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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望、徐思远:《论明清闽粤海洋文化与台湾海洋经济的形成》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083 更新时间:2013-12-7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内容提要】 明朝的海禁使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被压缩到闽粤交界的漳潮区域,明朝海禁松弛之后,闽粤海洋文化向环中国海区域传播,构成以闽粤人为核心的海洋贸易网络。台湾作为闽粤海洋网络的一个枢纽,从其海洋经济发生的一开始,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巨大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闽粤的重商文化,培育了台湾的商人阶层;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植,是台湾海洋经济产生的原因,也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中国前列的根本因素。

【日    期】2012-11-03

【关 键 词】闽粤商人/台湾经济/海洋文化/海洋经济

 

 

    在历史上,人类的海洋经济是其海洋文化发展的基础,而海洋文化往往又成为海洋经济定型的关键因素。台湾的海洋经济初步形成于明清时代,当其萌芽之际,台湾经济便受到了闽粤海洋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一影响渗透到台湾经济的各个层面,从而铸就台湾海洋经济之个性。

    一、明代闽粤海盗文化与台湾的开发

    海盗文化是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海洋文化理论的黑格尔①说:“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②这类以“征服与掠夺”为主题的海洋文化,即是海盗文化,它也是古希腊、古罗马海洋文化的一个特征。在中国的海洋文化中,海盗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内容。不过,明清时期海盗的出现,与明朝的海禁政策有关。

    明代的海禁是中国海洋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使中国唐宋以来传统的海洋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海禁最严厉的时代,多数港口失去了船影,北方许多地区民众不以海鱼为食,马可波罗称之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渐渐退化为内陆商业城市,就连当地的福建市舶司,也从泉州迁到福州。但是,在研究明代初年的海禁之时,很少有人想到:其实明代的海禁政策并未在中国沿海得到全面的贯彻,至少在闽粤交界的漳州与潮州,当地民众仍然下海贸易,如果官军前来制止,他们便拿起武器反抗,于是形成了以漳潮人为主的闽粤海盗团体。明代初年,漳潮海盗多次与明朝水师作战,并将他们击败。③于是,中国古老的海洋文化在闽粤边区得到延续,而海盗文化一时成为这一时代海洋文化的代名词。明代前期,漳潮人将自己的海洋文化发展到南洋的许多地区,这是郑和下西洋时在旧港遇到陈祖义为首的漳潮海盗的原因。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明代的海禁未能完全泯灭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它只是化明为暗,从海疆城市的公开交易变为海疆边远区域的私人贸易,而其贸易的主体,也从合法的市民变为非法的民间武装,这类武装,是当之无愧的“海盗”。

    从明初以来,当海盗成为漳潮许多区域的“文化传统”,景泰年间,“月港、海沧诸处居民多货番,且善盗。”为了制止这些海盗,官府想尽各种办法。漳州知府谢骞的办法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将月港、海沧的民众请到府衙来做客,使他们没有时间去当强盗。④但这一办法肯定无法持久。其后王阳明、俞大猷等人的对策是在海沧、月港一带招募“海沧打手”充任官军,达到“以盗止盗”的目的。然而,迄至倭寇时期,仍然有许多漳潮人去当倭寇,戚继光大败倭寇之后,“倭寇”的队伍不是从海上遁走,而是从福建境内逐步退到漳州和潮州,并在潮漳边界又坚持了十几年,一直到万历中期仍有活动。万历末年,漳潮海盗再度猖獗起来,并有泉州籍海盗参加,这就是袁进、郑芝龙系统的海盗。⑤迄至郑成功崛起,闽粤海盗基本上控制了台湾海峡。正如崇祯年间的傅元初所说:“历稽往事,自王直作乱,以至于今,海上故不能一日无盗,特有甚不甚耳。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骛。”⑥

    在世界史上,海盗是海上秩序的破坏者,同时他们也是一批海洋冒险家,海洋上的边远岛屿常是他们驻足的地方。闽人探航台湾有悠久的历史,宋元时期,福建与台湾的联系已经相当频繁。台湾岛北部的流求国,“别置馆于海隅,以待中华之客”⑦。明朝海禁政策实行后,澎湖巡检司撤退至泉州,台湾海面一时罕有福建水师活动。但是福建水师放弃的地方,往往成为闽粤海盗活动的区域。明弘治、正德之际,费宏在送陆君美的一文中说:“琉球、日本诸海国,去闽仅数千里,而彭湖、鼋鼊、高华诸屿,隐然可数于烟波浩渺之间。奇货珍材以售于华人,获辄数倍。故滨海冒禁之民,往往通贾胡,驾巨舶,倚风涛,旁午出没。”⑧此文中的“彭湖、鼋鼊、高华诸屿”,便是当时对台湾的称呼。这条史料表明,闽粤海盗早在明代中叶就来到了台湾,乃至费宏等人怀疑倭寇也有在台湾活动。其实,明中叶以后的倭寇多为华人⑨,而且主要是漳潮海盗。倭寇活动的后期,漳潮海盗受到沉重的打击,便向澎湖与台湾逃窜,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潮州海盗林凤、林道乾。⑩万历三十年,福建水师参将沈有容在台湾海面袭击一股来自广东的“倭寇”,而后登上了台湾,访问当地的东番首领,从而使福建官府与东番首领之间建立了共同对付海盗的同盟。(11)万历末年,泉州同安人袁进纠合海盗驻扎于台湾的“赤砌(即赤嵌)”,他们有数千盗伙,并有大船数十艘。(12)袁进被招安之后,明末又有颜思齐、郑芝龙、李魁奇、锺斌等海盗团伙在台湾活动,他们也在台湾驻扎数年。崇祯十三年吏科都给事中王家彦在奏疏中说道:“闽省海壖,地如巾帨,民耕无所,且沙砾相薄,耕亦弗收。加以年荒赋急,穷民缘是走海如骛。长子孙于唐市,指窟穴于台湾,横海鸱张。如先年周三、李魁竒、锺斌等,其最毒者也。”(13)

