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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记忆与诱人的传闻
来源:《俄罗斯研究》(沪)2013年3期 作者:阎国栋 点击数:5783 更新时间:2013-11-24
 

遥远的记忆与诱人的传闻

——17世纪中期前俄国的中国形象

阎国栋

发布时间:2013-11-24

    摘要:《元史》中有关斡罗思扈卫亲军的记载以及中国国名的俄文指称形态,承载着中俄两个民族相互之间遥远且朦胧的记忆。在17世纪中期俄国中央政府派遣使团来华之前,俄国主要是通过中国的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逐步认识中国的。在这一过程中,喀尔喀蒙古的阿勒坦汗以及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发挥了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契丹湖、大明、石筑城、火绳枪、汗八里、神像、城墙、博格达汗、银矿、尼堪等主题词或形象套语,集中反映了早期俄国人对于中国政治、社会、军事、物产以及文化的认识。   

     关键词:俄国/中国/形象/记忆/传说

    尽管留里克王朝在公元862(正是中国的唐懿宗咸通三年)就建立了,但在17世纪之前,俄国人对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泱泱大国(中国)并无多少认识。两国人民之间虽有蒙元时期的人员联系,但毕竟当时的俄国文献中没有留下有关中国的只言片语可供我们作出某种判断。从17世纪开始直到俄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使团于1656年抵达北京,俄国人一直没有停止探索中国的行动。俄国人寻找中国的动因是什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中国的信息的?他们最关注中国的哪些方面?其有关中国的认识达到了什么程度?俄国早期的中国知识具有什么特点?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全面认识俄国人中国观的起源以及中俄两个民族的互识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遥远的记忆
    
中俄两国的交往到底始于何时?现在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蒙元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文献中有了对俄罗斯兵士来华并驻守北京的记载,而在13世纪西征的蒙古大军中也有许多汉人工匠、艺人和书吏随行。1236年拔都在伏尔加河上游击败保加尔人后侵入罗斯平原,于1242建立了以萨莱为中心的金帐汗国(钦察汗国),俄国人自此开始接受蒙古人的统治。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称帝,国号大元,南宋随之被灭亡。中俄两国几乎在同一时间成为蒙古大帝国的一部分。在萨莱和作为蒙古帝国首都的大都之间建立了大量驿站,从罗斯和钦察草原通往中国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为中俄乃至中西交流创造了条件。服兵役是蒙古人强加于被征服民族的一种义务,因此不断有罗斯人被招募至蒙古鞑靼的军队之中。14世纪中期有相当数量的罗斯军士被调遣至元大都。《元史·文宗本纪三》和《元史·文宗本纪四》载:“辛末,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罗思军士,隶枢密院。”“立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营于大都北,市民田百三十余顷赐之。”“宣忠扈卫斡罗思屯田,给牛、种、农具。”①“甲寅,改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为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诸指挥使司,赐银印。”②此外,《元史》中还有几处记载了诸王向朝廷献斡罗思人口的情况,总数达数千人。除“斡罗思”外,俄罗斯在元代还有“斡罗斯”、“兀罗思”、“兀鲁思”、“阿罗思”等名称。从时间上讲,最早记载俄罗斯的是成书于13世纪的《蒙古秘史》,俄罗斯被称作“斡鲁速惕”。但在蒙元以前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对中亚以西国家和民族的记载极其稀少,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斯拉夫民族。有学者认为,“里海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花拉子模和阿拉伯商人充当着中国人与西方世界交往的中介”。③《蒙古秘史》和《元史》中的这些记载说明,中俄两国的人员直接交往始于蒙元时期,并且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然而关于这些俄国人的去向还没有定论。到元朝灭亡时,这些罗斯人也许被同化,也许又随蒙古人西去或北上,在明代及后来的典籍中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更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也没有遗留下来任何有关中国的记录,否则俄国人对中国的直接认识便可提前三百年。早在19世纪就曾有数位俄国汉学家对《元史》中有关由俄国人组成的扈卫亲军的记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史专家阿多拉茨基(Н. Адоратский,1849-1896)撰文推断,这些人的后代最后到了四川。④著名汉学家巴拉第(П. И. Кафаров,1817-1878)首先关注到了《元史》中有关罗斯人来华的记载,并根据其中的史料,于1894年在《鲜活的古代》杂志上发表了《14世纪上半期来华俄人考》一文⑤。俄国驻华公使馆医生贝勒(Э. В. Бретшнейдер,1833-1901)则发表了《在中国军中服役的罗斯人和阿斯人》⑥。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才以一个与俄国同时被蒙古人征服的国家形象出现在俄国古老的编年史当中。成书于1395年的《索菲亚第二编年史》收录了《帖木儿传记》,其中,“Китай”是帖木儿帝国所征服的众多地区和国家之一。⑦但是这里的“Китай”不一定就是指中国,而更有可能是指西辽。1466-1472年间,俄国商人阿法纳西·尼基京(Aфанасий Никитин,?-1475)写了一部非常有名的游记,名为《三海航行记》。阿法纳西·尼基京通过海路向东,最远到了印度。在那里,他听说离印度不远有一个叫“中国”的国家,无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海路,都需要一个月时间。而且,他还听说“秦或蛮秦的港口很大,那里制造瓷器,按重量出售,价格便宜”。⑧有关12世纪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中的“希诺瓦”(Хинова)一词的争论由来已久。有学者认为是指中国,但利哈乔夫(Д.С. Лиxачев,1906-1999)院士认为这并非特指中国,更可能是对东方民族的统称,或者就是对匈奴人的称谓。⑨
    
在早期俄文文献中,中国的国名实际上不止“Китай”一种,而至少有三种。第二种是“Никан”,第三种是“Хина”。关于“Китай”的来历,学术界已经有了定论,其音为“契丹”,最初是中亚民族对西辽的称呼,而后来逐渐将其用来指称中国。在现在的突厥语系以及蒙古语当中,中国都是用“Китай”或与之拼写相近的词汇来表示的,都采用了“契丹”的译音。由于俄国与中亚和蒙古民族在地缘上和文化上久远而密切的联系,“Китай”一词便经由突厥语和蒙古语进入了俄语。“Никан”一词音译为“尼堪”,是包括满族在内的通古斯语族的人对汉人的称呼,俄国人有时也用来指称汉民族。另外一个名称是“Хина”,是“秦”的译音,来源于西文中的“Sina”或“China”。最早使用“秦”来指称中国的是印度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后来西方语言中才有了这个词,而在俄文中使用则是18世纪初俄国引入西方文化之后才开始的。在早期俄国人的思维中,“Китай”和“Хина”这两个词所表达的地域或空间概念并无明显的差异,都是对中华帝国的称呼,不同的只是词源以及修辞色彩。一直到18世纪,这两种形式还在俄国的书籍和报刊中同时使用。对于西文中用来表示南部中国的“蛮子”一词,16-17世纪的俄文史料中使用得比较少。这也说明俄国人自认识中国以来就没有像早期一些欧洲学者那样将中国区分成蛮子和契丹两个部分。关于俄文中“中国”国名的词源背景,很早就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院士费舍尔(И. Э. Фишер,1697-1771)1756年发表的《论中国国名及皇帝尊号》一文,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专门探讨了俄语中几种中国国名称呼的词源。⑩
    
研究中国国名在俄语中的表达形式及其来源便可发现,17世纪的俄国人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来认识中国的:第一个是通过蒙古和中亚地区,即中国的西北方向,我们可以称之为西北一线。第二个是通过外贝加尔和黑龙江地区,可以称之为中国的东北一线。(11)
    
西北一线
    
有明一代,退居塞外的蒙古各部内讧不断,战事频仍,不时与明朝发生武装冲突。此时的俄国也正在经历着摆脱金帐汗国而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1380年的库里科沃战役大大削弱了金帐汗国对罗斯的控制,1480年的乌格拉河战役则使罗斯彻底摆脱了蒙古的统治。到瓦西里三世时期,东北罗斯终于实现了统一。自此以后,俄国人与蒙古人的联系依然存在,但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逆转。到伊凡四世在位时期,俄国先后征服了喀山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将其势力延伸至乌拉尔山脉。俄国在17世纪初期对中国兴趣的升温,一方面源于这个神秘而富饶国家的诱惑,但更主要的是受到了英国要求经过俄罗斯开辟东来新通道的外交压力。
    
