 更新时间:2013-3-25

“历史”与“书写”的关联,本是古已有之的。据说孔子修《春秋》,便以“书法”见称。而“书法”一词,也长期为经史专用,一般读书人皆不陌生;到其也指毛笔写字的法则甚至艺术,似乎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了。后来寻常写字改用钢笔、圆珠笔,甚至不再用笔,“书法”也就渐成毛笔写字的“专利”。涉及历史记载的“书法”,现在连史学专家也不那么了然啦。   

近年“历史书写”忽然成了流行名词,专业和业余表述中是否使用这一词语,常被作为入流与否的判断。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现在都被冠以“历史书写”的高名了,尽管那意思与孔子修《春秋》的“书法”不同。我自己对此新词,总感觉理解不充分。某次在学术研讨会上请教一位发言中多次使用该词的朋友,结果被其视为“别有用心”,乃正色曰:这是正式场合,是朋友也不能捣乱。其实当此“日日新”的时代,谁也不愿太落伍,我是真心想弄明白。    

看了李鸿谷先生《国家的中国开始:一场革命》(下引此书只标页码)的大作,终于茅塞顿开,悟出历史确实可以“书写”。   

小学时候,作文老师就提醒我们,最简单的句子就是最好的。后来学英语时,老师也这么说。乃悟此或是外来的知识,因为我们中文的“散文”,本由韵文发展而来,句子从来就短,似无须有此提醒。但文法既然西化,这一提醒便很有必要。我自己进入所谓学界后,又多少看了点逻辑书,便总欲表述得周全,不知不觉中句子就长了起来。现在想要返璞归真,常做不到。李书的特点,句中多用逗号,每一分句字数不多,有时少于四五字,多亦不过七八字,超过十字的,就是长句了。这样的书写方式,最符合“简单就好”的要求。    

自从高考作文的评分为“公平”而细化,表述的创新,渐有些如入无人之境;标点符号也不再是拘束文字的规范,而成为表现节奏的创新利器。句子可断可不断,时断时不断,也是本书的“书写”特色之一。这从书名就可看出。所谓“国家的中国开始”,相信很多未曾跟上时代的人,是有些不知所云的。与此相类,书中也还有些“半个中国决裂清廷”一样风格的句子,大概也是对常规句法的“穿越”(借用一个时髦的词语),特别能体现我们已是怎样一个“创新型国家”。不过,以标点表现节奏,虽出于完全不同的立意,其实甚合古意,或也算是温故知新。    

书背的提要说,本书是“以新闻方法写史”。作者想以本书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新闻的方法论能否对历史的发现与叙述有所贡献”。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且两者也是相通的:   

历史现场有着各种驳杂的信息,后世研究者与读史人的基本功,则是返回历史现场,寻找、发现并再现其复杂甚或矛盾的各种事实。所谓史实重建,其理路亦在此。但是,重建历史现场的努力,其目标仅仅是还原现场,则远远不够。由现场入手,读史而知史,功用在于能否从现场里寻觅关键证据——促成辛亥革命成功的核心要素,由核心要素而深入,则能建立历史逻辑的框架,并据此提供历史解释。所谓的深度新闻报道,其方法即如此,历史研究又何能例外?(4—5页)   

既然这就是新闻方法,与史学的确没什么两样。作者并云:用新闻手段书写历史的路径,即“回归历史现场,寻找现场里丰富而未必为人所知的细节”。针对历史作品“被讥为碎片化”的流行说法,作者明言其“就从碎片着手,去完成一个丰富性的过程”(264页)。对于这样的史学见解,个人也心有戚戚焉。尤其他指出了历史事实本是“复杂甚或矛盾的各种”,这是很多崇尚简明扼要的史家一向不重视的。    

至于进一步“建立历史逻辑的框架,并据此提供历史解释”,则更是很多史学从业者渐已淡忘的要素了。而本书作者则明确了他想要“理解并为历史提供解释”(19页)。据作者说,所谓新闻方法,即“理解并解释任何事件或事实,需要三个维度里予以考察:冲突、人物与舞台”(5页),而他又特别赞赏读史的“格局”。    

在作者看来,“晚清故事,跌宕起伏,恍如过山车。若无纲领性把握,各种历史事件,皆如碎片,难免散落一地,无可收拾,亦无法结构性认识”(14页)。记得杨国强兄曾慨叹清季士人的思绪,“化作了一地碎散的文辞”,不好收拾。本书的意思,若识得格局,有了纲领性的把握,就可以收拾散落一地的碎片了。这可是不低的抱负,而作者也以能识历史舞台的格局而自诩。    

