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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全四册精装出版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9310 更新时间:2013-7-17

 


 (《明清之际西学文本(全四册)50种重要文献汇编》,中华书局出版,20136月,14册,2020页。定价:290元)

 

 

 


        

        明清之际,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来华过程中编辑和出版了大量的中文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到宗教神学、教育学、伦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音乐学、美术学、文艺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医学、数学(主要是几何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等众多学科,是各个学科史追根溯源必须涉及到的内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思想史和学术史上,都具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黄兴涛和王国荣花费多年时间,搜集、整理、横排标点、校注,简介,完成了《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的编辑出版,全书165万字,2020页,由中华书局精装推出。编者对不少重要而珍贵的西学文本进行了“整合”,如《齐家西学》、《治平西学》、《斐录答汇》、《譬学》等等,使其中多部得以“完璧”的形式出现。有的文本,这次点校本,则或可堪称最佳的版本,如《伊索寓言》最早的节译本——《况义》等。为避免重复,朱维铮先生已编辑出版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所收作品和已经横排标点出版的那些西学文本,没再收录。该编凝聚了编者多年的辛劳,不仅有助于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同行使用,也方便了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各个门类的学者涉猎和了解有关内容。

全书所收西学文本目录如下:

第一册:《天主实录》,《斋旨》,《圣经约录》,《七克》,《天主教要》,《童幼教育》,《西学凡》,《性学粗述》,《灵言蠡勺》,《况义》,《万物真原》,《睡答·画答》,《主制群征》,《灵魂道体说》。

第二册:《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治平西学》,《譬学》,《达道纪言》,《西方答问》,《五十言余》,《超性学要》(节录),《逑友篇》,《西方要纪》,《四末真论》,《穷理学》(节录),《格致奥略》。

第三册:《泰西水法》,《表度说》,《天问略》,《泰西人身说概》,《测食(略)》,《地震解》,《远镜说》,《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寰有诠》,《空际格致》,《大测》,《几何要法》,《斐录答汇》。

第四册:《火攻挈要》、《新历晓或》、《西洋新法历书》(节录其《历法西传》),《天步真原》、《历学会通》(节录),《新制灵台仪象志》(节录)、《坤舆图说》,《地球图说》,《狮子说》,《进呈鹰论》,《律吕纂要》,《律吕正义·续编》(节录),《视学》,《自鸣钟表图说》。

 

 

 

 

 

 

 

 

明清汉文西学文献整理的新创获

邹振环 《 中华读书报 》( 20130724 13 版)

     晚明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期间中国思想学术演变之根本原因是因为与西学的碰撞。在汉文化圈中所谓的“西学”,大致包括了两部分的内容:一是西方人在中国或东亚地区用中文介绍的西方学问,二是中国或东亚学者所理解和认识的关于西方的学问。笔者曾把晚明以来属于明清欧洲基督宗教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所形成的汉文西学文献[1]分为三个类似考古学上的“堆积层”,一是在明末发现的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代表的景教文献,二是明清间编译的汉文西学文献,三是19世纪以来西学家所留下的大量汉文西学译著。而比较系统地发掘属于明清间编译的汉文西学文献的工作,大致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汇编是1965年起陆续由台北学生书局推出的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第23(1965年出版)24(1965年出版)40(1966年出版)。前者为明末李之藻编刊于1626年的《天学初函》,其次为《天主教东传文献》一册,或称正编,继为《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三册,1972年,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续编》又推出为数六册的《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在大陆天主教西学研究尚未解冻的岁月里,这些明清之际影印本曾经给全世界明清西学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源。

     新的一轮的文献收集和整理工作是由比利时的钟鸣旦教授与荷兰的杜鼎克教授联合发起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祝平一、黄一农教授等都参与了这些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如《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5(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把原藏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20世纪40年代末被耶稣会士带到菲律宾后又转道收藏于台湾的一批汉文文献公诸于世;之后钟鸣旦、杜鼎克又主编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12(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2),两位还与蒙曦一起主编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26(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9)。因此,全世界收藏明清天主教汉文西学文献最多的三个机构: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和罗马的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收藏的相当一部分明清汉文西书已能重见天日。

