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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铁摩尔及其相互边疆理论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7289 更新时间:2013-12-31

  张世明

  [摘要] 拉铁摩尔作为美国汉学界颇孚众望的“中国通”尤其关注于中国历史上的边疆现象,不仅从边疆来解释中国历史,以一种内部主义视角审视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社会,而且主要集矢于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间互动往来的拉锯状态,将双方交汇之边疆视为这两种文明的黏合剂,表现出将中国内地的王朝循环与草原游牧社会的历史循环两大系统联系起来考察的运思取向,对于我们消解冲击一反应模式具有启发意义。 

  拉铁摩尔是研究中国边疆问题不能绕过的一个重要人物,其边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于其代表作《亚洲腹地的中国内陆边疆》,但由于该书创作年代较早,加之其对于边疆理论的专门思考主要集中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学术界对其边疆理论进行全面分析的研究目前尚未得见。笔者不揣谫陋,从自己掌握的一些资料出发对拉氏的边疆理论加以解读,力图揭示拉氏的学术渊源,阐明其与费正清学术研究思想的异同,由此凸显目前学木界囿于一些浮华的学术话语而盲目追风所造成的认知偏差。

  一

  欧文·拉铁摩尔(Qwen Lattimore,1900 - 1989年)生于华盛顿,但不满周岁便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其父先后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北京京师大学堂和天津北洋大学。拉铁摩尔于1912年被送到欧洲读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未能升入大学,加之经济拮据,遂返回中国,在外国人开办的商行、保险公司、报社任职。他努力学习汉语,广泛接触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丰富的阅历和生活经验为其后的学术道路伸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1926年,他从呼和浩特出发随商队穿越黑戈壁抵达新疆,后与从苏联境内前来会合的妻子游历了中亚地区,这次游历的成果即是1928年出版的《通向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一书。拉铁摩尔的这一处女作的发表坚定了其向学之志,被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认为“相当于”已攻读了一个博士学位,且此次游历提供了一些新的地理学和其他方面的信息,使拉铁摩尔获得一笔奖学金,在1928 - 1929年以研究生身份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修。1930 - 1932年期间,拉氏利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古根海姆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和哈佛一燕京学社提供的资助,前往中国东北、内蒙古等地区进行游历和调查,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包括《满洲:冲突的摇篮》、《满洲的蒙古人》。1933年夏,拉氏回到美国,在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的季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杂志社担任编辑工作,积极将该刊办成各种对立意见公开讨论的场所。是年,拉氏因在中国北部边疆的游历及论著荣获费城地理学会金奖。1934年,拉氏作为《太平洋事务》通讯编辑复携家返回北京,数次游历于内蒙古,开始撰写其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此书于1940年在纽约出版。1937年,美国《美亚》(Amerasia)杂志记者菲利普·贾菲(Philip Jacob Jaffe,1897 - 1980年)等邀请拉氏作为向导和翻译陪同赴延安访问,在此次红色之旅中会见了毛泽东、朱德与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人物。“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由于不可能在日军占领下的北京继续从事《太平洋事务》编辑工作,在时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著名地理学家以赛亚·鲍曼的帮助下,拉氏在该校佩奇国际关系学院(Pag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获得一个教职席位,并同时继续兼任《太平洋事务》编辑。1941年春,经美国总统助理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1902 - 1993年)的安排以及霍普金斯大学校长鲍曼的荐举,拉铁摩尔成为由罗斯福提名、由蒋介石任命并支付薪金的政治顾问。尽管拉铁摩尔不是华府核心人物和蒋氏心目中的最佳顾问人选,蒋氏仅就一些宏观问题向拉铁摩尔咨询,基本上雇而不问,未让其参与重要决策,但拉铁摩尔恪守“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原则,对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战况做出了比较准确的预期分析并竭诚相告。1942年,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正式对日宣战,其外交、财政、金融、陆军和海军各部门都同中国建立了直接联系,拉氏甚感作为一个独立的非官方顾问继续留驻重庆多所不便,遂辞职返美就任战时新闻局亚洲司司长,同年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奖。1944年,他陪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1888 - 1965年)率领的使团访问了西伯利亚、中国和蒙古。1945年春,拉铁摩尔辞去战时新闻局的工作,恢复了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职。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亚洲的决策》,作为大西洋月刊社丛书的一种由小布朗公司出版,后又应该出版社要求撰写了续集《亚洲的局势》。《亚洲的决策》等论著提出了游离于美、英,苏三大国范围外的亚洲自由区的设想,即由中国、蒙古、朝鲜、菲律宾、泰国等国组成自强自立的自由区,加强国与国之间合作,并在大国之间斡旋,以使亚洲得到和平、稳定、发展、繁荣。该书成为当时美国的畅销书,为美国人形成新的亚洲观开辟了新视野。关于中国,他认为战后中共将拥有优势,主张国共两党和各派势力合作治国;关于日本,他主张实行废除天皇的占领政策,甚至将天皇流放到中国去,拉铁摩尔关于中、日问题的设想受到美国保守派的强烈攻击。另外,拉铁摩尔于1944年出版的《中国简明史》,分“国土和人民”、“现存的最古老的文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四编,按年代顺序论述了直至二战结束为止的全部中国历史。书中许多材料大多取自于《中国亚洲内陆边疆》,同时也反映了拉铁摩尔1941年接触中国政治后的一些观点,可以说它是拉铁摩尔中国历史研究成果的结晶。该书用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比较侧重阐述中国在世界和亚洲的地位,在最后一编中还指出了现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并就美中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该书为了使美国人容易理解,采用了与美国历史相比较的叙述形式。由于通俗易懂,在当时曾被作为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启蒙读物,仪向太平洋战区的美国士兵就发行了10万册。而且该书也以内容新颖和鲜明震动了日本汉学界,被吉川幸次郎吉川(1904 - 1980年)称为“恐怕是划时代的概论书”。1948 - 1950年期间,拉铁摩尔为佩奇国际关系学院聘请了迪鲁瓦·呼图克图、贡布扎布·杭锦(Gombojab Hangin,1921 - 1989年)、乌如贡格·敖嫩(Urgunge Onon,亦作Peter Onon)3位蒙古人从事蒙古问题研究,出版了《蒙古的民族主义与革命》。

