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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涛:“戊戌政变过程论”与戊戌变法研究
来源:《教学与研究》2013年3期 作者:邱涛 点击数:2968 更新时间:2013-11-29

    戊戌政变是在一个时间段由诸多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原因因素和关键环节构成的“一个过程”的论点,日益为学界所认同。关于戊戌政变过程诸环节,到今天,学界已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轮廓,并在若干关键环节的“证实”和“证伪”上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但是,“这一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学界仍在若干关键环节上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其原因是这几个关键环节仍存在缺失。本文在论述“戊戌政变过程论”的形成史及其若干关键环节学术史演进的同时,对目前学界关于政变“过程论”中若干关键环节证据链仍存在的缺失,作出补证。
    一、“戊戌政变过程论”的提出
    在戊戌变法研究领域,戊戌政变的研究始终是一大热点。政变的当事人康有为、梁启超,在政变发生后不久,几乎是同一时间段内撰著而成的《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戊戌政变记》中留下了相关记载①。康、梁的记载,留下的“史料”主观色彩较为浓厚,今天已知其中真伪混杂,不过它却彰显出人们对戊戌政变的关注和兴趣②。从那时起,先后历经了20世纪30年代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为代表的研究,50-70年代以刘凤翰、吴相湘、萧一山、黄彰健、王树槐为代表的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80-90年代以汤志钧、孔祥吉、房德邻、骆宝善等为代表的内地学者的研究,再到21世纪头十年,房德邻、茅海建、桑兵、赵立人、郑匡民等学者的一系列研究为代表,几十年来,构成了戊戌政变研究一个系统的学术史链条,显示出研究日趋细密、深入。上述情况说明,尤以2000年以来的一系列研究为典型代表,一直作为戊戌变法史研究热点领域的戊戌政变研究,近十来年掀起了一个新的研究热潮,这一热潮的成绩在于,它承继过去数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使戊戌政变研究的思维出现重大变化,认知模式获得重要突破,直接催生了“戊戌政变过程论”,并体现在戊戌政变时间、原因和过程的具体研究上获得了重大成果。
    “戊戌政变过程论”,在学界正式提出的时间并不长,首先是由骆宝善和房德邻几乎同时提出,迅速为学界所接受。1999年末,骆宝善提出戊戌政变从八月初三日杨崇伊密折开始,到初六日再次训政,“有一个过程”的观点。[1]2000年初,房德邻指出:“其实政变经历了一个过程,其间事机杂出,几个看似偶然实则互相关联的事件促成了政变的发生和升级”。其过程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八月初三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处理奏折权力的变化;其过程的第二个步骤,是慈禧太后初四日突然从颐和园回宫;第三个步骤是初六日的训政谕旨,而袁世凯告密消息到京后,光绪帝的处境一度非常危险,至荣禄到京后,光绪帝的处境才有所改变。[2]他们提出这一“过程论”,看似并不复杂,却是在过去数十年对戊戌政变的时间、原因和过程研究的坚实基础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2002年,茅海建著文赞同戊戌政变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并对“过程论”各关键环节作出颇为系统的学术史梳理,运用清宫档案对部分关键环节作出细化研究。他举出了政变的八个环节:第一,“戊戌政变是一个过程,是由相关的诸多事件组成,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经历了紧张、对立、决裂,最后发展到慈禧太后企图废帝。其中若要明确一个具体的时间,仍是八月初六日”,八月初六日政变说更是传统的结论。第二,“政变起始于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依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即先请示慈禧太后,而是独立地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第三,“开懋勤殿,设议政官,即光绪帝企图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引起了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对立”。第四,“光绪帝召见和提升袁世凯,似未引起慈禧太后及后党的激烈反应,荣禄并未造谣、调兵以图制袁”。第五,“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限制了新任军机章京的‘签拟’权力,并不是于此日政变”。第六,“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事起于御史杨崇伊的密折,而密折中最能打动慈禧太后之心的,是伊藤博文次日的觐见”。第七,“戊戌政变虽未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第八,“慈禧太后进行整肃等行动的时间要比私家著述中的记录要晚得多。而当政治权力交割之后,何时开始整肃,已对历史进程并无太大作用”。[3]茅海建这一系列论点及其细密考辨,使“过程论”诸证据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更加落实,明晰了政变过程的诸多关键环节。