    明代的海盗往往是亦商亦盗。张增信认为,林道乾等人在台湾的海盗活动,对台湾沿海航路的形成有其重要意义。(14)事实上,袁进及颜思齐、郑芝龙在台湾时,也是漳泉海商在台湾活动的时候。明朝严禁月港的海商到日本贸易,但允许月港商人到台湾的鸡笼、淡水、北港等港口贸易,于是,漳泉商人以到北港贸易为理由申请“船引”,抵达台湾的北港后,又北上日本的平户及长崎二港。有时候,他们也在北港与南下的日本商人贸易,这便使台湾的北港成为一个贸易据点。袁进及李忠的海盗在名为“赤?{(今台南赤嵌)”的地方建立水寨,开始长期定居。(15)其实,正是闽粤海盗的活动开发了台湾的北港、鸡笼、淡水诸港,而闽粤海盗的主要港口北港,恰是中日贸易进行的地方。明万历末年,台湾海盗袁进被招安之后,林锦吾成为台湾北港的海商首?领,但其人无法处理当地商人之间的争执,不得不申告福建右布政使沈演等人。(16)至于明末海盗首领李旦及郑芝龙,干脆以北港为基地做贸易,往来于日本及中国台湾、漳泉之间。(17)天启年间,荷兰及西班牙的“海盗政权”出现于台湾。据张燮《东西洋考》的记载,荷兰人之所以来到台湾,首先是一些闽南商人将荷兰人带到澎湖列岛,在引起明朝抗议之后,又是以李旦、许心素为首的闽南商人居间调停,最后明朝的官员默许荷兰殖民者占用台湾的北港。(18)

    台湾分别被荷兰人及西班牙人占据后,再次成为国际海盗的巢穴。当时的荷兰人及西班牙人,都在海上劫掠对方的船只以及与对方贸易的中国船只,这给中国商人带来巨大的压力。不过,荷兰人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城堡,客观上成为闽粤民众深入台湾的据点。就在荷兰人城堡的周围,逃荒至台湾的福建移民开垦了大量的农田,发展水稻种植业和甘蔗种植业。然而,荷兰人的残酷剥削最终激怒了他们。为了对付荷兰及西班牙的海上力量,闽粤海商力挺郑芝龙及郑成功父子。(19)而郑氏父子在海上崛起,也被明清二朝视为海盗,但就是在他们的领导之下,闽粤商人全面控制了台湾,郑成功及郑经将土地分给军队的将领,鼓励他们开发良田,发展农业(20),从此,台湾的开发进入了新的阶段。

    总之,在明初的海禁之后,最早是闽粤海盗探索台湾沿岸的各个港口,并在当地屯住,从而开拓了台湾的对外贸易的港口。而后荷兰及西班牙人的“海盗政权”,在台湾南北分别建立了驻扎军队的据点,控制了部分沿海平原,这使台湾沿海区域进入农耕时代;迄至郑成功及郑经时期,闽粤民众对台湾的开发深入台湾内地,为台湾平原区域的农耕经济及城市经济奠定了基础。

    二、闽粤人的重商文化与台湾商人集团的形成

    在黑格尔看来,海洋商业是海洋文化的重要展现:“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航海的人都想获利,然而,他们所用的手段却是缘木求鱼,因为,他们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21)黑格尔所说的海洋商业观念并非只在西欧国家发展,在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22)由泉州人、漳州人、潮州人构成的闽南商团,是中国最早的海商集团,早在唐宋时期,他们就探航海外,顺着海上丝绸之路,一直来到西亚及东非的海岸。(23)那一时代的晋江半岛,因土地贫瘠,当地居民以海上贸易的收入维生,并从两浙路、广南东西路运入粮食。(24)宋元时期的泉州商人走遍亚洲沿海区域及东南亚的海上岛屿,他们是这一时代最成功的商人。就宋元时期的情况来看,毫无疑问,“闽南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25)