  然而,正当拉铁摩尔事业上如日中天之际,麦卡锡(Joseph R.McCarthy)旋风使拉氏几乎首当其冲成为可以轻而易举围捕的不幸猎物。1950年,美国共和党议员麦卡锡2次发表爆炸性的演说,史称“惠林演说”(Wheeling Speech),指控国会内有57个共产党人、205个威胁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作为一个毫无强大政治势力保护的学者,拉铁摩尔被指控为潜伏在美国的苏联间谍头目、导致“丧失中国”《the“Loss of China”)的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策划者、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泰丁斯(Millard Evelyn Tydings,1890 - 1961年)为首席的政府雇员忠诚审查委员会(又称泰丁斯委员会,Tydings Committee)经过3个月审查,最终做出了《反驳麦卡锡参议员告发国会内有共产主义渗透和影响的报告》,排除了对拉氏的莫须有罪名。但接踵而至的次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委员会(又称麦卡伦委员会,the McCarran Committee)对太平洋学会的调查,复使拉铁摩尔横遭覆盆之冤,诸如魏特夫更是落井下石,令拉氏长期为此耿耿于怀。是时,“麦卡锡主义不仅横冲直撞于国会调查,也张牙舞爪于行政和司法部门的一系列行动中。甚至于美国公众在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之时也对它不无青睐。”而斯坦利·I.·库特勒(Stanley I.Kulter)教授在《美国的异端迫害》中更指出:“麦卡伦在这个时期对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颠倒滥用使麦卡锡相形见绌。”此次麦卡伦听证会打破了麦卡锡时代学术界免于国会调查的先例,把冷战的滚滚寒流带进了校园。由于在美国再也无法进行学术研究和授课,拉铁摩尔不得不在垂暮之年远走他乡,如同离开监狱一样离开美国,前往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v of Leeds)汉学系任教,该系后来在英国成为最大的汉学系。1963年,他的论文集《边疆史研究》在荷兰、美国与英国出版。1969年当选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71年当选为乔玛(1784 -1842年,匈牙利人,欧洲藏学的奠基人)学会荣誉会员。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他因年事甚高逐渐减少社会活动,但仍孜孜于学术研究,于1989年在美国逝世。

  二

  余英时先生认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早年来到中国后受拉铁摩尔、蒋廷黻的影响颇深,拉铁摩尔地缘政治研究的许多新观点“恰好可以和费正清关于‘东南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研究’计划互相补充”。的确,除赫德(Robert Hart,1835 - 1911年)和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 - 1934年)对费正清早年研究的中国史观影响刻骨铭心,以致费氏称马士为其精神上的父亲之外,蒋廷黻堪称对费正清早期中国史观定型作用的关键人物,而拉铁摩尔对当时初到中国的费氏的影响亦不容忽视,拉氏是费正清在当时万花筒般千变万化的北京外侨社会中最感兴趣的人。《费正清对华回忆录》(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Bound:A Fifty - 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Row,  1982)中称,拉氏“在1940年发表的巨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后来赋予我如今仍在探索的概念”。如果说拉铁摩尔夫妇于1949年出版的《中国简明史》在当时风靡一时,而费正清于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作为个人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亦畅销美欧,多次获奖,

  成为后来美国中国学的“圣经”。费氏的这部袖珍式著作不仅在体例和结构上大致与拉铁摩尔的《中国简明史》存在相似的取径,而且广泛借用了包括拉铁摩尔在内的美国一些新近专家专著的学术成果。在麦卡锡主义旋风侵袭下,费正清和拉铁摩尔一样同病相怜,被指责为“披着学者外衣的共产党同路人”和所谓“丢失中国”的4个约翰之一,在听证会上公开为拉铁摩尔等辩护,可谓嘤鸣其友。应该说,拉铁摩尔和费正清均为美国中国学的开拓者,两者的学术和当时乃至现今美国的中国学学风一样均表现出明显的经世取向,带有强烈的服务于美国当局政治决策的色彩。

  与费正清相比较,拉铁摩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徒步历史学家”,其研究一般都建立在实地考察和调查的基础上。拉铁摩尔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时间仅有1年,但他之所以能够无大学学位而跻身著名学府大牌教授之列,并成为中国史研究的权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游历和勤奋。他被誉为当时“唯一一位曾在内蒙古、新疆和东三省这些中苏之间的边境广泛游历的美国人”,著作源源不断而出,用中国名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形容拉氏洵不为过。恰如费正清所说,拉铁摩尔的想象力把他的现场观察和已知的事实融合在一起,建直了历史理论的城堡。而费正清的研究则颇注重对档案资料的研究,费氏的学风在目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清晰可见。拉铁摩尔在回忆录中如是云: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来京的许多美国青年学者可能已经读过我出版的著作,因此便来拜访我。我总是乐于见他们,但我很快发现自己不能提供他们期待的那种原始资料或指导。比如费正清(John Fairbank)对中外约章和海关史之类的东西感兴趣。我对此一无所知。在他的回忆录《心系中国》(China Bound,1982年出版)中,他自己写道,他了解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但不了解真正的人民群众——农民。而这正是我所了解的。这些汉学家接受的训练与我的知识背景大相径庭。”拉铁摩尔由于不完全是书斋型学者,擅长与中国社会三教九流人物的交往,所以对自己颇能了解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而自矜。他在回忆录中指出:“我研究中国的第一个方法仅仅是应付生活中的普遍问题。这与其他外国学者的作法大相径庭,他们同多少身居上层的人士接触,然后试图发现下面在发生什么事。”拉铁摩尔认为,亚洲的政治是由一个常数和许多个变数组成的方程式,不变的因素是农民对地主的反抗。他在考察近代中国的命运时总能够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古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重视民众的力量。如果将拉铁摩尔《中国简明史》和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不同评述加以比较,两人之间的判别便一目了然。与费正清受马士“蓝皮史学”影响关注于中西方两种对抗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同,阶级对抗论是拉铁摩尔学术思想中的重要柱石和线索之一。