    当前,学者们重视探讨戊戌政变过程中内政和外来因素共同构成相互关联的政变原因的因素链,从而影响到对戊戌政变时间、原因、过程的认识,时间段的界定、完善,对政变“过程”中若干关键环节的认定,对“戊戌政变过程论”的发展、完善影响重大③。
    应当说,经过海峡两岸学者乃至中外学者数十年的基础性研究,彼此相互印证、修正,戊戌政变过程的各个关键环节的轮廓已基本清晰。
    二、“过程论”源于政变发生时间研究思维的突破
    戊戌政变“过程论”,正式提出的时间虽不长,但戊戌政变研究中“过程论”的形成,却与近百年的戊戌政变研究成就密切相关。首先是与几十年来关于戊戌政变发生时间的细密探讨,特别是与近年来对戊戌政变发生时间的认知模式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
    戊戌政变发生时间,历来是戊戌变法史和政变史研究的重点问题。几十年来,学界关于戊戌政变发生时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变发生于哪一天这一时间点并形成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八月初三日政变说。此说其实出现较早。1957年,中国台湾学者吴相湘发表《戊戌政变与政变之国际背景》一文,提出慈禧八月初三日训政的观点,但他的关键史料是建立在对杨崇伊密折八月初二日呈进这一错误时间判断的基础上,旋因明清档案馆根据所藏清宫档案1958年出版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一书中对杨崇伊密折的公布及其时间的确定,而证明吴相湘时间判断的错误,故学界对其说未予采信。此说建立在扎实史料基础上并为学界接受,出现较晚,1987年,林克光在《戊戌政变史事考实》一文中指出:“戊戌政变实际上秘密发生于八月初三日”。[4]这是以光绪皇帝失去亲政以来极为有限的行动自由和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为标志。因为根据《上谕档》记载八月初二日和初三日对奏折的处理办法发生重大变化:八月初二日对奏折的处理办法是“现在拟以办法,均俟分别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而八月初三日处理奏折的办法则改为“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5]这种微妙而根本性的变化,显示出光绪帝从八月初三日开始丧失独立决定和处理政务的权力,其权力转移到慈禧太后手中。
    二是八月初四日政变说。李剑农在《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首先提出,八月初三日杨崇伊向慈禧太后呈递“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密折,八月初四日一早,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到皇宫中,发动政变。[6](P18)孔祥吉则指出,这是以光绪皇帝幽禁于瀛台为标志。其所用材料为藏于台北“故宫”的《光绪朝起居注册》初稿本,以及《穿戴档》、《知会簿》等。[7]此后不断有学者通过系统梳理清宫档案,进一步确证慈禧太后八月初四日从颐和园回宫控制光绪皇帝④。
    三是八月初五日政变说。萧一山在1963年发表的《戊戌政变的真相》一文中提出,由于慈禧太后担心光绪八月初五日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将有密谋,因此,初五日一早她就从颐和园回到皇宫,发动政变。其史料依据是张鸿(燕谷老人)的《续孽海花》,萧一山认为,“此书所述晚清掌故,翔实可信,作者曾在总理衙门任事甚久,知道戊戌政变内幕,记载很详,为一般史书所不及。我把当时人的笔记,一一加以比对,认为虽系小说家言,然而都是很正确的”⑤。1964年,刘凤翰发表《与萧一山先生谈〈戊戌政变的真相〉》一文,对萧文观点和史料中的可议之处一一作出辨析,有助于对此说的客观认识。[8](P191-230)
    以上三种观点都是以慈禧太后实际控制宫中局面和光绪帝权为判断标准。
    四是八月初六日政变说。这是以慈禧太后宣布训政为标志,来判断政变发生的时间。丁文江、赵丰田在所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就认为政变发生于八月初六日。[9](P143)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等诸多论著都采用此说。[10](P321)房德邻和茅海建均认为,八月初六日是政治权力正式交割的标志,也是政变正式发生的标志,其分析也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此说⑥。
    从上述学界关于戊戌政变发生时间的主要观点,我们可以知晓近代史学界关于戊戌政变发生时间的研究取得的成果是扎实而重大的,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学界对戊戌政变时间的研究也逐步陷入一个困境,即上述各时间点的观点相互对立,分歧难以调和,严重阻碍着政变时间研究获得进一步的进展。究其原因,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界关于政变时间的认知模式仍是单一时间论,认为政变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或八月初四日,或八月初五日,或八月初六日。对此,近代史学界也日益认识到戊戌政变发生时间上的意见分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政变发生原因、政变期间各政治派别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随着各项相关研究同时取得重大进展,戊戌政变史的研究已经推进到系统认知、综合突破的临界点,而首先要作出改变与突破的就是思维模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学界对戊戌政变发生时间的考察,首先在认知模式上获得重大进展,即对于政变发生时间,从八月初三日、或初四日、或初五日、或初六日这几个时间点,推进到八月初三日至初六日这样一个时间段,其中丰富的内涵,拓展了我们对政变发生时间的认知模式。