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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论清初汉官的疏离心态
来源:《北方论丛》2013年03期 作者:刘丽 点击数:4168 更新时间:2013-12-16
 

论清初汉官的疏离心态

刘丽

(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海南海口 571158)

摘要:明清鼎革之后,相当部分的前明官员选择了与清廷合作,成为所谓“贰臣”。这些贰臣无论 位高权重,还是沉居下僚,都不同程度地对清廷怀有疏离的心态。造成清初贰臣这种心态的原因有三:一 是由于清初实行高压的民族政策;二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三是清初贰臣的政治际遇。清初贰臣的 这种疏离心态以南方贰臣为代表。

关键词]清初;汉官;贰臣;疏离心态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3541 (2013) 03 -0062 -04

 

如果说明清易代之际,最边缘的士人是入清不仕的 遗民,那么处于最艰难的人生夹缝状态恐怕当属贰臣了。 贰臣群体在鼎革的去留出处之际共同选择了与殉国者、 隐遁者不同的行为方式,他们做出这一人生的重大抉择, 有的是在急风骤雨的关头,有些是在曲终人静之后,但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毕竟都经过审时度势,深思熟 虑。因此,也应能够从容地面对选择后的一切。然而, 事实却似乎不是如此,各种因素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烦 恼,使他们对原本的选择产生怀疑。

清初贰臣身处清初诡谲险恶的文治武功威劫震慑之 下,亲身感受到两种不同民族文化思想的剧烈冲突,又 由于他们多在权利枢纽、政治斗争中心一京师,且大 都官居高位,处于清初道德清议的风口浪尖上,使他们 的心态无疑较其他群体的士人更为复杂和多样。李伯齐 先生在所主编《山东分体文学史一诗歌卷》中,对分 析贰臣诗人心态说“大多数贰臣诗人亲历了晚明政治混 乱、鼎革之际家国倾覆的惨剧以及清初战乱未平的社会 动荡,本着入仕者的基本职责感受,其思想感情往往慷 慨激昂,相较于乡邦遗民诗人的逃禅避世,他们对现实 表现了更强烈的关注。同时,相对于遗民诗人生活、情 感的相对单纯‘贰臣'诗人既在清初‘满汉大防' 其强烈的政治环境中求安身立命,又要在静夜无人之际 面对自我选择所带来的道德自谴,无疑会适时别有一番 滋味在心头,所有这些都使得贰臣诗人内心充满复杂性, 并因而显出丰富。[1] (p445)

李先生的分析非常准确地道出了贰臣诗人的思想与 心态。京师贰臣诗人来自不同地域,呈现不同的文化人 格与心理。就政治性格而言,以陈名夏、陈之遴为首的 南方贰臣诗人群体,多怀有挚诚的政治抱负,而命运也 最为悲惨,所以,他们的心态在入清后较北方贰臣诗人更为错综复杂;以刘正宗为首的北方贰臣诗人群体,由 于善于审时度势,居官也多求平稳,故在清初政治风雨 中多能保禄全身。

总之,入清之后,清初贰臣的人格心态大都发生了 不同程度的裂变,这种心态的变化必然丰富地、复杂地 体现于他们诗文的字里行间。

清廷当初打着为明臣民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入主中原, 而定鼎北京后,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政策上也有了 相应调整,由最初的“吊民伐罪”,到有统一中原之志, 尤其在很快消灭了南明弘光政权与大顺军主力之后,多 尔衮以为江南大局已定,于是清廷开始改变最初对汉人 的怀柔政策,肆意推行一系列“首崇满洲”的民族压制 政策,其中尤以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十五曰重新下 达的剃发令为严酷,不仅引起广大汉族士民的愤怒,也 使大部分在朝汉官心存芥蒂。