  平情而论,拉铁摩尔在政治倾向上较诸费正清更为“左倾”,这也是拉铁摩尔在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遭受冲击更为严重的原因。正是拉铁摩尔在此冲击中饱罹迫害,以至于在偌大的美国无立锥之地而不得不移居英国。由于美国此时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都无可置疑凌驾于老大的英国之上,拉氏的此次“出走埃及”实意味着从学术权力中心向边缘的撤退。而此时费正清尽管亦处境不妙,亦因麦卡锡主义狂飙大作而灰头土脸、岌岌自危,但毕竟在巨浪惊天的风波中履险为夷。费正清之所以后来能够成为美国中国学界无人匹敌的头号人物,与其占有哈佛大学这一学术制高点不无关系。而曾经无论在成名时间和知名程度都在费氏之先的拉铁摩尔,则大为黯然失色,实有其复杂的学术政治地缘学因素。费正清性格中传教士的布道精神使其诲人不倦,以哈佛大学得天独厚的地利为孕育英才的肥沃土壤(Rice Paddies),加土当时福特基金会雄厚资金的支持,采取与哥伦比亚大学在研究项目上注重未来积累的安排策略不同的所谓“砸坚果而食之”的思路致力于专著出版,故有“学术企业家”(Academic entrepreneur)之誉,造就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和人才。有人评论说费正清所创立的学派只有法国年鉴学派可以相媲美,此殆非妄语。然而,任何学术范式的形成既是学术研究趋于成熟的标志,亦意味着学术话语权势的确立。学术范式的确立实具昂贵的成本代价,尽管托马斯·库恩声称科学研究每每为在一定范式支配下的常规研究,但从此范式下获得超越便不能不如同炼狱般艰难。费正清所建立起来的号称“东亚王朝”的庞大学术王国实际上使费正清建立在中国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外贸历史研究基础上的“冲击一反应”模式(impact - response model)掩蔽了早期美国中国学以拉铁摩尔等人为代表的内陆边疆史研究的传统,彰显出学术话语建构中的学术权力与资源因素的运作。在笔者看来,早期美国中国学起码至少存在两个不同的学术传统脉络,即中国东南沿海口岸史和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史。除拉铁摩尔注重内陆亚洲边疆史之外,与费正清、斯卡拉宾诺(Robert Anthony Scalapino)并称为美国“三大中国通”的著名学者鲍大可(Arthur Doak Bar-nett,1921 - 1999年)在民国年间亦曾足迹遍及中国西部宁夏、青海、西康、新疆等地,其晚年仍钟情斯土,撰有《中国西部四十年》一书。然而,正是由于费氏一系列学术传承济济多士,拉铁摩尔一系列的内陆亚洲边疆史研究后来相形见绌。权威愈伟大,其身影亦愈修长,费正清一系列学术传承在多元学术话语竞争场域中的胜出,使后来的学者从其理论框架的影子中走出不免颇费周折。

  费正清的学术观点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是存在变化酌,我们固不能将其简单地刻板化理解为主张“冲击一反应”论的“西方中心主义”,但拉铁摩尔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史观确堪称费氏学术观点的解毒“抗体”。费正清和拉铁摩尔都可谓一生“魂系中华”,是典型的亲华主义者(Sinophipist),费氏亦强调不能用所谓的普遍标准(Universal standards)来衡量中国,甚至因致力发展中国学被人怀疑为“中国第一主义者”(China Firster),但其“冲击一反应”模式体现了一种“外因决定论”则是不争的事实。后来费氏的学生柯文(Paul A.Cohen)解构乃师“冲击一反应”模式而倡导“中国中心观”,主张采取“内部取向”,使用移情方法(empathetic method)从一种西方中心色彩较少的新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从紧紧裹着西方理念的这层“文化皮肤”中抽脱出来进入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寻求中国历史自身的剧情主线(Storyline)。有意思的是,早在柯文之前,拉铁摩尔即具有这种内部主义的移情主张。据他回忆,他从19岁那年就开始“把我的中国同事作为我们,而不是作为他们来考虑。”他批评一些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存在“一种美国式的过分简单他的倾向,在理解亚洲问题时表现得特别幼稚和褊狭,主张‘为了要估计中国在整个人类编年史上的巨大利害关系和重要意义,我们必须把中国内部发展的主要事实弄清楚’。”拉铁摩尔的研究以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历史研究为切入点,即在于通过对这一地区历史和现实的细微考察,逐渐深入到中国历史的内部,在历史的空间上向人们展示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拉铁摩尔1940年前的边疆问题研究如其自己所言存在2个不足之处“夸大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因素的倾向”,换言之,就是“过多地论述了入侵和征服,而过少地评价中国内部的发展过程”;深受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 - 1936年)所谓“文明的青年期一成熟期一衰老期这种‘形态学’的恶劣影响”,但这些倾向在1940年以后得到自觉的矫正。我们固不能遽然断言拉铁摩尔毫无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但其身上及作品观点中透露出的这种气息显然比较稀薄,且拉铁摩尔对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史的高度重视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内部与外部因素互动的研究视野,在目前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急流澎湃的语境下,尤具弥足珍贵的启迪价值。如果我们把柯文的一个核心思想概括为“在中国发现历史”,那么拉铁摩尔的研究则可以澈发我们更进一步“从中国边疆社会发现历史”(笔者有时表述为“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从边疆社会解构长期在中原汉族中心观支配下的正统历史叙事。尽管逝者如斯而时光不会倒流,尽管各种洋洋盈耳的口号已令人产生本能的抵触,但笔者仍情不自禁呼吁:回到拉铁摩尔!

  和布罗代尔一样,无论费正清还是拉铁摩尔都往往被一些学者批评缺乏理论体系、不注重理论的建构,这种指责既对亦错。一般的历史学家都偏重于具体的历史叙述而不喜好鹜求空疏抽象的理论思考,且费正清、拉铁摩尔、布罗代尔等从根本上都对抽象的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怀疑和警惕心理,不急于把研究成果理论化,以灵活务实的态度对待既存的理论资源。但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名声显赫的学者处于学界的领军人物的地位和其丰富的实证性经验研究积累基础又使他们每每致力于数量有限的理论探讨。从理论渊源而言,费正清的“冲击一反应”模式受到汤因比“挑战与回应”之说的影响,当时在美国学术界风靡一时的“现代化”理论对费氏的“冲击一反应”模式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有学者将费氏的理论模式视为一个“韦伯式命题”的产物。费氏曾请国际和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Facultv Committee onl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的3位成员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1901 - 1984年)、爱德华·梅森(Edward Sagendorph Mason,1899 - 1992年)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 - 1979年)用一些选择得当的词句把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分别概括出来,然后在其各自的演讲中用更为简明的方式把达些原理运用于说明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韦伯学说的传播者帕森斯在此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费正清自承学到了许多新知识,了解了这几位学科带头人所代表的各学科的最基本的方法。费氏于是以简明的方式把这些原理运用于说明中国的具体情况,以致费正清的冲击一反应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帕森斯从传统到现代的现代化理论之翻版,而其源头则可以追溯至韦伯。