本书的主体是辛亥革命,作者以为,“历史事件中的各色人等种种行为,其来有自”;所谓历史舞台,“其变化没有那些戏剧性事件醒目,但却是种种事件积累而成”。重要的是“真正深入历史”,以“把握其间脉络”,才有可能“认清舞台格局”。要理解辛亥何以巨变,“必须拉开足够距离”,对晚清七十年的走向,有基本的认识。甚至“如果欲究慈禧对清一朝意味着什么,我们须再度拉开时空距离,来认识清一朝君主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权力”(6、29页)。    

孟子早就说过,“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然而何为观“澜”之“术”?《文心雕龙》的提示,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后来蒙文通将此落实,以为任何学问史事,皆“百年积之”,而后“一朝偶致”,故其讨论历史事件,总是往前推一二百年以上。梁启超也主张,“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他自己研究“近三百年”的学术史,便把宋元明三代六百年作为“前头的时代”。可知这本是一些高段史家提倡的取向,惜曲高和寡,今日史学中人多就事论事,少见追随,却在新闻界还有知音,实在难得!    

受钱穆影响,本书认为,“中国政治之传统,不脱人事与制度两端,而且先人事后制度”(52页)。在上述三要素中,作者对人物情有独钟。他虽也引用梁启超所谓二十四史皆“家谱”的早年说法(其实梁氏后来观念已变),但仍提出,“如果不深入家族史亦即‘家谱’,我们又如何得识中国历史之真相?问题只是,读史与述史者,有无穿越家族传奇与恩怨之能力。由人事纠缠进至制度结构,继而进入环境变迁,由三者之关联尤其是相互作用而稍得史识”(29页)。    

在作者看来,历史本是“那些活生生的人创造的”。用新闻手段书写历史,最当关注的就是“在历史现场里,那些创造历史的人,在如何创造”(264页)。故本书特别强调,若失去了“促成传统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那些核心人物”,则“历史将无可论与叙”。换言之,历史必须以人为本,也只能以人为本,并尽量展现出活生生的能动状态。自从梁启超的家谱说流传以来,这样透辟的见解,在史学界已久违了。不意在新闻方法中尚存,能不让我们这些历史学人再三赞叹! 的确,这就是一本以人为本的书。全书除绪论外凡七章,其中五章的题目都以人物为核心,其余两章,看似说事,其实也是以人说事,不过是以新闻方法“记录这场冲突中的人与事”而已。作者选择的最主要人物,依次为孙中山、康有为和袁世凯。在其具体的论述中,则也侧重慈禧太后、摄政王载沣以及革命党一边的宋教仁。难得的是,一般历史学者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很少使用末代皇帝溥仪的回忆,而本书则特为引用。尽管那时宣统皇帝实在年幼,后来的回忆录也是在特殊的氛围中写出,不免说些言不由衷的话,然而有些家庭的观感,仍是别处无法得见的。    

本书对不少人物的把握,以及通过人物认识相关史事,大体不错,并时有所见。例如,书中说孙中山与留学生这一新兴团体的合流,使“革命力量得知识分子之助,由边缘而核心,超越从前”(16页),基本把握到了历史的主线——尽管当年读书人对革命党的提升主要不是什么留学生,而更多是适在日本的章太炎、刘师培一类菁英读书人。其余倾向于革命的留学生本非什么人物,他们能与当时名满天下的康、梁论战,其地位才从nobady变成了somebody,大大上了一台阶。    

书中关于戊戌变法转折前“袁世凯的三十个小时”的辨析,可以说捕捉到了史学论述的新进展。在“轻易为袁世凯开脱,不智”的判断下,得出“袁世凯做了什么,目前仍是谜”的结论(84页),甚有分寸。而作者一再惋惜张之洞改革地位的被埋没(100、106、108页),尽管其所本的论述尚多误会,仍表现出难得的眼光,已超过了目前史学界流行的认知。    

不过,对人物的理解和认识,有时真需要看人说话。例如,康有为本是一位学涉中西而眼观八方之人,又有过俗所谓“发神经”的经历,其感觉与常人或异,而又容易“跟着感觉走”。对这样的人,似不宜总以小算计的眼光看他。不幸这是一个“博弈”词语流行的时代,仿佛不算计一下别人就没本事;所以书中的康有为,也不时在衡断当时的权贵,而择其有权有势者亲近之。我不敢说康有为没有这一面,但这可能更多映照出今日的世风,以及作者自身所受时代的影响。观康有为一生的著述行谊,还真不像一个喜好小算计之人,更不是一个工于小算计的人。    

阅读此书,触动我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即社会的历史知识与历史专业的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念头,产生于多次与其他领域的学者进行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对话,发现很多其他学科的一流学者,其历史知识基本来自中学课本;另一些已对历史本身产生了学术兴趣的学者,也常产生一些想象力特别丰富的见解,为史学同人所不敢想不敢言。我也不时在想,那些非历史专业的人,甚至史学范围里不在同一专业的人,他们平常都看什么样的史学论著呢?    