     文献的发掘和点校整理是相互依存的两个不同层面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我随朱维铮先生求学时,就听说他有编纂利玛窦中文著译全集的计划,2001年我们读到了由他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该书在文字句读、标点分段和考辨版本文字的异同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示范,开了系统整理明清某一传教士汉文西学著译的重要先例。之后此一某一传教士汉文著译的全集还有叶农教授点校的《艾儒略汉文著述全集》(澳门文化艺术会20122),该书多达119万字,系统收入了被誉为“西来孔子”艾儒略的汉文著述,叶农还将继续完成庞迪我等汉文著述全集的编校。默默做着文献整理工作的还有周方駬先生,他编校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收入了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朝有关天主教史文献七种:《辩学遗牍》、《代疑篇》、《三山论学纪》、《天学传概》、《破邪集》、《辟邪集》、《不得已》,他利用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便利,除若干孤本外,还取善本为底本,参校不同版本,进行校勘。

     明清基督教汉文文献更为系统的标点工作是由一位韩国学者启动的,1994年郑安德博士在北京大学进修期间,参与了美国旧金山大学和鲁斯基金会的相关项目,以一人之力收集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资料,完成了《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皇皇五大册的标点本汉文西学文献集,为大陆干涸的学界提供了类似甘泉的文献。

     如果说郑安德是源自编者对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后与传统中国文化、哲学、宗教发生了怎样交涉的问题意识出发,来整理和编纂《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一书的,那么,放在笔者面前的厚厚四大本《明清之际西学文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6)则是编者黄兴涛教授出于近十年来从事清代新名词、新概念和西学影响史研究的需要,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细细摘抄的过程中,萌发了将这些影印本进行标点,以横排的形式,惠及更多的同好,以便让这些珍贵的资料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流通。该书副标题“50种重要文献汇编”,其实全书收入了54种明清之际西学文本,字数多达165万字。前有编者长篇序言《明清之际西学的再认识》,对此期传播的西学内容与蕴涵有深度解读。通读全书,笔者觉得此编有几点值得特别加以介绍。

     首先,编者长期从事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研究,与同类标点整理本相比,《明清之际西学文本》的选书范围很广,颇显学术史和文化史的特色。如第一册注意从基督教传教文献选书,第二册的重点多涉及哲学、伦理学,第三册多自然科学,第四册属于天文历法、地理学、动物学、音乐和透视学等。其中不少文献于研究现代一些新学科的生成,都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如《治平西学》之于政治学,《斐录答汇》之于广义哲学,《修身西学》、《逑友篇》之于伦理学,《童幼教育》之于教育学,《譬学》之于修辞学,《泰西人身说概》之于解剖学,《狮子说》、《进呈鹰论》之于动物学,《律吕纂要》、《律吕正义·续编》之于音乐学、《视学》之于透视学,等等。

     其次,编者在选书时已经广泛调研过目前明末清初汉文西学文献的整理现状,对已经有过单独标点或横排出版的文献,不再重复收入,如利玛窦在明末西学东渐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因之前已有了“高品质的汇集、标点并题解”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因此编者不再“以水济水”,但对于该书未收的《斋旨》则加以补收。《名理探》因有了1931年和1941年先后有上海徐汇光启社五卷排印本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本,以及1959年三联书店的“逻辑丛刊”本;《职方外纪》也因有了现代学者谢方的高质量的校释本,因此,《明清之际西学文本》均不再重复收入。

第三,编者注意利用上述台湾《中国史学丛书》系列和利用了上述钟鸣旦、杜鼎克、祝平一、黄一农等收集整理的几套“明清天主教文献”的影印本作为底本,同时也根据具体情况,参校和利用北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等若干图书馆所藏的其他版本。还有若干是编者自己录入或抄写的版本,如利类思的《进呈鹰论》以往学者讨论多据《古今图书集成》,编者利用了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刻本作底本,并与《古今图书集成》中的《鹰论》互校,为读者提供了较好的版本。不少西学文本,编者都校出了讹误或错漏,如首部天主教教理书《天主实录》,钟鸣旦等影印的原本有一张漏页,此次得以补足,堪称首次的“完璧”。《况义》的原本也校正出不少错字,称得上是目前最为完善的本子。