  与此相对照,拉铁摩尔的理论资源主要是地理政治学的“心脏地带理论”(Heartland Theory)。汪晖先生认为,拉铁摩尔“对以长城为中心的边疆区域的描述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洞见,但另一方面,他的‘内亚洲’描述是美国中国研究中的‘沿海一内地’模式的雏形,也是‘海洋史观’的投射。”作品一旦离开作者,就意味着“作者之死”。作品的出版问世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完成和诞生,而本质上仍属于未完成的作品,作品的真正生命力在于读者的解释力,“作者之死”使得读者能够和正文有更自由的交往。经典的永恒不仅仅在于超越具体化的时间和空间,还在于经典作为事物自身是在读者的参与照观下持续地涌现其新的意义,其中读者在阅读时每每将自己的生命经验投射于文本之中,读老是经典生命力得以延续的媒介。在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对文本作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崇敬已受到漠视,而在“理解万岁”口号下对读者的解释权利的尊重却日益成为共识。汪晖先生对拉铁摩尔学术思想的诠释自有其理据:首先,拉铁摩尔的访问和研究本身是海洋力量深入到遥远的内陆边疆的明证;其次,在分析长城沿线的历史互动时,拉铁摩尔曾明确地区分出“前西方”(pre Western)与“后西方”(post - Western)两种不同因素,并把这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看作是塑造新的边疆关系的基本动力。在这一视野中,以往中国社会的持续变动——种族关系、国家制度、经济制度、风俗文化和移民结构等因素的变动——主要不是远洋贸易或跨海征服,而是一种“内亚洲”的运动,一种大陆内部由北向南的运动。与此相反“海洋时代”(maritime age)是欧洲资本主义及其海外扩张的代名词:在西方和日本的侵略、占领和扩张之下,铁路、工业、金融等来自海洋的新因素把旧有的边疆关系扩展到更广阔的范围,以至如果不能找到新的范畴就无法描述这种既新又旧的历史关系。不过笔者认为拉氏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史诚然很大程度上和费正清一样,关注西方和日本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钋部因素诱发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但它与其说是费正清等将西方影响力自沿海口岸向内陆腹地延伸的“冲击一反应模式”的前奏,不如说是两种不同的竞争话语模式,与其说是“海洋史观”的投射不如说是“陆权思想”的变异。

  自19世纪末以来,沙俄和英国殖民势力分别自北和南两个方向在中亚地区交汇、交锋,所谓“大国游戏”由此拉开序幕。然而当时的中亚世界对沙俄和英国而言尚属知之甚少的黑幕世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英国每每杞忧沙俄从中亚某一通道出其不意兵临南亚次大陆。为了在这场所谓“大国游戏”的博弈中获得更多的胜算机率,英俄两国当局都纷纷组织或鼓励当时对中亚地区的探险和考察,其它各国的介入更是对此推波助澜。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昔日沉寂的中亚荒漠和中国西北地区遂成为各国探险家光顾的热点和充满吸引力的磁场,各种名目的探险队、测量队和考察队纷至沓来,以填补“地图(欧洲版)上的空白”,仅1876 -1928年间到达中国西北地区的探险队就达42支之多。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中亚大陆探险称为与哥伦布时代地理大发现等相媲美的“第三次世界大探险浪潮”,认为是数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的余波。普热瓦尔斯基的考察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斯坦因(Aural Stein,1862 -1943年)的考察系出自大英博物馆和英印殖民政府的资助,时任印度总督的寇松为其解决探险经费、在办理签证等方面关怀无微不至。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 - 1945年)亦同样与法国殖民政治需要相联系,其所属的法国远东学院设于越南河内即其明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这样写遘“19世纪末,在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及西藏探险的诱因之一,就是害怕那里有一条可供炮兵及运输车辆使用的通道。这种恐惧消除之后,东北边疆可以说是死的,而唯一的要求就是要维持这个死的状态。只要中俄两国的势力能够被摒于这个地区之外,英国便可以保持沉默,一年可以节省几百万英镑的军费。”这对当时中亚探险发轫诱因可谓最精辟的诠释。事实上,“大国游戏”一词的最早提出者康诺利(Arthur Conolly,1807 - 1842年)上校即是19世纪在中亚一直进行的“发现事实真相”间谍活动的积极参加者。这种当时英国依仗海洋、俄国凭借陆地为争夺世界“不动产”的大国游戏在中亚等地区的展开被人们称为“鲸和白熊的决斗”。

  如果说马汉的海权论是基于近代以来英国海权的辉煌和在世界统治地位的追慕,那么在马汉之后15年进行写作的麦金德则是陆权论者,其“心脏地带理论”则基于英俄之间海权和陆权的对抗现实,以及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对大陆强国崛起特有的担心。1904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一文,最早提出了“心脏地带”这一战略概念,不过“心脏地带”只是作为一个描述术语而不是专门术语偶然提到的,当时文章中更多使用的是“枢纽地区”和“枢纽国家”的表述。该文将世界划分为3个区域,一为欧亚大陆中心的一片由草原和沙漠构成的内陆区域,一为由围绕欧亚大陆的边缘陆地形成的“内新月形地带”,包括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一为由近海岛屿、南北美洲、澳大利亚等构成的“外新月形地带”,由海路可以到达,被称为边缘地带。麦金德认为欧亚大陆中心的内陆区域是一个巨大的天然要塞,三面赊西面外)山系环绕,且河流主要流入内陆湖泊或北冰洋,因而历来系海上人无法到达的区域。各种游牧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控制着这片广袤且人烟稀少的区域,他们对于自身所面临的周期性爆发的地理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反应是黩武主义,这里的自然条件及马和骆驼的机动性使他们能不断汇集起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对边缘地区造成严重的威胁。麦氏根据历史上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游牧民族对边缘地区的压力程度,将古典时代后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后哥伦布时代。前哥伦布时代的特征是欧洲被围在一个狭窄区域内,且不断受到来自内陆中心草原的游牧民族的威胁;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进入了哥伦布时代,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得以从海上迂回到游牧民族的后方,从而抵消了中心地带的战略优势;但进入20世纪(后哥伦布时代),技术发展使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同边缘地区的力量对比再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把东欧地区结合进来是麦金德思想在1904 - 1919年期间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麦金德用了两个反问句阐明了他要得出的结论“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1919年,麦金德出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进一步发展了其枢纽地带理论,并将“枢纽地带”的概念正式更名为“心脏地带”。和枢纽地带相比,麦金德界定的“心脏地带”的范围有所扩大,一则向南扩展到中亚细亚山地,一则向西扩展到黑海和波罗的海水域。如此,曾经抵制了欧洲帝国主义统治的唯一重要的国家——中国的大部分也位于心脏地带之内,尽管只有新疆和蒙古西部地区位于枢纽地区之内,而从易北河到亚德里亚海之间的东欧地区亦被囊括在心脏地带之内。1943年,麦金德在《全世界与赢得和平》一文中对其“心脏地带理论”又进行了第3次修正。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 - 1943年)后来依照麦金德提出了如是战略名言“谁控制陆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