[11]相应的,学界对戊戌政变发生时间的研究,不仅继续探求政变发生的时间点,而且更注重探讨这一时间段内各时间点的因果联系,这一时间段中相关人物和活动、发生的重大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一认知模式的变化促使学界进一步思考,戊戌政变是历史的必然,但它为什么发生于八月初三至初六日,则是由一系列历史的偶然事件串联起来的。而勾串起这一系列偶然事件并成为戊戌政变这一历史必然的关键,究竟是什么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杨崇伊八月初三日晚呈送给慈禧太后的密折及其所勾串起来的一系列因素。其重要之处在于,这一认识拓展了我们对政变发生原因思考的广度和深度。
    三、戊戌政变原因研究新进展的重大作用
    政变原因的研究,究竟对“戊戌政变过程论”的产生有何推动作用?我们知道,政变发生的深层原因,学界没有什么分歧,基本认定是维新与守旧、权力与利益之争。而关于政变发生的直接原因,则意见歧出,众说纷纭,但同时,几十年来学者们从诸多层面探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各种因素,为进一步研究拓宽了思路,使学界对政变直接原因的认知,呈现出更合理的、强调相关因素内在逻辑联系的趋向,这直接构成“过程论”的基本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界对政变直接原因的研究,基本都是力图寻找出某种原因,具体讲主要是围绕袁世凯告密说、伊藤博文来华说和杨崇伊密折说展开争论,或者在此三说以外,寻求新的原因。这对于为解密戊戌政变发生的直接原因所展开的各项具体、细化研究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各观点均力求证明自身论点的合理性,并力求证明其他观点的错误,体现了历史研究求真的精神,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思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孤立看待历史现象的弱点,不利于长时段、综合、系统地认识历史问题。
    如前所述,戊戌政变直接原因的论争,几十年来主要集中于袁世凯告密说、伊藤博文来华说、杨崇伊密折说三种观点上。政变后不久,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的说法,因他们均为戊戌变法和政变的重要当事人,他们郑重其事提出的说法,当然容易被世人所采信。因此,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说,自康、梁提出之后,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2](P69)丁文江、赵丰田在20世纪30年代编著《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对此提出疑问:“六日的政变是不是因为袁项城泄露了密谋才爆发的,还待考证,同时假定是他泄露的话,他在京师泄露的,还是在天津泄露的,或是在两处都泄露了,也不能说一定”,“关于这次政变的原因,近因方面当然就是褫礼部六堂官职和召见袁世凯两件事,但是也有人说伊藤博文的入觐也是促成政变的一个原因”。[9](P143、149)1959年,刘凤翰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一文中认为政变确因袁世凯告密而引发;1963年他又发表《袁世凯〈戊戌日记〉考订》,指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是在八月初五日下午,荣禄于当天五时即去京。他还接续丁文江的观点进一步说:“袁世凯日记中关于初四日凌晨零时至初五日凌晨六时共三十小时,只字未提,实在令人怀疑”。[13]
    不过,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政变说日益受到质疑。当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说受到质疑的时候,也正是近代史学界关于政变原因研究的思想得到解放之际,自此,各种新说不断出现,研究也日趋细密。
    1957年,吴相湘发表《戊戌政变与政变之国际背景》一文,提出戊戌政变的起因不是袁世凯告密,同时还认为袁世凯告密之前慈禧太后一派已经行动,政变的起因是御史杨崇伊呈递慈禧太后的密折,又尤以密折中所言伊藤博文访华为最紧要之因素。只是因为他所用史料未能严格核订,论据也不充分,学界未予重视和采信⑦。房德邻1983年的《戊戌政变史实考辨》一文,细密地考辨分析触发政变的直接原因是杨崇伊密折,对戊戌政变原因的研究作出重要的推进。[14](P252-254)
    1970年,黄彰健出版《戊戌变法史研究》一书,细密地考证分析戊戌政变的爆发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由此引起学界对袁世凯告密说的越来越多的怀疑和讨论。[15](P605-650)今天,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关注的内容有新的扩展。1999年,骆宝善撰文再认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2006年,赵立人《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以谭嗣同被捕时间为中心》一文,对骆宝善等学者以慈禧“八月初六日上谕”未提“围园”和游说袁世凯围园的谭嗣同为据来推断戊戌政变非袁世凯告密所致的说法,提出商榷,指出所谓“八月初六日上谕”不过是《光绪朝东华录》根据崇礼八月十一日奏折中引用的慈禧口谕的部分片段补作的。