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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鼠疫:澳门的公共防疫
来源:《清史参考》2012年第46期 作者:郭卫东 点击数:4350 更新时间:2014-1-18

鼠疫是人类历史上传染最烈的瘟疫之一,1894年(光绪二十年),在广州和香港爆发空前鼠疫的同时,咫尺之遥的澳门却未受侵扰。次年,鼠疫影响澳门,也只是稍有感染,未见流行性传播。联系到2003年的“非典”,澳门也能独善其身,那里果真是一块五毒不侵的“福地”吗?  

  1894年初,广州“疫疾初来,先死鼠,后死人,有一家而死数人者,有全家死绝者,死人十万有奇”。鼠疫在5月初传入香港,5月10日,港岛被宣布为疫区,“当时仅是6月7日那一天内,中环太平山那一个人口挤住得最密的地区,就死掉一百多人,而且又有六十多人被传染上这种不治之症,立刻就闹得人人自危”。令人称奇的是,“时疫流行,省港遍及,惟于澳门一隅独享太平,几疑天之待澳居民为独厚”。不料,次年,鼠疫传入澳门,疫症最重的是水手东街,“街口有第廿一号门牌之屋,连旬之内共死九人”。再是福隆新街:“街内有妓名成就,沾有时疫”。易感人群主要是贫苦人家,他们居住环境差,人口拥挤;再是娼寮妓院,人品流杂,外来人多。但澳门鼠疫却蔓延有限,不像广州、香港那样死亡人众,波及面广,而是很快就被治理。在这里,全民防疫发挥了重要作用。鼠疫属于烈性传染病,公共防疫很重要,这方面澳门有诸多值得称道的作法:

  第一,构建公共预防体系。面对烈性瘟疫,建立公共预防体系十分紧要。“疫气未盛之时,当思预先防治之法,应择医院之内,周时通风……如有亲友赴探病房,其一,当用工役跟随其探候病人之后,既相晤对,许之讲话,至久约五分钟,不得任令探候之辈以手贴摩病人身体;其二,若有愿留院内扶侍其所探候之病者,应照院内工人一律约束,如欲出院,须先安置清洁之地居之数日,方许放行,一切器物,皆须遵照医生条矩,用药熏涤云。”鼠疫突破防疫线后,澳葡当局迅即开办常设的“公用医馆”,该馆是澳门最高防疫管理机构,职责是接收疫情和死亡报告,监督民众“按照卫生事例妥为办理”,对死亡者逐一验尸,登记亡故者,颁发出葬凭照。澳门过去并无严格的丧葬报告制度,民间又流行长期停尸的习俗,很不利于疫情防治,为鼓励民众及时申报,还公告按规定时间出殡者,免丧葬费。为增强公共防疫体系,当局还从葡萄牙里斯本调配医务力量,“近由西洋京城派调官医亚鲁祚来澳,藉资臂助”。民众也被广泛动员起来,自觉严防死守,“对海之沙尾、柏山一带,凡有外来人众,面貌可疑,非属本村者,守村更练阻不令进,防病马之乱群也,殆亦防卫乡间之善法”。

  第二,建立公共隔离机制。澳门紧邻广州、香港,为防鼠疫传入,当局颁布条例:所有来澳船只,在各客未登岸之前,由澳方派医生上船查验,如“疑其患此症者,尤须留心阅视”,不准登岸。又规定各类船只在指定地点靠岸,无特殊情况,晚间不得与岸上人往来;白天由关闸路径来澳者,须经官医验视后方准进入,晚间无论何人俱严禁由关闸陆路入澳;所属各离岛也照此办理。对于染疫者,则在澳门就地设立隔离区。隔离区分三类,一是医院及附属隔离点,系重点防范地带。公共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民众的广泛投入,或相当程度上的公益性。在瘟疫面前,澳门绅商表现出高度自觉,解囊相助,“在湾仔建搭大棚厂一座,安置病众”,为防疫作出突出贡献。隔离病区办得颇为成功,“石角嘴新设之镜湖医院分局,既得地利,复竭人功。盖滨海临水,绝无地气之升腾,四面生风,所有疫气而荡涤”。二是发病区,“有某宅雇唤街车,载其八龄幼女前赴医院,于例不合,西差将车拘赴捕房,车夫当即保释。车待熏涤,交给公司备领”。疫区不得随便进入,交通工具严格区别,特别标示,使得疫区和医院两点之间的往来交通全线隔离,避疫消毒措施可谓严格。三是建立海上隔离区,根据澳门人口密度大,陆地受限的顾虑,“其有未曾染恙之人,最善系迁诸水次买艇而居,因乃疫气不到蛋民(我国水上居民的旧称——编者注)之处(实际上是鼠蚤难到船上)”。

