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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配与公共防疫:1894年香港对鼠疫的应对
来源:《清史参考》2012年第45期 作者:郭卫东 点击数:4293 更新时间:2014-1-18

历史上,鼠疫在世界范围的大流行有三次,即6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公元541到542年爆发于地中海,后扩散至欧洲);14世纪的“黑死病”(一说起源于亚洲西南部,一说起源于黑海城市卡法,约在1340年散布到整个欧洲);第三次就是1894年 光绪二十年始于广州的腺鼠疫,以香港为传播源波及32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纪之交的全球瘟疫。1894年5月初,鼠疫由广州传入香港,这年香港鼠疫患者2679人,其中死亡2552人,这一年成为香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港岛鼠疫的迅速流行并屡禁不止,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英国统治香港伊始,便奉行种族歧视政策,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末,港英政府将维多利亚城中心划为欧人专属区,并强调“今后应尽可能避免华人与欧人杂居”,“于是在不同的区域内,便出现绝然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大致上港岛的中央部分和半山区域属欧人区,东西两端属华人区”。港督德辅(William Des Voeux)曾向英国政府报告:“在维多利亚城西部不及半方哩的地区内,住了超过十万人,平均一英亩住上了一千六百人。这种挤迫情形,殆为世界任何地区所不及。”一套面积为390平方英尺(约合36平方米)的房屋常住30-50名华人,人均比香港法定的华人墓穴面积(3.65平方米)还小。香港的卫生状况引起英国本土的关切,英国政府特派皇家工程师柴维克(Osbert Chadwick)来港,调查后认为港九两地公共卫生极为恶劣。柴维克报告书1882年发表,次年,港督宝云(George Ferguson Bowen)向立法局提出修法,“这个法例一旦执行,当年不合卫生的华人住宅,势将大举拆除或重建。华人社会有鉴于地皮缺乏和房租奇昂的事实,力表反对,使宝云不得不暂缓执行”。直到1887年,立法局才通过《公共卫生条例》,并组成洁净局。但这个条例同样引起华人社会不安。因担心当局随意检查民房,四万华人联名上书要求撤销该法案。华人社区恶劣的生存条件形成了“疫病的温床”,种族歧视又使港英政府对华人的施政能力大打折扣。二元社会的存在,造成香港华洋、官民之间的严重对立。这种状况使得在鼠疫面前,港英政府的应对缺乏合力基础。

  首先,封港政策陷于失败。瘟疫爆发之初,港府即行封港,却屡遭岛内人们的突破。部分是出于避疫的需要,岛内居民想逃离疫区;部分是出于华人习俗,因其并无医院的概念,染疫者多习惯在家里诊治,但此法确不适宜传染病的治疗,家人极易被传染。故一经港府人员发觉,即被强制送往医院。染疫之家,则予熏洗消毒,死者尸体须以石灰埋葬,这又与华人葬俗相悖,往往隐匿不报。“港府于是派兵逐户搜查华人房屋,每隔十天搜查一次,市民深受其扰。”于是,华人大批离港,“买办、承包商、收账人、商贩、家仆和苦力全都加入了大逃亡”。以东华医院为中心的华人社群,就离港问题与港府屡起交涉。1894年5月20日,“香港绅商在东华医院集议港地病人调理之事,时适降雨,华人至者,院内上下立满,有在院外持伞立雨中观望者。巡捕官梅及国家医生亦踵院会议,以刘君渭川为主席,……呈禀官场求准人情,俾病疫者回省”,并起草给港督的联名信。22日,有华商多名赴港督府求见,再谈“求准病人回本土”,港督答复“任人去留,并无阻止”。港英当局并不打算认真封岛,实际上采取的是明禁暗放、以邻为壑的政策。港府这一官方表态,使人们纷纷离港,“约有四万人避至他处”。几天后,离港人数大幅攀升,“目下华人之避至他埠者已有十万,每日尚有三、四千人舍而之他”。粤港间的长途转运,慌不择路,交通事故频仍,“有一华船由广州载避疫人一百五十名至石龙,中途翻覆,悉数毙于海中”。此时,港府还采取了另一项更危险的措施,就是把染疾病人转送广州,“准许染疫者离港,而染疫致死者,其尸体亦得运返原籍安葬”。港穗对烈性传染病人如此迁徙,实在不可想象。如果说做出此项决定的双方,不明厉害的广东官员是愚蠢已极,而知道此病传染性的港英官员则是明知故为,引疫它处。所谓封港政策全然失败,瘟疫在粤港间交叉传染,互为恶果。

  其次,岛内隔离面临挑战。14世纪欧洲黑死病大流行,城市隔离被广泛采用。但人群隔离是西方的防疫方式,中国传统并无此法,国人对此不太适应。还因为港英政府的种族歧视,港督曾宣布“所有受病之华人须立时移至病医船中”。只将华人转送于临时拼凑的医船中,而不包括西人,理所当然遭到华人抗拒。报载:“前数日差弁麦伊华赴吉祥街某屋查搜,见一女子患疫,欲舁(yú,抬)往医院,而亲属不允。”强制的结果是“人心惶惶未定,如疫症不退,恐不免滋生事端也”。