第四,编者虚怀若谷,称自己的编辑方法仿效《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其实有继承也有发展。文献标点、整理过程中实际包含着研究,如将散存于不同档案资料汇编中的《齐家西学》前四卷和后三卷合成;将分别藏于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斐录答问》一书的上卷和下卷汇集一本,使之以完璧,给读者阅读以方便,也给学者版本考察提供了初步的线索。整理文本的一项重要工作即撰写简介,包括作者、著译、出版时间、成书背景和内容提要,这是传统目录学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整理工作中难度最大的工作之一,因为其所涉及的学科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全书各篇简介中显示出编者对学界研究前沿的重视(如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简介中注意介绍和利用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并多少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认知新发明,颇显学术功夫。细心阅读各篇简介,对此会留下深刻印象。如利类思《狮子说》一篇简介中,编者指出利类思的研究方式,有别于明清时期中国本土的动物学著作,带有鲜明的西方印记,“可以视作东西方动物学交流的开端”。虽寥寥数语,却可见编者研究心有所得。

作为一项耗时耗力巨大的工程,《明清之际西学文本》基本完成了编者自己设定的目标。当然,书中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编者在序言中所述选书剔除原则中提到的《西儒耳目资》,其实并无由著名出版社单独标点或横排出版过,除了目前所能看到1626年“景风馆藏版”外,未有标点本,实在是应该重新整理横排再版的。该书中有些版本的简介尚未能交代完整,如收入《修身西学》依据的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全本,编者称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全本内容相同。但据笔者所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修身西学》系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3年第4版,经与《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收入的“古绛景教堂藏板”本对校,除制作了目录外,文字上还是有若干改动的。作为由晚清新名词和新概念的专题研究引发而编的这一套文献,没有编纂一份翔实的人名、地名、书名索引当属明显的缺憾,笔者以为,如果编者能够同时设计一套新名词和新概念的索引,相信会为方兴未艾的东亚概念史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学术导引。

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明清以来的西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而明清以来留下的丰厚的汉文西学文献,是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宝库,曾经在东亚世界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的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学术研究的进步,有赖于文献新资料的不断发掘和不断整理,相信《明清之际西学文本》的出版,将对近年来已蓬勃发展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史和明清学术文化史的研究,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黄兴涛、王国荣编中华书局2013年6月出版



[1] “汉文西学文献”或称汉文西学典籍、中文西学著作、汉译西学书籍。笔者将之简称“汉文西书”。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就将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译述称为“前期汉译西书”,将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的译述称为“后期汉译西书”。(参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页2390年代笔者在讨论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学输入问题上,最早使用了“汉文西书”的概念,主要用于指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用汉语撰写,或在中国人帮助下编译的有关西方内容的各类图书和文献,包括有原本参照的译著;或无原本依据、只是西方传教士依据西方概念和内容编写的各种图书。参见邹振环《西方地理学的学术挑战与中韩学人的应战》,《复旦学报》1999年第3期;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第一章。笔者至今仍认为这样处理,较之日人“前期”、“后期”的说法更为合理。(此注《中华读书报》发表时被删掉,特此补上)

 

 

 

 

 

附:《明清之际西学文本》的编辑缘起和有关说明

                  黄兴涛

笔者最初起心编辑《明清之际西学文本》,实源于近十余年来自己所从事的晚清新名词和新概念的专题研究需要。因为要想弄清近代中国所流行的相当一部分新名词的真实来源,并辨析它们与明治维新后日本汉字新名词之间的复杂关联,非得下定决心、去一一翻检明末清初直至清中叶那些承载和传播西学的各种书籍不可。2003-2004年,我有机会到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一年,在学社收藏丰富的图书馆里,得以集中看到大量的传教士中文文献,特别是台湾利氏学社2002年刚出版不久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遂逐一加以过目并细细摘录,形成了厚厚的几大本笔记。在这一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有必要将其中那些思想文化内涵丰厚、格外具有学术交流和跨文化传通意义的西学文本汇集起来,给以标点与横排,并附之以简单的文本和作者介绍,以便使它们能够以更为集中和轻便的方式、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流通,这将不仅有助于从事传教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以外的更多的学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加以利用,也能方便更多层次的一般读者随时查阅。可以肯定,这应当是一件有益于学术文化交流和积累的基础性工作。