  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固然不是借助于对马汉海权说的否定来论证自己的三段论公式,但的确系在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统治者和英国人尚沉缅于海权神话时,基于“后哥伦布时代”陆狼(Land - wolf)和海狼(Sea - wolf)角逐的国际权势分布图景韵理论概括,尽管当时亦存在不同意的声音,但其影响之广泛和深刻乃众所周知的事实。在笔者看来,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学科分界线在拉铁摩尔身上是根本无法厘清的,作为历史学和地理学一身二任的拉铁摩尔当时深受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影响,其学说实际上是一种“后海洋史观”。拉铁摩尔第一次从内蒙古经新疆到中亚的游历之所以以印度为终点,并由此乘船赴伦敦而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演讲引起轰动,在拉氏本人和当时的世人都以此为与斯坦因等人中亚探险一样的壮举,其处女作《通向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之所以使其一举成名,亦因学术界认为其“带来了一些新的地理学和其他方面的消息”。此后许多地理学会对拉铁摩尔的褒奖均说明拉氏的游历被视为当时中亚探险的延续。将没有大学学历的拉铁摩尔接纳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鲍曼校长乃是著名的地理政治学家,拉氏长期任职的太平洋学会机构刊物《太平洋事务》虽然标举以太平洋之名,但熟悉地缘政治学史的人们都会不难理解此与豪斯浩弗学术思想的联系。杰弗里·帕克在《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这样写道,拉铁摩尔“完全接受了麦金德关于哥伦布时代行将结束,新的陆权时代即将来临的推断,认为对于人类大部分来说,海徉统治时代与其说是一个成功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压迫和不平等的时代。亚洲大陆国家代替西方大国将导致世界资源分配上的极大平等性。他推测,随着‘殖民地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世界时代的出现’,大陆国家完全适得其所。这个大国将以位于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亚洲内陆的十字路口’为中心。随着航天时代的到来,它将成为世界空中通讯的自然‘十字路口’。因此,他不像麦金德那样,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大陆大国的崛起,认为,‘一个稳定而又进步的世界秩序必须包含了大的亚洲国家的基本观念,亚洲被渗透并从边缘向中心发展的时代已告终结,一个发展位于中心或接近中心并且其发展效力向边缘辐射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半个世纪前,拉铁摩尔的同胞马汉看到了被视为海上世界‘麻烦’的亚洲所发生的变化,这是一个拉铁摩尔曾极力反对的观点。他指出,‘控制的时代正在消失,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如何控制这种发展,而在于如何使我们适应之。”“2拉铁摩尔是地理政治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其著作对游牧社会的关注、频频出现的铁路等现代技术引发的内陆亚洲局势的变革、将新疆称之为“亚洲的枢纽”等等,均明显可以看出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或枢纽地带理论)的折射影子。@学术界将拉铁库尔和麦金德等人归列为心脏地带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恰如其分的。

  三

  由于拉铁摩尔缺乏正规的学院教育经历,加之其思维往往呈发散性,其学术研究有时就被那些想诋毁他的人们贬低为非学术性,但事实上,拉铁摩尔的著作理论思辨色彩颇为浓厚,每每表现出卓尔不群的洞见睿识。1988年,牛津大学重刊拉铁摩尔的经典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西藏边界问题英国专家兰姆(Alastair Lamb)撰有导论,明确指出:该书是一部理论性的著作,而不是一部引经据典的考证之作。兰姆所言堪称不刊之论。特别是1955年拉铁摩尔参加在罗马召开的史学第十届国际会议,其提交的论文《历史上的疆域》(The Frontier in History)更展现出一般边疆理论的研究趋向。拉铁摩尔指出:“当一个社会共同体占据某地域时,边疆便被创造出来。自此,随着该社会共同体的活动和成长,或者另一社会共同体的影响,边疆随之发生变迁和形成。因为历史由社会发展的记录构成,所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随着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边疆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将边疆看成是反映某个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镜子,力图通过这面镜子透视某个社会的实质。拉铁摩尔有一句经典名言“对于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地带,对整个的亚洲肉陆却是一个中心。”(lhe Great Wall,which for the Chinese was a periphery,became for all Inner Asia a focus.)拉铁摩尔不仅从空间上集矢于中国内陆亚洲边疆的研究,而且在历史发展的时间进程上力图从各阶级间的对抗斗争和相互关系的变化大胆地把握中国历史。因此,拉铁摩尔和龚自珍、魏源等人虽然都关注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但他们之间实存在不可通约的“天堑”,殆龚、魏的思想因时差关系是欧风美雨在鸦片战争前后自海上登陆初期的产物,且属于拉氏所谓“次殖民主义”范畴,而拉氏的学术研究如前所述系“后哥伦布时代”的反思,目的正在于颠覆以中原汉族为中心的正统观念。质言之,拉氏与龚、魏等人的思想貌合神离,一则南辕,一则北辙,实际上是两条平行轨道上方向相反的运动。