    明朝是闽南商人的又一个辉煌时代。明朝实行海禁之后,是漳潮民众最先冲破海禁到海上航行(26),明代中叶,他们实际上掌握了南海贸易。(27)从潮州人与泰国的密切关系来看,他们早在明代前期就在暹罗(泰国)经营商业,而后在泰国获得极大的成功。这类情况在东南亚是普遍性的,东南亚的各个港口都有闽粤移民居住。葡萄牙人来到东方后,与漳潮商人结下深厚的关系,是漳潮海盗商人将葡萄牙人带到浙江舟山的双屿港。(28)西班牙人来到菲律宾之际,在马尼拉贸易的华商亦以漳泉商人为多。“漳人以彼为市,父兄久住,子弟往返,见留吕宋者盖不下数千人。”(29)荷兰人抵达东南亚,也是闽南人最先与其贸易。(30)尽管有欧洲殖民者卷入远东贸易,然而,“当时东亚水域的贸易优势始终掌握在华人手中”(31)

    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闽粤商人集团发展很快。明代晚期,海澄建县后,漳州商人获得了合法经营海外贸易的权利。“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箫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赀,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32)许孚远说:“据海澄县番商李福等连名呈称:本县僻处海滨,田受咸水,多荒少熟,民业全在舟贩,赋役俯仰是资。”(33)其时漳州月港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周起元说:“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34)“大都澄民之习夷者,什家而七”,他们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35)万历年间的月港已是“货物通商旅,资财聚富商”(36)。当地商人拥有大海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37)来自海外的商品在海澄县堆积如山,王应山说:“海澄新邑,珠玑、犀牙、玳瑁、香、布之属辐辏。”(38)泉州的对外贸易也在嘉靖年间重兴。嘉靖二十三年,泉州安平镇的黄堪说:“本年三月内,有日本夷船数十只,其间船主水梢,多是漳州亡命,谙于土俗,不待勾引,直来围头、白沙等澳湾泊。”(39)从此,泉州人也加入了海上贸易。明末泉州的安平镇已经是著名的海港城市,“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40)

    闽南人(漳泉潮)商业的发达,使其思想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漳泉潮一带,形成了重商的习俗。何乔远论泉州:“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人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镇,则徽人为多。是皆背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别识。盖有新婚之别,聚以数日离者。”(41)李光缙也说:“吾温陵里中,家弦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已及弁,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42)泉州安平镇的儒业也很发达,该地做官的人很多,并产生过蔡清、王慎中等著名的大儒。这些大儒虽然服膺儒学,但也敬重商业。蔡清对朋友说:

    三代以降,井牧之制不复,又别是一乾坤矣。天下之生,纷纷董董,上之人大概都不甚照管他。号照管者,恐亦未尽其道,只是任他自贫、自富、自有、自无,惟知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而已。田连阡陌由他,无卓锥之地亦由他也。则夫今之士者,上既未得有官者之禄,下又不得为农工等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怀,如何得全不为一家数口计长远,而徒坐守穷饿,朝不谋夕哉。许鲁斋先生固尝有言以教学者矣。足下且有二弟,可令事此。但要戒令勤恪不华。如清则孑然只身,却有难者耳,近日亦颇为此费心。非是图货财滋植,但得免债负,能自给,斯过望矣。借人钱本,令的当兄弟或义男营运生理,此决不害义。但营运要取利少而平稳者,是长策耳。亦恐欲速不达也。因便寄去云云。(43)

    从蔡清的这封信中我们可知,蔡清自己也是靠商业谋生,所以他提倡儒者也可以经商,甚至可以放高利贷,只是不要将眼前利益看得过重,经营要有长远性。既然儒者这样看待商业,老百姓更是重商主义的实践者。泉州商人郑承元,“剖橐中余藏,出金钱数千缗,委二三苍头,转毂旁郡国,通四方异货,逐赢得为奇胜,身治产积居,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与里中贵公子当世之贤人所以富者同乐。观时变趋若鸷鸟之发,犹孙吴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人虽学其术,弗如之矣。一年之中,收息什之,数岁之后,收息伯之。最后息千之。公以此起家……乃锐身出与家仆俱南走越,北走吴,酤出入金钱而卷之。”(44)弃儒经商成为常态,“(林某)弃儒习贾业,比壮有余积,主海舶为业。日商行。”(45)在交通条件不佳的古代,泉漳潮民众扬帆出海,走遍东南亚每一个港口做生意。他们擅长计算,每到一地都赚到盆盈钵满,因而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又因闽粤帆船在南海上穿梭往返,他们又被称为可以与荷兰人相比的“海上马车夫”。漳泉潮海商集团就此成长起来。清代的《闽政领要》论述漳州府:“府人民原有三等,上等者以贩洋为事业,下等者以出海采捕驾船挑脚为生计,惟中等者力农度日,故各属不患米贵,只患无米。”(46)可见,不论贫富,闽南人都与海洋贸易息息相关。清代中叶,漳泉籍闽南商人大都聚居于厦门。“厦门故海上一都会,以资自雄者不啻十数家。”(47)据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嘉庆、道光年间广州的行商,多从厦门移去,他们多为漳州籍和泉州籍的商人。因此,英国人来到东方后,对厦门商人十分敬重,鸦片战争前夕,一个英国人曾这样评价闽南商人:

    厦门的港口是优良的……当地人民似乎是天生的商人与水手。由于他们家乡的贫瘠,多数人无业可就,但是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性格驱使他们离乡背井,到台湾、到中华帝国的各个主要商业中心,或者到印度洋群岛,或者到他们本土沿岸的渔场去。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就很少再贫困下去,相反地,他们往往变得富裕起来。由于他们资金多,人又勤劳和擅长经营,他们于是支配着全岛和全省的贸易。他们的家乡观念很重,每当他们获得少量财产,不是立即回家,就是把大笔款项汇回来……难怪,大部分的中国船只属于厦门商人所有,大部分投入沿岸贸易的资金也是他们的财产。(48)

    100多年前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商人经营的商业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然而偏是英国人给予闽南人如此之高的评价!对于闽南商人的历史地位,其实不需要再多费笔墨。

    闽南商人与台湾商人集团的崛起。强大的闽南海商集团早在明代就将自己的势力伸入台湾。当郑成功在台湾土地上升起大明旗帜的时候,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是闽南商人的胜利。台湾原为闽南人经营的地盘,却在明代末年被荷兰人占据。当这一事件发生之初,闽南人还以为多了一个贸易伙伴,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事实的演变使他们失望,荷兰人在台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开始限制闽南人的商业活动,并用种种理由猎取闽南人的利益。他们之间的争议最终引来了闽南杰出政治家郑成功对台湾的讨伐,荷兰人走了,台湾从此成为闽南人的囊中物——首先是闽南商人郑成功、郑经的天下。(49)当时郑成功与郑经将闽南商人团结在自己的周边,率领他们进行东亚的商业拓展。不过,这一商团的根本目标是控制大陆的对外贸易,所以,不论他们与清廷之间的战斗打得多激烈,双方都在寻找合作的机会。在清廷的分化之下,多数闽南的政治人物投入清朝,并成为清廷利益的代表人物。清朝通过他们瓦解了明郑政权,并统一了台湾。此后,闽南人在清朝的政府里形成隐然可见的一股力量,其代表人物,先有施琅、李光地,后有蔡世远、蓝鼎元等人,清廷对台湾政策及海洋政策,多在他们的影响下制定。清朝驻守台湾的水师将领,也多由闽南人担任。所以,尽管台湾有明清朝代的更替,但闽南人对台湾的控制没有任何变化。台湾府成立后,又隶属于台厦道管辖,台厦道长驻泉州府属的厦门,这也造成漳泉人在台湾的特殊地位。“台民皆徙自闽之漳州、泉州,粤之潮州、嘉应州。其起居、服食、祀祭、婚丧,悉本土风,与内地无甚殊异。”(50)官府承认:“汝等客民,与漳、泉各处之人,同自内地出来,同属天涯海外离乡背井之客。”(51)“窃以台湾民鲜土著,半系籍隶漳、泉。”(52)这使漳泉商人在台湾有较大的优势。“台湾弹丸,外区为逋逃渊薮。近地多漳泉人,外多系土番。”(53)闽南人到台湾,也将他们重商的习俗带到台湾,清代前期的台湾人“负贩贸易,颇似泉漳”(54),较大的商人,则多源自内地,因而有“海船多漳、泉商贾”之说。(55)

    如果说清代早期台湾的商人以漳州人为多,自清中叶以后,台湾的商界泉州人占据独特的地位。这是因为,清代前期渡台的两个港口都隶属于泉州。当厦门最早成为对渡台湾的合法港口之时,虽然厦门是泉州的隶属地,但其地漳州商人甚多,所以台湾对漳州贸易发达。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朝增补泉州的蚶江为对台贸易港口,该港与台湾的台南港、鹿港之间都存在着贸易,这使泉州人在台湾商界的地位更高。台湾的彰化县是鹿港所在地,道光《彰化县志》记载:“远贾以舟楫运载米、粟、糖、油,行郊商皆内地殷户之人,出赀遣伙来鹿港,正对渡于蚶江、深沪、獭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对渡于厦门曰厦郊,间有糖船直透天津、上海等处者,未及郡治北郊之多。”(56)当时经营对台贸易的商人,大都要将在台湾采购的商品运到厦门、蚶江等港口之后再北上江南及渤海的港口,这是因为驻台商人多是厦门及蚶江商人的代表。清代中叶以前,其实没有严格的台湾商人。台湾多数商号,都是泉州蚶江及厦门商号的分支,来往于两地港口的商人,在台湾,也许可以称为台湾商人,在大陆,他们不是以泉州商人自称,就是以厦门商人为荣,个别商人的籍贯,则是在漳州等地。由于漳泉紧密不分的关系,晚清以前,在大陆各个重要港口,只有泉漳会馆或是漳泉会馆,从来没有台湾商人自己的会馆。在台湾的港口,商人分为北郊、南郊,北郊做北方港口生意,南郊做南方港口生意。其实厦门的商人也有北郊、南郊之分,同样是北郊走北方航路,南郊走南方航路,他们的经商范围完全一样。因此,所谓台湾商人,往往就是厦门商人,厦门的北郊和台湾的北郊,其实是同一商人组织,其成员也是同一批人。一直到了1875年台湾建省之后,台湾人在北京才有了自己的会馆,开始有了自己的商帮组织。不过,即使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台湾商人在闽南仍然能找到自己的知音。