  再次,搜查政策遭到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对。港督罗便臣(William Robinson)曾语带讥讽地说:中国人的“看法是盲目的偏见和迷信的产物,驱使他们东躲西藏,最终必须组成搜索队,挨家挨户地寻访。发生了一些令人痛心的情况:当一支搜索队进入一座有数名患者的房子时,仓促间想尽办法躲藏……华人的聪明才智从未经受过如此严重的考验”。华人与港府交涉“求免入屋查搜”,并进行民众请愿,“忽有太平山东街居民手持呈词入院,诉称查搜屋宇人员突如其来,致惊吓小孩,实为不便,恳官于此事留意”。却遭港府严拒,罗便臣等“传见洁净局官绅”,根本不容华人代表置言,“罗制军询问刘绅曰:‘医院绅董此次之禀,其意何居?’刘(渭川)君未及详答。罗制军即言曰:‘稽查屋宇所以防疫症传染,东华医院应协力襄办,何遽反为禀请停止此等要事,碍难允如所请’”。罗便臣旋即发布公告“不许挠阻洁净各总差入屋巡查”。华商代表再赴港督府请求“免入屋查搜”,遭罗便臣呵斥:“至入屋搜检不能间断”,罗声称“各华人行为殊属不好,此次因何阻止各差入屋查搜……汝等亦各宜帮助官场,免至疫病传染,切勿多端阻止。谕毕,众俱唯唯而退”。

  又次,拆除房屋遇到激烈抗争。港府为隔离疫源,“计划拆除不合卫生的中式房子,数目约为全港民房的十分一”。6月7日,洁净局官绅会议:“将太平山有疫之屋三百五十间一概封闭,着令现居之人尽行迁徙”。但如何处置这些房屋,意见并不一致,极端者主张全部烧毁,但不同意烧屋的占多数,最后改为拆除。毁房却未盖新房,人散四处,居无定所,更易传染,遭到华人社群特别强烈反对,抗争浪潮甚至波及广州,“广东省垣,时有人粘匿名帖,略谓如港官欲毁太平山房屋,则沙面租界当纵火焚烧云”。拆屋行动还面临华人工友不愿从事的困境,“收拾屋宇及殓尸之工人日给洋银一元,尚不乐于从事”。伴随拆屋,港府决定推行人口登记,遭全港两万多人的罢工抗议,罗便臣称“这次罢工不是经济罢工,实际上是对抗该项法令和政府”。他警示香港总商会:“华人确实像孩子。父母不与孩子讨论问题,他们只是说明要做的事情,坚持要把事情做完。”于是,在港府支持下,香港资方从大陆招募新工人替代,轻易瓦解了罢工。

  最后,中医与西医严重对立。在那个时代,绝大部分生活在香港的华人还是信服中医。民众对西医的一些治疗手段并不了解,对“用西法调理,啧有烦言。盖一则恐以西药治华病,脏腹各有不同;一则恐一旦病亡,首丘(比喻归葬故乡)莫正,死者含冤,生者抱恨”。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香港唯一的中医院——东华医院承担着格外繁重的华人医疗任务,1893年住院病人达2857人,门诊病人135608人次,平均每天376人次,但全院只有4名中医。1894年,面对疫病流行,大大超过平时病员入院,压力更可想见,因病员太多,无法应对,于是另谋设立新的分院。因为部分华人对西医的不信任,有些华人甚至避开官方自建医院,“华人在九龙荔枝角建一医院,抬病人入内治之,以致或生或死,西人不得而知”。可见中西隔阂之深。

  总括看来,香港被英国占领后,华人反对殖民的斗争从未停息。而港岛的英国统治者有种族优越感,歧视华人。鼠疫来临时,港督罗便臣即称华人不愿对预防措施给予合作,是因为“他们养成了不卫生的习惯,从婴儿时代起就群居混处,不了解隔离的必要。他们非常乐意像羊一样死去,只要他们不被打扰,疾病就在他们当中传播”。这些都使得港岛族群严重割裂,导致出现华洋、官民全面对立的情况,使得港英政府颁行的每项措施几乎都遭到华人社会的反对。

  1894年香港面对鼠疫侵袭损失惨重,还与当时鼠疫未能在病源学上得到完整的科学解释有关。直到1897年,奥斯塔M.Ogata首次提出腺鼠疫的传播媒介是跳蚤,鼠—蚤—人的传播链条开始串接,而完全清晰的鼠疫传染机制是1914年才由巴科(A.W.Bacot)揭示的。所以,在未发现鼠疫病源前,只能进行漫无目标的防疫,香港是从1904年才开始大规模灭鼠的。故而公共性、全民性防疫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卫生不得不牺牲个体的自由度,如在大部分民众能够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则社会动员会比较好。香港鼠疫流行期间,因种族歧视政策的影响,华人群体多不理解港府的作法,在得不到广大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港府只得独自采取措施,动用巡捕警察等工具来强制实行,造成了大的社会震荡。

  公共防疫虽是近代的产物,但并非完全与近代性成正比,不是说,愈是近代化程度高的社会,公共防疫就必定搞得越好。这除了政府的支配外,还有民众的配合。防疫能力,一方面与社会的近代化成正比,更与民众的参与程度成正比——因为这是一项公共性的事业,如没有全民参与,将是很难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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