在清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残酷的民族压 迫政策下,士民大愤,江南各州县纷纷杀清廷所派官吏, 起兵抗清,形成如火如荼的抗清高潮,当时,在朝的南 方贰臣诗人对此项举措也多有抵制。然而,清廷却拒绝 听取汉臣谏诤,并告群臣谕曰:“有为薙发、衣冠、圈 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 进。” [2] (《蒿庵都谏谪补建宁司》龚鼎孳的诗作中对此有隐约的描述“越鸟凄风剧可怜,仗君砥柱障南天。心惊道路纷 衣赭,舌闭公卿似守玄。吴会衣冠同日散,长门雨露几 时鲜。举蟠复壁东都事,锢党清时恐未然。” [3](卷二十七) 清廷的生硬态度不仅堵死了汉臣谏议之路,更为严重的 是,破坏了汉族人民几千年文化习惯,极度伤害了汉族 人民的思想感情,也加剧了南方贰臣诗人本来就存在的 疏离心态。

杨海英先生在《清初‘故国之思’现象解读》一文 中说“这种情况下(三大法的实施),不仅烈士、遗民 大量涌现,就是已经入仕清廷的汉臣,面临着“疏奏不 能尽陈,封章不敢频渎”的局面,一批血性未泯的汉官 在谏诤无效后,纷纷离朝回籍,形成清初一股汉官“托 故告归”的潮流。” [4]这股汉官“托故告归”的潮流席卷 了大部分南方贰臣,如赵开心、龚鼎孳、熊文举、曹溶 等人都在这一时期离朝。曹溶诗作中对这一现象有过描 述“孤身念乡井,好鸟向南鸣。剧戏繁台侧,转望燕昭城。”[5](《酬胡彦远兼以送别四首》〕诗中的“好鸟向南鸣”诠释了顺治初年汉官离朝的现象,反映了部分汉官,尤其是 南方贰臣对清廷的不认同和抗争。所以,南方贰臣的这 种疏离心态,是与清初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尤其是与当时的民族政策相关。

在政治高压下,南方贰臣程度不同地对朝廷产生了 离心倾向,并熊文举诗中有显著表现。熊氏《杂诗》其 四中写道:“宫树枝枝哭晚春,飘零一夜等沟蘋,昭阳已 换东皇主,好作山头陌路人。” [6] (卷五)由于坐龙椅的人已 变成了自己所不适应的异族之人,所以,产生“山头陌 路人”的感觉是很正常的。熊文举又有《燕京卧病述 » “历历思前事,樵柯烂短棋。悲欢伤骨理,生死异 鬓眉。夜雨吹窗纸,春风到酒旗。青山应不改,庐岳是 吾师。”邓汉仪评论此诗时说:“拂袖之愿岂惟今日 在” [7](( P-358)"拂袖"即辞官归隐之意,就是渴望脱离 险恶的政治环境、归隐田园,这种思想在南方贰臣诗人 的诗歌中屡有表述。

顺治十三年(1656),龚鼎孳则因试图改变满汉 之间不平等,竟被连降八级,沦为管理皇家园林花草的 “上林丞”。龚鼎孳在为上林丞期间曾写有《谪后三迁至 上林丞漫成一首》诗,隐约表露了对清廷政策的不满和 对仕途的失望,萌生了归隐的意念“幽居物色青春晚, 忽点山公启事名。黄绶几逢三仕喜,白头难见一官成。 姓名宣室虚前席,词赋甘泉愧长卿。来往轻鸥知浩荡, 江湖烟水夜来生。”[8]((卷二十六〕旧巢覆破,新枝难栖,这 一时期知识阶层、尤其是京师贰臣诗人的心态如严迪昌 先生所言是:“惊悸、幻灭、失落,伴随着愤激、悲慨、 哀伤、寒苦等心绪。” [9](p5)这些南方贰臣本来不乏积 极、主动,但眼前的现实及其处境,使他们的自尊心备 受刺激,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后悔、抵触心情,表现出欲 抽身远退的疏离心态。龚鼎孳在《何次德返白门》诗中 描绘自己的这种感受:"秉烛藤阴夜色寒,乾坤尊酒易波 澜。交同龙性轻千里,价重蛾眉薄一官。爱日彩衣留北 道,过江军鼓接长干。钓船秋好能相待,入洛方知行路 难。”[10](《何次德返白门》其二〕行路难,何处路最难,最难在京师。所以,龚鼎孳很自然产生了 “钓船秋好”的归隐之 念。