    明清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网络实际上是由闽南(漳泉潮)人控制的,所以台湾商人与漳泉的密切关系,意味着加入闽南人在东亚的商业网络。台湾正是闽南人商业网络的一部分。从台湾商人发展史来看,他们原为闽南商帮的一个分支,而后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台湾的重商文化起源于闽南,它是闽南海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以海上贸易为导向的闽南经济和台湾经济

    海洋经济发展的最高点,在于该地经济与海洋连为一体,休戚相关。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是自然经济,农人手中只要有一把锄头、一片土地,他们就可以耕地生存;海洋经济则建立在“耕海”基础上,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与大海有关,海洋给他们带来利润与食物,没有海洋,他们固有的生存方式就无法延续下去。

    古代漳泉潮区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以海上商业为前驱的海洋经济。早在唐宋之际,泉州人“每岁造舟通异域”,开拓了闽南通向西亚北非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清时代,闽南生产的各种瓷器和陶器,是东南亚各地最常见的日用品。闽南的白糖,更是受到欧洲国家的欢迎。因月港成为晚明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漳泉潮一带的丝织业也发展起来。(57)明清时代闽粤海上贸易的发达,改变了闽南人的经济结构。自从明代中叶开始,泉州沿海就出现了城镇化的倾向(58);这一趋势同样出现于漳州与潮州。陈全之在嘉靖十九年至嘉靖三十年期间撰写《蓬窗日录》的时候,“漳之龙溪县海沙(?)、月港者,夷货毕集,人烟数万”(59)。晋江的安平镇,明末也是十万人以上的大镇。明代大厦门湾周边市镇的发展,最终导致厦门城的崛起。(60)

    闽南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样出现于农村。例如,这一时代泉州农村,不再以粮食生产为其主要产业,而是发展在市场上可以取得较高价值的商业性农业。万历年间的《泉南杂志》记载:“甘蔗,干小而长,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焉。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61)这条史料说明当地人种蔗业的规模已经影响了粮食生产,他们的粮食消费主要靠海上贸易进口。(62)这种状况在晚明愈演愈烈,明代的《泉州府志》说:“且近年以来,生齿日繁,山穷于樵采,泽竭于罟网,仰哺海艘,犹呼庚癸。非家给人足之时。顾物力甚绌。”“封疆逼狭,物产硗瘠,桑蚕不登于筐茧,田亩不足于耕耘。稻米菽麦,丝缕绵絮,由来皆仰资吴浙。惟鱼虾蠃蛤之利稍稍称饶。”(63)当地物质的缺乏,迫使本地从外地进口各种消费品,“泉地斥卤而硗确,资食于海外,资衣于吴越,资器用于交广,物力所出,盖甚微矣。”(64)

    漳州农村的变化也不亚于泉州,清初的龙溪县农民:“惟种蔗及烟草,其获利倍,故多夺五谷之地以与之。田渐少,而粟弥匮乏,几何其不枵腹耶?(65)康熙年间的《漳州府志》说:“烟草,相思草也。甲于天下,货于吴、于越、于广、于楚汉,其利亦较田数倍。”(66)讲闽南话的龙岩也是著名的烟草产地。龙岩烟商走遍全国各地开设烟厂。(67)

    闽南人更为突出的是下南洋贸易,乃至在海外形成了华侨社会。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漳州人王大海所著《海岛逸志》云:“闽广之人,扬帆而往者,自明初迄今,四百余载,留寓长子孙,奚止十万之众。”(68)他们下南洋谋生,为南洋诸国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的城镇,为东道国工商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窃谓海者,闽人之田也。闽地狭窄,又无河道可通舟楫,以贸易迁江浙两京间,惟有贩海一路,是其生业。”(69)

    明清时代,朝廷屡行海禁,而闽南人数次出面反对海禁,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海洋。“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已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而漳为甚。”(70)“查得漳属龙溪、海澄贰县地临滨海,半系斥卤之区,多赖海市为业。”(71)“闽中事体,与各处顿殊,其地滨于斥卤,表里皆山。即思耒耜而力耕,常苦无一夫之亩。以是涉涛而远贩,聊以赡八口之供。”(72)“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重轻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一旦实行海禁,对他们的影响极大,“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致远之无方。”(73)从当时闽粤二省沿海区域对海洋的依赖性来看,可以承认其为海洋型经济。