由于新航路的开通,葡萄牙和西班牙不仅在16世纪先后占领澳门和台湾等地,而且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荷兰后来居上,积极扩张海外贸易,逐渐确立了海运优势和商业霸权。英国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也效法荷兰成立了东方贸易公司。然而,后起的英国想要在短时间内撼动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对海上航线的控制,具有相当大的困难,其与明王朝的贸易也进展缓慢。因此,寻找一条前往东方的新航线就成为16世纪中期英国政府的重要任务。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在当时欧洲出版的地图上,中国的都城汗八里就位于“契丹湖”旁边,而“契丹湖”则与鄂毕河相连。英国人推断,不仅通过北冰洋有可能抵达中国,而且还可能有一条经过鄂毕河的更为便捷的道路。1553年英国国王爱德华六世(EdwardⅥ,1537-1553)派遣由威洛比(Нugh Willoughby,?-1554)爵士和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1556)率领的船队从英格兰起航,试图经过北冰洋探索一条前往东方的道路。威洛比乘坐的船只在挪威北海触礁,包括他在内的所有船员冻馁身死。而钱塞勒指挥的渔船经受住了严寒与暴风雪的考验,经过斯堪的那维亚北端抵达了俄国的北德维纳河河口。沙皇伊凡四世在莫斯科接见了钱塞勒,准予英国船舶到俄罗斯北方港口经商。1555年英国成立了专门从事对俄贸易的“俄罗斯公司”。该公司的代理人安东尼·詹金森先后四次造访莫斯科,与伊凡四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极力说服俄国政府,同意其开拓经由鄂毕河前往中国的通道。1580年,一艘英国船沿鄂毕河探险,不料中途失事。1615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1566-1625)派遣使节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前往莫斯科“商谈商人贸易之事,希望准许英国客商自由贸易,准许他们经过莫斯科国土前往波斯,并探明中国情况”。(12)1616年,英国使臣约翰·麦里克(John Merrick)再次恳请“准许英国客商经鄂毕河由海上寻找前往印度和中国的道路”。(13)但俄国人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没有给欧洲人这样的机会,而是利用独特的地缘优势,希望能先行开通并垄断这条利益巨大的商业通道,以在对西方和东方的贸易中占据最有利的地位。然而俄国人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经停蒙古额鲁特部和阿勒坦汗的属地。
    
额鲁特元称斡亦剌,明称瓦剌,清称厄鲁特、额鲁特或卫拉特,早在15世纪就已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游牧并繁衍生息。1 604年俄国殖民者在额鲁特所属地区建立托木斯克,作为向蒙古地区渗透和侵略的基地。在俄文文献中,额鲁特人通常被按照突厥语中的习惯称为卡尔梅克人。而阿勒坦汗是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的部属,属于和特辉特部。阿勒坦汗国出现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大约存在了百年时间,期间共有三位首领享有这个汗号,第一位是喀尔喀王达延汗的幼子硕垒乌巴什洪台吉,而后是其子俄木布额尔德尼,其孙罗卜藏。由于额鲁特各部内讧不断,实力削弱,因此在与和特辉特部的冲突中常处于下风。与此同时,从17世纪上半期开始,俄国由于政局趋于稳定,经济开始复苏,国内各地区贸易联系日益加强,全俄统一市场初步形成,与欧洲国家的贸易也逐渐扩大,西伯利亚毛皮成为俄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和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为了占领更多的土地,掠夺更多的珍贵毛皮资源,沙皇俄国开始从托木斯克向东西伯利亚快速推进。阿勒坦汗部力量的强大及其与明王朝的联系,使得俄国人不得不重视与其发展关系,不断派出所谓的使团到阿勒坦汗处活动。俄国使节们的使命主要有四个:一是诱导蒙古王公效忠沙皇,二是越界征收实物税,三是规范双方贸易,四是寻求通过阿勒坦汗辖地前往中国的可能。(14)
    
俄国政府在拒绝英国人要求的同时,指示托木斯克军政长官沃伦斯基(В.В. Волынский)1608年向阿勒坦汗派出了以伊万·别洛格洛夫(И.Белоголов)为首的使团。因为当时硕垒乌巴什洪台吉正与额鲁特人打仗,别洛格洛夫一行在吉尔吉斯人的游牧地度过了一冬后不得不折返托木斯克。然而,他们还是通过吉尔吉斯人探听到了有关阿勒坦汗的一些情况,尤其是探听到了前往中国的距离,即“由阿勒坛(即阿勒坦—引者注)皇帝那里到中国要走三个月……有个中国君主,据说他的城堡是石筑的,城里庭院的风格与俄国相似,庭院里的厅堂是石筑的,摆设富丽堂皇。那里的人很多,都比阿勒坛皇帝的人强悍。中国君主皇宫中的殿堂也是石筑的。城里有君主的一些庙宇,庙里钟声洪亮,庙的屋顶上没有十字架,至于庙里信仰什么宗教,他们不清楚。人们的生活习惯与俄国相似。中国君主的武器是火器。据说常有人由各地到他那里去做买卖,他们平时穿的都是绣金的衣服,他们把各地各种贵重装饰品运到他那里”。(15)别洛格洛夫带回来的消息尽管简单,但却清楚地反映了俄国人对中国的兴趣所在,其中对中国城池、宗教、军事和商业的讲述可以说是破天荒的,激发起俄国人对中国的无限向往。我们可以想见,在当时俄国人的印象中,石建的城池展现了中国雄伟的气度,富丽的皇宫显示了君主的威严,发达的贸易代表着国家的昌盛,火器代表了军事力量的强大,而绣金的衣服显示了人民生活的富庶。尤其是“三个月”的路程,使俄国人自此知道了中国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国度,通过蒙古人的领地他们完全有可能到达那个神秘而富裕的国家。
    1616
年,托木斯克军政长官库拉金(И. С. Куракин)向额鲁特部和和特辉特部同时派出了使团。受命出使额鲁特部的托米拉·彼得罗夫(Т. Пе тров)和伊·库尼津(И. Куницын)在卡尔梅克大台吉巴加蒂尔处见到了来此征收实物贡赋的阿勒坦汗的人和中国人,并向他们探听有关中国以及阿勒坦汗国的消息。他们的问题包括“中国有多大?有多少人?同哪些君主和国家有来往并保持友好?他们信仰什么宗教?”他们被告知说:“在中国,有一座用砖砌的城,有一条大河,河的名称说不上来,大小船只载着货物从其他许多汗国由这条河驶来。中国盛产粮食。他们常把花缎、素缎和丝绒作为皇帝的礼品运送给台吉们。其他汗国的人,也常到他们那里去,估计黑阿拉伯汗国的人也常去。在他们中国和在阿勒坛皇帝那里,除了红黄二色粗呢以外,并没有什么贵重的饰物。据说,从他们到过的那些台吉那里,一路游牧到中国,大约要走一个月,由托博尔斯克去,要走三个月。据说中国的钟声音很响,一日三次,是在清真寺做祷告的时候敲的。”至于中国的宗教,蒙古人和中国人告诉他们:“阿勒坛王子所信的宗教、所用的文字和语言都同中国一样。现在他们正在引导卡尔梅克人也信仰自己的宗教,并且传授本国的文字。阿勒坛皇帝和中国皇帝已经引导许多卡尔梅克人信仰自己的宗教,按照自己的宗教习俗,禁止他们吃马肉,喝马奶……阿勒坛王子和中国人的宗教仪式是这样的:他们按自己的宗教信仰,穿着绸缎,向鬼神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常常是一只手拿着小铃,另一只手拿个小板鼓,面前放一本经书,念经一个来小时,同时两手敲着小铃和板鼓,下跪着地磕头。”(16)彼得罗夫和库尼津的报告显示俄国人对于中国的兴趣点依旧,但希望了解有关中国对外贸易和宗教的细节。蒙古人这次也确实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如中国皇帝对周边民族部落的赏赐、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地区、中国的宗教礼仪等。从这里,俄国人可以作出这样一些判断:首先,中国远比周边民族强大,与周边民族保持着朝贡关系。其二,中国人与阿勒坦汗信仰一致,语言文字相同,因此与之交流或交往应该是可能的。
    