南方贰臣大均为用世之心较强的一批人,龚鼎孳便 是其中之一。但在清初这种严酷的民族压制之下,龚鼎 孳也不禁产生了远离政治的念头。在《送既庭归吴门》 诗中,龚氏用更为直露的语言表达了政治高压之下的疏 离心态“右文盛世恩难测,斧鉞弓旌并日开。尚有雄风 悲九辩,虚将水镜信三台。运当名士迟霄汉,天遣奇书 富草莱。寄语可中亭畔月,扁舟吾拟及秋回。” [11]((p65) 连最汲汲于用世的龚芝麓都产生扁舟归隐的念头,足见 心灰意冷已成为南方贰臣诗人一种普遍心态。

此外,顺治一朝在政治上多苛汉臣以重法,恩威莫 测,汉臣动辄得罪,有很多人坐罪入狱,李元鼎便是其 中之一。李元鼎明亡后本不想再出,意欲丰林长草得以 终老,他在《答陈百史金岂凡二少宰诗》中表明过他的 心迹,沈德潜说“盖其意不欲再出可知” [12] (p 1351)。但 李氏还是没有坚守住当初的信念,最终还是出仕。顺治 十年(1653),因总兵任珍案,李元鼎被论罪处绞, 免死,杖徙折赎,归里十余年卒。

任珍案本为一普通刑事案件,因为涉及满汉官员对 此案的不同态度,顺治帝以为在朝汉官结党,有意偏袒 汉人,严厉处罚了涉及此案的一批汉官,李元鼎为其中 之一。清初,凡是事涉民族矛盾之中的汉官,无不获重 罪,能保全性命已属难得。对此,李元鼎深有体会,他 在免官南归途中沉痛写道:“平日读南阳翁苟全之语,多 容易视之。至今日而知苟全之难也。自顾此身如大鹏金 翅,几几瞻乌谁止,今得南旋,返我初服,殆释乌于罗, 纵鱼于渊,不觉其于于然适也。因取杜陵‘生还偶然 '之句,以之名篇。”[13](44)掺杂着余悸和庆幸,隐 寄着怨愤和和颓伤,表现出对仕途的厌倦。但求在山水 中颐养劫后余生,李元鼎在《春暮三旸相士过访口占一 绝》一诗中,也表现出相似的心态:“稠花乳蝶荡轻风, 却傍长淮学钓翁。为语炉头休画火,久知勇退急流 中。”[14](卷六)诗文中充满了对仕途险恶的恐惧和全身而 退的庆幸。再加之耳闻目睹的身边同仁的遭遇,百感交 集,又百口难言,发之于歌诗,诚是感慨特深,而顺治 朝局之复杂诡谲,以及身处其中者的触处荆棘,亦可由 此而见一斑。诗中虽然没有表现出公开的激烈对抗意识, 然而却表现出了日益强烈的冷淡、疏离的心态。

在清廷为官风险巨大,入仕汉官心理压力沉重。因 为这些汉官清楚,无论现在拥有多少的荣宠,未来的生 涯永远都是未知的。对宦海风险的体验也较前朝更为深 刻,尤其是在经历了诸多的事变和打击之后,很自然开 始了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寻,体悟到了自由生命的宝 贵。于是,许多人将目光投向了山水田园,心中开始萌 出归隐的意念,从曹溶顺治五年(1648年)戊子写的一 组诗中,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疏离心态也属酝酿已久:“世 法从灰冷,都无往日情。礼难调末俗,天宝误书生。晴 罢闻幽鸟,春来对古城。回看名利域,锋镝太纵横”; “永息还山驾,贞心誓匪他。避人操翰墨,倚醉望星河。 节物乡城近,和名少贱多。失时追惜晚,乐事莫蹉跎”; “囊洗迎宾后,宵清秉烛前。雪泥迟去腊,江柳及新前。 赖有佣书约,曾无负郭田。此邦贫可老,举足见山 川。” [14](卷六〕名利域中,锋镝纵横,还是退守负郭之田 为上策。曹溶诗作中常常流露出归隐的想法:“征歌京洛 争名姓,脱屐烟尘问草茅。霜雪满天期后会,更须车马 饯青郊。” [15](《戊子初春试笔》'此为曹溶在一次同社人士宴集

