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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强:《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重要碑刻资料》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3197 更新时间:2013-4-16
 

(原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4)

目前,中外学者研究我国明清社会经济史的风气日盛,需要更多地发掘、整理、出版有关史料,以使研究工作在更为扎实的基础上进行。官修正史、档案文书、地方志乘、文集笔记无疑是必须凭依的,大量钩稽排比、鉴别考订的工作有待继续,而各地历尽沧桑保存下来的众多碑碣,往往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一向为学者所瞩目。近两年来,我国就连续有三种关于北京、上海和苏州的碑刻选集刊行问世,为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提供了异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实在是桩可喜的事,值得向广大史学工作者推荐。

一、《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中国人民大学李华编录,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统治中心,四方辐辏,士商云集,会馆之设,冠于全国。以清末为例,北京共有会馆四百余处,其中绝大部分为封建士大夫应试候选的居停之所,是同乡人的“试馆”。属于工商业者的会馆(包括公所、公会),有五十余处,时称“行馆”。这些会馆的设置,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文献记载寥寥,语焉不详,有关碑刻便成了极重要的原始资料。本书编者李华多年从事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工作,一九六一年尝对北京工商业会馆遗址进行普遍考察,访得明季以降有关碑刻近二百块。经过挑选、整理、标点,一九六四年付排,后因故中辍,直至前年才和读者见面。全书共收录九十余件较有价值的碑文,其中明代二件、清代七十一件、民国二十四件,涉及到四百间会馆、公所乃至公会的广泛内容,重点是清代北京商人会馆。系统整理出版这方面的碑刻资料,在国内尚属首次。

通观该《选编》,读者可以清晰看出北京工商会馆的兴衰与嬗变。据山西平遥颜料会馆等处的碑刻记载,自明代中叶起,北京就出现了商人会馆。明末清初,兵革扰攘,多数会馆难于幸免。康、雍两朝,渐有增加的趋势,还出现了突破地域观念、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商人会馆,如皮箱公会、西金行等。乾、嘉、道时期,工商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诚如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颜料行会馆碑记》所云:“京师称天下首善地,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百倍于天下各外省。”可以说,清朝中叶是北京工商会馆的全盛时期。庚子之变,北京罹于兵燹,许多会馆倾毁废止。事后各地商人庀材鸠工、重整殿宇,恢复了一批,其中以山西商人会馆居多。《选编》中不少碑碣,便是记叙重修经过的,镌诸青石,以求垂之永久。鸦片战争后,北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较大发展,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奉旨创办“京师商务总会”,各行各业便利用一些会馆成立了同业公会,如采面同业公会、芝麻油业公会等,唯其作用与商人自发筹建的会馆已迥然不同了。

北京工商业会馆的性质,是学术界尚在讨论的一个课题,迄无定论。李华在本《选编》前言中认为,会馆即行会,它与欧洲中世纪行会基本相同。我国有的学者对此特相反看法,认为会馆还不是行会,更有别于欧洲型行会。日本加藤繁则认为,不是建成了会馆才组成行的,但会馆的出现,加强了行的组织,成了行的中心。《选编》为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许多原始资料,它必然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从琳琅满目的碑刻资料看,北京各会馆的缘起、宗旨及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不尽相同。若概言其共同之处,约有四端:崇祀神明、敦睦乡谊、兴办义举、襄助经营。

这里我们要高兴提及的是,日本东洋学文献中心目前也在陆续出版一套类似的资料集。原来,本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加藤繁博士曾对北京商人会馆进行过调查,撰有专文。四十年代,仁井田陞博士继续了这项工作,搜集到北京五十余处会馆、公会的碑文、章程,并对知情人进行了访问。他原拟撰写一系列论文,但不幸于一九六六年谢世。为不使这些史料湮没,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佐伯有一教授在田仲一成助教授协理下,决定将全部资料编注出版,书名为《北京工商基尔特资料集》(《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自一九七五年至今,已刊印了六册。该集将各会馆、公所的地址、建筑状况、碑刻与匾额内容、调查问答笔记等一一编录,并附有加藤繁、仁井田陞等人论文摘要和许多注释,搜罗齐备,资料精当。一九七八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将李华先生为《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所写的前言发表,佐伯有一教授读后十分兴奋,寄语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院长,望早日与李华先生取得联系,并表示愿将所掌握的资料无保留地贡献给中国学者,诚挚之情,跃然纸上。未几,两位学者在京相晤。佐伯有一教授欲将《选编》中的若干碑文收到他主编的资料集中出版,李华先生欣然同意。今后,我国有识之士若也将该资料集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何啻有益于学人,不亦是中日学术交流上的一段佳话么!