  拉铁摩尔采用类型学(typology)方法将历史上的边疆分为两种类型,即:一种为具有共同特性的两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疆,一种为不具有不同性质的两类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在发展过程中,当同一特性的社会共同体合并时,无论由于征服抑或双方合意,其变化主要是规模上的改变,而特征上的改变则不甚明显。但两个社会共间体在性质上根本不同时,情形便大相径庭。此时,如果社会活力和制度能力相差悬殊,那么弱势的社会共同体可能会被强势的社会共同体简单地征服;如果两者在性质上迥然相异而在力量对比上难分轩轾,则其结果是新的社会共同体不仅人多地广,而且在性质上往往与合并的两个社会共同体均不尽相同。此外,一个扩张的社会共同体占领某一领地后,将其部分居民驱逐而非纳入其自己的体系之中,则撤退的原著民迁移到新的领地后亦可能建立另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拉铁摩尔长期致力于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研究,因此其对历史上边疆的类型学概括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他认为,中国以黄河中游为发源地的农耕文明向北方和南方拓展经济空间的过程中面临的自然条件等因素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边疆。蒙古高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3个地带尽管这些地带有时因高度、沙化等因素而呈现交织状态):起初,农民放弃灌溉而将命运托付于降雨,满足于广种薄收;其次是一个较诸单纯依赖于种植更为安全的混合经济地带;再次为畜牧业为唯一理性选择的经济地带。在公元前四世纪,当汉族人扩散到达蒙古高原的开阔前沿,将过去几个世纪称为“野蛮人”的各种“落后”社会共同体、部族向北驱逐时,这些部族尚不届于真正的草原游牧民族。如果汉族人继续深入到灌溉农业必须放弃的地带,他们就会改变其成为日趋密集的定居农业民族的既定进化趋向,而开始向相反方向退化形成人口稀疏的粗放经济。因为汉族过于深入草原环境时,就会与中国本部相分离,而倾向于草原少数民族化,向心式的政治发展由此转变为离心式的丧失。中原王朝不容许这种变化,于是试图对其扩张划定界线,他们试图达到的停止界线便是长城。许多世纪以来,沿着北方长城边疆,中国不但抵御外来的侵略,也限制自己的人民向外发展。中原地区的扩张力量,在南方只是逐渐的土地拓展,而在北方则变成帝国的征服、统治以及操纵。基于此拉铁摩尔认为,中国过去的扩张分为3种类型,即长城以北式有限扩张、南方式非有限扩张和西方式渗透,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南方的边疆如同法国和意大利之间边疆一样,是性质相同的两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可以称之为A型),以流动性和融合性为特征。在南方,随着汉族的扩张,山野及亚热带丛林都被改变为沿河而居、稻作耕种的中国式景观,汉族人口繁衍,并不断将接触到的“蛮夷”转变为汉人,以致不仅土地成为中国土地,而且社会仍然是中国社会。中国北方的边疆如同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边疆一样,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可以称之为B型),以静止性和排斥性为特征。诚然,B型边疆事实上不可能永恒静止,它被轮翻演绎的蛮族入侵和汉旗向外企图征服或归化蛮族的出征挞伐所逾越,只不过长城作为边疆在观念上是静止固定的。长城可以说是中原王朝企图稳定边疆的一种努力,用以限制汉族的活动范围,并隔绝草原民族。由此可见,拉铁摩尔的研究并不因为具有北方情结而着重于长城地区以致忽视了云南、贵州等地区,主要是每个人的知识储备不同,拉氏对南方不甚了解,所以论述起来不免显得薄弱,甚至畸轻畸重。

  拉铁摩尔在论述中国北方的B型边疆时分析了线性边界概念中的限制或隔绝如何转变为边疆社会地带的动态过程,指出:一个确定而稳定的边疆的想法,即长城边疆观念,植根于中国整体结构之内,中国的国家利益要求一个固定的边疆以包括真正适宜中国的东西而摒绝不符合中国范式的事物。长城就是这种将不能包括者剔而除外的信念的表现。但长城作为绝对固定的边疆的理念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实现,它只是一个大略的边疆。建筑长城预设的前提是:一个社会或国家可以用一条确定的界线划定其占有的土地,但亚洲内陆边疆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其绝非线性的。北部中国伸入内陆亚洲是通过一系列地带,且这些地带的边界并非嘹然明显的。如果草原边缘是纯粹的沙漠或像长江以南以地区一样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边疆”(frontier of indefinite expansion),它就有可能以更为坚定的方式奉行中国农业经济及社会的原则。但问题在于,将长城之外非中国式的生活完全隔绝既不可能,亦难以像南方那样通过稳步发展中国范式吸纳非汉族,因此这种边疆的各区域大体上呈现为一种混合的生活方式:既有草原部落趋向中国范式的倾向,亦有汉族边民脱离中国范式的倾向,并会建立起当地的财富与权力标准,不可避免发展壮大、扩展范围。拉铁摩尔这样写道:“为了防止边疆强人背叛中国并侵略中国内地,或脱离中国投向草原发展——这两种情况都差不多——从而破坏财富及权力的向心性,就必须使边疆的发展成为中国内地产生的向外发展的工具。

  事实上,汉族向草原边疆的发展,自然是由中国的中心产生出来的。但是,侵入草原本身的企图,却是由于边境新的不规则发展的刺激,而并非中国本身的正常要求。”④拉铁摩尔认为,内蒙古具有超越于其民族及文化重要性的地域重要性,既是中国在强盛时期向外扩张政治和文化最效果昭著的地区,亦是草原征服者入主中原的始发线。此概念构成拉氏对中原王兴替循环与草原民族自身内部循环两大系统互动关系的分析基础。拉铁摩尔在对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批判与借鉴基础上将内蒙古地医称为“部落南侵的贮水池”qeservoir of tribal invasions)。②