根据谭嗣同信札,他在政变发生的当天即已被捕,说明慈禧口谕中的搜捕目标除康有为兄弟外,还应包括其他康党要员。不过,袁世凯的告密仅是政变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的原因。[16]看来,围绕袁世凯告密说的真伪问题,讨论还将会继续下去,这种历史求真精神,为系统认识戊戌政变发生的原因,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萧一山在1963年的论文中说:“政变的真正原因”是“光绪帝要开懋勤殿议制度,设顾问团,聘伊藤博文为首席顾问,慈禧才着急起来,生怕他们借用外力,就立即发动政变”,“政变虽非纯由袁之告密,然而袁之告密则是政变的导火线”。1983年,孔祥吉在《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一文中也提出政变的导火线是伊藤博文访华的观点。1985年,汤志钧对伊藤博文来华导致戊戌政变问题作出具体探讨。[17]
    从上述戊戌政变史学史的梳理可以看出,近代史学界对导致戊戌政变的因素的探讨,思路越来越开阔,对旧说的证实或证伪工作也越来越细密。可以说,从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台湾学者黄彰健质疑并证其伪开始,袁世凯告密说到今天受到的质疑越来越多。50年代台湾学者吴相湘提出杨崇伊呈递给慈禧太后密折引发政变一说,虽因自身缺陷未被学界采信,但给学界以启发,经80年代、90年代延续至今,房德邻、孔祥吉、林克光、骆宝善、茅海建等大陆学者研究考订,认为在袁世凯告密之前,因御史杨崇伊呈慈禧太后的密折,慈禧一派已经开始行动。数十年来的研究,使学界对政变原因的认识积累出一系列各具合理性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迄今学者们探讨过的一系列因素包括:礼部六堂官事件、军机四卿参政、光绪召见袁世凯、开懋勤殿、杨崇伊密折、伊藤博文访华、袁世凯告密,等等。正是这一系列观点的累积,为政变原因研究的突破打下坚实的基础,伴随着学界对政变发生时间认知模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史学界对政变发生原因的思维模式的重大突破,即戊戌政变的原因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因素而是一个原因因素链,前述各因素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而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有逻辑关系的原因因素链。这一思维模式的突破过程如下:
    2000年初,房德邻《戊戌政变之真相》一文初步提出“七月十九日光绪帝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堂官革职,二十日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守旧派为之震惊”,“导致(八月)初三日政变的原因除开懋勤殿外,还有召袁世凯进京”;而导致慈禧太后八月初六日训政的直接原因则是杨崇伊的密折的系统认识观点。2001年,蔡乐苏等所著《戊戌变法史述论稿》一书,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系统地认识政变原因的观点:戊戌政变的发生,既是多种矛盾交织对抗的结果,也是酝酿了一个过程之后的必然结局。因此,仅从个别人物的单一行为,来寻找和解释政变的发生,或注目于哪一天突发政变,都难以形成全面正确的认识。政变原因是一个“系统工程”,七月十九日罢黜礼部六堂官之后一天的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绪帝上谕任命军机四章京,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光绪帝免去李鸿章、敬信总理衙门差使,维新派企图利用伊藤博文进京来外部推动维新派掌权的计划,并争取设立懋勤殿,使维新派全面掌权,以及袁世凯进京召见,加速了政变过程。[18](P78、850-881)茅海建2002年的论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对政变原因的系统认识:政变起始于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依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即先请示慈禧太后,而是独立地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开懋勤殿,设议政官,引起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对立,光绪帝召见和提升袁世凯,慈禧太后则限制了新任军机章京的“签拟”权力。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事起于御史杨崇伊的密折,而密折中最能打动慈禧太后之心的,是伊藤博文次日的觐见,戊戌政变虽未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这一观点丰富和具体化了对政变原因的系统认识⑧。2010年,邱涛和郑匡民在《戊戌政变前的日中结盟活动》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对戊戌政变直接原因的认识,不仅要重视政变发生的内政因素间的逻辑联系,更要认识到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问题与东西方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看似是中国内政的戊戌政变,同样应重视内外因素间的逻辑联系及相互作用。这一观点利用中日史料的互证,丰富和拓展了系统认识政变原因的思路⑨。