丘缅涅茨(В.Тюменец)使团奉库拉金之命出使和特辉特部,企图劝诱阿勒坦汗臣服俄国,同时探听前往中国的路线也是其最主要的任务。这一次俄国使团顺利抵达了阿勒坦汗的大帐,遇到了来自中国的人,并向他们打听到,“他们的国家叫中国,有自己的皇帝,中国皇帝的名字叫大明。而中国位于海湾边上,城是砖砌的,而骑马环城一周需要10天时间。中国打仗用火绳枪和大炮。常有大帆船来中国,船上都是商人,每艘船可载200人和300人。中国人穿着布哈拉样式的衣服。从金皇帝(即阿勒坦汗—引者注)那里到中国骑马需要一个月,路上没有大河大江,地势平坦,没有山”。(17)为了了解俄国的情况,阿勒坦汗派了两个人随同俄国使者来到莫斯科。两位蒙古使节在向沙皇介绍自己的领地及首领的同时,也介绍了中国的情况:“阿勒坛皇帝的使臣们还说,在阿勒坛国附近有个中国,由阿勒坛皇帝那里走到该国,走得慢要六个礼拜,走得快要四个礼拜。中国皇帝名叫大明。中国的城是砖砌的……城中间有条大河……中国的货物有:绸、丝绒、花缎。中国出产金、银……中国种植的谷物很多,有小麦、大麦、燕麦、黍。中国的兵器是弓箭,但没有大炮和火绳枪。据说中国很大。”(18)这一次俄国人是否真的遇到了中国人,在没有其他文献可以补证的情况下尚存疑问。中国的皇帝叫大明这一信息尽管不确,却也道出了明王朝的国号,而且还说出中国在海边的地理位置,不失为一大进步。然而,中国究竟是幅员辽阔,还是仅仅是一座城池,骑马十日便可环行一周?中国军队到底使用冷兵器还是热兵器?俄国人所获得的信息充满矛盾。但丘缅涅茨亲眼目睹并描述了蒙古藏传佛教的佛像坐床仪式,倒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1618
年,又有一个使团来到了阿勒坦汗驻地,首领是伊万·彼特林(Иван Петлин),派出者依然是托木斯克的军政长官库拉金。然而,这次他们的目的地却是遥远的中国,使命是与中华帝国确立稳定的贸易联系。阿勒坦汗为俄国人提供了大车和向导。彼特林一行在蒙古喇嘛达尔罕和毕力克图的引导下到达了北京,但由于没带贡品,未能见到大明皇帝,在驿馆内住了4天后起程返国,于次年春天回到托木斯克。同年9月,彼特林向沙皇进呈一份报告,题为《中国、喇嘛国及其他定居和游牧国家、乌卢斯诸国、大鄂毕河、河流和道路一览》(以下简称《一览》),此外,还呈上一张中国地图以及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国书。彼特林的地图至今未被发现,中国皇帝的国书由于没人能够翻译,在俄外务衙门沉睡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675年斯帕法里(Н.Г. Спафарий,1625-1708)出使中国途径托博尔斯克时才由一名军士译出大意,但原件却离奇遗失。(19)学术界曾经一度对彼特林是否来过中国表示过怀疑,但后来逐渐接受了俄罗斯学者的意见,肯定其确曾到访过北京。但是,从他的出使报告以及在俄国外交部门的答问词判断,除了探明前往中国的道路之外,其对中国的认识水平并未明显超越当时西部蒙古人的程度。即便是彼特林真到了北京,但由于不通语言、缺乏学养以及羁留于驿馆之中,在短短的4天内很难对眼前陌生的一切作出判断。因此,他对中国的描述多来自那两位阿勒坦汗的喇嘛向导。至于那份神宗国书,也很可能是伪造的,且不说内容与明朝的国书书写方式大相径庭,这样重大的外交事件却没有在中国的史籍中留下记载,就更是有悖常理了。
    
彼特林的《一览》篇幅不大,文笔朴实直白,句子结构简单,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化水平较低。其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沿途所见所闻,但主要还是地理方面的内容,比如城镇的位置、规模以及其间的距离等。彼特林关注到了中国的宗教信仰,描绘了他看到的中国神像:“墙壁上挂着画在厚纸上的神像。神像下面垫着锦缎和丝绒。庙里有各种泥塑的神像。神像从头到脚全身饰着金箔,状甚可怖!”。他还目睹了为修庙而举行的募化活动:“三人列队而行,两人持棒敲击木鱼,第三人肩负神像,也敲木鱼,神像很高大。神像下面没有文字,画得神采奕奕。”从游牧地区一路走来的他,看到衣着整洁、态度平和的中国人后顿觉耳目一新。他说:“中国男女都很整洁。他们穿的衣服有自己的式样:两袖宽大,像肥袖女上衣的袖子,内衣好像俄国男式半长外衣。中国人不是勇武好斗的人,他们善于做生意,怯于征战。”此外,丰富的物产令彼特林赞不绝口,绫罗绸缎,蔬菜水果,更令这个生活在极寒地区的俄国人眼花缭乱:“店铺内各种货物应有尽有,有各色丝绒、花缎、绢、塔夫绸、绣金缎、各色镶铜丝的绸缎,有各种果蔬和各种糖类、丁香、肉桂、八角茴香、苹果、西瓜、香瓜、南瓜、黄瓜、蒜、葱、萝卜、胡萝卜、大头菜、芜菁、白菜、肉豆蔻、罂粟、杏仁,也有大黄,还有一些我们不知名的果蔬。”(20)与此同时,彼特林将北京称为“大中国城”,将紫禁城呼为“磁铁城”,将满人称为蒙古人,这些不合情理之处仍不免让人对他是否真正来过北京产生怀疑。
    1634
年,由图哈切夫斯基(Я. Тухачевский)率领的俄国使团来到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的驻地,要求他效忠沙皇,但遭到了拒绝。在图哈切夫斯基留下的报告中,包含了他在那里探听到的中国消息:“大明皇帝的城池都是用石头建的,人们心地善良,除了蒙古,再没有这么大的国家了。不允许阿勒坦汗的蒙古人越过边境城市进行贸易,大明皇帝不是蒙古人。”与此同时,俄国使节还请阿勒坦汗提供这样一些中国信息:“他们的先民是谁?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的土地生长什么作物?出产什么财宝?由什么国家将什么商品从水旱两路运到这个国家来?他们向什么国家卖出什么商品?路程又有多远?这个国家的人口有多少?跟谁在打仗?”阿勒坦汗答道:“大明皇帝住在汗八里城,这个城市离中国的边境城市很远,离蒙古的城市也很远。不允许任何人通过边境城市去办任何事,我们蒙古人也只有大人物才可以去边境城市,小人物是去不了的……我要派一些可以信任的贤良之人前往中国的城市和其他蒙古大帐,让他们去打听,一旦获悉实情,将写信告诉国君(指沙皇——引者注)。”(21)从图哈切夫斯基的陈述中,我们丝毫看不出17年前彼特林的报告对他有什么帮助,在很多问题的认识上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甚至出现了退步。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结果归咎于阿勒坦汗国的蒙古人与明朝的联系止步不前,但是,俄国使节们的中国认识缺乏承继关系确实是很明显的事实。
    