  拉铁摩尔在其所谓“边疆风格”(Frontier style)方面的阐发颇为引人注目、发人深省。首先,B型边疆的过渡地区居民同时利用汉族的农耕技术与草原的畜牧技术,不过农耕方式是有变异的,要不太精细、中国式,而畜牧方式亦需略作调整,要不太粗放、游动性过强,这种边疆混合社会在生产方式上不可能归入严格意义的草原社会或汉人社会。其次,拉氏认为,在沿着面对蒙古草原的边疆,汉族企图以不同的方法建立一个确定的政治界线,以分隔中国的农业与草原的游牧。政府移民由于成本昂贵难以持久,所以政府鼓励边疆的汉族在给予必要的支持下自求生存,但当政府无力或无暇顾及于此时,处于夹缝中的边疆汉族便会在性质和利益上成为半少数民族,以至与游牧民族混然无别。经年累月戍守屯兵于边使军队将士以军功致显而获得暧昧地位:他们意识到自己成为维持中国与草原间的平衡的力量后,左右逢缘的骑墙策略便应运而生。“对他们必须要有贸易、补贴、爵位,否则那些首领及其部下还是行抢掠之事更为有利。如果能够把他们安排妥当,远方的部落便会来归附,要求同样的待遇,从而深化这一边缘地带。这样,汉族守军及游牧附庸的缓和,便会发展成一个有力的混合社会,并以投入草原独立部落为要挟,要求更多的权益与补贴。”拉铁摩尔通过对中国古代和现代印度西北边疆的个案分析,敏锐地捕捉到了具有独立性的边疆社会利益与中央利益在许多情况下的不协调情形。他把边疆利益和边疆意识勉疆居民的政治忠诚)联系起来作为分析边疆风格形成的关键因素。以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边疆意识分析为例,拉铁摩尔这样写遘“当问题是移居口外——而非移民海外——之时,人们会产生某种与华侨类似的体验。最初是感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因而缺乏安全感。其后,一旦定居下来,又感到自己已处在高于中国的位置上。他不再受长城的保护;而长城所保护的正是中国;长城使他和同伴与之分离的正是中国。这就是说,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但意义深远。”具体说,这种地域情感集中表现为一种“夷”、汉皆有的特殊社会心理,即回过头来,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进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域。”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尝试解释满人对汉人的称呼Nikan一词,认为Nikan源于中文的Han,即“汉人”的意思,而“Ni”这一音节可能来自汉语的“逆”,Nikan可能最初在满人中使用时是“叛逆汉人”的意思。在拉铁摩尔看来,吴三桂降清乃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传统观点忽视了吴三桂本人乃是东北“汉边”人的事实。“作为一个高级军官,他在那里一定有重要的产业及家庭关系,也还会有许多已经降清的旧友。因此.在北京已告沦陷的极端纷扰中,投降清朝显然是他的一条出路。清朝也早就为这种叛变涂上了漂亮的色彩,待他们如招募的军人,而不是俘虏。这个解释与后来吴三桂的反清并不冲突,因为其降清目的,是要从满族手中夺取那个满汉集团,使汉人控制在满洲颇为重要的‘汉边’地区。”拉铁摩尔对吴三桂作为一个边疆军事人物的特殊心态的解读颇具洞见。他把边疆居民的政治忠诚暧昧性和变动性作为一般原理渗透于其许多论著的叙述之中,类似于当今心态史的作法,开辟了边疆研究中过去无人涉猎的空间。在拉铁摩尔看来,边疆居民都处于一种边缘地位。边境双方的居民彼此来往,成为相对于他们各自民族和国家而言为“他们”(They)的“我们”群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边境双方的居民尽管不是正式制度规定但在功能上是被认可的混合社会共同体,边境居民的政治忠诚暖昧性往往彰明较著而在历史上举足轻重。

  如果将拉铁摩尔的思想与美国边疆学派代表人物特纳的论著相参照,我们便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学术联系。特纳认为,边疆是“野蛮和文明的汇合处’,“一部美国史大部分可以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美国对边疆拓展也就是“文明”的扩张,它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前进的边疆地带回复到原始状况.同时在那个地区又出现新的发展的运动。美国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始终不断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着。”特纳极力阐述边疆人(frontier men)在边疆环境中行为方式的样态和因为西进运动而形成的“美国特性”(American factors),这正是拉铁摩尔所谓“边疆风格”《he Frontier Style)的学术渊源。拉铁摩尔自己也坦承特纳的观点对所有边疆史研究者都具有启迪意义,并扩而广之认为特纳所描述的“边界居民”(man of the border)的双重性在中国的长城边疆、俄罗斯的哥萨克边疆、排挤斯拉夫人的日尔曼边疆都可以得到明证。拉铁摩尔引述美国历史学家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1902 - 1998年)的评述称特纳“并不是边疆史学家……而是擅长于从边疆照观美国的历史学家”。从拉铁摩尔的论著中可以看出,他对特纳边疆学说的批评是十分切中要害的,他的视野亦远比特纳更为广阔,但特纳作为其学术探索的精神导师的影响可以说于其论著字里行间俯拾皆是。

