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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贤佑:西藏历史研究新的探索与收获——评《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3265 更新时间:2013-6-26
 

原文出处:《中国藏学》2013年第1期,第187189页。

作者简介:罗贤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100081)

扎洛博士所著《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一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之一,2012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进行了较长时间准备和研究而完成的学术专著,从构思到杀青,历经寒暑,茬再十载。作者勤思苦研,锲而不舍,以新的理论视角展示了他对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关系问题的研究探索。该著的问世,为异彩纷呈的藏学研究园地增添了一朵奇葩,一部佳构。

许久以来,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尼泊尔!拉达克等国家和地区与北部高原上的中国西藏一直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历史关系可谓源远流长。不丹在清代史籍中根据满文发音译写为“布鲁克巴”。布鲁克巴自17世纪初立国之后就是喜马拉雅山东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与中国西藏往来频繁,联系紧密。这种关系不仅对布鲁克巴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也是制约西藏历史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然而,自近世以来,这个偏居一隅的山地之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不仅国内普通民众知之甚少,就在不少专家学者的眼中其历史往事似乎也己经漫德不清,这就使得有关不丹(布鲁克巴)与西藏关系史的研究长期游离于学人视野之外。可喜的是,扎洛博士这部新著的出版,使得颇显沉寂的西藏与不丹关系史的研究出现了新局面。就其学术效应而言,该书是一部拓荒之作,它不仅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关于不丹历史研究的空白,也为西藏史尤其是西藏与喜马拉雅山诸国关系史的研究补充了重要的一章。

品读《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首先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思路的明晰、观点的确切以及内涵的饱满与厚重。从吐蕃时期至清朝末年,中国西藏同布鲁克巴(不丹)之间的历史关系,随着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跌宕起伏,经历了荣辱盛衰的陵谷变迁。何能够由表及里(亦即深度)、由此及彼(避免片面性),在深究历史细节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宏观、系统、深入的学理性探讨,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很能考验著作者的思维能力和研究水平。

作者依据丰富而翔实的历史资料,对西藏与布鲁克巴的早期关系史进行了清楚的梳理,随后着重论述了18世纪30年代西藏地方首脑颇罗兼发兵平息布鲁克巴内乱之后,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建立宗藩关系的历史过程。样认识这种宗藩关系的性质,为其进行学术定位,是该书理论创新的核心所在。清王朝自建立之后,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将其周边势力范围之内的朝鲜、安南、琉球等国视为“属国”、“朝贡之国”;而将其疆域之内的蒙古、西藏等地列为藩封,由中央理藩院管理这些“藩部”。布鲁克巴等喜马拉雅山南麓属国与清朝及西藏地方的宗藩关系则独具特性。清朝文献中屡称布鲁克巴乃西藏之藩属,属于清朝“藩部之属国”。作者在综合多文种史料的基础上,高屋建扳,提出如下观点:“西藏与布鲁克巴等喜马拉雅山属国虽然在清朝总的宗藩关系体制之下,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地域性次级系统,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清代的喜马拉雅山宗藩关系模式’,以示与清朝其他属国管理模式的区别” 书中对“清代的喜马拉雅山宗藩关系模式”的主要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1、既继承了地域性的传统,又融合了清朝中央的宗藩体制;2、喜马拉雅山诸藩属,不是由清朝中央直接管理,而是由西藏地方(包括驻藏大臣、噶厦政府)负责管理,在形式上是清朝“藩部之藩属”;3、它受到清朝中央、西藏地方、喜马拉雅山诸藩属国以及英印政府等多种政治力量的制约,西藏与布鲁克巴之间关系的形式和内容即受到多种力量博弈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复杂多变特性。

作者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持一种动态、发展的观点,注重反映历史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书中在概括了“清代的喜马拉雅山宗藩关系模式”之后,进一步指出:“这一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特别是随着清朝中央在西藏及喜马拉雅山地区影响力的变化而调整”作者总结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关系的阶段性特征,指出:11730年前,两者关系至少可以上溯到吐蕃王朝时期。217301792,系两者宗藩关系的黄金时期。317921910,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政治格局由于英印政府殖民势力的北扩而发生重大变化,在英印政府的策动!扶持之下,布鲁克巴统治者废除沿袭了近260年的政教双轨体制,建立了世袭君主制国家,随后英布双方签订的《普纳卡条约》(1910),彻底终结了西藏与布鲁克巴之间的宗藩关系。可谓系统地梳理了有清一代西藏与布鲁克巴之间关系的演进变化。