    近代史学界对戊戌政变原因的认知越来越重视系统思维,并由此逐步认识到学界几十年来累积的政变各因素的内在逻辑联系,政变原因问题研究因之愈加深入,极大地推动了“戊戌政变过程论”的形成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四、戊戌政变“过程”的关键环节及若干缺失的修补
    “戊戌政变过程论”所指的政变过程究竟包含哪些关键环节?以前的研究多强调某一环节的作用,而较少认识到政变“过程”是由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关键环节构成的一个系统。正如前述提倡“过程论”的学者所言:“戊戌政变是一个过程,是由相关的诸多事件组成,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经历了紧张、对立、决裂,最后发展到慈禧太后企图废帝”。
    从政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来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开始变法,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帝后党争逐渐加剧,慈禧在百日维新刚开始时即对京畿军政权力重新部署,至七月改革官制时,双方已成水火之势。在八月初四日以前,当百日维新开始的第四天,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出于对自身权力的敏感,慈禧太后就改变京畿的军政权力部署。她让光绪帝根据自己的意图,任命荣禄代替王文韶署理直隶总督,[19]五月初四日,授荣禄文渊阁大学士,五月初五日实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撤销督办军务处,并将包括袁世凯新建陆军在内的北洋五军四月二十七日划归荣禄节制。荣禄赴天津后,由慈禧太后的亲信崇礼署任步军统领,并在五月初五日实授。[20]五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又让光绪帝按照自己的意图,派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派塔齐布管理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事务,客观上为今后政变的发生作出军事部署,当然,此时慈禧太后可能并未作政变之想,而只是出于权力敏感的预为防范。因此,我不同意茅海建“政变起始于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依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即先请示慈禧太后,而是独立地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的观点,因为如果以最高决策权力的对立来作为政变开始与否的标准,那么,慈禧从四月二十七日围绕京畿军力和人事的调整、部署,实际上也可看做政变开始的标志。如果光绪帝罢礼部六堂官是不遵守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那么,慈禧布置亲信掌握京畿武力(虽然是通过光绪帝下旨),以她归政的身份,同样可视为不遵守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的行为。因此,慈禧太后安置亲信掌握京畿武装、限制军机四卿“签拟”权力,同光绪帝罢礼部六堂官、准备开懋勤殿和设议政官,都是导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政治对立的事件、因素,它们共同构成戊戌政变的预演,或政变起始的共同构成因素。因此,慈禧太后安置亲信掌握京畿武装,形成戊戌变法期间帝后权力的第一次对抗,是政变过程的第一个关键环节。
    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依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没有事先请示慈禧太后,圣躬独断,独自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这是“过程论”的第二个关键环节;光绪帝并在二十日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是第三个关键环节;光绪帝决定开懋勤殿,设议政官,企图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此事迅速在京朝传扬开来,引起了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对立,这是第四个关键环节;光绪帝召见和提升袁世凯,引起慈禧太后及后党暗中高度警惕,这是第五个关键环节;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限制了新任军机章京的“签拟”权力,收回了光绪帝处理政事的权力,这是第六个关键环节;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因御史杨崇伊的密折而突然回西苑,控制住宫中局面,密折中最能打动慈禧太后之心的,是中国维新势力与日本联华力量的密切互动、维新力量与孙中山反清革命力量的互动以及伊藤博文次日的觐见,这是第七个关键环节;戊戌政变虽非袁世凯告密而触发,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导致政变的激烈程度加剧,谭嗣同也因此于八月初六日夜被捕,这是第八个关键环节;慈禧太后通过八月初六日的训政“仪式”,实现政治权力交割,这是政变过程第九个关键环节。
    在这一系列政变过程的关键环节中,既有过去数十年中众多学者研究成果奠定基础,更由近十年来房德邻、茅海建、郑匡民等学者趋于细密的研究而构建成。笔者近年的研究,也对戊戌政变过程中若干此前尚存缺失的关键环节,做出补证、修正和新证。