俄国政府在支持西伯利亚地方政府向蒙古和中国派出使节的同时,还通过向英国人提供虚假情报的方式遏制甚或打消其前往中国的企图。1617年,沙皇在给英国国王的信中这样写道:“至于中国,据说它不大,也不富,寻找到中国去的道路颇不值得。现在朕的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谢苗诺维奇·库拉金公爵及其僚属,已经从朕的西伯利亚各城市派出朕的人员,通过阿勒坛皇帝的游牧汗国去探查中国的情况。”(22)对于阿勒坦汗向他们提供的情况,俄国人显然也没有完全据实透露给英国人。他们告诉英国人,阿勒坦汗派来的使臣在“谈到中国时说:‘……中国四周用砖墙围起来,绕城一周大约要走十天,城墙之外没有任何属县。中国在河边,不是在海边,这条河叫什么河,他们不知道。中国货物不多,而黄金和其他贵重装饰品,在中国都不出产,也不盛行。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国家不大。’”(23)俄国人这样做,实在是大大低估了欧洲对中国的认知水平。其实早在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Gonzales de Mendoza1540-1617)就已经出版了被莫东寅称为“西洋关于中国专籍之嚆矢”(24)的《大中华帝国志》。此书对中国的政治、史地、宗教、文字、教育、科技、风俗、物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很快风行欧洲,1588年在伦敦发行了英译本。因此,俄国政府的隐瞒正好证明了其对中国的无知,因为即便是三百年前问世的马可·波罗游记也要比当时俄国人所掌握的信息丰富得多。(25)
    1636
年阿勒坦汗的使节达尔罕·康津(Тархан Конзин)对俄国外务衙门通译普·弗拉斯科伊(Прокофей Враской)说,他曾去过中国的张家口,并详细地向俄国人介绍了他的所见所闻。关于张家口的城市建筑和防卫,他说:“那座城市是用石头和砖块砌的,有城楼和城门。铁栅栏的样式和莫斯科的相似。这座城市有多大,有多少人,这些他都不知道,因为不让他们在城里游逛。只让他们少数人进城,并且由翻译陪送他们到客栈。城门两旁站着持火绳枪的卫兵,他们的火绳枪带有点火杆,这种火绳枪是他们国家自己制造的。那座城里没有大型火炮,只有小型火炮,就像他达尔罕·康津在托木斯克城见到的那种。”对于俄国人感兴趣的宗教问题,达尔罕·康津介绍道:“中国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向画在纸上的神像祈祷,另有一些神像是用金、铜、铁铸造的,其容貌如人,同真人一样高,有的比人高,有的身高约达五俄丈、十俄丈,有的更高。人们戴着帽子向神像跪拜。在他们的客栈里,每个祈祷的地方都挂着一口小钟,但他们不是自己去敲钟,而常常是风把钟吹得叮当作响。他们的神职人员穿着黑色衣服,不吃任何荤食。”这次蒙古人还告诉俄国人,毛皮在张家口不仅有极好的销路,而且利润很大:“在那个城里,人们可以向他们买到上等貂皮,每张价值十两银子。一两银子相当于这里的俄币一个卢布。有的貂皮一张要十多两银子才能买到,有的在十两以下,看貂皮好坏而定。这座边城的人向他们买整张的带有脚掌和爪子的上等玄狐皮,每张一百五十两银子,也可买到价格较低的。而要买一种最上等的狐皮,就得在那张狐皮上铺上一层银子,这张狐皮上面能铺多少两银子,其价格就是那么多银子。”(26)从达尔罕·康津的描述看,说明他确实来过中国。因为张家口地处北边,与蒙古地界相接,是蒙古人与内地进行贸易的重要场所。他所提供的有关张家口的城防、客栈、火绳枪以及对于来此经商的蒙古人的管理方式都比较可信。对俄国政府而言,他对张家口毛皮市场的详细描述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商业信息,势必对促使俄国尽快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发挥作用。
    
有时蒙古王公也亲自向沙皇介绍中国的情况。1636年,阿勒坦汗在一封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1596-1645)的书信中说他正准备派遣人员前往中国朝贡,可以伴送俄国使臣,同时介绍了他所了解的中国和西藏地区:“中国皇帝那里人口众多,他的国家很大,他有许多城市、许多货物和金、银。我们的人到达中国的边境城市要走一个月。我们的人赶去了一万匹马,中国的边民一天之内就把我们这些马统统买去。唐古特国皇帝的人都是识字的,人口众多,他对待自己的臣民很严酷……盛产金、银、珍珠、呢料、花缎、丝绒、地毯、白珊瑚珠和琥珀。希望您把准备派到中国和唐古特国的使臣立即派来我处,不要耽搁,使他们能遇到我,如果他们碰不上我,他们是很难通行的。”(27)13世纪的蒙古人曾称西夏国为“唐古特国”,但这里的“唐古特国”更可能是指与西蒙古具有宗教联系的青藏地区。在此次阿勒坦汗送给沙皇的礼品中,还包括了200包茶叶和若干匹中国花缎。中国商品实际上很早就经由布哈拉商人运到俄国出售了,而中国的饮茶文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由蒙古人而为俄国人所接受的。
    
西北一线是俄国人在17世纪前30年认识中国的最主要的途径,且主要得益于西蒙古人的协助。关于蒙古人的作用,1635年准备前往中国的托木斯克军役贵族卢卡·瓦西里耶夫(Лука Васильев)和哥萨克谢皮奥特金(С. Щепёткин)向外务衙门报告说:“他们要与一名喇嘛同行,没有喇嘛,他们无法单独通行,因为他们不懂那里的语言。喇嘛有一名中国的通译,靠着那个通译,喇嘛才能(通行)。至于他们到中国要经过哪些地方,这一点,喇嘛知道得很清楚。到中国后,如何介绍自己,这要遵照君主的谕旨,这一点他们自己不晓得。他们可通过与他们同行的喇嘛的通译,探明中国的各种风俗习惯和贵重饰物。从中国返回时,他们也要与喇嘛同行。他们不需要随身携带任何备用物品去中国,不过要有君主的谕旨,令喇嘛到中国去探明情况,各种备用物品及车马等等,将由喇嘛设法备齐。”(28)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沿途事无巨细,悉仰赖蒙古喇嘛操持处理。蒙古人向俄国人提供的有关中国物产、军事、宗教、风俗等方面的信息尽管简略甚至不大准确,但对俄国人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情报。另一方面,蒙古部落为俄国人提供车马、向导,甚至补充途中给养,为他们来华提供各种保障。在这一过程中,蒙语成为中俄早期交流的主要沟通语言。中俄语言中用来指称对方人物和事物的许多词汇都是经由蒙古语传入的。比如俄语中的“汗八里”,汉语中的“俄罗斯”,俄文中的“博格达汗”,汉文中的“察罕汗”等。可以说,在早期中俄文化交流史上,蒙古民族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历史作用。
    
东北一线
    
随着1619年和1628年叶尼塞斯克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建立,东西伯利亚逐步为俄国人所控制。1632年,俄国势力扩张至勒拿河流域并建立了东西伯利亚的行政中心雅库茨克堡寨。据统计,当时俄国国库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西伯利亚的毛皮,尤其是貂皮,在俄国当时的经济中实际上发挥着黄金储备的作用。(29)17世纪上半期俄国哥萨克在追逐紫貂银鼠快速东进的过程中,与世代繁衍生息于斯的蒙古民族和通古斯民族相遇,从他们的口中听到了有关达斡尔地区和黑龙江(俄国所称的阿穆尔河)沿岸资源与财富的传说。据说那里不仅盛产珍贵毛皮,而且种类繁多。此外,他们还听说那里有人种植粮食,如果能找到粮食,则对俄国巩固新占领土地具有重要意义。而有关贵重金属矿藏的消息更加激发了俄国哥萨克的发财梦。他们开始不断派遣武装人员,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武力征服黑龙江流域的中国少数民族部落,在强迫后者臣服并缴纳实物贡税的同时,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并探索前往中国的道路。从此,俄国人在西北一线之外又开辟了一条经由中国东北认识中国的途径。
    1636
年,布塔尔斯克堡总管德米特里·科佩洛夫(Дмитрий Копылов)最早从鄂温克人口中得知海边有一条河,河两岸居住着农耕定居的农民,不仅生产粮食,而且附近还有一座银山。这是俄国人第一次听到黑龙江的存在。这个消息令科佩洛夫大为兴奋。1638年,他派出五十人长伊凡·莫斯克维京(Иван Москвитин)30名哥萨克前往实地勘察,企图迫使当地居民归顺俄国沙皇。他们从途中抓到的几名鄂温克人那里获悉黑龙江两岸确有一些民族定居,也确有银山存在。(30)与此同时,从叶尼塞斯克派出的另一伙俄国哥萨克也得到大致一样的消息,并且知道了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主要是达斡尔人,其头领名叫拉夫凯。
    