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有一条基本原则,即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在阐释历史问题、分析历史人物时,遵循的正是以上原则。书中有关清代中央王朝及西藏地方政府对喜马拉雅山各藩属关系政策的总结梳理很有启发性。第一次英布战争期间,以第六世班禅为代表的西藏政治领袖对于南亚局势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在那个时代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命运和喜马拉雅山诸藩属联系在一起,这有助于他们选择合理、恰当的对外政策,以保证藩属的安全。但随着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1792年之后则采取了日渐保守、封闭的对外政策,其主要原因是《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布后,清朝驻藏大臣取代西藏地方政府首脑成为处理与布鲁克巴关系的主宰,西藏与布鲁克巴的关系进一步规范化,但严格的制度化也使传统上西藏地方处理与布鲁克巴关系中那种积极主动的政策逐渐转向保守和被动,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往往举措失当。直到19世纪后半期,由于英印政府加紧对西藏的侵略,使清朝部分宫员危机感加深,认识到有必要加强与布鲁克巴等藩属的联系,加之清朝中央开始推行一系列自强运动,试图改变对外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西藏与布鲁克巴的关系才有所恢复。在以藩属为国防“藩篱”以御外敌思想指导下,驻藏大臣、噶厦政府积极介入布鲁克巴内乱,企图履行宗主的义务,重新树立“上国”权威。但是,由于对布鲁克巴的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积极介入的政策虽取得一时效果,却也留下了隐患。所以如此,乃基于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正如书中所言:晚清时期,“古老的宗藩体制己是创痍满目,它不可能真正开创一个新的纪元,因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所面临的各种危机。面对西方列强的威通和渗透,清朝周边的藩属均出现脱离倾向,清朝外交体系中的宗藩体制行将崩溃,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布鲁克巴自难例外,西藏与布鲁克巴延续了180年的宗藩关系的终结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种对问题的分析,正是透过历史表象而揭示事物的本质,符合历史发展的辨证法。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述同样如此。例如对清朝末年为重整西藏与布鲁克巴关系而努力的两个改革派人物张荫棠和联豫,首先对他们先后在西藏推行“新政”,试图加强西藏与边外各藩属的联系,希望能够密结攻守同盟以抵御英国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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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洛:《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98页。

同上。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A],《列宁选集》[C]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7页。

扎洛:《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第221页。

,从而达到巩固国防、抵御外侮的主观愿望予以肯定;但同时指出:就在他们推行“新政”之时,英印政府与布鲁克巴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而布鲁克巴内部政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此包括以上二人在内的清朝驻藏官员则显得闭目塞听!信息不灵,既未能及时获得相关情报,更谈不到预防措施。在布鲁克巴日益为英印政府所左右的形势下,他们均不能别出心裁,力挽狂澜,其思维方法和应对举措,仍然拘泥于传统的宗藩体制,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傲然姿态与布鲁克巴交往,这种行为方式同英印政府所推行的将施财笼络、武力威胁以及至少在表面上的平等对话相结合的外交策略相比,显得极其粗拙,所以,其种种努力终归化为泡影。正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形势的最终发展并不决定于个别人物如何作为,而是具有更为深刻的时代与社会方面的原因,书中指出:“西藏与布鲁克巴之间延续了180年之久的宗藩关系彻底走向衰落,其原因是复杂的,最为重要的是与英国相比,清朝的综合国力完全处于劣势所致”

众所周知,如无充足!确切的文献记载,难以构成信史。《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作者通过“苦求资料”而完成的。对于该论题的研究,史料搜求,困难重重。西方学术界虽然出版了大量有关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国的著作,但这些著作由于受到所用史料的局限,主要反映了南亚(如英国、印度等)的观点。很久以来,人们一直期待着利用喜马拉雅山北部(主要是中国)的材料撰写的论著,因为只有“南”、“北”方资料的结合与互相印证,才有可能较为客观、全面地反映历史的原貌。我国有关喜马拉雅山南麓国家的历史文献尽管非常丰富,但相当芜杂分散,收集不易,而且分别是以汉文、藏文、满文、蒙文等多语种写成的历史记载,需要搜集者和研究者具有多方面的学养。作者本人在书中亦云:这样一项专题的研究,所以会延宕10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遇到了资料搜求方面的困难。作者迎难而进,不辞劳苦,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奔波求索于北京、南京、拉萨乃至台北等地的档案馆、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多方搜集材料。此外,他还广泛求助于海内外的同道学人,获益良多。天道酬勤,在作者的不懈努力之下,资料的全面、丰富与翔实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从书后所附“参考文献”来看,数目多达210多项,语种包括满文、藏文、汉文和英文。特别是对于档案资料的成功运用,更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色。由于所依据史料的丰富、翔实,使得本书内容充实,论证严密,史论结合,言之有据,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都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此外,本书的研究和写作符合学术规范,结构安排得严整得当,文笔也很明朗、洁净,这些都是值得称道之处。书后的7种附录,则为读者提供了检索之便。书中也留下了一些遗憾。作者说:“令人遗憾的是笔者一直未能见到布鲁克巴(不丹)所藏的历史档案。虽然历史上布鲁克巴政府也有自成一体的文犊制度,然而作为首府的普纳卡、扎西曲宗等地多次失火或遭遇地震破坏,历史档案损毁严重。历史档案的缺乏一直是布鲁克巴(不丹)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可能也是由于史料不足,本书对于西藏、布鲁克巴之间的经济交往论述较少(多在第四章有所涉及),双方文化联系的内容也仅限于宗教方面。如果日后本书再版,诚望作者能够弥补上以缺憾。

“十年磨一剑,出鞘见锋芒。”《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集中体现了作者在专业上的学养和功力,在西藏历史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与突破性,令人耳目一新。尽管还有某些缺憾,但瑕不掩瑜,就学术价值而言,本书堪称近年来藏学领域一部创新性的精品力作,它为解读中国西藏与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国关系的演变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学术研究最可宝贵的是探索精神、独立品格和创新意识。在藏学研究领域中,尚有许多处女地,只要耕耘,就有收获。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引用一句话,“这里就是罗得斯岛,就在这里跳舞吧!”诚望有更多立志于开拓进取的年轻朋友们,在藏学这个“罗得斯岛”上,为学术文化的繁荣而翩翩起舞,尽情展示青春和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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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洛:《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247页。

同上,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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