回国后,我将这一想法告知中华书局的李晨光、孙文颖、马燕等编辑,得到他们的强烈认同,两年后彼此正式签订了出版协议。我拟定了所选书目之后,就与王国荣博士一道,开始了“漫长”的查找、对勘、标点和撰写文献简介的历程。由于文献内容太过丰富,涉及的领域又多,我们的编校同时也成为一个不断学习和研究的过程,而且面对新见的材料或新出现的材料,还要适当加以调整或增补。这样,断断续续,直到2009年时才总算大体完成了初步工作。随后反复的校对、核查和修改,又花去了大约三年时间。面对长期堆在书案旁边的、没有完整时间集中处理的、处于不同完成阶段的没完没了的文献书稿,我常常要后悔当初竟然自不量力地承担了这样一个要长期考验自己毅力和耐心的任务。但可以自慰的是,最终我们还是尽职尽力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并使其成为教育部国家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清代中西、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的资料系列整理成果之一。

关于本书的编校本身,有几点需要加以专门说明:

(一)本编名为“明清之际”,或称“明末清初”,只是一个大致的时期标示,它借用的是一个习惯说法,其中有少量的内容其实涉及到清中期以前,如《格致奥略》等;所谓“五十种重要文献”,也是言其整数,实际收录了五十四种。

(二)本编主要收集以传教士为主体或与传教士合作传播西学的

汉文“文本”[1],其中又以传播天主教学理、以及欧洲当时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知识或成果的代表性文本为主。那些非常专业、通篇表格和符号充斥的一类自然科学文本,未加收入。有些部头极大、清廷组织编写的大型学术书籍,由于篇幅的限制,或无法收入,或根据特点酌情节录。



[1] 這裡所謂“西學文本”中的“文本”,有別於詮釋學意義上那種嚴格定義的用法,只不過用來指稱那些獨立成本、成書或成篇的漢文西學文獻而已。其中絕大多數,當時均獨立成本、成書。但對於後來的解讀者和闡釋者而言,這些文獻又無疑具有詮釋學上的那種“文本”意義。

(三)那些建国后已经被著名出版社单独标点或横排出版、比较容易查阅的西学文本,如《名理探》、《职方外纪》、《西儒耳目资》等,一般不予收录。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西国记法》、《西字奇迹》、《西琴曲意》、《交友论》、《坤舆万国全图》、《浑盖通宪图说》、《畸人十篇》、《二十五言》、《乾坤体义》、《圜容较义》、《测量法义》和《理法器撮要》等众多著译,无疑是明清之际西学文本中不容忽视的部分,但由于朱维铮先生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2月版),已经基本上高质量地汇聚、标点并题解了利玛窦重要的西学文本,或给予存目处理,查阅起来十分方便,自然不必再录。事实上,此书本身的编辑方法还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关于利玛窦的著译或曾以他的名义传播的作品,朱维铮先生未收而我们收录的仅有《斋旨》一篇)。个别如《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因其最近才有人点校新出,而我们已早录在先,成为例外。

(四)此编主要利用了已出的各种收录明清之际西学文本的影印性资料集,如台湾列入《中国史学丛书》系列的《天学初函》、《天主教东传文献》及《续编》、《三编》;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一等编的《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钟鸣旦、杜鼎克主编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以及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等等,同时根据情况,我们也尽量参校或利用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等几家较大的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一些其他版本。还有的部分,是自己录入或抄写的版本。借此机会,我们要对前人的相关工作和出版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之情。