本书的作者显然看了不少与这段历史相关的书,书的最后一章似乎就是介绍他写此书时所读书籍的感触。从其正式的引用可知,作者对晚清历史的基本观念,就建塑在其所提到的三本教科书(即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以及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三位作者皆已作古)之上。其余各书提供的,大体都是一些修正和补充。作者最喜引用各书的推测、评价和感慨,颇可见其选择的眼光。    

就我而言,那几十本书有的仅是多年前曾寓目,有的则从未读过。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原来世间早有这许多惊人之语,顿生大开眼界之感;亦颇叹过去读书不认真,错过了不少灼见。更发现了“阅读”本身的重要——读者对书,真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本书所言:对于历史,“你有什么样的视野与格局,便能接近多少‘真相’”(262页)。我的进一步领悟是,有些专业书籍,也像通俗读物一样打动着读者,并让有心的读者记住了这些相似之处。    

本书很多精彩的见解表明,好几十年前写出的教科书,似不比现在的教科书差。如果这样,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以前的教科书写得实在好,无需怎么修订;二是我们这方面的研究没什么进展。对于前者,至少没写教科书的人或愿承认;对于后者,曾在或正在这一领域里“打拼”的人,显然不同意,而且会“不高兴”。    

套用前段时间流行的话,即使“不高兴”,也且慢“说不”。还有第三种可能,即研究虽也有进展,但并未充分反映在新的教科书中。本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几十年的研究确有进展,这些新的认识还应当改写成非专业学者甚或非学者愿意也能够参考的形式。专业学者若自说自话,“躲进小楼成一统”,就怨不得一统之外仍有百舸争流。    

作者是认真思考问题的,且时有所见。其最具启发的见解,是指出了孙中山的《革命方略》,在进入“宪法之治”前,有历时九年的“军法之治”和“约法之治”;而清廷的预备立宪,最初也是定为九年。过去多表扬孙中山而指责慈禧太后,然而“两相比较,对真实中国国情的理解,是否也包含在双方都选择的九年的培育期里呢”?更值得反思的是,两个九年培育期的选项,“皆被历史之轮轻轻掠过,无影无形。或赞或抑,皆无可言”(156页)。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睿见。清末民初主编《东方杂志》的杜亚泉早就指出,“改革政体、实行立宪”,本是清末革命运动的最终目标。实际的结果是,革命转换了国体,却未能实质性地改变政体;故民国建立,“革命之伟业虽成,而立宪之前途尚远”。我想,造成此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时人心目中的“宪法之治”非泛指而为特指,指向的是一种全新的外在制度;而要实施这一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新体制,没有一定时间的“预备”,确实难以成形。    

本书作者的本职工作也与当年的杜亚泉相类,在认识历史方面,新闻学的眼光确不逊色。作者曾说,新闻角度的“历史写作,史料都有,找书总是容易的”。可知在新闻视角里,写历史的书就是“史料”。由于“史料俱在”,成果众多,“按新闻从业者的角度观察,即信息已经极其丰富”,接下来的,一是“对你阅读能力的考验”,二是“如何寻找叙述结构”(264-265页)。  

