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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明:《研究经济史的一些体会》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3178 更新时间:2013-10-7

原载 《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

 

由于战争环境和时代思潮的动荡,我的学生生活非常曲折。我曾经历北洋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学过工科、理科、经济和历史,非常杂,都没学好。但是,后来我在专业经济史研究中,却发现过去学的一点点理工知识(尤其数学)很有用。我学过的文献学,连同童年在私塾读的经文,也都常派上用场。这里的一个体会是:做学问必须专,专才能精;但又要有比较广泛的知识,博而后专,大有好处。

我做学生时学得很杂,但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生,就专学经济了。回来教经济学,又做了20年的经济行政工作。恰好我的直接领导薛暮桥、许涤新诸先生,都是著名学者,在行政工作中也叫我们做研究,并有不少成果,包括经济史。这里我的一个体会是:在经济机关研究经济史大有好处,因为能密切联系实际,并易取得档案和调查资料。

“文革”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业研究经济史了。据说经济史是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门学科,研究经济史的不是学经济出身的,就是学历史出身的。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大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好,两派比一派好,可互相促进。但就每个研究者说,不妨有自己的体会。

我算是学经济出身的。我研究经济史就主要用分析方法,并喜欢计量分析,因为我学过计量学,并因此获金钥匙。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看法开始有改变。

我首先感到的是,统计分析很重要,计量学分析则有很大局限性。一个模型变量有限,许多事情只能假定不变,这不符合历史。研究农业,灾荒不好计量,只能有灾是1,无灾是01986年我在美国参加计量史学会议,那时R.W.福格尔还没获诺贝尔奖,但有些老计量史家已经转业了。历史现象,历史学家把它看成是因果关系,有时嫌简单化。计量史家把它看成是函数关系,那就太简单了。正如R.索洛所说,他们是“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历史是要下功夫思考的,不能用t推论出来。

经济学理论也有很大局限性。它没有普遍意义,受时间空间限制。有些可称为规律,如价值规律,但恩格斯说,它可用于15世纪以前,到16世纪就要用生产价格理论,到19世纪(这不是恩格斯说的)就要用边际效益理论了。这指欧洲,中国还不行。1995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作为方法,它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应用。这篇文章由《经济研究》发表,经其他刊物转载,并获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

那时,法国年鉴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都在中国流行起来。年鉴学派的整体观和结构主义都来自社会学,不是来自经济学。整体观接近中国史学,它与经济学之强调分析,有如中医与西医。M.怀特写了一本书《分析的时代》,指20世纪,叙述的历史变成分析的历史。不过近年来又有恢复叙述历史的倾向。年鉴学派所称结构,就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结构的良窳造成经济兴衰,这比原经济学的线性增长理论要高明得多。D.诺斯的新制度学派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但他注意到非经济因素,把国家论和意识形态引进经济史。这实际是中国史学传统,中国历史上是强政府,讲义利论,不过,诺斯说他是取法马克思。总之,学习年鉴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给我很大启发。至少,经济史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要研究社会结构、制度、思想。

然而,使我感触最深的是J.A.熊彼特。他在传世巨著《经济分析史》开篇说,经济分析有三项基本功:历史、统计、(经济)理论。其中历史最重要,“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我深感自己缺乏历史知识,没有历史感,这就做不好经济史研究。“历史感”尤难。我曾努力读前人的“历史哲学”,有十几家,虽可借鉴,但还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感。历史感或历史经验要靠自己研究历史得来,并要学古史,因为要通古今之变。这我就不如学历史出身的同行。好在我也读过两年历史,并幸遇名师陈寅恪、钱穆等,还有孟森老先生。也写过考据文章,只是太浮浅,需补课。

1999年我写了篇文章,提出我对研究经济史的看法。我提出历史、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思想五个方面。我以为,经济史首先是史。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它的时代的经济。如战国时代,各国经济都要为战争服务;秦汉大统一,就有了《货殖列传》。这不是上层建筑决定论。历史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统一的整体。从历史出发就是从整体入手。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第1卷就是整体论,它规定着第2卷经济和第3卷资本主义的“边界条件”。历史研究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过去的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这种认识,只有根据经过考证的、你以为可信的史料,别的都不足为据。但历史认识是相对的,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时代的进步,过去认识清楚的东西又变得不清楚了,因此历史总要没完没了地再考证,再认识。

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就出现经济理论问题。经济理论是一定的经济运行的抽象,但不能从抽象还原出实践,正如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经济人”国家。在研究经济史时,一切经济理论都应视为方法,思维方法或分析方法。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制度下运行的,否则就乱了。制度变迁通常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和诺斯看法有异,是J.R.希克斯观点,也是马克思观点。历史上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租佃制度、雇工制度的变迁都是由于需要。但在重大的历史变革,如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中,单这些制度变迁还不行,还需要有体制的变革,以至根本法(constitutional)的变革。这是历史学家关注的,经济学家忽略了。

经济史本来是社会经济史,老一辈经济史学家都研究社会。1952年禁止社会学,不敢研究了。1979年已解禁,自应恢复社会经济史。

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我不把文化思想看成“非正式制度”,不用“制约”,而用“制衡”(conditioned),有二义: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如人民公社)行不通;另方面,文化思想又是改变传统的先导,这在历史上叫“启蒙”。历史学家重视启蒙,经济学家不重视。从管子起,历代都有启蒙思想,研究经济史要注意它。



R.M.Solow:EconomicHistoryandEconomics”,EconomicHistoryVol.75No.2(1985).

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85年第4期,第39页。

〔美〕约瑟夫·熊彼特著、朱泱等译:《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2页。

《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9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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