(五)在编校过程中,我们很高兴地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合成”工作,如将散存于不同档案数据汇编中的《齐家西学》前四卷和后三卷合成完璧出版;将分别存于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斐録荅汇》一书的上卷与下卷、集中在一起完整出版;以同样的方式,终于使《譬学》上下卷得以“整体亮相”(《天主教东传文献三遍》仅收其上卷)等等。此外,将最新问世的《治平西学》分散的各部分整合到一起出版,也是我们的一种自觉努力凡此,自然都会给读者带来阅读和利用的方便。

(六)为了便于一般读者,我们在每个文本前都做了一个“简介”,尽量去了解和采纳学术界近期研究的前沿成果,予以消化和介绍,也兼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辨析和考证工作。这些简介,主要交代文本的作者,著译和出版时间,有关背景和内容的特点,以及所据底本及参照本等。当一个作者有多个文本被收录时,其生平一般在首次出现时加以介绍,后面则不予重复。由于文本编辑持续的时间较长,这些简介的深浅或不平衡,有的介绍恐“前沿性”略显不足,也在所难免。此外,有些文本,我们还根据所见所识,努力做了一些注释,包括说明各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等,但愿对读者有益,也可供研究者参考。

(七)本编分四册,第一、二册主要收录天主教学理和涉及较多今日所谓人文社会科学内容的部分;第三、四册则以收录自然科学内容部分为主。但这也是相对而言,为方便读者,不得已而为之。像《斐録荅会》一书,“斐録”本属广义哲学,但该书实际内容却以自然科学为主,我们便将其编排在第三册。《寰有诠》虽然被编排在第三册,其本身却也大谈宗教学理。同时,我们的编排,还考虑到四册字数的平衡问题。具体到各文本的前后编排,则大体以其正式刊刻的时间为序,有时也会参考其完成时间和内容相近等因素。

(八)本编的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除要求按规定进行标点和予以横排外,还要求使用繁体字。但明清之际传教士传播西学的文本自身,却经常夹杂着不少简体字,为存其真,我们一般都尽量保持原状。

不过,限于自己的眼界、水平、编辑难度和本书容量,我们的工作一定还存在各方面的失误或不足,尤其是一些我们原想收录的文本,这次因各种原因未能全部列入,留下遗憾。敬请海内外专家不吝指正,以后我们应当还有机会再加增补和完善。

最后,我还要对为编辑这部书做出贡献的朋友、同行和学生表示诚挚的谢意。特别是我的合作者王国荣博士,他为编辑此书耗费心力多年,做了大量细致而重要的前期工作,而这部书因为我的原因,在我这里拖得如此之久,思之不免歉然。湛晓白博士在课题启动之初,曾参与标点几部文本。张西平先生为了帮助我复印《天主实录》的一面错漏之页,曾委托自己在罗马档案馆的学生为之翻拍惠寄。钟鸣旦、王扬宗、韩琦、沈国威、内田庆市等先生,或给予指点、或惠赠资料、或惠允使用资料,均使我难以忘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9-12月,吴小新先生曾邀请我到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访学,在那里,我得以博览各类丰富的西学文献,并得到小新先生、胡明辉兄和Mark Stephen Mir等多位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为此书的最后定稿,作了进一步的资料增补和核实工作。此外,我多年的挚友、书法家雒三桂,不仅经常为我录入有关文稿提供无偿帮忙,还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中华书局的李晨光、李静、孙文颖,也是应该表示感谢的。尤其是孙文颖,她作为此书的责任编辑,为此书前后多年所付出的辛劳,实在令人感动。当然,编校中所存在的任何错误和不当之处,都应由我个人负责。

 

——对本编内容有进一步兴趣的学者,可以参阅黄兴涛的论文:《明末至清前期西学的再认识》一文(载《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



[1] 這裡所謂“西學文本”中的“文本”,有別於詮釋學意義上那種嚴格定義的用法,只不過用來指稱那些獨立成本、成書或成篇的漢文西學文獻而已。其中絕大多數,當時均獨立成本、成書。但對於後來的解讀者和闡釋者而言,這些文獻又無疑具有詮釋學上的那種“文本”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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