    闽粤海洋经济对台湾的影响。在研究海洋经济时,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台湾与海南同为中国的两个大岛,地理条件相似,但海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台湾,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与闽南人在岛内所占比例以及明清闽南人的经济导向有关。由泉州人、漳州人、潮州人构成的闽南人,是中国最擅长经商的一批人,他们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会在当地经营各类生意,形成商业社会。海南岛上的闽南人数量不多,他们大多由南宋时期移民海南,虽然他们也经营商业,但因人数较少,未能形成相当的商业规模。前赴台湾的闽南人,多来自明清之际的闽粤,这一时期的闽粤,已经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在闽南人的故乡,即有发达的渔业(74)、蔗糖业(75)、制茶业(76)和种稻业(77),他们来到台湾,便将这些产业带到台湾,刺激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以渔业来说,闽南人很早就进入台南的港口捕鱼,明代中晚期,每年都有数百艘闽南的渔船到台湾南部海场捕鱼。(78)渔民将捕获的鱼制成鱼干或是咸鱼,运到大陆市场出售。这是早期台湾经济的重要内容。闽南人进入台湾内地后,稻米种植成为他们的主业,他们最早在台南附近开垦农田,被迫向荷兰人缴税。这里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在荷兰人占据台湾时期,在台湾从事各项产业的也是居住在城堡之外市镇上的闽南人,而居住于城堡之内的荷兰人,大多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他们多为士兵及军官,并有少数会计人员和牧师,所以荷据时期的台湾产业,是以闽南人为基础的。荷兰人也从事商业,但他们所经营的内容,主要是以中国生产的丝绸、瓷器、蔗糖换取日本的白银(79),所以,这一时期的台湾,实为中国商品的转运站。(80)台湾经济的主体是闽南人。随着台湾政权的更替,闽南人对台湾的统治巩固,闽南农民逐步向台湾南北各地挺进,台湾西部平原成为田连阡陌的良田。迄至清代中叶,台湾东北的宜兰也成为粮食产地。因台湾商品经济发达,台湾的稻米向福建等缺粮省份输出。“台湾一府地方宽阔,近来田土开辟日广,天时和暖,四季皆可种植,与内地迥不相同,产谷最饶。不特漳泉一带借以接济民食,即内地兵糈眷米,亦赖台米散给养膳。”(81)清代中叶,台湾运到福建的大米很多,“复又兵米、眷米、及拨运福兴漳泉平粜之谷,以及商船定例所带之米,通算不下八九十万。”(82)吴振强估计,清代台湾输出的大米,最盛时每年有一百万石(83),林仁川、陈杰中的估计也差不多。(84)清乾隆年间,台湾人口不过100多万,人均输出一石粮食,是当时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区域。

    流行于闽南各地的种蔗制糖业,很快成为台湾的主要产业。据康熙年间高拱乾的《台湾府志》记载:“旧岁种蔗,已三倍于往昔;今岁种蔗,竞十倍于旧年。”(85)寥寥数语,生动地反映了台湾蔗田的迅猛发展。清初的台湾、凤山、诸罗“三县每岁所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觔;乌糖百觔价银八、九钱,白糖百觔价银一两三、四钱。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为甚。糖觔未出,客人先行定买;糖一入手,即便装载。每篓到苏,船价二钱有零”(86)。这条史料说明,当时的台湾糖已经向江南的苏州等城市出口。其时台湾糖在日本市场上也大受欢迎。自1637年至1683年,中国船只输往日本的砂糖数量,平均每年达169万斤。(87)这些蔗糖,主要来自福建与台湾。

    台湾米糖的出口,使台湾可以进口大陆各地生产的日用品。“海船多漳、泉商贾,贸易于漳州,则载丝线、漳纱、翦绒、纸料、烟、布、草席、砖瓦、小杉料、鼎铛、雨伞、柑、柚、青果、橘饼、柿饼;泉州则载磁器、纸张,兴化则载杉板、砖瓦,福州则载大小杉料、干笋、香菰,建宁则载茶;回时载米、麦、菽、豆、黑白糖、锡、番薯、鹿肉售于厦门诸海口,或载糖、靛、鱼翅至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枲绵、凉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至浙江则载绫罗、绵绸、绉纱、湖帕、绒线;宁波则载绵花、草席;至山东贩卖粗细碗碟、杉枋、糖、纸、胡椒、苏木,回日则载白蜡、紫草、药材、茧绸、麦、豆、盐、肉、红枣、核桃、柿饼;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面、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蛏干。海壖弹丸,商旅辐辏,器物流通,实有资于内地。”(88)可见,清初台湾的出口贸易,是其经济欣欣向荣的根本原因。而清初海南岛虽然也能出口一些大米和蔗糖,但其生产规模远不如台湾,因而海南的经济发展步伐逐渐落后于台湾。

    清代台湾的开发,其实有赖于闽南人的海上网络。当时出发于厦门港、蚶江港、汕头港的闽南商人,驾驶大船来到台湾,从台湾购取乌白糖和大米,销售闽南生产的各种日用品;然后,他们从台湾出发,驾驶大帆船到北中国海的各个港口,在上海、烟台、天津、大连、营口等城市出售产自福建的茶叶、纸张、糖。回程时,他们载运东北的大豆、上海的棉布、浙江的丝绸。这种三角贸易使闽南沿海民众富裕起来,也使台湾的各种产品得以销售。台湾,正是在闽南人的商业网络中发展起来。(89)