上写的一首诗,在座大都为南籍官员。曹溶诗后自注 “各怀归也”,道出了入清南官这种共同的归隐心态。曹 溶下面这首诗更直接表明南人对新王朝的失望及疏离: “席前三四子,吴越美名人。弦管凝清昼,盘匜奉后尘。 客游心渐冷,阴长道方新。试问炎炎者,终当贱隐

”[16] (《尔唯彦升寤云介庵南塘置酒见饯赋谢》)其中“客游”贴切地反映了汉官与清廷初次合作过程出现的波澜及与清廷 的疏离“心渐冷”表达了对清廷用人政策及实行民族征服政策的不满。

与李元鼎同样,曹溶也为自己能全身而退感到庆幸。 他在退职回乡家居时所写《吴郡闲居十六首》表现了这 种庆幸:“颇觉怀归好,南天富友朋。道看鸡黍重,密爱 茑萝能。兵事艰完璧,清流喻履冰。华亭无鹤唳,此感 最填膺。” [16]《吴郡闲居十六首其二》虽然在乱世中难以完璧全身,在朝廷也如履薄冰,但值得欣慰的是,自己毕竟还 是能全身回乡,比二陈还是幸运许多。顺治五年(1648 ),曹溶被革职回乡,买下了在嘉兴的别业,命名 “倦圃”,曹溶的好友朱彝尊解释名字的含义如下“其 以倦圃名者,盖取倦翁之字以自寄。” 1(宋琬也言“尤 知君子意,终是恋烟霞。” [18] (《赠别曹秋岳太仆》其七〕其实,宋琬只看到表面现象,曹溶并非真正热爱“烟霞’、“云 水”的隐士生活,而是对现实失望之后无奈的选择。南 方贰臣大多用世之心极强,曹溶也不例外,但在新朝如 履薄冰,也着实令他厌倦,故朱彝尊所言说到要害。

南方贰臣大都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族意识,故都遭受 过程度不同的政治打击,轻则被谪居东北荒城,重则命 丧黄泉,其中以陈名夏下场最为凄惨。顺治十一年 (1654),大学士宁完我列款劾奏陈名夏,下刑部论 罪,被处绞刑,家属流放辽东。宁完我弹劾陈名夏的罪 状为“留发、复衣冠”之言:“(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 擢用,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不意其蛊惑绅士,包 藏祸心以倡乱。尝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两件 事。“臣问何事,名夏推其帽,摩其首云:‘留发、复 衣冠,天下即太平’,臣思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则 民心悦服,名夏必欲宽衣博带,其情叵测,臣与逐事辩 论不止千万言,灼见隐微。”[19] (pp1-2)陈名夏对宁完我 的其他指控都表示否定,独对此款完全承认,可见确实 有此言论。陈寅恪先生分析道:“夫百史辩宁完我所诘各 款皆虚,独于最无物证,可以脱免之在复明制度之一款, 则认为真实。是其志在复明,欲以此心告诸天下后世, 殊可哀矣。” [20](p1162)陈先生之言对陈名夏的心态有一定 切中之处,即对故明衣冠的依恋,但要说陈名夏有反清 复明意图,尚有牵强之处,倒不如理解为陈名夏对清廷 实行“剃发令”的不满及对汉族文化传统的依恋,这种 依恋导致了他对新朝的疏离。