二、《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上海博物馆编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

上海,濒东海,居长江口,扼水陆交通要冲。南宋咸淳年间设镇,元至元时设县,明清时期,上海、嘉定等县隶属松江府。自明万历至鸦片战争前夕,随着江南商品经济和海上交通的发展,逐渐成为东南沿海的商业城市。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上海则成了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缩影。解放后,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上海市区暨嘉定、松江等郊县,发现许多宋元以来遗存碑刻,特加整理、选录、编辑出版。该《选辑》共收录碑文二百四十五份,分编为“沿革和名胜古迹”、“社会经济”、“会馆公所”、“社会治安”、“学校”及“其它”六类,其中反映明清时期上海地区赋役制度、水利、手工业、商业及航运业的碑文,占了最多篇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政府推行一条鞭法,内容之一是民间税粮改折银两征收,此举在当时有何种意义,本《选辑》第六四、六五号碑文向我们提供了翔实生动的材料。嘉定地区原有漕粮之征,但“地不产米,止宜木棉,民必以花成布,以布贸银,以银籴米,方可□展艰难。民不堪命,遂至十室九空,竟成蒿莱满目,必须改折漕粮,乃可挽回流窜。”后来奉旨改折银两征收,“万姓欢呼,如去汤火”,“向者逃亡之室,父子相保,荒茅乱菼之区,鸡犬相闻。”这是张居正改革能够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有力佐证。

清朝政府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吴淞江是重点工程之一。“吴淞江为众流入海之要津,实东南水利之关键”,若年久失修“潮沙渐湮,溪港无源。农田失利, 潦为害。漕艘商舶,改经黄浦,风涛震惊。”[1][]雍正、嘉庆、道光年间,多次进行大规模挑浚,有关碑碣详细刻载了工程时限、规模、丁夫“计方受直”的工价等,是研究江南水利史的珍贵资料。明清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特别是康熙年间开海禁以后,上海沙船业有较快的发展,大小船只使用许多舵水工人“悉系雇用贫民”,码头上搬运货物的扛夫、箩夫,也是商号“随便雇用”,工价都有详定数目,明显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清政府指派封建牙行(又称“税牙”)对沙船商人进行严密控制和百般索诈。船入港要“择牙报税”,出港要“具舱单请验给牌”[1][],“税牙阳奉阴违,留难掯报,致使舡不得验,货物发霉,商人坐困。”[1][11]在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钳制下,上海沙船业得不到正常发展。由于船型落后、设备陈旧,后来无力与外国先进的轮船相竞争,结果日趋衰落,直至夭折。

这本选辑还收录了有关会馆、公所的碑文一百十七份,细心研读这些资料,可以发现一些与北京不同的情况:上海商人会馆出现的略晚,最早的一处建于清顺治年间。数量亦少,鸦片战争前共建立了二十六所。性质较单纯,几乎都限于祀神、义举方面,绝少直接干预经营活动。如顺治年间出现的“关山东公所”,就是关东、山东两帮商人的葬埋公地。“上海商贾汇集,凡贸易于斯者,类有此举”[1][12],“会馆者,所以祀神明,以联桑梓也”[1][13],就是当时情况的写真。迨上海开埠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会馆、公所的建立出现高潮,前后共有六十余处,其作用也在嬗替演变。以光绪年间建立的水木工业公所为例,除“给医药,施棺榇”外,还“订同业之规划”、“和解其争讼”,面对外强入侵的严重局面,公所极力鼓吹自强自立之精神:“团体者,自强之妙用也。……然而慈善事宜者,团体之余绪,非团体之精神命脉也。精神何在?在悍御外侮,而爱护其同类;命脉何在?杜联合心志,而切劘其智识材能。”[1][14]这则稀见史料,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的矛盾。在此期间,还有不少会馆直接演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同业公所,它们在近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趋重要。

三、《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苏州博物馆、江苏师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太湖之滨,历史悠久,明清时期已成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与四方贸易,十分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苏州有丝织、染布、踹布、水木、造纸等三十多个手工行业,有绸缎铺、布行、金业铺、油麻杂货铺等五十多种商业行业。每一个行业又有众多的铺户作坊,如康熙年间,苏州城内布商就有七十六家,染布作坊六十四处,木商一百三十二家。吴江县的一个小市镇——盛泽镇,户口上万,仅外省商人就在这里建立多处会馆,工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苏州地区存世的有关碑碣,对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特别是考察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史,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早在一九五九年,江苏省博物馆所编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就集录了百余件有关苏州的碑文。这次苏州博物馆等三单位对明清苏州府及所属各县的碑刻与拓本,重加调查、搜集、整理,裒然成书,收录较高史料价值的碑文,凡二百五十余份。

纵览全书,有三个方面最引人注目。

第一,有关会馆、公所的碑志。

此碑刻集中记载的会馆、公所达九十余个,《重修金华会馆碑》云:“吴郡金阊,为四方士商辐辏之所。故建立会馆,备于他省。”最早会馆出现于明万历年间,清乾隆、嘉庆、道光时发展得最快,是鼎盛时期。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期间,兵火所及,大部会馆倾圮焚毁。同治、光绪年间陆续恢复,有些行业还新建了会馆。按苏州的会馆、公所,大多数是手工业作坊和商帮所建,与工商业的关系极为密切。少数会馆由仕商合建,它们多创办于乾隆、嘉庆以前,而且以照顾商人的利益为主。纯由官绅修建的会馆,只有一个。象京师那种应试候选的“试馆”,苏州则根本没有。