雅库茨克军政长官彼得·戈洛文(П. П. Головин,?-1654)也听到了有关大河和银山的传说,于1641年命令五十人长马尔丁·瓦西里耶夫(Мартын Васильев)和十人长阿克先·阿尼克耶夫(Аксен Аникеев)溯勒拿河而上,指示他们用酒诱醉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后探听中国消息。具体问题包括:由哪条河可到中国,从水旱两路到中国城镇需要多长时间,石勒喀河离中国有多远,石勒喀河达斡尔头人拉夫凯酋长的驻地距中国有多远距离,石勒喀河上的银矿和铜矿距拉夫凯乌鲁斯有多远?(31)1643年戈洛文派遣瓦西里·波雅尔科夫(В. Д. Поярков,?-1668)远征黑龙江,绑架勒索达斡尔人,寻找银矿和粮食。波雅尔科夫在这里获悉达斡尔人向中国的一位“大人物”进贡,所有的金属制品和布匹也是从大汗那里运来的。而这位大汗统辖众庶,其城池以圆木建造,外围土墙,其军队人数众多,使用弓箭、火器和大炮。此外,大汗的国家还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波雅尔科夫打听到的这位大汗,就是清朝的顺治皇帝,正在将都城由盛京迁往北京。(32)
    1646
年,叶尼塞斯克哥萨克康士坦丁·伊凡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а Иванов)等前往外贝加尔地区的蒙古图鲁海塔布囊处,探听传闻中银矿的位置和炼制银子的方法。图鲁海塔布囊向俄国人介绍说,他那里没有银矿,博格达皇帝那里才有银矿,也有银子。但他没有讲明这是个什么国家。他们相信这个皇帝是强大的,有很多银子。他的武器是大铜炮和各种火器。而后,图鲁海塔布囊派向导送他们去参见了车臣汗。对于俄国使节关心的银矿问题,车臣汗的属下告诉他们:“博格达皇帝的山里石头中有许多银矿石和银子,银矿附近有两万名精锐骑兵持兵器常备护卫。他们身披铁甲,外罩绸缎,他们的马上也有铁甲,使用各种火炮和火器,如同你们的国君一样。他们守卫这些银矿,是为了防止汉人和我们蒙古袭击,而我们的蒙古王则派人到博格达皇帝那里用貂皮交换银子。”(33)此前一年,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伊凡·波哈鲍夫(Иван Похабов)也拜访了车臣汗,所关心的问题还是银矿的地点。车臣汗告诉他,博格达皇帝统治的中国有银矿,中国人在大海的那一边开采银矿,而从车臣汗的驻地到博格达皇帝那里有一个月的路程。此外,在旧中国皇帝那里也有银矿山,由500人的卫队守护,卫队由旧中国皇帝的儿子节制。从博格达皇帝处到旧中国皇帝处需要走3个月。(34)波哈鲍夫所说的“旧中国”,显然指的是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抵抗“满清”的南明政权。图鲁海塔布囊是车臣汗的女婿。早在1638年,喀尔喀车臣汗、土谢图汗、札萨克汗向清政府奉表称臣,岁进一峰白驼,八匹白马,谓之“九白之贡”,漠南蒙古从此尽皆臣服清朝。当时贝加尔湖以东直至尼布楚一带,是布里亚特等蒙古族游牧的地区,归喀尔喀王公管辖。通过喀尔喀蒙古人,俄国人知道中国当时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博格达皇帝,另一个是旧中国的皇帝,在他们所管辖的地域内都有银山。
    1650
年,以哈巴罗夫(Е. П. Хабаров)为首的远征队再次远征黑龙江。他在这里探听到,黑龙江沿岸的九个达斡尔人部落都是清朝皇帝沙姆沙汗(即顺治皇帝)的贡民。在雅库茨克军政长官给哈巴罗夫的训令中,要求后者若有机会出使博格达皇帝处,务必传达俄国沙皇的“谕旨”,内称“君主以往对你博格达汗未曾有闻,而今他命我们派少量人员施恩与你……望你博格达归附于君主。如果你博格达不肯归附君主……将下令消灭你博格达,夺取你的城池,连同你的妻女统统杀光。”(35)1651年哈巴罗夫在给雅库茨克军政长官德·安·弗兰茨别科夫(Д. А. Францбеков)的报告中说:“达斡尔土地可以占领,这块土地将是沙皇的第二个西伯利亚王国。若有可能,可派大军去征服博格达的沙姆沙汗和立他为汗的那个人。达斡尔土地即使供应两万人粮食也毫无困难。使沙姆沙汗臣服皇帝是有利的,因为在他的王国里有一座银山……沙姆沙汗有很多珍珠、宝石。只是对付他不像对付达斡尔人那样容易,因为他的城墙都是石造和木造的,没有大炮,交锋用的武器,除弓箭外,还有长矛和弯刀。”(36)从此可以看出,在俄国政府以及哈巴罗夫看来,顺治皇帝不仅可以征服,而且必须要征服,也唯有如此,才能建立他们所谓的第二个西伯利亚王国。他们从与达斡尔人交手的经验中得出了中国没有大炮的判断。不料一年之后,他就遭到了清朝军队大炮的猛烈回击。1652年,俄国哥萨克抓到了汉人。这些汉人告诉俄国人,他们是尼堪人,人数众多,他们的皇帝姓朱,正在抵抗博格达皇帝。尼堪皇帝从不向任何人纳贡,他的国家出产金、银、宝石,河里的贝壳生产珍珠,另外还有蚕丝和棉花。(37)这是俄国人直接从汉人口中听到的有关南明的消息,中心意思是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朱姓皇帝,天下独尊。
    
面对俄国入侵者的暴行,中国边民进行了激烈的抵抗。达斡尔头人桂古达尔曾义正词严地向哈巴罗夫说:“我们向博格达皇帝沙姆沙汗纳贡,你们来向我们要什么实物税,等我们把自己的最后一个孩子扔掉以后,再给你们纳税吧!”(38)1652年,为捍卫国家领土和保卫边民的生命财产,清驻宁古塔捕牲翼长希福率军袭击了哈巴罗夫武装分子盘踞的乌扎拉城。这是俄国侵略者第一次遭到中国政府军的反击,死伤惨重。俄国人被迫放弃乌扎拉城,躲避清军的进剿。1653年,清政府任命沙尔虎为宁古塔昂邦章京,镇守宁古塔地方并征剿俄国入侵者。很快,博格达皇帝正在派遣大军前来征剿的消息就传到了俄国侵略者的耳中,令他们惶惶不可终日。达斡尔人的顽强反抗以及博格达军队的坚决反击,使得哈巴罗夫充分了解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和一个军事实力雄厚的国家。
    1653
年,俄国贵族德米特里·季诺维也夫(Дмитрей Зиновьев)来到黑龙江地区,在代表沙皇犒赏俄国哥萨克的同时,开始考虑向北京派出使节,试图与中国方面划界而治。他派遣特列尼卡·切奇金(Тренька Чечигин)等五人“去见博格德皇帝(即博格达汗一引者注)和尼堪皇帝,劝说博格德皇帝和尼堪皇帝率领自己的整个国家归顺于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入籍为民,永世不渝地为大君主效劳……要他们(指切奇金等五人一引者注)在这些国家千方百计地、不要公开而要秘密地打听哪些国家出产金银,在博格德皇帝或尼堪皇帝的国家里有没有这种矿产?产在什么地方,从达斡尔地区到博格德国、到尼堪国有多远?要走什么样的路,是走草原、山区的陆路还是走水路?”(39)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所关心的只有金银以及能够获得这些金银的途径。然而,这五个人没走出多远,就被复仇的达斡尔人杀死了。
    