整体而言,南方贰臣大都对清朝怀有疏离感。其中, 无论是龚鼎孳、陈名夏的张扬个性,还是曹溶、李元鼎 稳重内敛,只是表现程度不同。南方贰臣大多身在仕而 心在野的这种疏离心态,时人也看得很清楚。徐世溥在 《与周栎园》一文中,将周亮工之诗与地处扬州偏僻之 地的遗民吴嘉纪之诗并称为有“野趣”,其言如下“承 惠野人诗,其澹远处,殆学陶而未至者,然下笔一路萧 疏,无半毫朝市烟火气,真有野才,先生刻其诗而行之, 岂谓中无野趣者所能耶![21]这个“野趣”不是林下隐士的闲适的“野趣“,而是一种在野的心态,作为官员 身份对朝廷所产生的疏离心态。周亮工自己也称与吴嘉纪为“同调“,他在《东淘 吴宾贤贫病工诗,汪舟次手录其近作相示,颇有同调之 感。舟次且为予言宾贤近札,有“夕阳残照,于时宁 几”之语。栎下生痛宾贤或真死不及见矣,为赋一诗, 急令舟次寄示宾贤》一诗中说:“无意间从汪舟次,把 君诗卷泪交承。同调于今宁几见?斯人当世未有 称。” [22](p.387)吴嘉纪是当时著名的遗民诗人。吴嘉纪入 清后绝意仕途,隐居家乡,生活贫苦,为诗多有冷清音。 一个当朝的二品大员竟自称与一个“冰冷”的吴野人为 同调,可见其对新朝的疏离感有多强了,但如果对此诗 的写作背景稍加了解,周亮工的心态便不难理解。此诗 写于顺治十八年(1661),正值周亮工第二次入狱被 大赦免死,南还至扬州之际。

南方贰臣归隐思想甚至渗透在了日常生活中。周亮 工舟名“就园”,曹溶有园名“倦圃”等都可看出主人 的生活旨趣。这种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而产生的归隐 之情,在绝大部分南方贰臣诗人内心存在,对于承担了 太多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受到朝廷严格控制,但又不 想失去自我,希望保持独立人格与自由个性的南方贰臣 来说,真可谓仕亦难,隐亦难,不知何时而乐焉。当然, 归隐林下,只是一种精神的解压剂,给他们苦闷的心灵 带来一定程度的放松与愉悦,使他们暂时放弃沉重的现 实问题而沉入青山绿水的怀想。事实上,他们中大部分 人也并未真正践履,除曹溶被裁回乡外,其他人基本没 有离开过政治舞台。因为南方贰臣毕竟是代表着进取、 奋发有为的一群人,毕竟是有志于干一番事业的政治家, 终老于泉林只是在郁郁不得志情况下的无奈之想。顺治 初年虽有过南方贰臣诗人离职告退的潮流,当政治形势 一旦有所好转,尤其是康熙亲政后改变了以前的民族压 制政策,他们又重回朝廷任职。随便提到的是,有清一 代的政治政策总是宽严相济的,顺治朝严,到康熙朝则 松;康熙朝松,乾隆朝则严,所以,南方贰臣的心态随 着朝政的变化不断调整。

南方贰臣的这种疏离感除了源于民族政策所产生的 隔阂外,还源于满族权贵的骄横跋扈使他们产生的寄人 篱下感。且不说清初各省的总督、巡抚等几乎全是满洲 贵族“汉人中十无二三焉”[23](pp.69)、即使朝廷所设六 部尚书,虽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一名,但实权却握在满 族尚书手中,而清王朝权贵又“只知提刀上马”(洪承 畴语),对行政制度、礼仪事务一窍不通,但专横跋扈。据谈迁《北游录》记载“自恩诏下,公车封事多云推 广圣恩,满人多不怿,谓恩不自我,乃缘上旨耶?满人 见台省建白,云:‘彼小吏所言事,便欲我辈奉行乎? 每事尝相左。” [24]京师贰臣诗人与这些同僚无论在文化 水平,还是政治素养都不在一个层次,却要受其牵制, 内心苦闷可想而知。虽然表面上揽辔登朝很风光,但个 中苦闷、压抑也难以言表。在这样政治环境中,清初贰 臣举步维艰,这也是他们产生疏离心态的原因之一。

清初南方贰臣入仕清廷的动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 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在前朝又不得施展之人,如陈 名夏、陈之遴等人;二是考虑身家性命及家庭责任如吴 伟业、姚文然等人。但无论是迫于情势无可奈何的失节, 还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的自愿失节,入清初期,大部分 南方贰臣与清王朝的开始合作并不顺利,双方都需要一 个艰难的磨合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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