    在第七个关键环节,即杨崇伊密折的作用问题上,笔者赞同房德邻对杨崇伊密折打动慈禧太后、促使她立即采取行动内容的分析,也赞同茅海建认为八月初三日晚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递进的密折,直接导致慈禧太后当晚决定第二天一早从颐和园回宫,控制局面,密折中最能打动慈禧太后之心的是伊藤博文次日的觐见的观点。笔者认为,杨崇伊奏折中伊藤博文觐见表现的是日本势力对维新力量的渗透,日本联华力量将孙中山革命党和康有为维新派联结起来,并通过光绪帝等渠道深入内廷,有推倒慈禧的统治,扶植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维新派掌权的激烈指向。康有为维新派具体的一项重要计划,就是借助伊藤博文访华,光绪帝召见并聘请伊藤博文为顾问,使中日结盟的活动和组织引入帝权,借助光绪帝的权力与日本势力联结夺权。[21]
    在第八个关键环节上,谭嗣同被捕时间众说纷纭的状况,严重影响到对戊戌政变正式发生后,其过程中诸多重要环节的认定。笔者有专文确证谭嗣同被捕于八月初六日晚,是在发布训政诏书和慈禧发出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口谕之后的事情。并由此进一步确证戊戌政变的正式爆发(八月初六日)并非由于袁世凯告密所致,而袁世凯告密却是导致政变程度加剧的因素和谭嗣同被捕的原因。谭嗣同八月初六日晚被捕,及此后数日拿捕康党,特别是参与或与闻“围园劫后”密谋的康党成员,说明袁世凯确实告密,告密八月初五日傍晚发生于天津,由荣禄在当晚报告送京,并于八月初六日下午两点以后至晚上这一时间段中奏闻慈禧,慈禧当即颁下口谕,命步军统领崇礼拿捕谭嗣同,并于当天晚上拿获谭嗣同⑩。
    上述政变过程若干关键环节的修补、完善,有助于“戊戌政变过程论”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有助于近代史学界对“过程论”构建的完善,有利于推动戊戌变法研究获得新的进展。
    注释:
    ①康有为著《康南海自编年谱》,又名《我史》,初刊于中国史学会编辑、神州国光社195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55-165页。后据此本出版多种单行本,如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罗岗编《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等。根据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的原稿,该书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岁暮,即1898年底至1899年初。梁启超所著《戊戌政变记》,首度发表于《清议报》第一期至第十期,出版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即1898年12月23日至1899年4月1日。
    ②《康南海自编年谱》(《我史》)相关记载的真伪问题的初步鉴别,参见马忠文:《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656-8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关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初步辨析,参见[日]狭间直树:《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以及本文后揭刘凤翰文,等等。
    ③当然,从一个较长时段来看,这类成果的数量仍然偏少。可参见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中央”研究院(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二,1965年;桑兵:《“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等等。
    ④慈禧在接到杨崇伊密折后突然决定八月初四日凌晨从颐和园回宫,在清官档案中有明确记载。参见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杂记类1004/杂263;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杂244/日244;内务府升平署《日记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补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423/5-32-1/50。
    ⑤萧一山:《戊戌政变的真相》,《大陆杂志》(台湾)第27卷第7期,1963年。张鸿写作《续孽海花》的时间是1939年除夕至1940年,一年成书,1941年1月开始在《中和月刊》上连载。
    ⑥房德邻1983年论文确定此观点,其史料依据为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66;《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6,第10页,等等。茅海建2002年论文也持此观点,依据的史料为《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军机处汉文档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207/3-50-3;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5页,中华书局1958年,等等。
    ⑦吴相湘:《戊戌政变与政变之国际背景》,《学术季刊》(台北)第4卷第3期,1957年。对吴相湘该文史料依据缺陷的评述,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⑧茅海建用于支持自己观点的史料,基本是中文档案史料,主要取自军机处《上谕档》、《随手登记档》、《电寄档》,《军机处录副奏折•补遗•戊戌变法项》,《总理衙门清档》,等等。