当然,在历史书里做新闻,正如在档案里做田野,长处在于眼光,短处亦然。当所据“史料”多为早年的教科书时,不仅“阅读能力”,其“叙述结构”也面临着考验。作者知道,“仅仅以权力争夺而观历史,过于菲薄”(19页)。本书的解决之道,一是走向细节,构建一个丰富性的过程;一是走向结构,形成框架性的历史认识。然而细节本非教科书所侧重,则结构便在无意之中成了叙述的源头活水。 几十年前,史学还洋溢着科学成就影响下的乐观和悲观。受其影响,本书也一则曰“人口与土地之关系,又为传统王朝更替之基本规律”(7页);再则曰“土地与人口之关系,实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王朝轮回’的历史自然之演进”(33页)。在此认识基础上,书中有不少关于十八世纪中国人口在不长的时间里大量增长的描述,且皆有精准的数据支持。特别是那时人口猛增耕地还减少,给人印象特别深刻,仿佛中国人突然改成了一日一餐(作者引用的数字说,十九世纪人均耕地仅一亩八分,而租地耕种者可能留下的粮食每亩仅1.05石,则人均粮食不足2石)。   中国人生活的俭朴是举世闻名的,但可以少吃多生,还不怎么生病(否则人口也增长不了多少),总觉得与一般的“人类”太不一样。蒋廷黻曾说,中国的文人往往“多特识而少常识”。在现代学科的体制下,学者有意无意之间,又常以所学专业的“特识”来否定“常识”。与上述相类的不少“数字化思考”,便最容易征服那些崇拜“科学”的“尽信书”者;他们死记硬背了特定的书本“特识”,不仅忘却了“常识”,也不知还有其他书本的“特识”。   若从科学观史,本书所借鉴的科学史论,或更多是“社会科学”,而忽视了“自然科学”——在明代后期,即清代人口大增之前,已有番薯(红薯)、番麦(玉米)和洋芋(马铃薯)的引进。任何哺乳动物都很难在减少摄入的情形下扩大再生产,遑论成倍数的再生产;不论什么人种,若不增添这许多吃的,还能成倍数增长,稍具常识者皆难接受(或许某些“社会科学家”可以接受,正常的“自然科学家”便只能“跌破眼镜”,并对其“社会科学”同人的想象力佩服不已)。    

新闻素来是偏向标新立异的,今日的新闻尤其具有穿越特色。在新闻方法中浸润久了,再加上现在人人都生怕不“科学”,或许易受这类“数字化思考”的影响。我猜作者引用这些论述,或不过是对既存科学史论略表敬意,以示新闻方法的科学性而已。好在本书不以此为重,这样的背景性疏忽,尚不至于影响全书的论断。因为作者似乎并不认为清末的鼎革有多“传统”,他特别强调了“对于清一朝,更关键的因素是环境变迁”——列强的“外部挤压”给中国造成的结构失衡,这个作者眼中的“变量”,几乎改变了一切。    

在我看来,帝国主义的入侵,的确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变化。本书对此有很清楚的把握,注意到“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大臣选择,无论慈禧还是光绪,都需小心探测洋人之意”(13页)。看到权势转移的征兆,是非常敏锐的观察。不过,后面接着说庚子后“慈禧终于臣伏列强了,她决定的清廷未来之方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若论清亡,此刻已亡。之后,清廷只不过是赔偿列强的‘代理人’而已”(14页)。虽有所本,还是说得口滑了些。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确是清廷上谕的原话。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便将其翻译成“一定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巴结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与国’”。但这多少有些断章取义。王开玺先生六年前就撰文指出,此上谕针对着庚子赔款的中外谈判,从上下文看,意思是要谈判大臣“以最小的代价,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来‘结与国之欢心’”。    

这一解读大体不差。其实也不必是什么“新解”,当年的读书人应皆明白,否则早已“举国哗然”了。尽管王先生也说:“本文的‘新解’并不从根本上影响史学界关于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走狗与工具的传统评价。”似乎他仍赞同上述“传统评价”,其实当然不是,否则何需写此文章?大概王先生的“新解”尚未被写进教科书,导致这一“传统评价”为本书所采纳。可知在书本里做新闻,不易。    

进入“辛亥革命现场”后,本书着重论述了“三种倾覆清廷的政治力量”,即:一、“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二、“士绅集团的立宪派”;三、“袁世凯与军人集团”(5页)。这大体是延续李剑农的见解,不过李剑农对袁世凯一派的界定,始称“实力派”,更多则称“军阀官僚派”;而本书作者似更“尚武”,遂删去了“官僚”,仅剩下军人组团。这多少有些后见之明的意味,清季之人便少有这样的看法。而且,假如当年确有所谓“立宪派”,在那时很多人眼里,立宪的主要推手袁世凯就应是最重要的成员,而不是另一个“军人集团”的代表。    

其实,我一向对“立宪派”的用法有些保留,因为太多的人被涵盖在这一标签之下了。本书也注意到“立宪派”其实“分国内与海外两支”,已经比很多当下的历史学者高明。但当年的立宪本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革政进程,要说国内“立宪派”的支柱,那就是从慈禧太后到摄政王的领导核心。至少慈禧太后深恨着国外“立宪派”的康、梁,其余倾向立宪的朝野臣民,对此心里也都明镜儿似的,他们恐不愿与逋逃之人化为同派(假如愿意,清廷的宽容就真为世间少有了)。   