上述事实表明,吸引哥萨克东来的是毛皮以及传说中的银山金矿,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择手段。对于俄国政府而言,征服贝加尔湖以东的原住民,占领他们的土地是其最终目标。俄国人尽管在东北一线一直没有停止探听中国的消息,但无论是对于新崛起的清朝,还是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反清政权,俄国人的认识都十分有限。
    
主题词或形象套语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即17世纪上半期,与俄国向东扩张的速度相比,俄国人中国知识的积累过程却非常缓慢。而且来自东西两线的信息并无明显的交汇、补充或继承关系,甚至长期处于一种相互独立的状态。在西北一线,俄国中央政府及西伯利亚地方当局是通过与和特辉特部和额鲁特部互派使节来探听中国消息的。这些蒙古部落在元朝灭亡后依然保持着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有些部落甚至要向明朝进贡,经常将大批马匹牛羊赶到边境集市交换所需要的金属制品、纺织品和粮食,并且由于信奉藏传佛教而与西藏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宗教关系。而在东北一线,俄国人的中国认识是在通过武力征服蒙古、达斡尔和鄂温克等民族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无论是西线还是东线,俄国人所关注的问题大体一致,无外乎国家与民族、位置与距离、物产与财富、国力与军力、宗教与习俗等。然而,由于时间、地域以及中介的不同,其获得的中国信息也各有特点。笔者拟选取若干主题词或形象套语来更加直观地说明那一时期中国在俄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契丹湖:在西文文献中,自马可·波罗起,契丹就成为中国北方的指代,而在俄文中,契丹就是中国。16世纪上半期,德国人赫贝尔斯坦(Sigismundvon Herberstein)男爵曾两次奉日耳曼朝廷之命出使俄国。1525年他出版了《俄国纪略》一书,其中收录了一幅俄国地图,图上标注了鄂毕河的位置,在鄂毕河的源头有一个大湖,其名为“契丹湖”,而在鄂毕河的右岸上则标注了“汗八里”的位置。受此影响,在当时欧洲和俄国刊印的俄国地图中,都标有鄂毕河以及“契丹湖”的位置。现在看来,这个“契丹湖”很可能就是巴尔喀什湖或斋桑湖,但当时的俄国人确实相信通过鄂毕河就可以到达“契丹湖”,进而实现前往中国的目标。“契丹湖”名称的来历与历史上西辽在中亚地区的巨大影响有关。在穆斯林和西方史籍中,西辽王朝(1124-1211)被称为哈剌契丹或黑契丹。在被成吉思汗蒙古大军灭亡之前,西辽王朝称雄中亚近百年,其疆域“东起土拉河,西包咸海,北越巴尔喀什湖,南尽阿姆河、兴都库什山、昆仑山,面积不下四百万平方公里。”(40)在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游牧民族的记忆里,契丹就位于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契丹湖的传说反映了当时俄国人对中国的地理位置还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
    
大明:中国离鄂毕河不远,其都城就在所谓的“契丹湖”边,这是16世纪俄国人对于中国地理位置的错误认识。直到1609年别洛格洛夫出使阿勒坦汗归来后,俄国才知道中国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近,至少也有数月的路程。7年后,丘缅涅茨使团从阿勒坦汗那里探听到了中国在遥远的大海边,皇帝的名字叫大明。俄国人之所以将中国一个王朝的国号与中国皇帝的名字张冠李戴,很可能是由于翻译或者俄国使节缺少文化素养所致。1617年,俄国政府还将这一重要情报向瑞典使臣进行了通报。直到彼特林在两名蒙古喇嘛的带领下抵达中国边境后,才知道大明不是皇帝的名字,而是中国的一个王朝的国号。
    
石筑城:在17世纪前30年俄国人从西部蒙古人那里带回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中,一再强调中国的城池是用石头筑成的,而且中国皇帝的宫殿也是用石头建造的,言语之中流露出对中国的强大与富足的景仰之情。石头建筑不仅仅是建筑材料的进步,而且也是城市文明的象征。对于常年以天为盖、以地为席、夜宿帐篷的蒙古民族而言,石头建筑是与安逸富足的城市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俄国人而言,由于居住地森林资源丰富,习惯于用木材搭建房屋,直到从拜占庭接受了基督教之后,才开始出现石造建筑。此后,石造建筑成为皇家贵族宫殿及东正教教堂的主要样式。但令俄国人没有想到的是,木结构建筑才是中国建筑文化的主体。
    
火绳枪:这是中国国力强盛的又一标志。17世纪初,欧洲人已经放弃了古老的弓矢,改而使用更为先进的火器,从冷兵器时代过渡到了热兵器时代。在欧洲,是否装备火绳枪成为判断一个国家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俄国人从西部蒙古人那里获悉,中国军人在战斗中使用火绳枪,而且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现在看来,蒙古人向俄国人提供的这一信息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因为火铳确实是明朝军队的制式装备,既有铜制的,也有铁制的,广泛用于边防、海防和城防。明朝军队曾从葡萄牙人和倭寇手中缴获了火绳枪,明兵仗局借鉴其技术改进了中国的火铳,生产出了更为先进便用的鸟铳。显然,在边境地区用马匹牛羊交换内地金属制品和布匹的蒙古人亲眼看见过明朝士兵手持鸟铳守卫边关的景象,并将这一信息告诉给了好奇的俄国人,使得后者获得了有关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最初判断。
    
汗八里:自从马可·波罗的行纪传世以来,“汗八里”就在欧洲成为元大都的别名。在突厥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皇帝之城”。金帐汗国时期,前往伏尔加河下游萨莱朝贡或述职的俄国大公们或许听到了汗八里的盛名。16世纪中期,这个响亮的名字再次引起了俄国人的注意。它先是出现在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之上,位置就在鄂毕河岸边。进入17世纪后,阿勒坦汗告诉来访的俄国使节:“中国的大明皇帝在汗八里城居住,此城离靠近蒙古的中国边境城市很远。”(41)1654年俄国派政府代表团出使北京,无论在上级颁发给巴依科夫(Ф. И. Байков)的指令中,还是在他回国后提交的报告中,北京城始终被称为“汗八里”。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北京”开始出现在俄国文献当中。1657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А. И. Буйносов-Ростовский),在向西伯利亚衙门汇报谢伊特库尔·阿勃林(Сеиткул Аблин)从中国返回的报告中提到了“北京”,但拼写方法为“Бизин”。(42)然而,这个名称当时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以至于1676年斯帕法里在出使报告中还需要对中国都城的名称做一番特别说明:“北京是博格达汗的都城,在鞑靼文、卡尔梅克文和俄文中称作汗八里,就是皇城的意思。”(43)斯帕法里使用了另外一种拼写方式“Пежин”。“北京”在经历了一段与“汗八里”交互使用的时期之后,逐渐取代了后者而成为俄文中中国都城的固定名称,并最终借用西文中的“Peking”而使用了“Пекин”的拼写方法。“汗八里”在俄语中的长期使用,进一步说明了蒙古人以及蒙古语在中俄早期交往中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同样受蒙古语的影响,彼特林等人在回答喀山宫廷衙门的质询时,还将北京称作“克里木城”。
    
神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也是早期俄国人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已经信奉了藏传佛教的西部蒙古人向俄国东正教徒们传递了一些相关信息。1608年首次出访阿勒坦汗的俄国人获悉,中国人有自己的庙宇,钟声嘹亮,但屋顶不装饰十字架,因而判断其不信奉上帝。然而,中国人到底信奉什么宗教,蒙古人也不知道。有些到过中国边境城镇的蒙古人走进过明朝人的庙宇,向俄国人介绍说中国人的神像有绘制在纸上的,也有是真人大小的金属造像。只有彼特林提到中国有泥塑的神像,虽周身贴金,但样甚恐怖。更令他们感到不解的是,中国人戴着帽子向神像下跪并磕头。很显然,俄国人在描述和评价中国的宗教时,是以基督教教义和仪轨作参照的,视中国人为异教徒,多少流露出一些文化上的优越感。
    