苏州的会馆、公所也以“迓神庥、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为宗旨,但从碑刻资料看,又有一些重要特征:首先,义举的内容更广泛。除停柩、安葬外,还有济贫、医病、义学等项,如三义公所“伙友年迈无依,不能作工,由公所内每月酌给膳金若干。如遇有病,无力医治,由公所延医诊治给药。设或身后无着,给发衣衾、棺木,暂葬义冢,立碑为记。”[1][15]其次,会馆、公所的一举一动,无不由官府控制。凡新建馆、所,必须禀报府县,核准立案;议定章程、行规,要经官府同意才可实行;发生纠葛、冲突,亦需府衙排解、仲裁。各会馆所立的碑碣,多数就是苏州府或下属县所颁告示全文,晓谕各商,“凛遵毋违”。第三,会馆、公所对工商业有重要的保护和约束作用,直接参与生产及经营活动。举凡手工业方面的入行开业、匠人工价、徒弟收留,商业方面的货物存贮、秤斛计量、价格标准等,会馆、公所都要过问,制度相当完备,为北京、上海工商会馆所不经见。特别是《碑刻集》中收录的《吴县纱缎业行规条约碑》等十余份行业规条和公议章程,内容详尽,是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明清工商会馆、公所的看法存在歧异,缘由之一是资料不足。目前三种碑刻资料业已问世,倘若我们用比较方法对北京、上海、苏州的工商会馆、公所进行研究,必会大大深化已有的认识。

第二,有关严禁工匠“倡众停工”、“齐行增价”的碑志。

共有二十余份,其中一部分早为史学界所熟知,是研究资本主义萌芽和工匠反抗斗争的珍贵资料。从十六世纪开始,苏州丝织业中就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时至清初,染布、踹布、造纸、印书等行业也雇用了大量工匠,如“苏城内外踹匠,不下万余,均非土著,悉以外来”[1][16],他们“孑身赤汉,一无携带”,赖佣工度日[1][17]。各手工业作坊或雇一二人,或雇二三十人,大部分实行计件工资,少数行业和工种采用计日工资制。由于工资极低,还经常被拖欠克扣,工匠们“倡众歇作”、“勒加工价”的斗争时有发生。许多工匠为了自身生计,还极力反对增收学徒。《苏州府为永禁踹匠齐行增价碑》、《长洲县永禁机匠叫歇碑》等翔实记述了罢工及官府进行弹压、调停、干预的始末。但是,雇主与雇工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稽诸碑刻资料,有六、七个行业都屡屡发生过这种要求增价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斗争。

第三,有关申禁“铺户当官”、“科累商户”的碑志。

明清之标,封建官府强制工商行业编排值月,为衙门办物,名曰“铺户当官”。官府出票提取铺行货物,付价极少,甚至分文不给。胥吏、差役、地保、牙行更百端炙诈,从中渔利,致使工商行业受累无已,呼号莫救。常熟县“凡遇上司临案,乘机混出朱牌,拴通狼役,科索常例。官价毫无,执行差派:公堂瞒天锦帐,私衙绫纡铺陈,酒线椅褥桌围,五色纱罗绸缎,围屏锦轴,结采赏红,然非百金不能为也。”致使绸缎业“力竭脂枯,实难支应。若不投号,生路必绝。”[1][18]长吴二县木行当官“稍有迟误,锁链绳拴,害切剥肤,靡不倾家荡产。”[1][19]从这方面的四十余份碑文看,绸缎铺、木行、金银业铺户、油麻铺户、面铺、席草行、糖果铺、烛铺、腌腊行等,莫不受到“买办”、“当官”之害。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一向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工商业不是积极地保护、扶植,鼓励其自由发展,而是贬抑、控制和压榨、摧残,只有当事态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时,才以恩恤的姿态出现,出示晓谕,“以甦商困”。但是,奸胥滑吏阳奉阴违,鱼不改腥,致使蠹弊依然。

苏州是我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最早的地区,但从十六世纪直到十九世纪,凡三百年之久,始终未曾得到真正发展,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碑刻集》从一个角度提供了可信史料,良可珍贵。由此而令人想到: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何以形不成与专制统治相抗衡的社会力量,确是个重大而复杂的课题,需要史学工作者倾注大量心血,广泛收罗史料,长期进行探讨。

宋人赵明诚《金石录序》云:“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金石学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著录宏富,蔚为大国。现在三种碑刻集出版,必有裨于明清史的研究,纠史书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可惜的是印数太少,早已售罄,满足不了学术界的需要,希望重版的呼声甚高。目前,我国各地还散布着无数碑碣刻石,图书馆、博物馆也藏有大量的碑帖拓本,我们应该统筹规划,通力合作,编辑、出版各种碑刻选集,使史学园地的这簇奇花异卉,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苏州历史博物馆等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9年版;

王国平、唐力行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郑振满、【美】丁荷生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

郑振满、【美】丁荷生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上、中、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谭棣华、曹腾騑、冼剑民编:《广东碑刻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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