    清代中叶,台湾的大米及蔗糖出口都受到影响,“查商船之所以日少者,其故亦有二,台湾所产,只有糖米二种。近来粤省产糖充旺,纷纷外贩。至台地北贩之糖获利较薄。米谷一项,又以生齿日繁,致本地价亦增昂。漳泉一带船户赴台,常虞亏本。因而裹足不前。”()90道光年间,台湾经济发展一度迟滞,是因为它可供出口的商品减少了,取得的利润也下降了,可见这种经济结构建立在海洋经济的基础上。晚清时期,台湾又发展起茶叶、樟脑两大商品的发展,尤其是大规模的乌龙茶生产,成为晚清台湾的经济支柱。(91)但这两项产业都是福建的传统产业,早在五代时期,闽国进贡的土产中便有了“白龙脑”这一物品(92),而乌龙茶,则是清初福建武夷山的发明(93),并由泉州安溪人将其扩种到福建各地,并带到台湾。(94)因此,台湾的乌龙茶及樟脑业,也可看成是福建特产经济的转移和发展。换句话说,明清时期台湾的海洋经济,是福建明清以来形成的海洋经济的移植。

    自从明末清初闽南人开发台湾以来,海上贸易就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导向,只有在海外市场上取得较高利润的商品,才会成为台湾经济的支柱。这种经济,可以称为海洋经济,它是海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说是台湾海洋文化的经济基础。但是台湾的海洋经济并非凭空而来,它是闽南人上千年海洋经济的结果,是闽南人最高层次海洋商业的移植。事实上,它是在闽南人海洋商业网络中成长,并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获得发展。

    综上所述,明朝的海禁使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被压缩到闽粤交界的漳潮区域,明朝海禁松弛之后,闽粤海洋文化向环中国海区域传播,构成以闽粤人为核心的海洋贸易网络。台湾作为闽粤海洋网络的一个枢纽,从其海洋经济发生的一开始,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巨大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闽粤的重商文化,培育了台湾的商人阶层;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植,是台湾海洋经济产生的原因,也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中国前列的根本因素。

    注释:

    ①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提出:西方是以流动为特点的海洋文化,东方是以静止为特征的大河文明;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发达的海洋文化。参见徐晓望:《论中国历史上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征》,《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徐晓望:《论古代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学术研究》1998年第3期。

    (2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35135页。

    (28)徐晓望:《论明代双屿港的漳州海盗》,20118月浙江双屿港研讨会论文。

    ④何乔远:《闽书》卷六十四,“文莅志,漳州府,谢骞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三册,第1855页。

    (12)徐晓望:《郑芝龙之前开拓台湾的海盗袁进与李忠——兼论郑成功与荷兰人关于台湾主权之争》,《闽台文化交流》2006年第1期。

    (13)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二,兵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036页。

    ⑦李复:《潏水集》卷五,与乔叔彦通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20页。参见徐晓望《隋代陈稜、朱宽赴流求国航程研究》,《福建论坛》2011年第3期。

    ⑧费宏:《太保费文宪公摘稿》卷九,送福建按察司副使陆公君美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31册,第435页。

    ⑨在中日学术界,最早持这一观点的有日本的田中健夫与中国的戴裔煊、林仁川等人。参见戴裔煊:《明代嘉隆年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7月版;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田中健夫《倭寇——海上的历史》,日本:教育社,1982年。

    ⑩徐晓望:《晚明在台湾活动的海盗》,《台湾研究》2003年第3期。

    (11)陈第:《东番记》,沈有容:《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本,第26-27页。

    (14)张增信:《明季东南海寇与巢外风气》,张炎宪:《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三辑),台北“中研院”1988年刊,第339页。

    (15)徐晓望:《论明代台湾北港的崛起》,《台湾研究》2006年第2期。

    (16)徐晓望:《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年,第179-181页。

    (17)岩生成一:《明末侨寓日本的中国人甲必丹李旦考》,见许贤瑶译:《荷兰时代台湾史论文集》,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1年,第59页。

    (18)岩生成一:《明末侨寓日本的中国人甲必丹李旦考》,《东洋学报》第23编第3号,1936

    (19)(49)徐晓望:《论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与福建商人关于台湾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福建论坛》(人文版)2003年第2期。

    (20)陈汉光:《郑氏复台与其开垦》;曹永和:《郑氏时代之台湾垦殖》,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77页。

    (22)徐晓望:《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23)桑原隲藏:《莆寿庚事迹》,东京:平凡社,1989年重版;李东华:《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

    (24)全汉昇:《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辑,香港新亚研究所。

    (25)徐晓望:《论闽南人与中国海洋文化》,《闽南》2010年第2期。

    (26)徐晓望:《明代漳州商人与中琉贸易》,《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2期。

    (27)徐晓望:《严启盛与澳门史事考》,澳门文化司署《文化杂志》2006年春季刊,总58期。

    (29)(33)(37)(70)(71)(72)许孚远:《敬和堂集》,疏通海禁疏,日本东尊经阁藏明刊本,第202020262021页。

    (30)张燮:《东西洋考》卷六,外纪考,红毛番,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27页。

    (31)张彬村:《十六至十八世纪华人在东亚水域的贸易优势》,张炎宪:《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三辑,第345页。

    (32)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日本藏中国罕见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1页。

    (34)张燮:《东西洋考》,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页。

    (35)高克正:《海上采金议》,蔡世远等:康熙《漳州府志》卷三十,艺文志,康熙五十三年刊本,第51页。

    (36)徐【火勃】:《海澄书事寄曹能始》,邓来祚等:乾隆《海澄县志》卷二十,艺文,第6页。

    (38)王应山:《闽大记》卷十,风俗考,福建社会科学院藏抄本,第2页。

    (39)黄堪:《海患呈》,安海志修编小组:新编《安海志》卷十二,海港,第127页。

    (40)何乔远:《镜山全集》卷五二,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转引自安海志修编小组:新编《安海志》,1983年自刊本,第136页。