城墙:在俄国早期对中国的印象中,城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词或形象套语。早在1617年,俄国大贵族舍列麦捷夫(Ф. И. Шереметев)及其属下在向英国使臣麦里克介绍中国情况时,称中国由一座城墙环绕,绕行一周需要十天路程。此时的俄国人认为中国仅仅是一座周围没有属县的城市而已。彼特林来华后才真正见到了中国的城市。从呼和浩特、张家口到北京,他对沿途经过的每一座城市都进行了记录,尤其关注各个城市的城墙、城门、城楼以及城防。当然,现在看来有些地方可能并不是城市,而是大的村庄,但对那时的俄国使节而言,这些中国居民点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人口数量上都不亚于他们本国的城市。尤其是这些居民点都有完整的城廓、众多的人口,发达的市场以及一定的城市防卫力量。此外,他还第一次对中国的长城进行了介绍,说中国的“城墙是用砖砌的,沿边界城墙上的城楼,从头到尾,我们计算大约有一百来个,至于到布哈拉和靠海处的城楼,据说多得不可胜数。各城楼之间相距约一箭之地……(中国人说)城墙上建有很多塔楼是为了敌人一旦逼临边境,我们便可在城楼上点起烽火,使我们的人在城墙上和城楼上各就各位进行防守”。(44)彼特林对长城的详细介绍说明眼前这座“克里木”(彼特林对于长城的称呼,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城墙”)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博格达汗:俄罗斯人对中国皇帝的称呼同样来自蒙古语。从17世纪起,“博格达汗”、“博格达皇帝”以及“博格达王”等便成为中国皇帝的代名词。1636年,蒙古16个部落承认天聪汗皇太极为蒙古大汗的继承人,并尊其为“博格达彻辰汗”,意为“宽温仁圣皇帝”。在这次盛会上建汉文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博格达汗”这一名称随之进入东北地区属于通古斯语系的各民族语言中。在俄语中,“博格达汗”一直作为清朝皇帝的同义词在使用。哈巴罗夫率军侵入达斡尔地区时,达斡尔酋长曾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他们都是博格达皇帝的子民,只向沙姆沙康(顺治)皇帝交纳贡赋。随后沙皇谕示哈巴罗夫,要他用武力征服博格达汗的国家。而在西北一线,蒙古人从未提及“博格达汗”的名号,而将中国皇帝称为“大明皇帝”,因为其与俄国互派使节的时期正值中国的明代,而且与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没有联系。
    
银矿:紫貂就是神话中的“金羊毛”,掠夺成性的罗斯为之销魂夺魄,那永不消逝的诱人魅力,驱使他狂奔疾走,横越整个大陆。(45)这是英国学者约翰·巴德利(J. F. Baddeley1854-1940)为其《俄国·蒙古·中国》一书所写的卷首诗。然而,当俄国人到达远东地区后,除了强行勒索生活在我国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缴纳毛皮实物贡赋外,还听到了另一个更为诱人的传说,即在不远的黑龙江边,有一座取之不竭的银矿。受到这一激动人心的传说的鼓舞,俄国哥萨克开始疯狂地抓捕拷打我国边民,想从他们口中获得这座银矿的确切位置。他们最后得知,银矿在博格达汗的国家,而且有重兵把守。银矿或银山的传说,加深了俄国人心目中有关中国财富的认识,激起了他们更加强烈的侵华愿望。
    
尼堪:“尼堪人”是满人对汉人的称呼,在《满文老档》中已有记载。在黑龙江流域生活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中,也是如此。根据俄国满学家杂哈劳(И. И. Захаров,1814-1885)1875年出版的《满俄大辞典》,“никан”一词来自汉文中的“汉”字发音。(46)17世纪中期,俄国哥萨克在达斡尔地区听说博格达人的同时,也探听到尼堪人的消息。经过一段时间俄国人才弄清了博格达国、尼堪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知道这个尼堪国其实就是那个他们称之为“契丹国”的中国。(47)他们还了解到,那个博格达汗正在与尼堪皇帝打仗。由此看来,俄国人所称的尼堪国实际上指的就是明朝,而所谓的博格达国则是指清朝。有时,他们还将南明政权称为“旧中国”,以对应清朝的“新中国”。而且,他们听说尼堪国比博格达的国家更加富庶,金山银山,宝石珍珠,数不胜数。此外,侵入黑龙江流域的俄国人此时对明清王朝更替已有所耳闻,并知道强大的博格达汗已经对尼堪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这些主题词是17世纪上半期俄国人在描述中国时最具代表性的套语,具有丰富且复杂的内涵,是那个时代俄国中国形象的浓缩。
    
余论
    
俄国经由蒙古等民族形成的对中国的认识,终结于1656年巴依科夫使团来华。巴依科夫在北京的行动尽管也不自由,但停留时间却长达半年,其出使报告对中国的描述,无论在丰富性上或是准确性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而彼特林虽于1618年就来过北京,但只是在驿馆内被严密看守了4天就被遣送出境。加上他非但不通语言,还几乎是个文盲,一切信息均来自随行的蒙古喇嘛,对俄国政府中国知识的积累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莫斯科政府是1653年开始筹备派出巴依科夫使团的,财务衙门向巴依科夫下达了洋洋万言的出使训令。该指令除了要求巴依科夫为捍卫沙皇尊严应遵循的外交礼仪之外,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也是核心内容。指令显示,俄国政府当时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包括:博格达汗对俄国朝廷的态度,他是否打算派遣使者和商人携带货物前往俄国,中国人对他——巴伊科夫被派到他们那里去是否满意,中国人对待使者和专使的礼遇如何,中国人的信仰如何,中国的人力、财力、兵力有多雄厚,有多少城市,他们是否在与别人进行战争,原因何在,他们有哪些贵重首饰及宝石,是当地的手工制品,还是外来货,是从何处和如何运去的,俄国人同中国人之间通商能否持久,向进口货物征收多少税,粮食、辛香作料及蔬菜的收成怎样,还要探明由俄国边界到中国走哪条道路最近?由西伯利亚去中国沿途住有哪些领主,他们归顺于谁?(48)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积累,本该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俄国政府在这份指令中所提出的问题,竟然与几十年前俄国使节出使蒙古和特辉特部和额鲁特部时希望了解的情况基本一样。
    
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对华外交不是17世纪中叶以前俄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方向,起码没有将中国置于与欧洲国家同等的地位,而希望与中国皇帝建立一种类似于“沙皇与高贵的大君主土耳其苏丹、波斯沙赫及周围的其他各国大君主”(49)那样的“亲善关系”。二是俄国政府缺乏对中国信息的整合能力。到17世纪中期,除了来自东西两线俄国使节以及俄国哥萨克的报告外,经由中亚商人以及中国商品等介质流传到俄国的中国信息已经不少,但俄国政府为巴依科夫制定的这份指令却不能全面反映俄国对中国认识的真实水平。笔者同意奥地利的卡佩勒(Andreas Kappeler1943- )教授的观点。他认为:“这恐怕要归咎于在行政方面使节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这两个机构各自为政。”(50)三是当时的俄国政府还不具备及时从其他欧洲国家引进中国知识的能力,几乎全部有关中国的信息都来自生活在中俄之间广袤草原与森林中的东方民族,而这与18世纪俄国大量从西文译介中国题材的文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此外,还有几个因素严重制约了俄国早期中国信息积累的质量和影响。首先,无论是信息搜集者,还是提供者,其受教育程度都非常低,大部分是文盲,缺乏必要的信息判断与综合能力,而仅限于将听到的情况作简单甚至可能是失真的复述。第二,俄国中央政府以及西伯利亚地方当局的兴趣决定了这些信息搜集者的观察视角,使得对中国的关注长期停留在诸如道路、位置、物产、宗教等几个预先设定的问题上。第三,充当中介的蒙古等民族的文化相对落后,其对中国的认识本身在完整性和准确性上就有很大缺陷。第四,翻译人员同样不具备完整传递双方思想的能力,误会常有发生。这些因素导致17世纪中期以前俄国所获得的中国知识具有不确、片面、重复等不足,加上有关中国的文牍大多长期封存于政府档案之中,对俄国社会中国形象的形成并未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充其量只能代表俄国政府层面所了解的中国形象。
    