  第三,完善公共卫生体系。鼠疫主要依靠动物宿主即鼠类和昆虫媒介如跳蚤等传播,所以环境卫生特别重要,“各等不洁之屋亦一律督令洗涤”。澳门一些地方原有收购出售旧衣物的营生,正是跳蚤虱子最易孳生的处所,澳门官民同心协力革除弊端,“三巴门各街杂架店并草堆街一月押等铺均藏有破烂衣服,秽垢不堪,或从病死之身剥脱而来,亦未可悉”。当局“赴店搜查,统将所藏破衣及秽垢布料,按斤给钱,抬到妈阁海旁空旷之地,取得火油二十箱,发火焚化”。各店认为这是干扰其生意,“多不欲遵,间遣妇女由头哭,继以咒”,办理者坚不退让,“旋闻各仵作多有抬尸至坟,盗取其衣入澳典卖者,乃遂驰赴各殓工之寓查搜,果得积衣甚伙,责饬数言,取而焚之,并不给值。即谕守关闸之西兵,遇有抬棺人役葬毕而进者,务须搜检其身,藏有死人衣服,拘解候讯”。因为利之所在,某些人企图蒙混,如在镜湖医院焚烧收缴秽衣的工人“从衣中检出值钱者”,“怀藏将典卖”,舆论要求澳门政府督促院方严加查处。疫症期间,澳门还采取了全民动员的全岛熏蒸法,全澳统一时间点燃药气,对病毒进行灭杀,药物免费发放,使贫穷人家亦能同时实施。据说此种熏蒸法十分有效,直到民国年间,福建等地爆发鼠疫,也经常采用此法。中国传统的中医,也是澳门公共卫生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报载:“有邓云山医生,名贵修,前在镜湖医院施诊,今有医论一篇,良方数条惠到本报,嘱为刊登,以期公而济世。”

  第四,推行公共疫情报告制度。鼠疫期间,澳门以法令形式规定医生“疑系因奇异病症身故者,须立即报知医局及华政务厅”。同时规定,只要及时报告疫患,便实行免费运送和治疗,这是公共疫情报告制度真正能够实行的必要前提。报告汇总之后,由当地报刊开设《时疫汇记》等专栏公布疫情。

  第五,改善公共环境。在这个领域,澳门进行了三项影响深远的工作。首先,改造厕所。“澳地行人,不论中西人士,每每于路隅阴僻之地私行便溺,积秽熏人,行客掩鼻。”为维护环境,当局下令“近闻各家厕所,殊失妥理洁净之道。其因而毙命者,未始不出于此。为今之计,自宜速筹良策,尽绝根株”。“限期三十日为止,一律粪坑统须填平,改用粪缸。自出告示十日之前,有厕之家,须赴粪政厅呈明听候派查,堪用药熏洗方得兴工填塞,如违治以抗官罪。”除对私厕改造外,澳门议事公局通过议案,增设公厕8间,以便居民。其次,禁晒粪饼。岭南村民原有在空旷地暴晒粪饼的习惯,招惹蚊虫,臭气熏天。为此规定:“一、无论澳内何处,概行严禁堆储粪料尿水。二、在本澳及附近等处严禁做晒晾粪饼。三、严禁以粪料播田,以尿水灌溉菜蔬。四、所有澳内及附近等处晒存之粪饼堆,准于本年五月初二日即要搬清出澳外,如违,即将该粪饼充公,仍使上宪发落。”此举影响村民利益,引致抗议,当局为了公共环境,态度坚决,甚至不惜出动军队来推行。再次,禁私屠乱宰。瘟疫发作,动物传染源格外引起关注,有人就认为澳门鼠疫的发作最早是由引进的猪所导致,故而当局严禁私屠病畜,“昨有屠人私将出痘之猪一口开宰售卖,业经割售过半,始为巡差知觉,拘送于案”。

  对澳门没有出现大规模鼠疫流行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主要得力于以下因素:澳门的人员流动少;检疫严格;警察比香港得力;南风空气流通好等。这只是概略分析,其实,澳门人员流动并不少,澳门的警察也未必就比香港更得力。鼠疫有三种类型:腺鼠疫,肺鼠疫,败血鼠疫。澳门流行的是腺鼠疫,并不通过空气或病人的飞沫传染,所以南风空气流动的直接意义也比较有限。澳门地区狭小,人口密度大,人员流动性强,从易感人群看,具备疫病流行条件,但鼠疫并未流行,其因何在?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防疫的公共性,表现在:

  普遍性,因为不能清晰认识病源,只能全面防疫,整个澳岛,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贫富,全行动员,这种缺乏针对性的普遍防疫反倒是特别有效且能持久。即以环境卫生而言,不仅能灭鼠,还能根绝跳蚤等的孳生,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切断了鼠疫传播链。广州和香港因为地域面积较大,人员更多,在防疫的普遍性上比澳岛难度要大,往往顾此失彼。造成的结果是,1894年广州、香港的鼠疫爆发显现为“片状”,而1895年澳门的鼠疫流行仍局限于“点状”。

  全民性,民众的参与十分重要,这与香港形成较大反差。港岛鼠疫流行期间,很多民众不理解政府作法,中外官民之间常有冲突。而澳门则基本没有此方面的问题,官民一心,共同防疫。香港与澳门比较,整体环境上或许还要略好,特别是达官贵人的居住区,但是环境差的地区,港岛比澳门更糟,如太平山一带,鼠疫正是在这些极度贫民区肆虐,澳门则极少这样的区域。

  制度性,澳门通过议事会用立法的形式颁发了《防疫条例》、《辟疫章程》、《丧葬管理条例》、《创设医馆规条》等,还对病区隔离、疫情通报、公私厕所、环境卫生、牲畜屠宰等做了一系列制度性的规范,这些制度得到民众的响应。香港与澳门相比,港英政府管理更强硬有力,但防疫却不及澳门。其中,重要原因是社会和群众的合作程度不及澳门。所以各项措施非但不能得到顺利推行,反遭重重阻碍。

  公益性,因为瘟疫患者主要在贫困人群中,如果不实行防疫和治疗上的廉价或免费,传染源将难以从他们中根除,所以,公益性是近代公共防疫体制中最典型的表征,当时澳门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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