    (41)何乔远:《镜山全集》卷四八,寿颜母序,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第12页。

    (42)李光缙:《景壁集》卷四,史母沈儒人寿序,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影印明崇祯十年本,第726页。

    (43)蔡清:《虚斋集》卷二,寄李宗一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17页。

    (44)李光缙:《景壁集》卷十三,梅峰郑季公先生传,第2226-2227页。

    (45)周凯《内自讼斋文集》卷七,林君墓志铭。清道光二十年爱吾庐刻本。

    (46)德福等:《闽政领要》卷中,岁产米谷,第22页。

    (47)周凯:《内自讼斋文集》卷十,吴宜人寿序。

    (48)()胡夏米:《“阿美士德”号中国北部口岸航行报告》,见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主编:《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7-98页。

    (50)丁绍仪:《东瀛志略》卷三,习尚,台湾文献丛刊本,第32页。

    (51)蓝鼎元:《东征集》卷五,谕闽粤民人,蓝鼎元:《鹿洲全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86-587页。

    (52)丁曰健编:《治台必告录》卷七,统军到彰督剿余匪折。台湾文献丛刊第17种,第509页。

    (53)林谦光:康熙庚午《台湾府纪略》,风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214册,第278页。

    (54)周玺:道光《彰化县志》卷九,风俗,商贾,台湾文献丛刊本,第290页。

    (55)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二,商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5页。

    (56)周玺:道光《彰化县志》卷九,风俗,商贾,台湾文献丛刊本,第290页。

    (57)徐晓望:《明代福建丝织业考略》,《福建史志》2004年第1期。

    (58)徐晓望:《论晚明泉州区域市场发展的瓶颈》,《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9年第8期。

    (59)陈全之:《蓬窗日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60)徐晓望:《论明代厦门湾周边港市的发展》,《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8年第7期;徐晓望:《论晚明泉州区域市场发展的瓶颈》,《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9年第8期。

    (61)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丛书集成初编第3161册,第7页。

    (62)(74)徐晓望:《福建通史·明清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7-349247页。

    (63)阳思谦等:万历《泉州府志》卷三,风俗,泉州市编纂委员会1985年影印明万历刊本,第55页。

    (64)怀荫布等:《泉州府志》卷十九,物产志,光绪重刊乾隆二十八年本,第1页。

    (65)吴宜燮等:乾隆《龙溪县志》卷十,风俗志,乾隆二十七年刊本,第2页。

    (66)蔡世远等:康熙《漳州府志》卷二十六,民风,1984年福建省图书馆抄本,第13页。

    (67)林仁川:《明清福建烟草的生产与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8)王大海:《海岛逸志》一,王锡祺编:《小方壶舆地丛钞》第十帙,光绪年刊本,第479页。

    (69)何乔远:《镜山全集》卷二四,开洋海议(崇祯三年在南都作),第13页。

    (73)蓝鼎元:《鹿洲全集》,《论南洋事宜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75)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

    (76)徐晓望:《清代福建武夷茶生产考证》,《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

    (77)徐晓望:《论宋元明福建的粮食复种问题》,《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78)曹永和:《明代台湾渔业志略》,《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第165页;徐晓望:《论明代台湾北港的崛起》,《台湾研究》2006年第2期。

    (79)中村孝志:《荷兰时代的台湾史研究·上卷·概说·产业》,台北:稻乡出版社,1997年。

    (80)徐晓望:《论荷据时期台湾市镇的性质》,王碧秀主编:《五缘文化与两岸关系》,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

    (81)德福:《闽政领要》卷中,兵眷米谷,福建省图书馆藏手抄本,第23页。

    (82)陈寿祺等:道光《福建通志》卷五一,仓储,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同治十年刊本,第15页。

    (83)吴振强:《厦门的兴起》,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31页。

    (84)林仁川、陈杰中:《清代台湾与全国的贸易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

    (85)高拱乾:《禁饬插蔗并力种田示》,康熙《台湾府志》卷十,艺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064页。

    (86)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赤嵌笔谈,第29页。

    (87)岩生成一:《关于近世日中贸易数量的考察》:日本,《史学杂志》第六十二编,第十一号,第30-34页。转引自曹永和:《从荷兰文献谈郑成功研究》一文。

    (88)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二,商贩,第35-36页。

    (89)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福建海商》;陈国栋:《清代中叶厦门的海上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四辑,台湾“中研院”,1991年。徐晓望:《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第六章:闽台与沿海诸省的贸易;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90)道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闽浙总督程祖洛奏。百吉等编:《台案汇录丙集》,台湾文献丛刊第135种,第201-204页。

    (91)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7年。

    (92)王钦若、杨亿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2036-2037页。

    (93)参见徐晓望:《清代福建武夷茶生产考证》,《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

    (94)连横:《台湾通史》卷二七,农业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60-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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