那么,17世纪中期前后俄国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到底达到一种什么程度,或许可以通过另一份珍贵的文献来得到答案,那就是17世纪60年代由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得·伊万诺维奇·戈杜诺夫(П. И. Годунов)组织编写的《中国和遥远的印度详情》。该文件一句一主题,言简意赅,内容主要来自对俄国商人、公职人员、布哈拉商人、土尔扈特人以及去过中国的其他民族商人的询问记录。在全部154个问题中,真正有关印度的问题只有末尾的两个。因此,这份材料实际上就是一份中国信息汇总。举凡有关中国的政治、社会、法律、宗教、税收、价格、物产、民风习俗等方面的情况,虽不能完全排除牵强附会之处,但大多能在这里找到尽管简略但却基本正确的答案,被俄国汉学史专家斯卡奇科夫(П. Е. Скачков,1892-1964)誉为“俄国第一部中国百科全书”(51)。比如,中国有13个省,康熙皇帝14岁亲政,当今皇帝的父亲(指顺治皇帝)接受了卡尔梅克人的信仰(指信奉佛教),汗八里有九座城门,久切尔人(指满人)对汉人怀有戒心,南方一年可以种两茬庄稼,北京城生火烧石头(指煤,当时俄国人还不知道使用煤),中国使用汉、满、蒙、藏四种语言,但汉语最为通行,等等。这些情况都与事实相符。尽管此书编写在彼特林和巴伊科夫的使节报告问世之后,但内容大多是全新的,显示其与这两种文件不存在渊源关系。斯卡奇科夫认为,《中国和遥远的印度详情》中的信息大约有十分之一来自彼特林和巴伊科夫的报告(51),笔者以为这仅是一种缺乏依据的推测。这份材料视角多样,内容详明,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俄国社会对中国的集体记忆或想象。由此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认识:中俄人民之间的交流远比两国政府间的联系更为频繁,民间人士的中国知识似乎比俄国政府部门更加丰富。
    
注释:
    
①宋濂等撰:《元史》卷三十四,文宗本纪三。
    
②宋濂等撰:《元史》卷三十五,文宗本纪四。
    
③Горбачева З. И. Первые сведения китайцев о России//Из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в странаx Востока. Вып.2. М., 1961.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阎国栋、肖玉秋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
    
⑤Палладий Кафаров. Русское поселение в Китае в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ⅪⅤв.//Живая старина 1894. .1.
    
⑥Бретшнейдер Э.В. Русь и Асы на военной службе в Китае//Живая старина. 1894. .1.
    
⑦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усских летописей. Т.6. СПб., 1853. С.125.
    
Cкачков П.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C.15.
    
⑨汪介之、陈建华:《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49页。
    
⑩Фишер И.Э.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разных именаx Китаи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о ханскихти тулаx//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к пользе и увеселению служащие. Октябрь, CПб., 1756. C.311-327.
    (11)Andreas Kappeler, Die Anfnge eines russischen Chinabildes im 17. Jahrhundert, in: Saeculum 31, 1980.
    (12)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翻译小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1页。
    (13)
同上,第53页。
    (14)
Чимитдоржиева Л.Ш. Русские посольства к монго-льским Алтан-xанам ⅩⅦ в.Улан-Удэ, 2006. С.55-107.
    (15)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48页。
    (16)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65页。
    (17)
Фишер И. Э. Сибир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 самого открытия Сибири до завоевания сей земли российским оружием.СПб., 1774. С.260-261.
    (18)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74页。
    (19)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C. 16-17.
    (20)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105页。
    (21)
Чимитдоркиева Л. Ш. Русские посольства к монгольским Алтан-ханам ⅩⅦ в. C. 105.
    (22)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94页。
    (23)
同上。
    (24)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62页。
    (25)Andreas Kappeler, Die Anfnge eines russischen Chinabildes im 17. Jahrhundert, in: Saeculum 31, 1980.
    (26)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146-148页。
    (27)
同上,第157-158页。
    (28)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144页。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75页。
    (30)
沙斯季娜著:《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三级工农兵学员、教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63页。
    (31)
.50.1641 г.мая 30.—Из наказной памяти, данной из Якутской приказной избы березовскому пятидесятнику Мартыну Васильеву и десятнику Аксену Аникееву о проведывании путй в Китай//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в XVII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В 2-х томах. T.1.1608-1683. M., 1969. C. 117.
    (32)
刘民声,孟宪章:《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编年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15页。
    (33)
.54.1647 г. июня 29.—Сказка в Енисейской приказной избе енисейского казачьегодесятника Константина Иванова с товарищами о посольстве к монгольсксому табуну Турухаю//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в ⅩⅦ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B 2-х томах. T. 1.1608-1683. M., 1969. C. 123.
    (34)
.55.1648 г. октября 20.—Расспросные речи в Тобольской приказной избе енисейского сына боярского И. Похабова о поездке к Цецен-хану и опопытке проехать от него к киязюо Богдою//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Ⅶ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B 2-x томах. T.1.1608-1683. M., 1969. C. 125-126.
    (35)
.56.1650 г. июля 9.—Из наказной памяти, данной из Якутской приказной избыприказн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Е. П. Хабарову, о походе в Даурию//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Ⅶ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B 2-х томах. T.1.1608-1683. M., 1969. C. 127.
    (36)
刘民声,孟宪章:《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编年史》,第37页。
    (37)[
]古文献研究会编:《历史文献补编——17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郝建恒、侯育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70-71页。
    (38)
刘民声,孟宪章:《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编年史》,第39页。
    (39)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二册,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翻译小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92页。
    (40)
魏良弢:《西辽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页。
    (41)
.49.1639 г. позднее апреля 8.—Из статейного списка посольства сына боярского В. Старкова к монгольскому Алтын-хану.—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ропуске русских послов в Китай и сведения о Китай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Ⅶ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B 2-x томах. T.1.1608-1683. M., 1969. C. 116.
    (42)
.83.1657 г. между марта 12 и августа 31.—Отписка тобольского воеводы А. И. Буйносова-Ростовского в Сибирский приказ об отьезде из Тобольска в Москву Сеиткула Аблина, вернувшегося из Ци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Ⅶ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B 2-x томах. T. 1.1608-1683. M., 1969. С.215.
    (43)
183.1675 г. февраля 281676 г. не ранее июля 20.—Статейный список посольства Н. Г. Спафария в Цинскую империю//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Ⅶ веке.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B 2-x томах. T.1.1608-1683. M., 1969. C.358.
    (44)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114页。
    (45)[
]巴德利著:《俄国·蒙古·中国》上卷第一册,吴持哲、吴有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页。
    (46)
Захаров И. И. Полный маньчжур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Пб., 1875.
    (47)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акты о подвигах Ерофея Хабарова на Амуре в 1649-1651 гг.//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 СПб., 1840, Кн. 1.
    (48)[
]尼古拉·班蒂什一卡缅斯基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3-24页。
    (49)
.72.1654 г.февраля 11.—Грамота царя Алексея Михайловича цинскому императору Шицзу о посольстве Ф. И. Байкова//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Ⅶ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B 2-xтомах. T.1.1608-1683. M., 1969. C. 167.
    (50)Andreas Kappeler, Die AnfAndreas Kappeler, Die Anfabildes im 17. Jahrhundert, in: Saeculum 31, 1980.
    (51)
Скачков П. Е. Значение pукописного наследя pусских китаеведов//Вопpосы истоpии. 1960. . 1.

(转引自:俄罗斯研究()201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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