    ⑨参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该文以中日史料互证来支撑观点,日文史料主要取自日本外務省史料舘藏《日清两國國交亲善之文件》,日本外務省编纂《日本外交文書》,第31卷,日本國際連合協會昭和二十九年;東亜同文会编《对支回顧録》、《続对支回顧録》,原書房1981年。
    ⑩参见笔者《戊戌政变中谭嗣同被捕时间考》,未刊稿。谭嗣同被捕于何时?这是戊戌政变史的重要问题之一,至今共有五种说法,即八月初六日缉拿康有为兄弟的同时,或初七日,或初八日,或初九日,或初十日被捕,因史料依据或不充分、或不准确、或错误,各说很难确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其仆言,初六夜捕拿入朝,即下刑部”的记载,对解决这一问题有重要意义,因种种原因它被长期忽略,但我们却从日本外交档案中查找到能与它相互印证的史料,使这一史料的价值得以凸显,从而确证谭嗣同八月初六日夜被捕。这一发现,对解决戊戌政变史的一些关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说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并非袁世凯告密所致,而是另有原因;其次,它说明袁世凯通过直隶总督荣禄,确实及时告密,并导致政变程度加剧,慈禧太后扩大抓捕范围并开始杀人,戊戌六君子喋血,而袁世凯和荣禄由此保住了慈禧太后对他们的信任;再次,学界研究戊戌变法和政变的三大传统史料中,康有为《戊戌奏稿》已被证明作伪、《康南海自编年谱》同样被证明存在作伪,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记载,学界虽有怀疑,但往往以梁启超不敢自承为信史、“不免将真迹放大”为解,本文恰证明,至少本文所涉《戊戌政变记》的记载不仅仅是“不免将真迹放大”的问题,而是存在作伪情节。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迹本》(缩微胶片),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外務省記錄:各國内政関係雜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十四年政變及光绪帝、西太後崩御與袁世凯免官》,171號,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舘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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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房德邻.戊戌政变之真相[J].清史研究,2000,(2).
    [3]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三)[N].近代史研究,2002,(6).
    [4]林克光.戊戌政变史事考实[J].近代史研究,1987,(1).
    [5]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汉文档册,207/3-50-3.
    [6]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孔祥吉.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J].历史档案,1983,(3);台北“故宫”的《光绪朝起居注册》,收录于《清代起居注册》,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穿戴档,《宫中各种档簿》簿1816号;《知会簿》,《军机处簿册》125.
    [8]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0]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11]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二)[J].近代史研究,2002,(5).
    [12]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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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5]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增订本)[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6]赵立人.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以谭嗣同被捕时间为中心[N].广东社会科学,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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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207/3-50-3.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Z].第24册.军机处.随手登记档[Z].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207/3-50-1。
    [21]邱涛,郑匡民.戊戌政变前的日中结盟活动[J].近代史研究,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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