那时的人际关系相当曲折,曾为改革大员草拟奏折的梁启超,就是一位被很多后人列为“立宪派”,又被很多当时的“立宪派”所排挤的人。    

附带说,本书一则曰“代表传统文人集团的‘立宪派’”,再则曰“由传统中国士绅构成的‘立宪派’”(2页)。这样的表述,在那些被倚重的教科书中似不存在,或许作者只是信手拈来,借以修饰。但有些新闻学不重视的字眼,历史学却很看重。当年的“文人”和“士人”,实不能同日而语。如果起昔人于地下,那些被我们列入此派的人知道这原是一个“传统文人集团”,相信多数人会退出。又假如“立宪派”是由“传统士绅构成”,当年不怎么传统的、现代的或趋新的“士绅”,又划在哪一派?而被不少人视为“顽固派”或“保守派”的那些士人,是不够“传统”,还是“前传统”?试学学本书的表述风格:一个或许不经意的修饰,几十年的研究付之东流。    

当然,或许后面这些人不被纳入,是因为其不在本书的论述范围之中。作者的定位很清楚,既然论述革命,则“清廷”这一革命的对象就不必是重点——它已“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不适而被抛弃”;即使对上述三力量而言,“清廷存亡与否,也都是为着应对现代化挑战的附属条件”(19页)。简言之,有了格局眼光的后见之明,被倾覆的“清廷”,只是“现场”的配角。 然而,“清廷”的界定可宽可窄,那许多宗室亲贵与百官,与这三派的关联如何?他们即使是配角,或也是故事中必不可少的。不过这确实不怪本书作者,当年的教科书,多以“革命派”为论述主线,就是“立宪派”和“军人集团”,也都仅是配角;本书将其升格为主角,已是一大突破了。    

大体上,本书并非写给专业学人看的。作者的领悟力非凡,其所看之书和看书的倾向,则有些不可恭维。以其所据之书,而能有很多不凡的见解,确已难能可贵。最主要的是,作者写书的基本态度,乃是“放下斗争心态,尝试着去与历史和解”(19页)。比起那些想要“拷问”历史或至少“拷问”史料的人,真有霄壤之别。窃以为这是治史最重要的基本态度,所有习史学者都应参考,甚至学习。    

学问从来都是相通的;甚至学与非学之间,也是相通的。我们实不必太看重什么新闻学与史学的区分。且两者确有一共性,即都要讲故事,还不能离真实太远。今日新闻的故事讲得如何,且待他人评说。史学本是最需要讲故事也最适合于讲故事的,但我们的很多历史著作,确实没有多少“可读性”,不能让老百姓喜欢,同时离真实也未必就有多近,还大有提高的空间。    

另一方面,正所谓习惯成自然。一件事做久了,也有一些惯性的思维模式,不知不觉之间,便会显露出来。“辛亥革命何以发生”,对于作者,便只是“一个小小的疑问”。全书二十余万字,除去名为“那些人,这些书”的读书笔记,以及名为“革命的民国逻辑”实则陈述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大概也就十五万字。作者对于这一小小疑问“竟衍生出如此篇幅”,以及“弄清楚一段历史,实为一个漫长的过程”(指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皆颇为感慨(270页)。    

这些大概都是新闻学的标准。对于史家来说,“辛亥革命何以发生”这个问题实在够大,可能几代人都难以回答。要认识辛亥革命并讲述其故事,几个月的时间,十几万字的篇幅,绝对属于超凡绝俗之流,已入言简意赅之境。套用新闻学老前辈杜亚泉的话说,辛亥鼎革,实乃“五千年以来之大变”。史家言此,常有五千年的重负在身,触处皆感桎梏;而新闻学的好处,则没有那么沉重的压力,故思想较能解放,思路也更活络。    

那些连历史剧也要挑剔的史学从业者,或会对本书的严谨程度不甚满意。然而讲故事也有说事与说理之别,正如作画有写真与写意之分。前者只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后者便可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同样读那些历史教科书,本书作者展现的想象力,可谓丰富。读书当读其佳处。对于本书灵动之笔触,意会足矣。如作者所言,“弄清楚一段历史,实为一个漫长的过程”。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之路,还修远着呢。史家能自振作,写出足以让人借鉴的作品,才是学术建设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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