  拉铁摩尔始终致力于以一种内部主义视角研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表现出将中国内地的王朝循环与草原游牧社会的历史循环两大系统联系起来,考察内外互动情形的运思取向。事实上,拉铁摩尔前述关于蒙古草原游牧社会起源的论证即其明证。他认为,长城边疆地带是草原部落团结与分裂循环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王朝兴亡循环的一个因素。中国主要的核心利益需要一种封闭的经济、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和一个绝对的边疆,但边疆的内在本质所包含的力量会使边境倾向草原,这种情况强迫整个中国要全力以赴维护该边境,边疆地区的局部利益使绝对边疆的理想模型的边缘变得错综复杂,使其无法将中国和亚洲内陆两个世界截然分开。中国农业和社舍的进化,对草原边境民族产生压力,从而促成真正草原社会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游牧循环至少有一部分是中国循环的结果。另一方面,游牧社会一经形成后,游牧循环所造成的力量使之能够以独立的形式影响中国的历史循环。拉铁摩尔对这种两大系统循环的内外互动关系的分析包涵以下递进的演绎推阐层面:(A)从理论上而且仅仅在理论上可以推论畜牧社会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即:当一位伟大的游牧首领累积的牲畜,多到死亡的价值损耗足以抵消繁殖的价值增加时,则进一步的积累便得不偿失,超过某个函数点之后,经济体系内部的剩余价值既不能消费,又不能储蓄保存,该首领如果能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拥有或控制的牲畜数量为最大值,且目力所及又无敌对势力威胁时,便无动力扩展其权力基础,因而他的权势便趋于稳定而反对进化。他的牲畜以及在他的保护下放牧自己的牲畜或为其放牧的臣属,表征着社会集中的最大限度。由于这种集中既已达到利润最大化,则通过分散以追求预期利润便自然地应运而生。该大规模的集中遂趋于分裂为较小的集中,而当这些分散的单位又再一次试图通过聚集最大化达到财富增值时,一个新的循环阶段又周而复始了。(B)拉铁摩尔认为,上述推论尽管在追溯游牧社会历史趁势上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它主要是基于对游牧经济的“封闭世界”的假定之上,而这种封闭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一旦游牧经济开始发展后,势必会出现农民与牧人之间为占有沿边疆分布的中间地带的使用权的竞争,正是因为如此,边疆地区在这种竞争与角逐中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边疆风格的原理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可以从正反两面加以阐明:当边疆或边疆各区域在脱离中国过程中,它固然趋向于分裂中国而阻止统一,但它同时却可能是被吸摄入草原的统一运动;另一方面,当边疆倾向于中国时,它可能既是对中国的统一的推动,又是使草原部落或部落的一部分脱离草原的运行轨迹而依附于中国的分化。(C)拉铁摩尔将阶级分析的观念扩展到对边疆局势的解读。他指出,战争并非游牧民族“必要”的伴随现象,这一点与农业社会是相同的。每一种生存在和平之中的社会都要保持和平,因为它承认一种规则。每一种规则在战争中崩溃时,其不发生作用而崩溃的原因在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以致不同社会阶层对应该接受和建立的新规则各执已见。因此,战争每每爆发于一个社会的边缘地带,由最不典型及最不规范的阶级所引起。而被接受为典型和规范者每每是与该社会成长起来的被视为“旧秩序”的社会群体的剩益投射。如果真正的草原游牧制度源自于草原边缘上的非典型的半游牧社会,那么从中游离出来的采取严格草原生活方式的那部分人则代表了一种新秩序,势必会或强或弱地反对代表J日秩序的混合经济。只有当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完全脱离农业而独立,并在其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中确立起来后,它才转变成为一种“旧秩序”。拉铁摩尔认为,在整个草原游牧制度中,存在着固有的多样性与不稳定性,经常地把它从极端的状态拉回到初始的草原边缘的混合文化状态。游牧民族之征服中国,并不是起源于大草原,而是来自草原边境。易言之,征服者不是纯粹的典型的游牧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文化民族。边疆人了解草原和中原的权力结构,可以灵活运用其知识在边疆冲突的生境中大展才长,不过边疆地带的首领巨魁在这时期往往极力保护其既有权利而不轻易冒险,敢于冒险一搏的是中小贵族,如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等,其家庭联系使他们认识权力并渴望权力,而家庭地位上的式微又使他们非冒险不足以获致权力,使草原和中原一统天下的游牧民族王朝之肇造正出于他们的缔构。(D)当边疆战争长期不能结束时,一部分游牧人则会利用他们的移动能力离群索居于草原深处以避开不同社会秩序的政治融铸战争。他们疏离于繁盛游牧经济所获得的奢侈品,重新恢复在纯粹草原的艰险环境中的生存状态,这意味着草原历史变化新循环的起点。在拉铁摩尔看来,草原历史循环的新启动的另一可能性在于,当强大中原王朝向边疆地带扩张或“游牧人”王朝入主中原后被驱逐回到游牧生活的根本地带,这样,游牧民族被压缩成较小但更为有力量的核心团体而占据着最容易负隅抗拒汉族势力的土地。

  拉铁摩尔关于中国内地王朝循环和草原游牧社会历史循环两大系统互动关系的分析,与吉登斯关于“在场”和“不在场”的时空关联结构的探讨颇为类似和契合。当然,以擅长在理论丛林中穿行的吉登斯引入生命周期、例衍化等时间地理学建构的复杂理论体系,从总体上与拉氏的学说并无可比性。拉铁摩尔为分析中国的边疆结构和区域结构以至15世纪大航海(The Great Navigations)之前整个旧世界的普遍情形,以(a)军事行动的统一、(b)统一行政管理下的集中、(c)经济结合3个项数提出了地理范围的下列关系式:(a)军事行动的半径大于行政管理的半径。在征服后超过领土的内径范围添附于国家,而征服所达到的外径尽管可以通过掠夺或强迫纳贡以获利,或以击溃蛮族聚集对国家构成的威胁为目的,但却不能永久兼并;(b)地区性的行政管理每每强于全国性的行政管理。国家的稳固与相似行政管理各地区之间复制的现实密切相关。在王朝兴衰鼎革的历史循环中,即便王朝崩溃后的混乱时期,也有一些区域保持稳定,并且从这些地区有可能再次“回归”于统一的国家;(c)经济结合的范围最小。在拉铁摩尔的这种关系式分析中,交通技术的因素至关重要,并认为工业化是唯一可以真正整合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和以畜牧为主的社会之桥梁,将现代中国边疆的新变化一以贯之地置于内外互动的时空情景结构中加以分析,提出:伴随西方势力渗透,铁路等现代交通技术的出现对中国边疆社会与内地一体化趋势加强无疑县有重要意义,但一种新的地域分裂主义亦迅速增长,因为每一条铁路,特别在它与外国资本支持的工业及商业活动有关时,就形成为中国旧地理区域内的另一个势力范围,而且在改变着这个区域内的土地经济单位及行政单位。整个中国社会因此受到外来势力的控制。拉铁摩尔在分析这种外力因素作用与中国边疆政治关系时进一步讨论了其所说的“次帝国主义”(Secondary Imperialism)问题,以其犀利的记者文风这样写遘“军阀政客不能在正面阻止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及经济自条约口岸及沿长江侵入,就把这种压力的一部分转移给内陆边疆。他们采取了一部分西方办法,取得了早期汉族所没有的力量,并将他们自己曾蒙受其苦的一些做法施之于更为软弱的人们。”尽管我们对拉铁摩尔的观点并不尽赞同,但他对中国边疆社会的内外互动场景运斤成风的细腻分析的运思取向,却值得我们当下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认真加以借鉴。

  无论如何,拉铁摩尔均堪称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一个“异数”,其边疆理论在世界学术史上独辟蹊径,特立独行,言人所未言,具有重要地位。对于这样的学术领军人物的学术代表作,我们应该反复研读,才能发现其间的魅力所在,从而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学术话语权势地位的取得并不单纯取决于其思想魅力,而与政治环境、受众心理等多种因素有关。拉铁摩尔较早就关注于中国边疆问题,竭力阐发边疆特性,从边疆发现历史,对于我们消解冲击一反应模式具有启发意义。

(转引自《史林》2011年06期,注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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